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忽必烈及其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游牧集团的“叛徒”，汉人士大夫尊崇的明君
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游牧集团的“叛徒”，汉人士大夫尊崇的明君序言忽必烈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是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也是元朝开国皇帝。
因为蒙古帝国和元朝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领土面积数一数二的超级帝国，所以忽必烈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在中国历史的描述中，忽必烈虽来自游牧民族，但统一中国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延续宋代以来繁荣的海外贸易，大力推崇儒术，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
而在蒙古历史上，忽必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忽必烈的汉化改革严重冲击游牧文化传统并撕裂蒙古，最终导致蒙古帝国陷入内战，在蒙古人看来，忽必烈是帝国分裂的罪魁祸首。
从儒家文化的学生到中原的征服者忽必烈出生于公元1215年，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孙子，是铁木真第四子拖雷的儿子。
拖雷共有11个儿子，比较出名的有四个，分别是长子蒙哥，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六子旭烈兀，率军征服西南亚地区，建立伊尔汗国。
七子阿里不哥，他的兄弟们外出征战，他留守蒙古帝国本部，后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忽必烈是拖雷的第四子。
忽必烈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与其他王子不同的一面，他不仅遗传了父辈尚武和英明睿智的一面，而且还尊敬长辈，喜爱读书，侍奉母亲以孝闻名。
忽必烈青年时期结识很多中原文士，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幕僚，他们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及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并教授《孝经》《尚书》《易经》等中华传统文化及儒家经典。
因此在忽必烈成为蒙古统治者前就确立自己的政治信条: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以改革积弊。
1251年，忽必烈长兄蒙哥成为蒙古帝国大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拖雷二子、三子均早逝夭折），所以蒙哥继位后不久就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
本就深受儒家影响的忽必烈从此与中原结下不解之缘，管理漠南和中原后，忽必烈任用大批汉族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张文谦等。
忽必烈的家族与继承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延续
忽必烈的家族与继承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延续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忽必烈则是这个大帝国的创立者和首位皇帝。
他的家族，以及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延续，承载了元朝的遗产和传统。
本文将探讨忽必烈的家族及其与元朝皇室与贵族血脉的延续。
忽必烈，也被称为元世祖，是成吉思汗的曾孙，同时也是蒙古帝国的第四代大汗。
他在成吉思汗去世后，成功继承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权，并将首都定在北京，建立了元朝。
忽必烈执掌政权期间，不仅实现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还积极改革和发展经济、农业和文化。
忽必烈的家族，也被称为忽必烈王族，是元朝皇室与贵族的核心。
他的子孙们承继了皇位，并延续了元朝的统治。
忽必烈的后裔在接下来的几代中，继续巩固了元朝始祖的地位，并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的家族血脉延续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他统治的后期，元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政权逐渐衰落。
同时，逐渐壮大的汉族势力也对忽必烈的家族构成了威胁。
特别是元英宗时期，忽必烈的家族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有些忽必烈的后裔被迫离开北京，流亡地方。
然而，尽管遭受了动荡和困境，忽必烈的家族仍然坚持了下来，并且通过与其他族群的联姻，延续了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忽必烈的孙子海山陈近南。
他通过与明朝皇室和南京贵族的联姻，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血脉。
海山陈近南的后代成为明朝的官员，并在政治和军事上发光发热。
除了通过联姻维持家族血脉外，忽必烈的家族还通过收养来延续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忽必烈的外孙女愿昌公主。
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子托格汗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建立起了明朝的统治。
忽必烈的家族与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延续，不仅体现了家族的坚韧和执着，也传承了元朝的文化和传统。
通过与其他族群的联姻和收养，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血脉融入了中国历史的大河流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元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逐渐淡化。
明朝的建立，对忽必烈的家族血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元朝的信仰多元化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元朝的信仰多元化忽必烈的宗教政策 - 元朝的信仰多元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由忽必烈建立并统一了中国。
作为一个军事统治者兼政治家，忽必烈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巩固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其中，宗教政策是他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宗教政策，元朝实现了信仰的多元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融合。
一、宗教自由的保护忽必烈在统一中国后，明确提出了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
他认识到中国的民众有着不同的信仰和宗教需求，并意识到排斥或压制不同宗教势力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元朝允许各种宗教在中国传播，并庇护了众多宗教团体，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
二、佛教的繁荣与崇尚在元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蓬勃发展。
忽必烈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他经常参拜寺庙，多次接见佛教高僧，并派遣使者到南方和东南亚国家取得佛教经文，推动佛教的发展。
元代的著名建筑，如北京的白塔寺和上都的石塔，无不展示着佛教在元朝社会中的地位。
三、伊斯兰教的承认与重视忽必烈对伊斯兰教的态度非常重视。
他广泛招募和任用回族和西域穆斯林，使他们成为元朝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
同时，忽必烈也将伊斯兰教纳入元朝官方认可的宗教，允许回族和其他伊斯兰教徒在中国自由地信仰和实践他们的宗教。
四、道教的复兴与保护元朝政府对道教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保护。
虽然元朝统治者多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但对于道教的信仰未曾有所压制。
相反，元代朝廷多次派遣官员到名山大川的道观进行修行，并宣扬尊崇道教的思想。
五、基督教的传入与影响在元朝时期，基督教也开始传入中国。
据历史记载，元朝时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在大都和其他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忽必烈对这些传教士表示了友好态度，允许他们传教，并为他们提供保护。
然而，由于元朝政权的变迁和其他因素，基督教并未在元朝中国得到大规模传播。
六、信仰多元化的价值元朝的宗教政策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多元宗教的并存，元朝促进了不同信仰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机遇。
世祖忽必烈的崇佛政策与寺庙建设
世祖忽必烈的崇佛政策与寺庙建设元朝世祖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他以其开明的国策、寺庙建设及崇佛政策闻名于世。
在他的统治下，元朝国力强盛，社会秩序稳定，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本文将详细探讨世祖忽必烈的崇佛政策与寺庙建设，以及其对元朝及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
一、世祖的崇佛政策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崇佛政策，推动了佛教在元朝社会中的发展和传播。
首先，他以自身为表率，亲自前往佛教寺庙参拜，并赞助佛教的建设和修缮。
其次，世祖废止了过去宋、金两朝对佛教教徒的一些限制，使得佛教信仰在中国更加自由。
此外，他还举办了大规模的佛教法会，鼓励僧侣深入民间开展佛教教育和普及活动。
通过这些政策，世祖忽必烈为佛教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寺庙建设及艺术繁荣世祖忽必烈不仅推崇佛教，还大力投资建设寺庙，为佛教信仰提供了宏伟的场所。
他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佛寺，其中包括著名的陈寿义和寺、根教寺等。
这些寺庙规模宏大，建筑壮丽，成为了佛教信仰的重要象征和精神家园。
此外，世祖还鼓励佛教艺术的繁荣，许多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和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和传承至今，如元代的《魏晋佛教石窟艺术》等。
三、世祖忽必烈崇佛政策的重要意义世祖忽必烈的崇佛政策对于元朝及中国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种崇佛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与民间的联系，通过支持寺庙建设和佛教艺术的繁荣，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其次，这种崇佛政策有助于巩固元朝的统一和稳定，提高了统治者的威望和声望，为继任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世祖的崇佛政策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佛教教义和文化得到广泛传承和弘扬。
结语世祖忽必烈的崇佛政策与寺庙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通过他的努力，佛教在元朝社会中得到了发展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佛教教义的传承和佛教艺术的繁荣。
这些崇佛政策为元朝的繁荣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忽必烈的后嗣问题元朝皇位继承与王族纷争
忽必烈的后嗣问题元朝皇位继承与王族纷争忽必烈的后嗣问题：元朝皇位继承与王族纷争在中国历史上，忽必烈（1215-1294年）作为元朝的奠基者和第一位皇帝，他的后嗣问题一直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忽必烈在位期间，他面临着诸多继承和王族纷争的挑战。
本文将通过对元朝皇位继承和王族纷争的分析，探讨忽必烈的后嗣问题以及对元朝的影响。
一、元朝皇位继承的制定元朝建立后，忽必烈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制定皇位继承的规则。
他首先采取了类似于传统中国王朝的定嗣制度，规定皇位由嫡长子继承。
这种制度保证了皇位的稳定性，并且是当时中国传统王朝的一种普遍做法。
然而，尽管忽必烈的嫡长子阿爪鲁（拖雷）被指定为继任者，但他在父亲召见时过早去世，这导致皇位继承的问题再次浮现。
忽必烈为了维护元朝的稳定，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规则。
二、忽必烈的男性后嗣面对继承问题，忽必烈没有选择嫁给自己的女儿，而是通过妻子贵由（蒙古族女真部落的贵族）生下了多个儿子，尝试确保自己的皇位被男性后嗣接替。
然而，由于忽必烈儿子众多，王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争斗和混乱。
忽必烈最早指定的继承人是自己的第二个儿子玉昺，但玉昺在忽必烈去世前也意外离世。
这再次带来了皇位继承的问题。
三、王族纷争对元朝的影响由于皇位继承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元朝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王族纷争。
各王族之间为争夺皇位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
这种内部纷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力，还导致了数次王朝的动荡和分裂。
其中，玉昺的去世引发了“阔端之乱”，迫使忽必烈重新考虑后嗣问题。
最终，他选择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天元，即成吉思汗的第八代孙，作为继承人。
尽管忽必烈在位期间成功平息了纷争，但这场王族之间的争斗对于元朝的稳定和统一产生了持久影响。
四、皇位继承机制的转变为了解决后嗣问题以及王族纷争对元朝的影响，忽必烈在位晚期开始考虑将皇位继承制度转变为选举制。
他设立了“皇子会议”，由重要的王族和官员共同参与，选举继承人。
元朝的宗教信仰
元朝的宗教信仰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的宗教信仰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在元朝的时期，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互动性非常突出，包括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等。
本文将从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角度来分析元朝的宗教信仰状况。
一、原始宗教在元朝时期，仍有一部分人信仰着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一般是对自然万物的崇拜，认为大自然具有神秘力量。
这一宗教在元朝时期还存在，虽然不是主流，但也有一部分人民保留着这种信仰。
他们经常举行祭祀仪式，将风、水、山、河等自然物象征为神灵，祈求丰收和祥和。
二、佛教佛教在元朝是一种主要宗教信仰。
由于元朝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朝代，佛教在元朝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也是佛教的信徒，尊奉佛教地藏王菩萨，并且曾经赐福地藏王菩萨，这表明了佛教的重要地位。
在元朝，寺庙建设非常活跃，各地都可以见到众多的佛寺。
同时，佛教的传播也带来了一些佛教文化的影响，如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丰富了元朝文化的内涵。
三、道教道教在元朝的宗教信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道教崇尚自然和谐，追求长生不老，具有独特的思想和信仰体系。
元朝时代，道教流派繁多，有丹道、内丹、周易等诸多流派。
这些流派各有特色，但在整个元朝时期，道教的影响力相对佛教较小。
然而，在一些皇帝及贵族中，仍有部分人信仰道教，并且在政治和文化上推崇道教的思想。
四、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元朝时期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西北地区。
元朝政权对伊斯兰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经常聘请回回人（穆斯林）做官，为官府合唱等场合派发清真食品等。
这种宽容政策使得伊斯兰教在元朝时期发展势头很好。
当时西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回回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名人，为元朝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元朝是一个宗教信仰多样的时期。
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各种信仰在元朝时期各有影响力。
这种多样性和互动性的宗教信仰环境体现了元朝的宽容精神和包容性，也为元朝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条件。
忽必烈与儿子的关系统治者与继承人的角力
忽必烈与儿子的关系统治者与继承人的角力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一统王朝，由成吉思汗的后代所建立，其最辉煌的时期自然是忽必烈当政的那段时间。
然而，与许多王朝相似的是，忽必烈统治的后期，继承问题成为了重要的考验。
忽必烈与儿子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场系统治理者与继承人的角力。
本文将探讨忽必烈与儿子的关系以及在继承问题上的挣扎。
一、儿子们的角力忽必烈拥有众多的儿子，他们中的一些人立志继承父亲的权力和地位。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忽必烈的四子忽哥儿。
忽哥儿是忽必烈晚年所生，也是最有野心和政治才能的儿子。
他不断地挑战父亲的权威，试图争夺帝位。
然而，忽必烈对于他的儿子们的意图心知肚明，早有防备。
二、忽必烈的权威忽必烈是一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在推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的统治地位坚定，人民对他的威信也很高。
这种权威使得儿子们很难动摇他的地位，但一些儿子继续奋斗，试图在未来能取代父亲成为下一位皇帝。
三、继承者的选拔作为一位睿智的统治者，忽必烈很早就开始考虑继承者的问题。
他对于继承帝位有过明确的规定和计划。
他根据儿子们的才能和德行来评估他们，以此来决定谁是最合适的继承者。
忽必烈并非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对于继承权的决策需要深思熟虑和公正评估。
四、权力传承尽管忽必烈制定了一套继承规则，但他的儿子们还是争夺权力。
忽哥儿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其兄长。
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元朝实行的是世袭制，因此，忽哥儿与其他兄弟之间的角力与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这个过程涉及政治联盟、处理各种场外势力以及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角力。
五、忽哥儿的失败尽管忽哥儿是个聪明且有权势的人，但最终他并没有成功地夺取帝位。
忽必烈对于继承者的考量是全面的，他认为忽哥儿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如其他兄弟，更不足以胜任皇帝的职责。
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忽哥儿的弟弟，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六、权力的稳定继承忽必烈的继任者如愿以偿地稳定了帝位，并为元朝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
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于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由蒙古族人建立的，因此，宗教政策对于统一和巩固统治至关重要。
本文将探讨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以及其对社会和统治的影响。
元朝成立之初，中国社会存在融合多元宗教信仰的状态。
忽必烈意识到，宗教政策的制定对于稳定国家和民众的情绪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行宽容和包容的宗教政策。
首先，忽必烈采取了容纳多元宗教信仰的策略。
他尊重、容忍和支持各种宗教，不会强制迫害或压制任何宗教信仰。
在元朝的统治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中国繁荣发展，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这种政策不仅延续了元朝前身金朝的做法，同时也体现了忽必烈作为统治者的开明和智慧。
其次，为了巩固统治，忽必烈采取了有效的宗教组织和管理制度。
他设立了统一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对各个宗教进行规范和管理。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和巩固元朝的统治。
宗教领袖和僧侣等宗教人士在政治和社会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被视为统治者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
此外，为了提升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忽必烈还通过采取一些与宗教相关的举措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他接受了藏传佛教的灌顶仪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转变为佛教信徒的统治者。
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使自己被人民视为佛菩萨的化身，拥有更高的统治地位和合法性。
这种做法显示了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机智和灵活性。
总的来说，忽必烈与元朝的宗教政策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通过宽容和包容的宗教政策，他巩固了统治地位，维护了社会稳定，并为各个宗教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这种宗教政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王朝也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忽必烈在宗教政策上的智慧和开明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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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忽必烈及其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论文关键词：忽必烈；忙哥剌；阿难答；宗教思想论文摘要：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对八思巴执弟子礼，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影响了整个元朝；安西王忙哥刺也信仰藏传佛教，受戒于国师叔父槊里吉察揭兀的重臣商挺也来到安西王府，安西王、王妃、世予、公主等都以“师事之”，由商挺提出，安西王出巨资于崆峒山修建宝庆寺；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的思想是多元的，既有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忽必烈(1215-1294 )，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
1232年，父亲拖雷逝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熟。
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听别人讲述前代帝王的经历和业绩，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刘秉忠、史天泽、董文用等人。
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为忽必烈灌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帮助他了解中原汉地各方面的情况，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国家的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于这个幕僚班子。
同时，在宗教文化选择方面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并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对元代及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始于驻哗六盘山时期六盘山是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前夜选定的行宫。
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南渡黄河，接连攻占积石、临挑、河州、西宁之后，挥师进人宁夏南部固原。
德顺军(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是成吉思汗进人宁夏南部的第一站。
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
六盘山行宫的地位，从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后人驻军六盘山并消夏的历史格局，也奠定了后来安西王府的历史地位。
蒙元攻灭南宋，经过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时期的经略，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前后历时40余年。
蒙哥即位后发动了历时7年的第二次蒙宋战争。
忽必烈平定吐蕃、亲征大理，是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
1252年夏，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为统帅，老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副统帅，率大军远征大理国(今云南大理)。
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后，第一次承担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
远征大理，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是成吉思汗既定的战略方针。
同时，征服吐蕃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月，忽必烈在曲先脑儿觑见大汗并受命专征。
因当时南宋没有统一，进兵云南的线路需取道于川藏地区。
忽必烈率大军南下，在六盘山行宫驻哗。
这期间，他派人到凉州请藏传佛教萨迎派的新教领袖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会面，咨询进兵云南时路经藏区的相关事宜。
从此开始，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后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包括他的王妃察必。
忽必烈大军进抵六盘山之后，请远在凉州的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议事的意义非常重大，显然与征大理国的用兵、线路和粮草供给有关。
八思巴应邀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前来六盘山行宫与忽必烈会见，忽必烈向八思巴询问有关藏族的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之后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
这样，双方心里都不高兴。
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参谋和助手，忽必烈征大理的过程中，她随侍在军中。
此刻，当她看到这种尴尬局面时，马上出来调合，并提出应将八思巴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忽必烈召见八思巴，主要是为了军事。
在与忽必烈的接触过程中，八思巴逐渐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进军大理要通过藏族地区，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
当八思巴与忽必烈达成共识后，八思巴通过对西藏宗教知识的灌输，对吐蕃、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对汉文典籍的了解和深入讲解，对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从单纯利用藏传佛教转变到在利用的同时也崇拜西藏佛教。
当他们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时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
“灌顶”，本来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
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了结缘灌顶。
之后，八思巴也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这一年忽必烈38岁。
从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师，被封为国师。
1254年，当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驻$}六盘山时，与八思巴应该还有过会面。
忽必烈的这些重大宗教活动，是在驻蹿六盘山时期完成的。
总体上，这些宗教活动与他进军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
此外，从宗教意义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顶一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筋，影响了整个元朝。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传佛教思想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
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
同时，安西王府应运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为王相。
安西王驻节六盘山，目的在于分制陕西、四川等地，任务和使命艰巨，因为统一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
早在数年前，忽必烈在召见刘好礼时，刘就上言:“陕西地重，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
创诸都城，宜给直以市民地。
”忽必烈觉得说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确安西王分治陕西和四川，遂建立开城府。
在王府格局上，“仍视上都，号为上路”。
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为“秦王”，别赐金印。
此时的安西王，实际上一藩二印，两府并开。
其府在长安者曰安西，在六盘者日开城，皆视为王府。
《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于京兆(长安)，夏徙居六盘山，每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开城安西王府这种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盘山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盘山行宫成了他的驻躁之地。
当时元朝政治中心仍在开平，之后才开始迁人大都。
在此前，开平、六盘山、四川三点一线，安西王居六盘山统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派往陕西、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安西王“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地位至尊，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他实际上是皇帝经营陕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
安西王有权派遣官吏巡视和督战，调解内部纷争，可以奏报四川的战况，还可以因特殊情况发布特殊命令，称之为“教”，以别于天子的“救”，同样具有“圣旨”般的权威。
可见安西王府当时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传佛教，与他的父亲忽必烈有直接关系。
当藏传佛教被忽必烈定为国教之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就与元代的政治文化与统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请当时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师，接受汉文化。
但从他的名字来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节看，他应该随父母信奉了佛教。
忽必烈阪依藏传佛教，对忙哥刺影响很大。
1275年八月，国师八思巴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写《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广、中、略三种梁若及华严经的说明》;第二年七月，又为忙哥刺写《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
这些都说明忙哥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安西王忙哥刺时期，正当他的父亲、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执政时期。
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传佛教萨迎学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为“国师”，以藏传佛教作为全国的宗教信仰而尊崇。
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样受这种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就连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饭依了藏传佛教。
历史远去了，但当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肃平凉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遗迹却传了下来。
由《创修腔峋山宝庆寺记碑》(《峻恫山志》)，我们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离开大都前往王府时，作为统辖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亲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样非常重视藏传佛教的信仰。
据商挺撰写的《创修岭酮山宝庆寺记碑》看，离京时有国师的叔父架里吉察揭兀相随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随，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从事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为安西王相。
商挺何时饭依佛门，已没有资料来说明，但从他撰写的《创修峻蛔山宝庆寺记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经受戒于架里吉察揭兀。
商挺随安西王忙哥刺来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职权外，还肩负着宗教传播的任务。
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诵，修作佛事。
小心精进，不懈益虔。
安西王及妃逊多礼，世子阿难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呐论普演怯力密失，咸受戒于商，师事之为谨。
商请居平凉之蝗恫山建设道场”囚。
商挺虔诚信佛，诵经不懈，安西王与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师事之”。
这与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样的。
道场，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处，后泛指僧家诵经行道的场所。
腔蛔山，为天下第一道山，在这里建寺礼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
在岭炯山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架里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宁夏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任用藏传佛教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设立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和西藏地方事务，这是忽必烈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
皇室亲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样要按照这种宗教体制来实施。
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来到六盘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这样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后，也要伴随在王府，是一种双重身份。
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层人物都以商挺为师而在六盘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饭依宗教。
由商挺提议、安西王出巨资修建的宝庆寺，经过数年，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
整个殿阁宏伟，金壁灿烂。
安西王和王妃亲往平凉腔桐山宝庆寺上供拜祀，“周视规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释教统摄，仍刻银比三品界之。
”此时的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辖的地域范围，当时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历史上权力最大、最为辉煌的时期。
安西王将这些管理统辖宗教事务的人，授予三品银印，彰显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时期的特权。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这通碑记，记载了700多年前一桩鲜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们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盘山安西王府的影响。
安西王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继承王位后却饭依伊斯兰教。
而且他属下的蒙古军队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兰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孙，在数十年的经历中，他们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样的。
研究他们三代人的宗教思想变化，对于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义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实，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多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