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朱自清对《史记》《汉书》的见解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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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的体例
❖ 《汉书》的纪比《史记》更具有以帝王为中心的特色。 ❖ 司马迁在撰写“本纪”体例时，是以“时势主宰者”的概
念作为他写作的立场；班固在撰写“纪”体例时，是以汉 代为中心，作为他撰述的出发点，而这样撰史态度的不同， 从他们对高祖称谓的差异，也可隐约表现出来。
❖班固割离古今的今史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尊 显汉室”和“宣扬汉德”。
《汉书》把《史记》里的本纪改称纪之理由。
❖ 司马迁创“本纪”并不专记帝王，而班固却改为帝王专纪。 司马迁创“本纪”之意是为全书之纲，有纲纪天下政治之 意，凡当时在政治上起主导中心作用的人物均可立纪，而 班固只以天子入本纪。二者之纪所记载的范围不同、时间 的不同，而略有形式上的不同而已。
班固把世家除去之理由
❖ 班固将《汉书》里的世家除去的原因是顺应时代潮流，表 现为班固因事制宜的作史见识。
❖ 第二则受到他父亲班彪的思想所影响。《汉书》乃尽该为 列传（按班固传：该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 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 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有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班 彪认为“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也就是人君有 专制的威权，大臣没有成百年基业的权柄。这与汉武帝极 力消除地方诸侯势力的推恩众建政策有关。
《史记》、《汉书》历史观
从二者所体现的历史观、历史思想上来看:
❖司马迁不完全信从孔子的儒家说教，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 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一些被世俗瞧不起的小人物立传，宣 扬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的本性，为秦末的反秦斗争唱赞歌，都 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统一，反 对分裂；主张任贤施仁，反对酷吏暴政；在哲学问题上，司 马迁的认识论，有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还 有怀疑天命，以至不相信天命的一面，甚至明确表示了否定 天命的思想观点。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浅谈《史记》与《汉书》
浅谈《史记》与《汉书》泗县职教中心赵贤超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史大书的双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认知和区别它们的成书经过、体例变化、语言特点、人物刻画和史学的思想性。
这对于初学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而《汉书》则秉承《史记》的优长，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先河。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认知它们的各自特点，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
本人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谈对《史记》与《汉书》的认知。
一、司马迁与《史记》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后因李陵事件入狱，受宫刑。
出狱后发愤继续著书，于太始四年（前93）前后，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历时十六年。
2、家境熏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令，这在中国古代，一个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很幸运的，毕竟那时的孩子有学习条件和机会的人是很少的。
据说，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跟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为司马迁来后来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3、漫游与侍驾由于司马迁受父亲的指点和家境文化的熏陶，所以司马迁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是很强烈的。
因此司马迁在加冠礼之年，决然出游，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记录有关的历史传说。
后来他官至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出巡。
其中一次西巡，曾到过巴蜀。
随驾出巡更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这些都给司马迁后来的撰写《史记》，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受宫刑著史书司马谈病逝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开始接触皇家藏书，整理选录历史典籍，为写史书作准备。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中国历史上，刘邦对秦朝的灭亡以及对中国的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关于刘邦定三秦的记载，《史记》和《汉书》成为了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这两部史书中，刘邦定三秦的过程以及相关人物的表现和描述存在一些差异。
本文将对两者的叙述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历史的巨著，其中以记载刘邦统一中国的记述最为详实。
《秦始皇本纪》是《史记》中关于秦朝的主要记载，而刘邦定三秦的故事则出现在《萧何列传》和《项羽本纪》中。
在《史记》中，萧何被描绘为刘邦的得力助手，智勇双全，并对刘邦定三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项羽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刘邦定三秦的过程，但对他的功绩却没有给予太多的赞美，反而更多地强调了项羽的失误和失败。
这种描写方式似乎在塑造刘邦与项羽的形象，并有可能是史书编写者的个人偏好或政治立场的反映。
与《史记》相比，《汉书》是汉代后期撰写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史书，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刘邦本纪》是《汉书》中刘邦的主要记载，而刘邦定三秦的重要事件被分别记载在《功臣侯者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列传》中。
在《刘邦本纪》中，刘邦被描述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卓越的智慧和胆识。
而在《功臣侯者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列传》中，刘邦定三秦被赋予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和功绩，被称为“开创帝业”的关键一战。
这种描写方式更加强调了刘邦的重要作用，并展现了他的统治者风范。
从这两部史书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对刘邦定三秦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笔者的个人偏好或政治立场会对记述产生影响。
特别是在历史记载中，既需要客观真实地描绘历史事件，又需要强调各类英雄人物的战功。
所以，不同史书编写者的政治倾向和观点会对对刘邦的定位产生影响。
比如，对项羽的批评是因为项羽失去了天下的统治权，而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所以在《刘邦本纪》中对他的赞美更多。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两部具有重要地位的史书，它们的人物塑造被认为对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历史背景十分重要。
今年，我有幸获得机会进行《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本文将以结构完整且内容详实的方式进行阐述。
一、引言本篇研究旨在比较《史记》与《汉书》两部史书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差异。
我将简要介绍两部史书的背景和作者，然后探究两部著作中人物塑造的方法。
我将分别从性格刻画、行为描述和历史背景描绘三个方面对两部史书的人物塑造进行比较和总结。
二、背景与作者《史记》是汉朝司马迁所著，它是中国古代史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
而《汉书》是东汉末年班固所撰写，它是一部研究西汉历史的史书。
两部史书都以汉朝历史为基础，但作者的身份与时代背景不同。
司马迁是汉朝官员，他目睹了秦朝的崩溃与汉朝的兴起，他在《史记》中以有力的笔触和精彩的叙述将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而班固是杂剧作家，他在《汉书》中通过详细描述西汉时期的历史人物来展示和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和结果。
三、人物塑造的方法《史记》和《汉书》两部史书在人物塑造方面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其中，《史记》强调人物的个性描写，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展现他们的性格和心态。
而《汉书》则更加注重历史人物的行为描写，通过详细叙述历史人物的行动来展示他们的品质和价值观。
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两部史书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各具特色。
四、性格刻画在性格刻画方面，《史记》更加注重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司马迁通过描写历史人物的内心独白、对话和争论等手法，展示了历史人物柔软和坚定、善良和狠毒、勇敢和懦弱等多维度的性格特征。
而《汉书》则更加注重人物的正面品质，描写历史人物的忠诚、勇敢和智慧等优良品质，以使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崇敬之情。
五、行为描述在行为描述方面，《史记》强调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决策和行动，通过展示历史人物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来展现其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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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
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
《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
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
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严工练见长。
比如《苏武传》中记苏武在单于的胁迫面前，坚韧不屈，“引佩刀自刺”，以下“凿地为坎”一节及后面“幽武，置大窖中”一段，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四）、《史记》与《汉书》二者文字的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行文多用散体，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崇尚藻饰，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我们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体会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倾向排偶骈俪。
后汉范晔说“迁文直”，“固文瞻”（《后汉书.班固传》）正反映了这种差别。
总而言之，《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各有千秋。
然而纵观二者的风格，《史记》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浅显易懂，文史兼宜，其间好用对白，根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传神逼真，不避鄙俗，书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见其人真实面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部引入入胜的小说，精彩处令人拍案叫绝。
而《汉书》艰深华赡，读起来趣味少了很多，虽然它也有写非常出彩的人物传记《李广苏建传》，但通篇来看，这样的文章还是比较少，《汉书》有精细的笔法，以谨严取胜。
五、二者产生的影响（一）、在史学上的影响：1、二者的体例成为了以后中国数千年史学的固定模板。
从《史记》到《汉书》，人物列传式的历史记载方式成为了历代著史的固定范式。
《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而且《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2、“正统思想”、“君权神授”思想逐步走向强化。
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对汉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
”这纯粹是为了强调开国者天生异象的无稽之谈，从中反映了皇权神授的合理化。
这种描写到了后代的史学中大多类似，强调开国君王的出身不凡，即使是乞丐出身也幻化成神灵转世。
（二）、在文学上的影响：1、《史记》成为了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后代文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2、《史记》中的故事成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重要取材对象。
元曲选中有：《楚昭王》、《赵氏孤儿》、《伍员吹箫》、《气英布》、《谇范叔》、《冻苏秦》、《赚蒯通》、《马陵道》等，现存132种元杂剧中就有16种取材自史记。
京剧中也有《霸王别姬》、《文君当炉》、《博浪椎》、《浣纱计》、《完璧归赵》等名剧取材于《史记》。
六、小结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如果细加比较，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
由于出身的阶级限制及其写作动机的差别不同，封建道德说教的观念在《汉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因此《汉书》在叙述史事上比较缺乏同情人民的饱满感情，在描绘人物时，也不像《史记》那样栩栩如生。
尽管如此，《汉书》在综述汉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上，较之《史记》提供了更完整更丰富的直接史料。
在文章风格上，也能在司马迁雄浑质朴、天马行空的境界外，另辟散文中细密周严、典雅华丽的一派，加上辞赋家的美学色彩和字句结构，对后代骈文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也从此开始转轨，更明确、更自觉地形成了中国封建“正史”的传统。
综观全书，《汉书》的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堪称为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
读《史记》，面对的是一侠客，作者年轻时走遍了天下名山大川，山水灵秀、天遥地阔是一辈子的财富，落笔之时神采飞扬。
而到《报任安书》时，侠客已经老了，一生的遭遇积郁胸中，从文字中迸发出来。
如同杜甫的诗，文字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沉郁悲痛，千载之下犹有泪痕。
文字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取胜的不是文采，而是思想，许多人的婉约词，比李清照还要婉约，许多人的牢骚，比屈原还要激烈，然而不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只有婉约而没有思想，从而使文字苍白、干瘪，没法千古流传。
读《汉书》，面对的是一君子，是个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学问通达的君子。
班固家族累世簪缨，其父班彪是史学家，弟弟班超威震西域几十年，妹妹班昭号称曹大家。
他自己更是九岁能诵诗书，十三岁就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
优越的环境中，培养出了高贵的气质，然后是优雅的文字。
无论是汉初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激昂，还是征服匈奴的豪壮，都可以透出安然之气。
在思想上，《汉书》的正统气更浓，对封建王朝的维护与《史记》比较，显得就更突出。
《汉书》对统治集团的残酷、腐朽、荒淫亦有揭露批判，但远不如《史记》广泛深刻。
他没有象《史记》那样热情歌颂农民起义中的英雄人物，没有赞美游侠、刺客、商人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干。
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郭解等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两人观点，截然相反。
在这方面，《史记》的思想，是《汉书》、也是历代正史所不及的。
对汉武帝之后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想，《史记》的怀疑否定较多。
《伯夷列传》、《河渠书》、《封禅书》等篇中都有明显表现。
班固则不然，《汉书》在《五行志》中将自然界的一切变故都与社会人事一一比附，十分可笑。
《霍光传》、《张汤传》等讲神异之事、因果报应。
总的说，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班固比司马迁有明显倒退。
《汉书》多是冷静叙述，在不动声色之中，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性格。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
《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
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
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
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
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
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
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
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