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书法在大理的流布和发展
中国书法在大理的流布和发展一、大理历史文化略述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根据出土文物和科学考古证明，大理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肇始的遗迹。
降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四千年前，洱海区域的白族先民就已率先迈入了稻作文明的门坎。
公元前二世纪，汉王朝已在大理设置郡县，特别是从隋末到元代的700年间，南诏国、大理国建都大理（含元代大理总管100年），大理曾长期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大理因文明灿烂而被清廷敕封为“文献名邦”。
朱熹说：“文者典籍也，献者贤才也”。
“文献名邦”其中当然蕴含了大理历代众多的书法家和灿烂的书法作品。
是故大理一州之内现有两座国家级、两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0多项省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古代大理书法的流布和近现代遗存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白族是接受汉文化最早和汉文化水平很高的民族。
大理出土的周朝大型铜棺和编钟、铜鼓上就有精美的图文，到了汉代就有白族学子张叔、盛览负笈蜀中司马相如门下，学成归来教授乡人，大理文风渐成鼎盛，仅明清两代就产生过三千多举人进士，其中解元、翰林十几人。
这个数据在汉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也赫然可书，何况在古代一个人口不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足以说明大理白族自古领滇文化之先。
中国古代的举制度，开科选士，凡举孝廉，从秀才贡生直到状元，除了诗词、文赋优秀外，书写亦必须上乘。
由此也可以说，大理历史上中国书法的传入、流布、普及、发展首开滇中先河。
可惜由于历代兵燹的祸害，特别是明军攻占大理后，彻底摧毁了大理500年古都阳苜咩城和历代王陵，并将“在官之典籍、在民之简册，皆付之一炬，”（引自清代《滇系》）使大理帧秩浩敏的纸质文献荡然无存，所剩廖廖。
但是即便如此，大理境内至今仍然散落有不可胜数的古碑、石刻和较多的书法馆藏与民间收藏，特别是大理流落在海外的传世国宝，都足以证明大理历史上的书法遗存，举如：《南诏德化碑》（公元766年）、《崇圣寺三塔石刻》（唐、宋、明）、《南诏铁柱》（公元872年）、《南诏三年中兴二年画卷》题跋（公元898年）、《大理国写经》约5000卷（宋）、《大理国画卷题跋》（公元1177年）、《元世祖平云南碑》（公元1304年）、《剑川石窟题刻》（唐、宋）、《蛇骨塔题刻》（唐）、《大理弘圣寺塔题刻》（宋），国内珍稀的百通元碑，以及明清以来谪大理的状元杨慎，著名的书画家担当，高僧书法家中锋，云南提督编图、岭南宋湘、林则徐、梁启超都在大理创作和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大理古国历史简介
大理古国历史简介段氏建国唐朝天宝战争中，大将军段俭魏大败唐军，为南诏国立下赫赫战功，被南诏国王蒙阁罗凤擢授为清平官，传六世至段思平。
段思平初为幕览（小府副将），由于武艺超群，才干出众被提拔为通海节度使，成为统辖一方的大将。
南诏尊圣二年（929年），杨干贞夺赵善政之位，建大义宁国，改元兴圣。
其弟杨诏指段思平有帝王之相，疑惧之下杨干贞下令追杀段思平，段思平因到秀山神祠占卜得到启示，藏匿在自己舅父部族中。
会善政臣守高方和段思平关系密切，派段思平之弟段思良和军师董迦罗前来加以保护。
南诏兴圣元年（930年），杨干贞的位置被其弟杨诏所篡，杨诏得位后，改元“大明”。
段思平随即向东方的黑爨三十七蛮部借兵，会于石城，以董迦罗为军师进攻南诏，所向皆克，遂进攻大理。
杨诏兵败自杀，杨干贞知道兵败消息后弃城而逃，为段思平军所擒，大义宁国灭亡。
大明七年（937年），段思平即位，改国号“大理”，建元文德，仍定都羊苴咩城。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厉行改革、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着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大理国的生产、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两系相争944年，段思平在邓川视察农业的时候去世，其子段思英继位，改元文经。
文经二年（946年），段思平之弟段思良联合相国董迦罗发动政变，逼段思英退位出家，并自立为帝，改元至治。
从此大理皇位的继承由段思平一系转到了段思良一系。
段思良在大理政权建立过程中出过不少力，颇有功劳，在段思平在位期间他也颇受信任，是王族中的实力人物。
他逼侄逊位后，成为大理第三代皇帝，在位6年。
951年，段思良去世，谥号圣慈文武皇帝。
段思良死后，子段思聪立。
段思聪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高氏已经取代董氏，成为朝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
段思聪在位17年，用过三个年号，明德（952—？）、广德（？—967）、顺德（968）。
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
开宝二年（969年），段思聪卒，子段素顺立。
同年，大理东部发生边乱，延众镇长宗奇、求州首领代连弄兔，攻陷糜乃等三邑，段素顺派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标，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等统军平定边寨，诛代连弄兔等，同时讨伐了郎羽、阿房、田洞，会集三十七部首领在石城（曲靖）会盟、颁赏。
双耳割下藏入金瓶：大理国王神秘墓葬揭秘（图）
双耳割下藏入金瓶：大理国王神秘墓葬揭秘（图）考古专家在现场寻找大理国遗迹考古发掘现场传说大理国王死后只把双耳割下藏入金瓶在一个夏季的傍晚，山里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起，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这时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要赶紧找个地方暂避风雨。
大山里通常会有很多的洞穴，老汉在草丛中寻找着。
果然他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急忙走了进去。
洞中漆黑一片，地面上也坑坑洼洼，但洞里仿佛有种神奇的东西吸引着老汉向前走去。
就在火光照亮前方的时候，老汉惊呆了，山洞深处显现出一些金灿灿的东西。
再定睛细看，老汉辨认出这是些黄金打造的罐子。
这时，老汉好象受到了更大的惊吓，他全然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雨，跌跌撞撞跑出了山洞。
山洞中的黄金罐子似乎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些更加诡异的物品，竟使得老汉这般惊恐万状。
山洞被发现的时间是2001年，它的地点就在大理州东南的巍山县。
也许是因为受了惊吓和淋了雨水，老汉回家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人们都说老汉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些金瓶是属于很久以前一些国王的，里面存放的是他们的魂灵。
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个古老的说法，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藏匿着许多国王的金瓶，但从没有人能够找到它们。
随着老汉的去世，刚刚被发现的山洞也悄然消失了。
几年过去了，山洞里国王的金瓶，已被人们淡忘，谁也无法核实那些神秘的金瓶究竟是传说还是事实。
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的黎瑞财所长，却始终关注着这些山洞中的金瓶。
这天他和同事来到了大理市的苍山脚下，传说这里也有一个藏匿着金瓶的山洞。
采访：很多人都说见过这个洞，还传说这个洞可以穿到苍山，达到苍山背后的漾濞县。
这里离巍山有100多公里远，同样是藏着金瓶的山洞为何会出现在两处。
而山洞中的金瓶真的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存放着国王的灵魂。
那些金瓶又会是属于哪个王朝的国王的。
黎所长在反复查阅史料后，发现了一条线索。
瓦片上的纹路表明其大理国身份采访：蛮书上记载是火葬了以后，南诏王割下双耳，处于金瓶，两个耳朵放在金瓶里面，藏进密室，到时候是，适时将出祭之。
周城白族民居的变迁
周城白族民居的变迁姓名：***班级：2013级建筑学学号：**********教师：***1.概况：我国白族的80%以上聚居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散居于昆明、元江、南华、丽江等地;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汉语意为白人，1956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时，正式以白族作为本民族的统称; 周城是大理重要的白族村落，人口约万余，是全国著名的扎染之乡; 以其悠久的历史、完整的聚落形态和典型的白族民居类型, 在建筑学和传统人居环境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族是历史悠久、文化较发达的一个少数民族，从洱海周围出土的文物看，很早就与中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公元8 世纪建立的“南诏”政权统治集团中有许多是白族首领，通行汉文，许多典籍都是从内地传入;“大理国”时期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元朝设云南行省，大理地区设大理路; 明朝改土归流，由于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白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汉族地区已无多大区别，大多数白族人民通晓汉语; 与内地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对白族建筑影响较大；内地来的一些能工巧匠，曾与当地白族人民一起在洱海地区建造了许多宏伟工程，对白族建筑包括民居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据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栖息在巷山半山腰，据一半圆形坑，以坑壁当墙，上面用石头压盖成一个圆锥形的茅草顶以遮风避雨和避光，这种住房，考古学家称之为“棚”。
现在花甸坝和蝴蝶泉背后神摩山顶发现螺蛳壳堆积层，有人认为是古代洱海水位到达山顶的证明，实际是古代先民居住遗留的人工堆积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洱海冲积层不断扩大，海水退落后，祖先们才从居住地逐渐向山脚坝子移居，乃至海边，他们的住所就是《史记》记载的“干栏式”建筑。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到了唐朝南诏时期，已有“巷通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的史载，广泛采用鹅卵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是白族建筑因地制宜的显著特点，明代李元阳在《云南通志》中记载：“民居皆四合瓦房，山居用茅”。
非遗保护视野下的大理周城村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调查研究
非遗保护视野下的大理周城村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调查研究作者：曹翠芳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8年第12期【摘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环境变化、商业运作、社会转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应该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拓宽工作领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进入博物馆的保护视野。
本文以大理周城村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为例，以期通过其对扎染的保护现状和传承路径探索的调查研究，从“非遗+博物馆”的结合视角出发，总结出博物馆在非遗项目中的保护和传承现状及经验。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博物馆调查研究一、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今天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文化碰撞与文化融合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不仅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冲击。
一方面，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生活，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另一方面，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的进程的不断开发升温，许多地区借助该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他们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旅游产业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改头换面，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严重的破坏，这种不计后果的盲目开发和大批量的复制、掠夺，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
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开始从一个传统的死守“保存”的状态慢慢转化为活态“保护”的状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越来越彰显它的积极意义，也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平台。
如何利用博物馆的优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宣传、教育、传播等成为新课题开始进入到各项有关非遗的研究中。
李晨认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参与者除了博物馆之外，还有政府机构、申报机构、传承机构、学术机构、社会机构等，这些机构不免会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出现重复或交叉，亦或是不足，准确界定博物馆的定位，可以在史料实证、物质载体、内涵研究、教育推广、空间保护、整体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大理三塔是怎样建成的
2010二一第一期荫杨道超大理三塔是怎样建成的物或构筑物。
首先作为佛教传入中国时与,然后佛教慢慢融入汉文化,塔就从寺院中脱所替代。
最终被乔迁出寺外,单独成为一活动于宗教,可以服务于山水。
在漫长的历国化道路,增加了不少观、游功能,形成了大理三塔,就是这样的一种建筑。
塔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建筑类型。
由于塔身,它往往成为园林中的重点或构图中心。
,左右均衡对称;一高二低,表现音乐韵律,两小塔紧跟后,平面上形成等腰三角形,70米,两小塔相距97.5米。
立体上形成三型优美,与背景苍山、洱海,自然和谐浑然壁、门楼,是三塔建筑艺术的延伸和发展。
风格,把秀美迷人的苍洱风光点缀得更沉影池,也就是三塔倒影公园。
池中三塔倒阳光灿烂的白天,也妙在月光如水的夜晚。
彩虹、秋天的湖与月亮。
将这些连接起,季节的变迁是大自然生命表现,太阳与月,人在景中。
近年来,三塔有现代科技夜大理,跟白天一样,风景依旧可人。
时梵文的音译,梵语原为“堵波”又称“塔或坟。
最早的塔形建筑是用来埋藏佛舍利国的坟,所以又称为舍利塔。
在古印度,佛遗体被其弟子阿雄等火化,由内脏结石所颗粒,就是所谓的“舍利子”。
舍利子被当得,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建塔安奉,这就塔由台座、覆体、宝匣和相轮四部分组成,里面可设置佛像,供信徒们顶礼膜拜。
因为能每个信仰佛教地区都能分得,于是,各地便纷纷仿造塔的样式建造类似的建筑物。
2010二0一第一期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两汉时期,塔这种建筑形式也随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并保留了印度佛教中塔的原始含义,塔作为佛祖遗体的象征,信徒们以此为中心,在四周建造殿堂,作为礼拜祈祷和说法行道场所,这些建筑就是最早的寺院。
所以,早期的寺院建筑中不仅有塔,而且塔是寺院中最重要的宗教建筑。
随着佛教在我国广为流传和发展及逐渐汉化,塔在寺院中主体作用逐渐减弱,被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佛堂所代替,晋唐以后终于从寺院内佛殿之前被移建到院外。
寺院外较多的塔式建筑物一般称为塔林或塔院,主要用来埋藏一些高僧的骨灰及珍贵的佛经,法物等。
大理剑川古城简介
大理剑川古城简介大理剑川古城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心地带，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一个重要古城。
剑川古城是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古城内保存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古建筑，是一座典型的古镇，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一、历史渊源大理剑川古城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剑川在汉代属青苗县，南诏置诺卧城，此即古剑川城。
剑川城作为诺卧国的都城，为诺卧特区所在地，是古诺卧王宫的皇家园林，毋宁艺术建筑，也是当地古文化与艺术的中心地带。
南诏时期，剑川曾是南诏诺卧国的王城，是南诏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一时期的诺卧国相当繁荣，更是各种工艺品流通的中心之一，更是黑铁制作流传的中心之一。
南诏时期剑川城为高丽县，是南诏丛雄氏的分嗣，也是丰富多元的官吏和士兵部落之地。
在南诏时期就有知名的金饮器铸造基地。
在金家总是因好铁器，在剑川铁矿开采。
自宋朝以后，剑川成为了白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地。
剑川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古代傣文化的中心之一。
古城内的建筑、街道等都保存着浓厚的白族风情，是白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地理位置大理剑川古城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心地带，地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西部。
北距大理市约70公里，距丽江市约90公里，是古滇国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事中心。
南距鲁甸县约60公里，东与鲁甸县接壤，西临大雪山。
剑川古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东邻大理古城，南接腾越苍山，北靠剑川古城景区，景色秀美。
三、建筑特色剑川古城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建筑，其中包括古城墙、古城门、古寺庙等。
古城墙是古城的主要景点之一，全长约1300米，高12米，厚6米。
古城墙上有四个城门，分别是东门、西门、南门和北门。
古城门是由青石砌成，造型古朴，给人以古老的感觉。
城门上有很多历史悠久的题刻，记载了古城的历史。
除了城墙和城门外，古城内还有很多古寺庙，其中最著名的是玉宝寺、翁宝寺、墨殿寺等，这些古寺庙保存着丰富的文物和古代建筑，是古城内的重要景点。
漫谈大理国和大理国钱币
广西金融研究２００７．增刊《广西金融研究》２００７年增刊２００７年增刊（总４１６期）广西金融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４１６漫谈大理国和大理国钱币高庆民（柳州钱币学会，广西柳州５４５００１）自从发现大理国钱币之后，由于无史料，几乎无人研究。
笔者过去曾简单地谈到大理国钱币，近几年来经多次琢磨，对它们有了些新的看法，不吐不快，附记于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笔者陆续从云南收集到一些奇特的钱币。
首先得到的是“弘治通宝”，其钱文书法和品相（自然性）均很差，钱体为粗砂铸造，粗糙而凹凸不平，十分明显。
当初笔者把它列入明代弘治年间的铸币，但是它又与明代钱币的风格不同，最后只好归入明代云南的私铸币。
接着又得到“太平通宝”，其特点与上述的“弘治通宝”完全相同，只有宋代有“太平通宝”，同理笔者又把它归入宋代云南民间的私铸币。
后来经仔细观察分析，又发现问题了，明代弘治年间（公元１４８８－１５０５年）和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公元９７６－９８３年）均处于鼎盛时期，民富国强，社会安定，民间不可能存在私铸钱币的现象，故它们不应当是明代或宋代的货币，笔者又试图把它们列入安南（今越南）仿造中国年号钱币，或定为安南私铸币，但它们仍无安南钱币的风格，为此笔者心中一直不安定。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止，笔者先后又收集到了“大周通宝”、“太官通宝”、“水官通宝”、“太定通宝”和一枚铸有奇怪符号的钱币（注：即“文信千宝”），共计五种铜钱，均从云南昆明古玩市场购得。
经与云南泉友交谈后得知，这类风格相同的铜钱仅发现八种，即上文提到的七种再加“火官通宝”，笔者只差“火官通宝”。
这八种钱除了“弘治通宝”较多和“大周通宝”罕见之外，其余均少见，钱径相同约为１９毫米，孔径约为５毫米，厚约为２毫米，属小平钱，均用粗沙翻铸而成，钱文古朴，钱体粗犷。
它们当初出现在云南昆明古玩市场时，曾一度被当作现代人伪作而不受欢迎，但是笔者发现，它们均有自然包浆和颗粒锈，属生坑真品，便大力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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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地理四》载，大理国：“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含今天的云南省，以及四川，乃至缅甸、老挝、越南的一部分。
凡大理国统治３００余年，既是古代西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古代云南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洱海、滇池的腹地，经济水平几乎接近于中原汉族地区的水平。
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
并且，考古文物也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开辟了一条广阔而深远的新视角、新道路。
１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理国时期，在洱海、滇池的周围地区，农业生产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
据宋代杨佐所著《云南买马记》载：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四川商人杨佐前往大理国买马。
其行至滇中后，“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
可见，大理国时期滇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闫峰（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９１）［摘要］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
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
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关键词］大理国；考古文物；经济发展［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１６－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１６［作者简介］闫峰（１９８１－），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ＹＡＮＦｅ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ｗｅｈａ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Ｙｕｎｎ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ｅｒｉｏｄ，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Ｖｉｅｗ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Ｎａｎｚｈａｏ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ｒｈａｉＬａｋｅ，ＤｉａｎｃｈｉＬａｋｅ，ｔｈｅｙｅｖｅｎｃａｕｇｈｔ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ｅｖｅｎ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Ｙｕｎ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大理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第６卷第１１期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Ｖｏｌ．６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０７中地区的农业耕作发展水平已与川东相接近。
此时，促使大理国农业进步以及体现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１．１封建土地制度的确立在大理国统治期间，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上层建筑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大理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由南诏时的奴隶制，前进到早期的封建领主制。
据《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地理四，载：高明量于楚雄筑德江城，“传至其裔长寿”。
至段正淳在位时，善阐诸侯李观音得来朝，“进金马枝八十节，人民三万二千户”。
由此而见，大理国时期，受封的封建领主需要向中央政府纳贡货物，提供劳役等。
大理国具有封建性质的分封制度，相对于奴隶制而言，显然是进步的。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经济的发展，也才能为封建领主制的确立奠定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在经济基础的层面，封建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也确立、发展起来。
从考古文物来看，于１９８４年在大理海东挖色高兴村出土的高兴蓝若碑（今存大理市博物馆）是反映大理国时期云南土地耕作及所有制状况的典型代表。
高兴蓝若碑，高１．２２ｍ、宽０．５５ｍ、厚０．１０ｍ，碑顶成半圆形，中间刻有“高兴蓝若”四字。
碑文所记乃是僧俗人士施舍土地，以捐助财务共建寺院之事。
高兴蓝若碑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社会、宗教、民族、语言等状况提供了文物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有关土地的记载，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土地耕作和所有制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高兴蓝若碑》考察，一方面《高兴蓝若碑》中关于土地计量单位的记载说明了大理国时期对于土地丈量的精算，也同时反映出农田耕作的细致。
《高兴蓝若碑》中记载土地单位，一曰“禾地”，计量单位有双、角、分；二曰“搔地”，计量单位用“禁”。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引《云南杂志》称：“犁一日为一双，以二乏为己，二己为角，四角为双，约有中原四亩地”。
赵吕甫先生认为：“大抵滇中度田不用尺度，而以佣工力作以日计算，南诏一日约耕五亩，宋以后始降为四亩”〔１〕。
这可看出大理国的农业生产较南诏更为精细。
另一方面，《高兴蓝若碑》中关于土地施舍的记载表明了土地的私有以及封建领主土地制度的形成。
《高兴蓝若碑》中所载施主黑洱、戒超、戒净、高妙音护等１０人，都能以土地来施舍，可见施主，即地主对土地拥有支配的权力。
换句话说，大理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已经是地主、领主私有。
葛元声《滇史》卷八载：“段智祥建法华寺，山下田亩以供僧人”。
按亩征税这种状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土地领主所有制的形成。
同时，《陈氏墓碑铭》载，陈明政（段智祥时期）因其有功于国，“前后镯免赋役”。
这说明土地征税以及土地领主所有制的广泛普及与确立的事实。
因而，以上考古文物资料以及史料佐证的表明，大理国时期存在着土地地主私有的情况，但总体上，土地制度已经发展到封建领主制阶段，而且农业生产较南诏有进步。
１．２农田水利建设大理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之后，在确立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便着手发展农业，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今云南祥云白塔村的段家坝，就是段思平建国初修建的水利工程。
段家坝“东接镜湖”，可灌溉较大面积的农田。
在今祥云一带，大理国还兴建了不少蓄水陂塘。
陂塘一般是利用自然湖泽地势的基础上围筑而成的蓄水工程，以蓄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除涝以及养殖等功能，是古代农田水利的重要设施模式。
大理国统治者也在三辅、河内、山阳河等地区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以“穿渠灌溉”。
倪蜕《滇云历年传》载：“金簪即金汁河，银棱即银汁河，金棱银棱犹云金堤银堤。
”对此，黄士杰《六河总分图说》（雍正八年）所说甚详。
云：二河水头至水尾各分为排，且水尾先放，规定如数，周而复始。
虽黄士杰所言主要情况是在清初，但这当源于古代云南农村公社水利灌溉体制。
此二河各个时期均进行整修，惟至大理国段素兴时，已具相当规模。
胡本《南诏野史》中，段素兴于金汁、银汁二河堤种花、宴乐的记载，当与农田水利建设不无关系。
其时，大理农田水利建设比南诏后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使当地农业呈现出禾麻蔽野，连年丰收的景象〔２〕。
总而言之，大理国的农业发展与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及农田水利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封建土地制度的确立为社会进步和农业发展确立了制度保障，农闫峰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第６卷总第４７期田水利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而农业的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制度的稳固，并进一步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
２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反映古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载体，而技术则成为其衡量指标。
大理国时期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在南诏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
从考古文物及相关史料来看，大理国时期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主要展现在以下几点。
２．１织造加工技术从出土发掘、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闻名的手工业产品，如服饰、甲胄、毛毡等，都体现了其织造、加工技术的进步。
被称为“南天瑰宝”、“旷世奇珍”的《张胜温画卷》（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是大理国时期著名的白族宫廷画师张胜温所画。
此画卷共分１３４幅，有像６２８个，精绘笔锐，神采奕奕。
所绘利贞皇帝及后妃、侍从的服饰，则真实地反映出大理国时期贵族的服装样式、特点以及织造技术。
如皇帝的冠两端缀有飘带，妇女头顶梳髻，右衽宽袍，袖大曳地，雍容华贵。
从中可看出大理国服饰吸收了中原服饰的风格，其纺织、织造加工技术亦甚精湛。
同时，大理国时期的皮革制品———甲胄，也是反映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行业。
大理国时期，用象皮、牛皮和犀牛皮制成的甲胄，多涂以红黄色漆，并绘有百花虫兽之纹，“极工妙”。
《桂海虞衡志・志器》称赞曰：“蛮甲唯大理国最工”。
以至于大理国的“犀皮甲”成为输入宋朝的供品〔３〕。
在《张胜温画卷》中所绘利贞皇帝身后站立一人，即身披虎胄。
据西昌北山火葬墓出土的牵马武士俑，亦身穿战袍，外披皮甲。
大理国时期的军事将领多披披毡、甲胄，立功者得披“波罗皮”。
“波罗皮”即虎皮。
这种皮革制品既显示了古代云南的民族特色，也反映出当时的披毡、甲胄的手工加工技术的发达。
２．２冶金制造技术大理国时期冶金铸造、制造业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熟练地掌握纯金、纯银、铜鎏金，银鎏金等工艺制作。
从考古文物资料看，大理国时期的冶金铸造、制造业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规模宏大。
永胜县觉斯楼现存一座大理国铸造的铜钟，钟高约２ｍ，重达万斤，这样大规模的铸造文物，在整个中国铸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１９９２年，在大理挖色乡发现一巨大的古代冶铜工场，离地约０．３３～１ｍ处，分别有脉长８０ｍ、３０ｍ、８ｍ的古铜矿渣遗址３处，还发现有一处宽６ｍ，高７ｍ的巨大炼炉，旁有矿渣，学者推断这些巨大的古冶遗址应是大理国时期的冶铜工场。
其二是技艺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