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胡族政权封建化问题初探_王素香
十六国时期昌黎政权的“胡汉自治”，即慕容氏—汉士族政治联盟
十六国时期昌黎政权的“胡汉自治”，即慕容氏—汉士族政治联盟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是五胡政权最普遍、最重要的政治形态，以此来分别管理国内汉族及少数民族部众。
二赵政权即是典型的“胡汉分治”，以汉魏制度管理汉人国民，以“单于台”来管理少数民族部众，且多为“以胡统汉”。
前燕则较为特殊，实行了一套异与他国的统治系统。
前燕的前身为昌黎政权，这一时期的慕容鲜卑以完整的部落组织统帅着军事力量，而管理郡县的郡守县令多为汉人，这就形成了“胡汉自治”的局面——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胡汉分治”。
慕容鲜卑的昌黎政权是慕容氏—汉士族的政治联盟，与诸胡共治汉民有着巨大差异，是五胡十六国较为特殊的政治形态，对民族融合有着最大意义。
以下阿谷将简单从慕容鲜卑胡官系统、汉士族郡县系统及二赵“以胡统汉”三方面讲述自己对于昌黎政权“胡汉自治”的认知。
慕容鲜卑以部落组织统领军队慕容鲜卑与诸胡最大差异便是其汉化程度高，“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
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 且慕容氏弓马娴熟，人才辈出，五燕中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皆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国家。
昌黎政权的中央政府由三套职官系统构成：将军府官、州牧官、王国官，其中王国官乃慕容廆僭置。
其中，统帅军队的将军府官职权最为重要，这一系统自然为慕容鲜卑所把持。
慕容皝嗣立，“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任命佐官，“皝以带方太守王诞为左长史，诞以辽东太守阳骛为才而让之，皝从之，以诞为右长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官员底下多设长史，这是幕僚性质的官员，相当于丞相将军的秘书长或幕僚长。
可以看出，昌黎政权的军事掌握在慕容鲜卑手中，长史也由其选任，有着完全的军队管理权。
事实上，五胡政权的军事职官基本为本族贵族，且常备精锐也多为本族部众。
陈寅恪先生说：“耕、战之分工实为胡汉分工”慕容鲜卑也是如此，《资治通鉴》记载慕容垂复国“慕容凤及燕之故臣之子燕郡王腾、辽西段延等闻翟斌起兵，各帅部曲归之”。
部曲营户即军营封荫之户，是军队编制或私兵，《资治通鉴》注曰：“军营封荫之户，盖诸军庇占以为部曲者。
简论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封建化
族政 权统 治的 需要 ， 效汉人 的封建统 治方 式 ， 仿 加速其 封建化进 程 ， 而也 奠定 了民族 融舍 的基础 。 进
【 美键词】 十六国时期 内迁胡族 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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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内迁 胡族相继走上 了封建化道路 ， 促进了胡汉 融台 ， 过才 是当时历史发展 的主流 。下面本 文就该时 期内迁 胡族 封建
化 问 题 加 以 简要 论述
一
后赵 司徒左长史 。 其子崔 潜为前燕 黄门侍 郎 ， 崔玄 伯曾仕 孙 前秦 、 后燕 ， 到了北魏做 了吏部 尚书 ， 为八公之一 。这些世 成 代为 官的门阔大族在胡族政权 中仍居 显位 。当然 ， 为胡族所 用以至于左右胡旗政 权的寒 门庶旅也屡 见不鲜 。石勒对 汉 人张宾宠信无 比， 不呼其名 ， 呼为右展 ． Ｉ 弓 其为谋 主井专 总朝 政 ，机不虚发 ， “ 算无遗策， 成勒 之基业 ， 皆宾 之勋也 ” 王猛 治秦的故事已为＾们所熟 掘 。王猛虽出身贫寒 ， 为苻坚所 １ 却 信用 ， 臣之际 ． 君 犹如刘备 与孔 明， 官至 丞相 ， 都督 中外诸 军
处死 ， 树立君主 的绝对权 威 ， “ 使 百寮震 肃 右屏 气” ‘ 豪 ， 四
夷 宾 服 ， 集 关 中 ” 凑 。
这一时期 的胡族统 冶者 在采 用祝 旗官制 建立 中央 集权 的同时 ， 还大量重用汉族 地主参 与胡旗政权 ， 至是让 汉人 甚
参 与 中枢 决 策 ， 中 的 汉 人 既 有 名 门 望 旅 ， 有 鹿 族 寒 门 。 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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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 第 ｌ ０２ 期
中国古代史课件12十六国北朝的胡化与汉化
中国古代史课件12十六国北朝的胡化与汉化第十二讲十六国北朝的胡化与汉化一、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二、胡化汉化与北朝主流论一、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 304-439 北魏 386-534 西东魏魏北周北齐前秦的统一（376）淝水之战（383）北魏的统一（439）瓜步之战（450）北周的统一（577）平陈之战（589）隋 581-618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匈奴羯鲜卑氐羌賨汉汉北夏后前后南南西前后后成前北西· 凉赵燕燕燕凉秦秦凉秦汉凉燕凉前赵南北政治大势汉族建立的冉魏和鲜卑族建立的西燕、代不在十六国之列。
南北政治大势前秦（351-394）之统一淝水之战后，姚苌回关陇，羌族反秦。
“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
——《晋书》卷一一五《符丕载记》（383年）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南北政治大势后赵石虎“又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
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必复相过从谈语”。
太子石宣田猎，“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命劲骑百馀驰射其中，宣与姬妾乘辇临观，兽尽而止。
或兽有迸逸，当围守者，有爵则夺马，步驱一日， 384-407 384 417 无爵则鞭之一百。
士卒饥冻死者万有余人”。
——《资治通鉴》卷九七《晋纪十九》“李闳、王嘏还自邺，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
〔成汉李〕寿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实成都，大修宫室，治器玩；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
——《资治通鉴》卷九六《晋纪十八》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北魏（386-534）的统一1980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之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武帝祭祖时镌刻的祝文。
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北魏（386-534）之统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3-452），先后灭匈奴族夏赫连氏（431年）、北燕冯氏（436年）、卢水胡北凉沮渠氏（439年），统一黄河流域。
血统中的天命：十六国政权的祖先追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和君主的正统性深受天命思想影响,历代被视作正统者,在血统上具有共祖的神圣特征。
因而,对血统和民族起源的精心塑造,成为原本华夏世界之外的胡族君主,在力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有效政治手段。
关于十六国时期诸胡族政权对先祖的追述,以及这种追述基于的政治观念,王明珂、张军、彭丰文、刘东升等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探讨了胡族政权祖先追述过程中“攀附”现象,指出这一历史叙事旨在解决华夏正统观中华夷之别的问题①。
不过,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多限于特定的政权和民族,在“华夏化”“华夏认同”的大背景下,我们同样应当看到,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祖先追述,其程式化的叙事之中亦包含了基于现实的灵活变通。
无论攀附华夏血统与否,诸政权追述祖源的目的和逻辑,均受现实因素、政治目标和自我期许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拥有不同政治目标的胡族君主,围绕“血统—天命”这一华夏政治观念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考察十六国时期,由胡族君主建立的政权对自身起源和祖先的追述,分析其现实背景和内在逻辑,尝试解读胡族出身的统治者们,如何通过这一叙事来为自身政权确立合适的历史定位。
一、华夏帝王共祖神话中的“血统—天命”观华夏帝王的起源神话,即以传说时代的圣王黄帝作为历代正统王朝帝王共祖的历史叙事,形成、定型于两汉时期,首先便服务于论证汉王朝［作者简介］尚永琪(1969-),男,汉族,甘肃张掖人,博士,研究员。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古佛教传播与文明交流。
洪寅欣(1998-),男,汉族,浙江宁波人,硕士。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血统中的天命：十六国政权的祖先追述尚永琪1洪寅欣2（1.宁波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宁波315211；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十六国时期进入华夏世界的诸胡族，面对华夏传统观念中的天命观和华夷之别，在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努力中存在两种祖先追述的模式：其一是自称为华夏圣王之后，力图将本民族历史置入华夏历史中；其二是追述祖源至传说或历史记忆中的英雄人物。
信奉草原法则的胡族，令人咋舌的权力篡夺
信奉草原法则的胡族，令⼈咋⾆的权⼒篡夺五胡⼗六国这⼀百多年的历史中⼏乎每⼀年都有很多战事发⽣，前两期我们讲了匈奴⼈刘渊建⽴前赵以及⽯勒如何建⽴后赵，关于羯族我们还没有讲完，本期我们来讲羯族中另⼀个论凶残还要胜过⽯勒⼏分的⼈，⽯勒的侄⼦⽯虎。
少年时的⽯虎便显现了其残忍好杀的⼀⾯，⽯勒饮马长江之后，成为了中原地区让⼈闻之丧胆的杀神，⽯虎便在此时到了⽯勒的⾝边，⽽在⽯勒⾝边，⽯虎常以杀⼈取乐，其性情之残忍让有凶神之名的⽯勒也为之⼼惊，甚⾄⼀度想杀掉这个侄⼦。
其其骁勇，在当时堪称⽆敌，被⽯勒置于军中，⼀代暴君的杀戮之路就此开始。
与勇猛且智计亦是出众的⽯勒不同，⽯虎只能称之为⼀介莽夫，312年算是⽯虎第⼀次真正意义上的带兵，⽯虎率骑兵两千攻寿春，结果遇到了晋朝辎重队，全军⽴刻冲上去抢夺，结果被晋军趁机杀败，可见其治兵能⼒。
虽是莽撞，但凭借着⽆敌的悍勇，⽯虎也在乱世之中⾛出了⼀条⾃⼰的道路，因当时的北⽅地区陷⼊混战之中，⽽且⽯勒的凶名在前，中原⼤地的各⽅割据对羯族军队都会忌惮⼏分，或是有⼼，或是⽆意，⽯虎便在这威名之上⼜添上了凶名。
羯⼈茹⽑饮⾎，中原地区陷⼊战⽕之中，百姓流离失所⾃然⽆⼈耕种，饥荒便是常有之事，⽽⽯勒、⽯虎的军队⾃⼰不事⽣产，其军中也⼏乎不带粮草，每每都是破城之后抢掠，⽽若是短时间⽆法破城，那么其军中的粮草便换作了⼈。
如果说⽯勒⾷⼈⾁还只是为了以凶恶来震慑各⽅，但⽯虎不同，从⼀些史料中的描述来看，其是真的是个喜⾷⼈⾁的恶魔。
⼀些野史中记载羯⼈军队⾏军不带粮草，⽽是带数千⼥⼦，便是出⾃⽯虎军中，在⽯虎的带领下，这些本就茹⽑饮⾎的羯⼈⾃⾏下效，也开始将⼈⾁视作军粮，晚上淫辱，⽩天宰杀，是以在当时，提及⽯虎之名⾜以⽌⼩⼉夜啼，可见其⼈之凶残。
⽽⽯虎本⼜是当时⽆⼈能敌的猛将，与敌作战时常⾝先⼠卒，上官都是如此，下⾯的⼠卒⼜岂会不⽤命，就这样，凭着恶魔之名⼜加上⾃⾝的悍勇，在⾯对早⼰破坏的中原各⽅城池，⾃然⽆往不利，这也是其虽然莽撞⽆谋，却依然战功赫赫的原因。
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
04
佛教在十六国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在十六国时期的传播特点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自汉代以来，佛教逐渐传入中国，经历了多次兴盛和衰落。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佛教得到了更广泛的 传播和发展。
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特点
在这个时期，佛教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支持和推崇，成为 了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形式。同时，佛教也受到了外 来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更多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在十六国时期的相互关系，还表现在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例如，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不仅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还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政权的 出现和发展，也打破了传统汉族社会的固有模式，为后来的中国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THANKS
佛教对十六国时期社会文化的影响及其表现
社会文化影响
佛教的传播对十六国时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人们 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还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文化表现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传承。佛教艺术、建筑、文学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佛教也成为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 要纽带。
两晋时期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导致中央政权衰落，地方豪 强割据势力兴起，建立了多个政权。这些政权主要由匈奴、 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建立，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六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
十六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以君主专制为 主，但政权形式和权力结构各不相同 ，有的国家实行贵族共和制，有的则 是部落联盟。
并深入人心。同时，儒家思想也继续存在并发展。
十六国史论文
略述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文化的深层变化摘要：慕容鲜卑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根据地上发展起来，而成为大国，入关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少数族部落。
他们也是第一个愿意自觉汉化改革的胡族王朝。
他们的改革先从经济转型开始，然后扩大到政治制度，管理制度。
改革的本身目的在于强国，但他们的改革却引起了慕容鲜卑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汉化，以至于完全的融入了汉族的文化中去。
将近两百年的塞内生活，不仅改变了慕容鲜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意识形态。
关键字：慕容鲜卑汉族文化意识形态习俗汉化经济一、原始的鲜卑文化在《三国志》卷30《乌恒传》注引《魏书》里，详细描述了乌恒习俗。
而鲜理认为为在魏书作者的眼里，乌恒和鲜卑的习俗大同小异，甚至是一样的。
根据史料，我们可将鲜卑文化分作八个方面来重构。
1、生活方式鲜卑人最初居住在鲜卑山上。
鲜卑山应在近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旗西古勒河附近。
中国东北平原始亚欧大平原的东端。
辽河平原是非常富饶的草原，既宜农，亦宜牧。
其次，辽河平原虽然在内蒙古草原和北部中国之间，但他的海拔较高，自然条件更接近蒙古草原。
就地理位置而言，鲜卑山所在的地区属于辽河平原。
因而，在慕容鲜卑引进农业以前，这个地区的居民一直与蒙古草原的居民一样，习惯以游牧经济为主，兼营射猎。
即所谓“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
除了牧猎以外，鲜卑人也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刺苇作文绣，织缕”。
说明锻冶、制革以及纺织业已经进入鲜卑社会。
不过，这几种产业都是作为牧猎经济的附属而存在，不具备独立性，因此对整个社会生活并无根本的影响。
总的来说，鲜卑人的经济生活还是及其单一的。
2、社会组织逐水草放牧的流动生活造成了游牧民族永恒不变的组织形式——部落，那是放牧。
迁徙以及战斗的基本单位。
鲜卑人也是如此。
在鲜卑的单一部落之上，一直都有规模不同的部落联盟。
其中三五个部落可以组成联盟，如乞伏鲜卑。
我们知道，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八部一词指一种行政区划或者组织结构。
另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是，满族人以八旗统众，因此慕容鲜卑的八部也是一种社会和组织结构。
浅析十六国时期“中原遗民思晋”现象出现的原因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2014届本科毕业论文浅析十六国时期“中原遗民思晋”现象出现的原因院（系）名称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名称历史学学生姓名冯维学号100214087指导教师王国强副教授完成时间2014年4月26日浅析十六国时期“中原遗民思晋”现象出现的原因冯维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学号：100214087指导教师：王国强副教授摘要：永嘉之乱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虽然胡族建立了众多政权，但未曾南渡的中原遗民却怀思故晋及偏安南方的东晋。
出现这一现象的因素大致有：华夷之辨的深刻影响、胡汉分治及其它政策引起的民族压迫、自然灾害与战乱、东晋政权长期存在等。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遗民思晋现象持续了几代之久。
关键词：十六国；东晋；华夷之辨；胡族从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太武帝统一北方，中国北方进入政权割据纷争的混乱时代——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大分裂和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
一直以来对于十六国时期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探讨政权演变、民族融合、胡族汉化、社会整合等方面，对于北方汉人的研究也集中在出仕胡族政权的士人，研究的主要文章有张秀平的《试论十六国时期汉族士族的历史作用》(《浙江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刘幼生的《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许永涛的《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和汉族士人》（青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江中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刘东升的《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对于那些抵抗胡族政权的、不与其合作的“中原遗民”①几乎没有涉及。
说到遗民，很多人都会将它与传统士大夫对君王忠诚和反对新政权联系到一起，现在学术界一直研究的宋明清遗民就是这一类。
西晋统一之后，君臣大部分就沉迷安乐，不久“八王之乱”，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然而“中原遗民”在北方胡族统治区域依然表现出了对晋室君王的忠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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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卷第6期辽宁工学院学报V o l.7,N o.6 2005年12月Journal of Liaoning Institute of Tech nolog y Dec.2005十六国胡族政权封建化问题初探王素香(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经济管理系,辽宁锦州 121001)摘要:西晋灭亡以后,胡族政权入主北方。
十六国政权中有十三个是胡族建立的,这些政权在占据北方以后大都摒弃本民族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进而实行中原地区行之以久的封建制度。
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固统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原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吸引的结果。
他们在政治上沿用魏晋官制重用汉族地主、经济上实行租调剥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文化上尊礼崇儒发展学校教育。
这些表明十六国胡族政权正在经历着封建化进程。
民族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
关键词:十六国政权;魏晋官制;租调剥削;尊崇儒学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91(2005)06-0066-03 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的这段历史被旧史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入主北方,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分裂割据混乱时期。
在十六国政权中有十三个(三凉、三燕、三秦、两赵、夏、成汉)政权是由少数民族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建立的。
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有长短,统治区域有大小,统治手段有差异,且之间相互攻伐争战不已。
同时也与汉族之间矛盾丛生,特别是十六国前期,一些统治者如石勒由于过去受过西晋官吏的迫害,所以,在建国和掌权过程中对汉族降官降将大肆杀戮,且实行胡汉分治。
然而这些政权又都经历着封建化过程,并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
一、政治上沿用封建官制并重用汉族官吏 沿用魏晋官制是这些胡族政权封建化的政治保障。
这些胡族政权基本上沿用的是魏晋官制。
石勒(后赵的建立者,羯族)采用的是九品官人法对士族进行评定、任用。
前秦(氐人建立的政权)也“复魏晋士籍”、“拔幽滞,显贤才”[1],前燕慕容(鲜卑族)在汉族地主中“推举贤才,委以庶政。
”通过这些办法,保证士族地主做官的权利。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仍在使用。
石勒“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2]。
苻坚也命地方长官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并察其所举,对举其得贤者赏之,而举非其人者罪之[3]。
这里不论种族、出身如何,只要具备上述某一方面的才干便委以重任。
胡族政权不仅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采用中原的做法,而且有些还像汉族那样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
如前秦的苻坚就在王猛的帮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并以法治国。
对无视法纪和违抗君主命令的强豪二十余人在十几天内纷纷处死,以此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
使关中一带的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
”[4]这些胡族统治者都很清楚,要控制广大的北方,必须取得汉族地主的支持和合作,所以,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同时大量重用汉族地主参与胡族政权统治。
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后赵、前燕、前秦及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中汉族官吏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汉族地主被广泛地任用于各个领域,甚至就连独挡一面的高级军事将领也不乏汉人,如前秦曾以王猛为都督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还以郭庆为都督幽州诸军事、扬武将军。
而被俘去的东晋降将朱序也被任命为度支尚书管理国家财政。
汉人还掌管胡族司法,石勒任用汉人“专主胡人辞讼,重禁胡人”[2],前秦的邓羌作御史中丞,专掌监察内外百官之权。
而汉人主管胡族教育就更为普遍了。
在胡族政权中最能体现汉人作用的要算参与中枢决策了。
在参与胡族中枢决策的汉人中既有名门望族也有庶族寒门。
如清河崔氏是魏晋时期的权要①收稿日期:2005-09-05作者简介:王素香(1959-),女,辽宁绥中人,副教授。
之家,崔悦任后赵司徒左长史,其子崔潜为前燕黄门侍郎,孙崔玄伯曾仕前秦后燕,到了北魏做了吏部尚书,成为八公之一。
再如范阳大族卢氏,卢谌曾作晋从事中郎,两个儿子并仕慕容氏作郡太守,曾孙卢玄被北魏授予中书博士,后转为宁朔将军兼散骑常侍。
可见这些世代为官的门阀大族在胡族政权中仍居显位。
他们进入最高统治层之后又从封建指导思想出发,为胡族统治者出谋划策,为其统治服务。
如河东士族裴宪本为晋侍中,被石勒俘去后成为其心腹,任从事中郎并领经学祭酒,为石勒制定“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
”[5]十六国时期寒门庶族为胡族所用以至于左右胡族政权的要数后赵石勒的谋士张宾和前秦苻坚的宰相王猛。
二者均属失意士族地主。
张宾投奔石勒以后成为其高参,被呼之为“右侯”。
石勒称王后任张宾为领选,“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
”石勒引张宾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
”[6]石勒政权之所以成为十六国前期汉化程度较深的政权及横行河朔,与张宾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王猛治秦的故事已咸为人知,王猛先后任多种官职,治理过地方,全倾中央,曾有过“一年五迁”的佳话,官至宰相。
在帮助苻坚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以法治国、发展生产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来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些较开明的胡族统治者敢于大胆摒弃偏见,启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重用和依靠他们,制定适宜的统治政策,才使得其政权相对稳固,经济有所发展。
也正是这些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与到胡族政权中来,以封建统治思想为出发点,去出谋划策,才使得这些政权封建化进程加快,统治时间相对较长。
二、经济上实行封建剥削并重视发展农业 实行地租制度是这些胡族政权封建化的经济基础。
这些少数民族原来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汉化程度不深,统治中原地区以后,处于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它们不得不放弃本民族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采用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封建剥削制度,向统治区的民户收地租、征户税。
如后赵石勒在河北统治期间向民户征户调二匹、地租二斛,比西晋占田制下的亩八升、户调绢三匹绵三斤的剥削量轻了许多。
再有东北地区的前燕为了安置北迁的流民,慕容皇光把都城(龙城今朝阳)的苑囿分给贫民耕种,把他们变成国家佃农。
起初剥削沉重,用官牛的二八分,用私牛的三七分。
后来在大臣封裕的建议下剥削有所减轻,“依曹魏旧法”,用官牛的四六分,用私牛的对半分[7]。
在对统治区人民实行封建剥削的同时,对中原地区的汉族地主的既得利益予以保护,承认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保护他们的特权。
采用和保护封建剥削的做法既缩短了胡族和中原汉族的距离,又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合作,减少了前进中的阻力。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这些胡族政权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如石勒统治时经常派汉族官吏充当劝课大夫“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
还对致力于农业并取得显著成绩者“赐爵五大夫”[8]。
前秦政权更注重农业生产:苻坚灭前燕后将强豪及杂夷十五万户迁到关中,又召抚流民以事农桑,还经常派官吏巡行各郡监察生产情况,针对关中少雨易旱的特点行区种法,又征发王公富豪的奴隶三万人在泾水上游凿山起堤,引水灌溉,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及实行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上述地区出现兴旺景象:前燕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荒地得到开垦,还出现了丝织业。
关中地区的前秦则是“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3],“关陇清晏,百姓丰乐……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4],出现了魏晋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
三、文化上尊崇封建儒学思想并兴办学校教育 尊儒重教是这些胡族政权封建化的思想保证。
十六国时期的统治者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都很重视,并大力兴办学校加以传习。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统治中原的实际需要所致,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这些胡族统治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的封建文化功底就很深厚。
如前赵(匈奴人所建)开国皇帝刘聪就“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且书法、散文、诗赋,样样精通[9]。
这些统治者进入北方后,深深懂得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统治长久,就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学习先进的汉族封建文化和统治经验。
石勒虽然文化水平低,但并未放弃学习先进文化的机会,在军旅中经常让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并对古代治国得失加以品评。
在攻陷冀州时,下令将当地“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加以保护。
掌握政权以后在全国兴办学校“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150人”。
如学业优异者可“显升台府”,并“赏帛有差”给予物质鼓励[8]。
还在都城设“崇仁里”,供汉族士人居住,不准胡人欺侮衣冠华族,说明其对汉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
慕容皇光不仅每月到校“考试优劣”而且亲自讲授儒学,学生多达千人。
还亲自编著《典诫》15篇以教育贵族子弟。
苻坚下令恢复太学和地672005年(总第38期) 王素香:十六国胡族政权封建化问题初探方学校,调精通儒学的汉人为学官,让公卿子弟甚至宿卫士兵、宫中后妃都得入学受业。
他还每月一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文优劣且奖优罚劣,并发誓“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4],要把儒家思想完整地传习下去。
就连十六国时期最“昏虐无道”的石虎也深慕经学,令诸侯国立五经博士,还派人写石经,并为《谷梁春秋》作注。
这些胡族统治者不但把儒学看成是治国安帮的统治术,还把它看成是无所不通的百科全书,故大力兴办学校加以传习。
这些做法客观上对传播中原文化,提高胡族的封建文化水平以及加速胡族封建化进程都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在政治上采用汉族官制重用汉族地主参与政权和决策,在经济上实行封建剥削制度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在思想文化上重视儒学和发展学校教育。
上述史实表明,这些胡族政权正在经历着吐故纳新的封建化过程,这也成为这一时期这些胡族政权统治的主要特点。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正如恩格斯曾经论述的那样:“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10]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欺压、歧视汉族人民的史实也不绝于书,然而这在历史长河中只能算作支流,而胡汉融合、胡族封建文化才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
这种民族融合和胡族封建化,增进了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取长补短,缩短了胡汉差距,也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为后来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打下了重要基础。
参 考 文 献[1] 房玄龄.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32.[2]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91)·晋纪(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2884,2871.[3]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01)·晋纪(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3188.[4] 房玄龄.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7,2895,2888.[5] 房玄龄.晋书(卷35)·裴秀传(附《裴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51[6] 房玄龄.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56.[7] 房玄龄.晋书(卷109)·慕容皇光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5.[8] 房玄龄.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1.[9] 房玄龄.晋书(卷102)·刘聪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57.[10]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80.(责任编校:叶景林)(上接第56页)千成万相似的痛苦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