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史书，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以下将分别介绍《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1. 《史记》《史记》是秦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部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巨著之一。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纪传、表、书、本纪、世家、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和各个朝代的兴衰史，世家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历史上的名臣和功臣。
《史记》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独特的史书风格，被后人称为“史家之宗”、“史家之绝”。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编年史，其在史学理论和史书写作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权威性。
2. 《汉书》《汉书》是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主要记载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本纪、表、志、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所有汉代历史上的皇帝和重要官员，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描述了历史上的名臣和英雄。
《汉书》在整理汉代历史资料和传承历史学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史书之宗”。
其史料详实、文字简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被后人广泛引用和研究。
综上所述，《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阅读这两部史书，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还可以感受到古代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揭示。
同时，这两部史书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素材，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纪传体史料，深受学者的喜爱。
其中，《史记》是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纪传体小说的杰出代表，清朝时期国子监编定版本的《史记》，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标准文本。
而《汉书》则是汉代官方历史书，它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精品，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历史整体发展史的重要参照物。
论述《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可以分析它们在记录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这两个功能上的不同之处。
例如，《史记》的叙事方式更注重细节和历史的严谨性，更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并且注重叙事内容的逻辑性。
而《汉书》的叙事方式则更加简洁，其叙事手法更加灵活，具有流畅的叙事性和有趣的篇章结构。
叙事内容也更多地体现着宗教、伦理和道德观念，使叙事更具有艺术性。
此外，从结构和表达上来看，《史记》和《汉书》也有不同之处。
《史记》叙事比较松散，表达方式也更加简单，以概述叙事的形式展示事件的细节。
而《汉书》则追求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篇章结构，注重叙事的技巧和艺术性，更能够帮助文章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
通过比较《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记录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的功能上有差异，而且在结构和表达上也有所不同。
尽管《史记》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用性，但它也具有一定艺术性，具有一定的艺术美感。
而《汉书》则注重艺术性，在单纯记述官方历史的基础上还可以发掘更丰富的叙事含义，更能够抚今追昔，让历史可视、可言。
从以上比较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也极具历史价值。
它们不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记录，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的深刻叙事手法。
深刻理解这两部著作的叙事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叙事主体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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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
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
买臣徐出户。
（《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
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
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
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
《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
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
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
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
《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
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
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
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
”“吾不死，非壮士也。
”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
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
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
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
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
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
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
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
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
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
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
”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
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
“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
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
”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
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
赐出宫女，不敢近。
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
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
”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
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
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
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
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
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
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
弄兒即日磾长子也。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
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
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
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
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
《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
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
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
《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
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
《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
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
《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
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
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
”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
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
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