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世界体系
青铜时代的兴起反思青铜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铜时代的兴起反思青铜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青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青铜时代的兴起及青铜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探讨其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以及对文明的贡献。
一、青铜时代的兴起青铜时代是指在人类历史上铜器使用日益广泛，并逐渐发展出铜与锡的合金——青铜的时代。
青铜器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因此更适合用作武器和工具，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武器制造业的发展。
青铜时代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重要转变。
青铜时代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青铜时代的到来加速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在铜器的使用中，人们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金属加工的职业，这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其次，青铜武器的广泛使用使得战争的规模扩大，并且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青铜时代的到来也为后来的铁器时代和工艺品的制作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二、青铜技术的发展青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硬度和耐磨性比铜高，因此更适合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
首先，青铜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
在青铜的制造和应用中，人们开始建立起金属冶炼的工艺体系，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这使得农具、矿石冶炼设备、武器等各类物件的制作更加精细和高效。
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农耕和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其次，青铜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流。
青铜时代的到来，使得各地铜矿资源的开采和铜器的生产成为不同地区的重要经济活动。
这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加速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和交融。
最后，青铜技术的发展对工艺美术的繁荣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作为一种重要的金属材料，青铜被广泛运用于制作器皿、雕塑等工艺品，为当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创作材料。
青铜器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
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考古学分期法的一个时期，指主要以青铜为材料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处于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
是继金石并用时代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时期。
青铜是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之间，比红铜的熔点(1083℃)低。
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4.7倍，性能良好。
青铜出现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期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
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
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
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
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
在青铜器时代，世界上青铜铸造业形成几个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了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
在古代文化发达的一些地区，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时都是奴隶制国家繁荣的时期。
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经过青铜时代便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
进入文明的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
编辑本段中国青铜器时代简介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其所处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相当于史籍所载夏王朝的时代，是为奴隶制国家建立时期。
至商代，则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我国的青铜时代结束于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始被铁器时代所取代，基本贯穿于奴隶制社会始终。
这一时代，农业、手工业有较快的发展，并出现了文字。
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完善。
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大约发展了15个世纪。
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之间，具有优良的铸造性，很高的抗磨性和较好的化学稳定性。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享誉世界久已。
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
大体说，青铜器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萌芽，夏代初步发展，商周鼎盛，春秋战国繁荣，秦汉则变革、中兴，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走向衰落，宋元明清仿古和作伪。
一、原始社会后期青铜器的萌芽1．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文明的发生（1）出现铜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金属器物，这种金属器物最先是铜制品。
铜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因此，冶铜术的发明，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2）发明冶铜术的物质基础①社会大分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经济在人们的生活中越发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人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引起了社会大分工，首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其次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在考古发现中，大汶口文化和比之稍晚的龙山文化，都反映出了贫富分化和私有财产的占有情况。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生产工具的锋锐与坚硬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剩余产品的增多，给人们追求美的愿望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出现金属工具和小件装饰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使金属制造业与制陶、玉石、纺织一样，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因此，向青铜文明迈进的步伐更大了。
②冶炼铜矿石我国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为了制作石制农具、工具和武器，在开采和选择石料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和认识了含有铜质的石头和自然铜，或铜锡混合的矿石。
为了能从矿石中冶炼出铜，人们把长期烧制陶器的生产经验用在冶铜上。
烧制陶器的温度一般在950℃－1050℃，而铜的熔点在1080℃，两者的温度相当接近，这就为冶炼铜矿石提供了重要的燃烧条件。
中国古代青铜发展史
中国古代青铜发展史考古学家是根据人类使用的工具把我们这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大概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全世界出现了几个青铜文明的中心，中国是其中之一、所谓青铜是指铜加上锡或者铅等等金属的一种合金。
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一种是锻打法。
因为金属它有延展性，在它将要冷却还没有冷却的时候，可以用锤等工具去锻打它，塑造人们想要的造型。
另一种是范铸法（模铸法），先以泥制模，雕塑各种镜背图案、铭文，阴干后在经烧制，使其成为母模，然后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里成器，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后即为青铜器成品。
古代人们通常使用泥模。
春秋后期出现一种蜡模，就是将蜡做成模具，然后用泥把它包起来。
但是近些年在江西发现有用石头做成石模。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大致上是跟夏、商、周三个朝代相始终的。
中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分成四个期。
第一为萌生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基本上以夏代终止为分界线；第二是发展期，夏至商早期，至多到商中期；鼎盛期是商中晚期至西周晚期；衰落期是西周晚期以后。
下面我们来看这四个分期：一，萌生期：铜是人类最早利用的金属之一，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就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红铜器物。
很快人类也发明了青铜，也就是铜、锡、铅的合金，熔点在700°C～900°C之间。
我国至迟在夏代就已陉进入青铜时代，来看一则实例：“爵2件，杨家嘴M14：1，表呈绿色、口部残缺，长流，流口交界处分为两个三角状柱、椭圆形腹、圆底外凸、三足为圆形实锥足。
"由此可见，我国青铜器的确在夏代就已经产生并应用。
夏代青铜器的造型主要以爵、戈、戚、锥、镞、锛、刀、鱼钩、凿、铃等器皿为主，这些器皿之上几无铭文，浇铸时以陶范为主导，石范为辅助、功能以生产工具、兵器和酒器等为主。
但显然这些青铜用具在夏代通常情况下并不真正地实用。
中西青铜器与世界青铜文明
四羊方尊中西青铜器与世界青铜文明文/张昌平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
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青铜时代，且只是在中国。
中西青铜器及世界青铜文明发展各异，但中国青铜器的社会需求、生产技术、造型与艺术互为影响，在中国形成了繁盛、发达的青铜文化，是青铜时代古典文明的一枝独秀。
93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作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
两个世纪前，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划分古代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方式。
虽然青铜时代之后的近古时期，青铜器产量更大，但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
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青铜时代，且只是在中国。
青铜时代的区域差异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
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
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
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300年起，延续了约1000年。
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3500年甘肃马家遗址的青铜刀，不过该遗址尚处于新石器时代。
作为其后早期国家核心的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中西学术界都认可的是公元前17世纪。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
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
例如，考古学家李伯谦、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教授认为，甘肃地区发现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器一一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以及西城驿铸铜作坊，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青铜器的出现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有关，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独特韵味。
在中国古代社会，青铜器不仅是重要的礼器、生活用具，更是表达权力、展示艺术的重要载体。
本文将从青铜的起源和发展、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青铜器的艺术特点以及青铜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为读者全面介绍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
一、青铜的起源和发展青铜是一种合金，由铜和锡按一定比例熔炼而成。
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青铜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商朝时期。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大一统王朝，也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
在商朝晚期的青铜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具备浓郁宗教祭祀色彩的青铜器，如大型鼎、簋等。
随着历史的进程，青铜技术逐渐成熟，并在周朝时期达到了巅峰。
周朝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进一步改进，制作出了形制更加规整、纹饰更加精美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也逐渐从专为祭祀而制作的礼器，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冶铸技术的其他领域。
二、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根据考古发现，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主要包括铸造、装饰和表面处理三个环节。
铸造是青铜器制作的核心工艺，也是最为复杂的一步。
铸造的基本流程包括：制作模型、制作石膏模型、铸造模型、熔炼青铜、浇铸、冷却、取模、修整、装饰等。
制作模型的过程需要雕刻师根据设计要求精雕细琢，制作出精美的木质模型。
而后将木质模型涂覆上石膏，制作出与实际青铜器相近的模具。
之后，将铜和锡按照一定的比例熔炼成青铜，倒入模具中进行浇铸，通过冷却和取模获得初步成型的铜器。
最后，工匠们进行修整，删除掉余料并进行表面的加工和装饰。
青铜器的装饰主要包括浮雕、铭文、绞丝、象牙镶嵌以及贴金等技术。
这些装饰手法不仅让青铜器更加美观，也突显了制作者的艺术水平和创造力。
三、青铜器的艺术特点青铜器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青铜器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独特的造型和纹饰：青铜器的形制多样，有鼎、簋、觚、罍等，每种器物都有其独特的外形特点。
易华著《齐家华夏说》
易华著《齐家华夏说》作者：来源：《丝绸之路》2015年第12期易华，男，汉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理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游牧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研究，发表过《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尧舜与炎黄》、《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游牧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模式的转换》、《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等论文，合著过《世界生物学史》、《北疆通史》、《草原文化》;最近出版了《夷夏先后说》，对上古中国史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化解了中国民族与文化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
首先回顾了齐家文化发现研究史，正本清源说明了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与华夏文明密切相关。
然后对齐家与二里头文化进行了系统比较，从冶金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卜骨、玉器和墓葬等方面论证齐家与二里头文化的同质性，发现二头里与齐家文化时空接近性质又大同小异，提出如下推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通过齐家文化地理研究发现齐家文化分布在三大高原结合部或过渡地带，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正好也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区，生态多样性为孕育或接受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条件。
齐家文化分布区属东亚季风尾闾地带，夏季降雨与融雪重叠容易造成洪水，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提供了依据。
《禹贡》大禹治水积石山、合黎山、鸟鼠山、河或西河、黑水或弱水均位于齐家文化分布区。
从文化与交通地理来看，齐家文化分布在中西文化结合部或丝绸之路要冲，正是游牧与农耕的交汇区;既是东亚文化重要的一环，亦是中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青铜器研究追溯了齐家文化中亚共性，红铜、砷铜或青铜冶炼技术均来源于中亚或西亚;通过玉器研究论述了齐家文化的东亚特性，琮、璧、玉刀、玉戈、璋、圭、璜表明齐家玉器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齐家陶器大体继承了马家窑文化陶器传统，无鼎少鬲，以双耳器为特色。
中国青铜文化的分期
中国青铜文化的分期一般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萌芽期、鼎盛期和转变期。
萌芽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有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为1600余年;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而演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萌芽期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这个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期。
传说自黄帝以来，相继有颛顼、帝喾、尧、舜等人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后人盛赞的五个圣主，即五帝。
据现在的研究，五帝时代就是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诸如黄帝、炎帝和蚩尤等，其实并非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一些族或族团的名称，有关文献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族团及其互动关系。
其中黄帝、炎帝属于华夏族团，蚩尤则是东夷族团的代表。
据古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
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十处遗址里，考古人员都发现并挖掘出了青铜器制品。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萌芽期的铜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红铜与青铜并存。
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了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
在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煅烧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都比较先进。
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了两件带孔红铜牌饰;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了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了黄铜残片等。
第二，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类别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
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
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仿金属柳钉。
如果可以认定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及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那么当时的青铜器已经正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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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
日本学者早就明确承认日本青铜与游牧文化源于中国或韩国，韩国学者也承认其青铜或游牧文化来源于中国或中亚，只是传播的具体时间和途径还存有争议。
中国学者也乐意承认中国与日本、韩国青铜文化的源流关系。
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来源于中亚或西亚。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小麦、砖、金崇拜以及支石墓、火葬和天帝崇拜，游牧文化和尚武好战之风席卷东亚。
1、青铜器与青铜技术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
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
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
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
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斧、剑、头盔、镞、马衔、凿、针、锥、耳环、指环、镜等。
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而种植业和母权萎缩，金芭坦丝称之为库尔干（Kurgan）文化，认为是原始印欧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
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在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
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
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铸造中心。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
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
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
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鍑、鬲、爵、戈、戟、编钟、多珠铃、大铎、巴形器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
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
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2、羊与羊毛制品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
最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
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
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
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才出现羊的踪迹，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
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
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
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
《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
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
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
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羊完整mtDNA D-loop 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
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
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
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
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
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
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
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
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
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
3、黄牛、牛奶与牛耕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
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地工具是耒和耜，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
东亚拉犁亦源于中亚或西亚。
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
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
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可能起源于西亚，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
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
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韩国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
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
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
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
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
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
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10% 。
就中国而言，成年人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
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
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
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
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
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4、马、马车与骑乘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
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
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
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
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
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
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
最近发现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
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
“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地方马品种。
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 。
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的驯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mtDNA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
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
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
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
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
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