铜镜考古
芜湖市博物馆藏汉代铜镜撷珍
芜湖市博物馆藏汉代铜镜撷珍作者：***来源：《收藏家》2020年第02期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手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金属铸造工艺不断进步。
汉代铜镜作为常见的铜铸造品，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芜湖市博物馆收藏数十枚汉代铜镜，多为本地区汉墓中出土，制作优良，纹饰精美。
现选取馆藏制作优良、纹饰精美、保存完好的14枚不同类型铜镜介绍如下：1.星云纹镜（图1）西汉。
2010年芜湖三山区出土。
圆形，连峰钮。
两周栉齿纹间有十六内向连弧纹圈带。
其外由4枚并蒂连珠座的大乳分为4区，每区各有7枚小乳，以曲线相连，内向十六连弧纹缘。
2.连弧纹日光镜（图2）3.连弧纹昭明镜（图3）西汉。
2010年芜湖泗水园H39出土，直径8.6厘米。
圆形，圆钮，圆钮座。
座外饰6组短线纹及回旋条纹，外围饰一周内向十二连弧纹，其外两周栉齿纹之间有铭文圈带“内清以昭明，象夫日月”，多以“而”字隔开，铭文字体方正。
宽平素缘。
4.“内清”重圈铭文镜（图4）西汉。
1981年芜湖贺家园H3出土，直径17.8厘米。
圆形，圆钮，十二连珠纹钮座。
座外依次饰射线纹、宽平素凸弦纹各一周。
两周射线纹间为内铭文带，文日：“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然雍塞而不泄。
”再外，一周宽平素凸弦纹外两周射线纹间为外铭文带，文曰：“清洁白而事君，志行之合明，之玄锡之流泽，恐疏而日忘，口美之口口，口口口可。
”平素缘。
5.四乳钉四虺镜（图5）西汉。
2010年芜湖泗水园出土，直径10厘米。
圆形，圆钮，圆钮座。
座外有4组短线纹及回旋条纹，外围一周凸弦纹。
其外两周栉齿纹之间置四圆座乳钉，将镜背分成4区，每区置一虺。
四虺成钩形躯体，两端同形，在身躯外侧各有一只有冠羽乌纹，身躯内侧。
宽平素缘。
6.四乳钉四虺镜（图6）西汉。
2010年芜湖泗水园出土，直径12厘米。
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的鉴藏_周新华
分类号:BFAC美术报/2001年/02月/17日/第008版/鉴赏与收藏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的鉴藏周新华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均属浙江铜镜,然铜镜在浙江何时出现尚难断定。
从“沉鱼落雁”这个典故来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尚未出现,以至于美女西施还只能临水照面,鱼被西施的美貌所慑,都沉到水底下去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中叶以后,昭明镜、日光镜和四螭镜较多,东汉的尚方规矩镜更多。
这么多铜镜在浙江出土,很难说都是外地流入的。
此外出土最多的是东汉至西晋时的画像镜、神兽镜和龙虎镜,其主要产地从铜镜铭文来看,是在吴、会稽和武昌。
东汉会稽铜镜会稽即今绍兴,春秋战国时,为越国都城。
后代遂将会稽所产铜镜称为会稽镜。
会稽铜镜在东汉早中期兴起,有其历史原因:一是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大量北方民众南迁,东汉初年,由于“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以至“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人口的增长,使得铜镜的需要量大为增加;二是会稽一带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越绝书》卷十一曾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
从调查来看,绍兴平水附近有桃红兵康铜矿,绍兴兰亭谢家桥有大焦岭铅矿,上虞东关银山坝有铅矿,诸暨铜岩山有铜矿,都是古代开采过的。
《嘉泰会稽志》并载在县东五十里的锡山,越王曾采锡于此;三是古会稽地区自古即有发达的冶炼技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国即以铸剑著名,青铜兵器冶铸技术甚至远超中原。
综上种种,从需求、原料、技术几方面保证了会稽铜镜铸造的先决条件。
会稽铜镜中,最有特色的是画像镜和神兽镜。
画像镜以神仙车马画像镜和历史故事画像镜两类最具典型性。
从考古出土情形看,浙江东汉墓葬中出土车马画像镜较多,表明这种铜镜于东汉较为流行。
车马画像镜中的车马形象非常生动,拉车的骏马有三匹、四匹、五匹、六匹、八匹不等,矫健的骏马,或昂首飞驰,或回头嘶鸣,“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
车子的顶篷大致分两种,一是卷棚式,下部平坦,一是四坡顶,翼角起翘。
安吉出土的汉代铜镜研究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093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1（下）0 引言安吉县现为浙江省湖州市下辖县，位于长三角腹地。
据史料记载，安吉县建县于汉中平二年（185），是古越国重要的活动地，是秦三十六郡之一的古鄣郡郡治所在地。
约公元前770年，当时鼎盛的楚文化开始往周边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安吉县便是楚文化渗透的地区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现今在安吉发现了许多古城遗址和贵族墓葬，是出土古铜镜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和现代社会不同，铜镜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件打扮装饰的辅助工具，更寄予了古人丰富的内涵特征和文化蕴含，从古至今，铜镜被赋予了圆满、团圆等吉祥寓意，是受人们欢迎喜爱的生活物件之一，也充分展现了其实用性、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1 铜镜的发展历程从我国各地出土的不同年代的铜镜看，不同时期的铜镜其雕刻手法、装饰手法及工艺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别。
以汉代铜镜为例：西汉早期至中晚期的铜镜延续了战国晚期铜镜的制作工艺，多使用浮雕的表现手法，纹饰都比较平整，镜面边缘简单且多以光素为主。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雕刻技艺、装饰手法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流行的是一种工艺水平较高的规矩镜，其制作技法十分讲究，镜纹形状多样，富于变化，“T”“L”“V”镜纹是当时主流的三种辅助纹饰，往往以凹槽形式加以打磨表现。
东汉中期至晚期铜镜镜面有所变化，由平整变得略微凸起，按照现代物理原理分析，这样可以照出人物头部的全部，镜纽也有所增大，较为饱满。
这一时期的铜镜设计更为科学合理，工艺水平在整个汉代也是数一数二的。
此外，还创作了多种前朝未有的高水平装饰手法，如浮高雕式装饰手法，增加了人物的动感。
东汉后期的神兽镜，图案布局为同向的梯形，称为“重列式”，给人一种对称的工艺之美。
纵观我国古代铜镜发展历程，对于各朝各代铜镜发展水平，学界比较公认的是：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中国民间工艺作品铜镜
面铜镜出土于1934年安阳侯
家庄1005号墓。
二、春秋战国时期
•
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铜镜以光素无纹饰者
居多，有纹饰者也以几何纹为主。到了春秋战国，
纹饰已达15个大类，并且出现了各种特殊工艺装
饰艺术，如涂朱绘彩图案、金银错图案、透空雕
图案等。初起时期简陋、粗糙的铜镜，经过春秋
战国时期的创造和修饰已臻美轮美奂的境地。
题纹饰素朴，图案结构简单，改变了战国时期那种严谨的
细密风格。当时主要流行的镜子有草叶镜、星云镜、日光
镜和昭明镜、四乳禽兽纹镜。
汉镜不仅式样丰富，工艺精巧，而且其文饰也具有很
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装饰花纹出现程式化。其装饰由纽
座的放射式到轴对称，由平面到浮雕，边缘更为复杂，而
铭文已成为整个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工精良，纹饰优
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
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发展趋
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
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
•
西汉时期，铜镜逐渐厚重，纽多作半球形，或作柿蒂
形。图案布局和纹路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以四乳钉为基
点组织的四分法布局形式，主纹突出，地纹逐渐消失。主
纹、平行线纹、叶脉纹等，
以及一些素镜。周代则多
为素镜，从铸造来讲，工
艺较粗糙，含锡量偏低。
整体而言，这时期的
铜镜在简单朴拙之中，仍
有一定的形式美 。
重环纹镜
• 1972年12月陕西 扶风刘家水库出土。 圆形，镜面中间微凹， 直径8厘米。镜背饰 重环纹，和当时青铜 器皿上常见的重环纹 相一致。镜纽作桥形。 为西周中晚期器物。 极为罕见。
宋元考古课件-宋代铜镜
（二）宋代銅鏡特點
1、官府鑄造的官工鏡。
“湖州鑄鑒局”、“臨安府小作院監造官王寶”、 “婺州官鑄監造” 、“饒州鑄鑒局”、 “贛州鑄錢院”等。
2、私家作坊所鑄的民間鏡
最有名的屬“湖州石家”，此外還有“湖州陸家”、 “湖州徐家”、“湖州李家”等。
文思院置場造到 崇寧乙酉歲官匠行人周安
北宋真宗時期銅鏡銘文 “鹹平三年庚子東京鑄錢監鑄 造” ，應當為由東京的鑄錢監鑄造。
H、私家鏡銘文標明商號 在銅鏡上刻鑄商號招牌 出現於北宋晚期，盛行於南 宋。最早的紀年墓是浙江衢 州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墓出“湖州真石家念二 叔照子”。
當時著名的鑄鏡產地是湖州，銘文中都注明 “真”、“真正一色”、“無比” 等字樣，屬於廣 告性質。湖州鏡是迄今發現數量最多、分佈地域最 廣、銘記最複雜的門類。
從已見的湖州鏡銘文看，湖州私家銅鏡作坊的 業主姓名，石家的有石念二叔、石二郎、石三郎、 石四郎、石十二郎、石十三郎、石十五郎、石十六 郎、石十八郎、石三十郎、石六十郎、五十一郎、 石念二郎、石念四郎、石念五郎等。
除湖州鏡外，各地私家作坊商號還有“饒州葉家”、 “饒州許家”、“饒州周家”、“杭州高家”、“杭州鐘 家”、“杭州大陸家”、“衢州徐家”、“衢州鄭家”、 “婺州季家”、“蘇州繆家”、“明州夏家”、“真州孫 家”、“秀州黃家”、“建康苑家”、“建康石家”、 “撫州曾家”、“常州蔣家”、“臨安王家”、“越州戴 家”、“袁州楊家”、“成都龔家”、“東遂何家”、 “東京沈家”。
《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1162年），禮部、 太常寺言：‘欽宗禱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 禮不諱。’詔恭依。”
古铜镜的鉴别方法
古铜镜的鉴别方法古铜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存之一，它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也代表了古人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
因此，鉴别古铜镜的真伪和价值非常重要。
下面将介绍一些鉴别古铜镜的方法和技巧。
首先，看古铜镜的外观。
古铜镜的外观通常具有特定的形状和纹样，例如圆形、方形、菱形等，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会有不同的风格。
所以，首先要注意古铜镜的形状是否符合古代的风格特征。
此外，古铜镜上的纹饰也是重要的鉴别对象，它通常包括神兽、花卉、花纹等，这些纹饰要具有古朴的风格，不能显现出明显的现代化特征。
其次，观察古铜镜的材质和工艺。
古铜镜是用青铜制作的，所以要观察其材质是否符合。
真正的古铜镜通常质地坚实，沉重，手感冰凉。
同时，还要细看古铜镜的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明显的瑕疵和损伤。
如果质地太轻、表面有太多凸起或凹陷的痕迹，那很可能是假货。
再次，检查古铜镜的文字和铭文。
一些古铜镜上会刻有文字或铭文，可以通过阅读它们的内容来判断古铜镜的时代和制作地点。
真正的古铜镜上的文字应该是符合古代文字的风格和规范的，而不是现代的或改造过的。
此外，古铜镜上的文字和铭文也应该是清晰可辨的，如果有模糊或零乱的地方，那可能是伪造品。
此外，鉴别古铜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触摸古铜镜的表面来判断。
真正的古铜镜通常经过时间的沉淀，表面会形成一层自然生成的氧化铜层，这个层次应该是光滑、均匀并具有金属质感。
而假货往往为了制造老旧感，会经过人工涂抹或处理。
所以，通过触摸和感受古铜镜表面的质感和温度，可以初步判断其真假。
最后，还要通过文物保护专家或考古学者的鉴定来确定古铜镜的真伪和价值。
他们通常会通过更专业的手段和技术来进行检测并给出权威的判断。
如果你拥有一件疑似古铜镜的物品，可以联系相关专家来寻求帮助。
总之，鉴别古铜镜的真伪和价值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观察和判断。
通过对古铜镜外观、材质、工艺、文字和铭文以及触摸质感等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初步判断其真假。
但最终的结论还需要通过专业人士的鉴定来确定。
宋元考古铜镜
3、体小、量轻、形状多样，形状是历代铜镜样式最多
的。圆形、方形、菱花形、葵花形、钟形、心形、带柄、鼎
形、鬲形等。
四川绵阳出土铜镜
福州许峻墓出土炉形镜
4、素面为主，纹饰浅浮雕，数量少。八卦纹、花草 纹、龙纹、双龙纹、双鱼纹、双凤纹及神仙人物题材等。
八卦纹
双鱼纹
仙人
龙纹镜
5、铭文发达。
从铭文表现形式看，既有后刻上去的文字，又有铸造的 纪铭，其中以铸造铭文为多。
素面镜中大量出现具有商标性质的纪名号铭镜。
A、美好愿望类用语——提倡忠孝、德行，祈求长寿、富 贵、吉祥。这是封建社会儒家忠孝、明德等思想在社会生活中 的折射，也反映了人们祈求长寿、追求幸福、祝愿吉祥的强烈 愿望。
内圈铭文“忠孝之家” 外圈铭文“长命富贵、家和永昌”
内圈后刻“安阳县官押” 中圈铭文“福寿家安” 外圈铭文“清素传家，永用宝鉴”
《宋史》：“（绍兴）三十二年正月（1162年），礼部、 太常寺言：‘钦宗祷庙，翼祖当迁，以后翼祖皇帝讳，依 礼不讳。’诏恭依。”
《宋史》：“绍熙元年四月（。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 并合改易’。”
3、称为鉴。南宋在湖州设立湖州铸鉴局，铜 镜铭文上就有“湖州铸鉴局”。
B、广告用语，宣传质量。济宁市博物馆藏“练形神 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 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 。
C、捐钱铸造献给佛寺，或刻铸施者人名
浙江东阳县北宋南寺塔出土的圆素镜，其上刻“婺州 东场县太平乡郭内宣政保弟子金景晖为亡妻李氏九娘舍入中 兴寺宝塔内永充供养，辛酉建隆二年九月廿五日记”铭文。
江苏北宋葛闳夫妇墓曾出土过一面轩辕耕牛纹镜， 葛 闳为北宋仁宗皇祐元年进士。
中部铭文：“人有十口，前牛无角，后牛有口，走”
虎年话虎——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藏汉代三虎纹铜镜
30由于认知水平低下，早期先民对动物的认识多离不开神话和信仰崇拜。
虎与龙最初分别是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崇拜的图腾。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虎形纹饰或器物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如刻有虎纹的钺、戈、刀、剑等，甚至有直接以虎为造型虎 年 话 虎——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藏汉代三虎纹铜镜济南市考古研究院 杨 阳 刘丽丽 武艳华汉代三虎纹铜镜《说文解字》称：“虎，山兽之君也。
”《风俗通义·祀典》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
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在传统吉祥物文化中，虎颇具王者风范，代表着威武、胆量、气魄和领导。
虎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动物，而且它的形象与内涵已经渗入人们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衍生出丰富多彩的虎文化。
虎在中国生肖中排位第三，2022年是农历壬寅年，让我们走进古代的虎文化，了解一下与虎相关的文物。
的虎形尊等。
战国开始出现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调遣军队的信物——虎符。
虎符一般用铜铸成立体虎形，背面刻有铭文信息，可以从中间分为左右两半，右半留存王室，左半则交由地方官吏或统兵将帅保管。
虎符使用时，须由使臣将左右两半合二为一才能生效。
除隋唐两代，历朝历代均以虎符作为调兵出兵的信物。
秦汉时期，虎除了继续承担辟邪功能，还和天象、星宿、鬼神以及其他瑞兽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早期的中国神话。
汉朝时期，四神固定出现在墓室中，或位于石棺壁上、墓志碑上，均表现了当时人们希望四神能够从四个方位保护死者的祈愿。
古书《三辅黄图》记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四灵纹流行于东汉。
由于白虎数量稀少，难得一见，古人便把它视为瑞兽。
古人认为，如果白虎早上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则预示着将有圣人出现；如果统治者施行仁政，白虎就不会伤人害物，是一种灵兽。
魏晋南北朝时，虎的图案与纹样多以宗教壁画与神话传说的形式出现在画像石与壁画当中。
至此，虎纹从贵族专用开始转向民间。
隋唐时期，墓葬俑更为发达，与虎造型有关的首推十二生肖。
同时，表现虎文化的艺术载体越来越丰富，如虎枕、虎纹冠饰、虎纹建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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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鸳鸯花卉镜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
古代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发展变化，记述了先民们的艺术想像力和社会文化观念，又显现出其铜镜文化自身的系统性和时代性特征，研究这些纹饰和铭文，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和社会意识，提供了实物证据与一个独特的视角。
拿古代铜镜与现代玻璃镜子相比，前者虽然不及后者清晰，但是其身上的艺术性绝对是后者比不上的。汉代早期，铜镜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繁缛细密的龙凤蟠螭纹饰变为卷草纹、星云纹、吉语，出现了草叶纹镜、星云镜及各种铭文镜。到了唐代，铜镜体现了盛唐风韵的华丽气象，纹饰以麒麟、奔马、鸾凤、吼狮及西域传进的各种花卉、不知名的或奔或卧的怪兽等为主。铜镜身上的装饰纹路，直接代表着古人的审美眼光。
到了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铜镜的纹饰也有所变化，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
5、中外交流使者
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均出土了不少中国古代铜镜。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记载了三国魏晋时代倭女王(今日本)遣使到来中国进贡，魏王便赏赐予“铜镜百枚”的资料，这说明早在汉代，精美绝伦的中国铜镜，已经成为周边国家难得的珍贵礼物。在日本的考古中也发现了中国的魏镜和吴镜，以及当地仿制的“倭镜”。
唐代喜鹊手镜
另外，古书中提到的“山鸡舞镜”（《异苑》）、“化鹊捎信到夫前”（《神异经》）等故事，都与爱情有关，更成为许多诗文常爱运用的题材。这些美丽或凄然的故事，既表现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又说明了铜镜作为信物，其传承与纹饰内容是渊源有自的。考古发掘中也曾见到夫妻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
4、驱邪法宝与法器
如果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算得上铜镜发展史上三个最重要的时期。
东汉羽人持节画像镜(拓片)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是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的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
总体而言，战国时期的铜镜特点是形体轻巧，纹饰精致，线条流畅。镜形以圆形为主，偶见方形，多为弦纹钮。纹饰结构从初期的单纯地纹，后在地纹上增添主纹饰，到战国中晚期还出现了透雕(镂空)、金银错、嵌玉、彩绘等工艺的铜镜。
纹饰工艺，既反映了铜镜的主题内涵，也是铜镜最具美学价值的部分。它涵括了各种几何、动植物、神兽仙人、民间故事、生活百态、祈愿祝福等，有些精美的可媲美画作，或映照出各种社会内容。纹饰各具时代特征：殷商时期多用叶脉纹、平行线纹、多圈凸弦纹等；西周时期多用重环纹、鸟兽纹等；春秋战国时期多用山字纹、凤鸟纹、蟠螭纹等；汉代除继续沿用战国镜纹饰外，最流行的纹饰有规矩纹(博局纹)、草叶纹、星云纹、连弧铭文纹、蝙蝠形柿蒂连弧纹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多用兽纹、变形四叶纹、瑞兽纹等；隋唐时期多用瑞兽纹、四神纹、花鸟纹、宝相花纹、海兽葡萄纹、十二生肖像纹等；五代以来由于政局变化，铜镜铸造也有明显的时代差异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至明代铜镜铸造业已是江河日下，逐渐被实用的玻璃镜所代替了。
其实，古人使用铜镜需要经常磨光。手里拿着工具沿街敲打，妇女们听见后就出来磨镜，这叫做“惊闺蕴
铜镜是古代人民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同时作为一种工艺品，其镜背的纹饰凝结了古代工匠的审美意趣和冶铸工艺，正是由于铜镜精美的工艺美术水平和广泛的使用，其功能便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上者以至民间的赠镜活动，无形中推动了铜镜制作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使铜镜成为精美的日用工艺品，并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
3、爱情婚姻的信物
铜镜成为“花好月圆”的象征，“破镜重圆”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铜镜大多是圆的，圆形在中国古代有圆满、团圆、吉祥之意，也象征爱情婚姻的美满。因此在古代，铜镜就常用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或嫁妆之一，如双凤镜、雀绕花枝镜、瑞兽鸾凤葡萄镜等。唐镜中的许多铭文就表达了男女相悦之情。
1、古人墓葬的随葬品
铜镜本是日常用品，但由于镜子能反光、能清晰映像，因而被人们引喻出许多社会功能，成为古人墓葬的随葬品。由于铜镜所具有的破暗取明、去魔压邪作用，再加上古代“视死如生”和“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人们把生活密切的铜镜同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唐代金银平脱花卉人物镜
浙江临安五代时期的墓中便有发现于前后墓室屋顶暗窗中置铜镜的。另外，在《汉书•霍光传》霍光死后所用“东园湿明”下注释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亦说明了古人以铜镜随葬的习俗。
神秘的制镜技艺
古代铜镜除了高超的艺术性外，还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在铸造工艺、合金配比等方面都值得琢磨和研究。除了那精美的铸帛工艺和纹饰令人赞美之外，防锈工艺之精妙也深受推崇：即使深埋地下数千年，至今仍不锈蚀，着实是个不解之谜。据介绍，早在《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即铜50%、锡50%。近代学者使用科学的分析手段，发现各种铜镜的合金成分因其出产地域和时代的不同，铜和锡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从战国开始，铜镜合金中普遍含有铅，铅加入合金后，提高了铜镜铸造质量。《淮南子•修务训》中也有明确记载：“明镜之始下型，朦然而未见形容，及其扢以玄锡，摩以白旃，须眉微毫可得而察。”《吕氏春秋•达郁》中更有早先秦两汉时，人们是用白毡蘸着“玄锡”来磨镜开光的记载，汉镜就曾有“和以银锡清且明”、“和以玄锡清而明”的铭文。
清代描金风景画具柄镜（局部）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铜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镜形基本为圆形，半圆形钮为主，也出现了一些伏兽形钮，纹饰表现手法为平雕、线雕和浮雕。汉代铜镜上开始出现铭文。纹饰种类上主要有西汉的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规矩草叶、规矩蟠螭纹、百乳纹、四乳四虺，以及“日光”、“昭明”等以铭文为装饰的铭文带（指有铭文的部分）镜。
宋代亚字形花卉镜
社会生活类纹饰大量出现，还是在东汉的画像镜上面。如历史人物（夫差和伍子胥），车马出行、歌舞宴乐、杂技马戏等，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唐代的狩猎纹镜、打马球镜，洛阳出土的著名的螺钿人物宴乐镜等，亦表现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此外，唐代和唐以后的铜镜上出现了大量反映道教文化的纹饰，表现了道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及繁盛的局面，这时期的铜镜亦摆脱了两汉以来的神秘怪诞气氛，更接近于现实社会大众的生活；表现手法也更多样化，表现了浪漫的色彩。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螺钿镜、银壳镜、金壳镜等等，十分精美，是当时突出的镜类。这是强盛唐朝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的特点。
铜镜体现着古人审美眼光
齐家文化时期的铜镜
铜镜本身是一种工艺美术品，镜子的背面一般都铸有精美的纹饰或文字，这些纹饰的图案造型与铭文，往往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它制作精细，既体现了较高的工艺制作技术水平，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国透雕蟠螭纹铜镜
青铜镜被使用了近4,000年，它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的用途，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譬如人们常说的“破镜重圆”、“明镜高悬”、“以史为鉴”(古书“鉴”与“镜”常互通)等等，都反映出铜镜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铜镜除了作为照面饰容的工具之外，更浓缩着文化，见证着历史，默默记录着悠悠历史长河中的波澜起伏。
铜镜是一部中国历史的镜像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镜？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历史考证。正如某些发明创造被归功于黄帝一样，古人也将铜镜的制造和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轩辕黄帝传说》)。“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述异记》)。上世纪70年代，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承马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两面铜镜，齐家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约4000多年，属原始公社的解体时期。由此可见，齐家文化铜镜应属铜镜的初起形式。
铜镜不但成为古代贵族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当然，王公贵族使用的往往是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大尺寸铜镜，而一般的平民百姓使用的铜镜尺寸较小，纹饰属于普通常见的品种。
今天，现代考古学根据这些埋藏在古代墓葬中的铜镜纹饰的不同时代特征，为墓葬的断代提供重要的依据，因此铜镜又成为考古断代的标识。
明代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铜镜
1959年，在日本福冈县饭冢市立岩堀田的瓮棺墓出土了一面汉镜，其铭文与西汉时期的铭文镜基本相同：“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美人会，芋瑟侍，贾市程，万物平，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酲旦星(醒)”。另外，1978年11月，在阿富汗席巴尔甘(Sibrkand)贵霜早期三号墓中，也出土了铭文基本相同的中国汉代铜镜，这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又一证据。
相传有很多关于镜能照妖的故事，例如《西游记》和《封神榜》，都有以镜子辟邪照妖的情节。汉代刘歆著的《西京杂记》中，提到汉宣帝所持身毒国宝镜有照见妖魅之功能。晋朝人葛洪所著《抱朴子》书中便提到道士背悬九寸明镜，老魅便不敢靠近，如果有鸟兽邪物，用镜一照，其本形俱现镜中。唐人著作《古镜记》中的宝镜能使百邪远人，具有降服妖怪精魅的神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