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中国翻译思想
中国翻译理论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探讨论文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探讨论文马建忠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学者，他的“善译理论”备受翻译学界的关注。
本文将对马建忠的善译理论进行探讨。
首先，马建忠提出的“善译理论”是什么？在他的理论中，“善译”是指达到最高效、最准确、最忠实、最自然译文的目标。
他认为好的翻译应当达到如下四个标准：1.最高效：翻译的时间、成本、质量都要达到最佳平衡。
2.最准确：翻译要保证传递的信息与原文一致。
3.最忠实：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也要忠实于读者的语言文化背景。
4.最自然：翻译要符合目标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让读者不感到突兀。
从上述四个标准可以看出，马建忠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同时满足效率、准确性、忠实性和自然度等要求。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这些标准，并指出翻译应当如何去实现这些标准。
他认为要达到最高效，翻译需要全面掌握原文和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文化，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软件和工具。
要保证最准确，翻译需要精通原文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结构、隐喻、文化内涵等，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重各种细节的把握。
要保证最忠实，翻译需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形式和意义，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和读者所在的文化环境。
要保证最自然，翻译需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要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的缺点在于，他过于强调准确性和忠实性，而忽略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度。
他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尽可能接近原文，但往往会忽略到读者的感受和阅读体验。
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在准确性和忠实性的基础上，尽可能让译文简单易懂，让读者能够轻松地理解译文。
总之，马建忠的善译理论为翻译学界提供了一种全面性、准确性、忠实性、自然度的翻译标准。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翻译也需要更加注重读者的感受和阅读体验，注重使译文更加可读和易懂。
未来的翻译需要更加注重各种因素的把握，将准确性、忠实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翻译更加服务于读者和社会的需求，为促进各国交流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简述
近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简述李玥摘要：本文以笔者阅读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为基础，依照各个历史时代的划分，对书中阐述的翻译理论、学说进行评述。
关键词：按照年代；主要学说；代表人物；主要特点一、书籍简介《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是由文军教授主持编写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系列图书中的一册。
书中共收录了1894年-2005年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理论论文相关信息两千五百余条，每条均按照：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刊期/起止页码；摘要；关键词的顺序编写。
特别适用于外语教师、研究生、翻译工作者以及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士使用。
本书有三大显著特点：第一，本书按照大的年代归纳论文信息，这对整理各个年代的翻译理论有清晰的分界；第二，收录的每一篇论文，都会提供摘要和关键词，便于理解论文的主旨，提高索引效率；第三，论文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编排序号，便于数据整理。
二、各时代翻译理论评述（一）十九世纪该书共收录19世纪翻译理论论文3篇：分别是1894年马建忠先生的论文《拟设翻译书院议》（下称《拟》）；1986年梁启超先生的论文《论译书》（下称《论》）；以及1898年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天演论》（下称《天》）。
三篇论文均是19世纪末出版的文章，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内忧外患，为谋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爱国先驱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将西洋先进文化技术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翻译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其中，马建忠的《拟》首次提出了翻译标准的思想，即“善译”，指出“善译”的条件是具备“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阐述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
梁启超的《论》强调译书应避免两种情况：一是过于忠实译入语，而丢失原文的意义；二是过于忠实原文，而造成译文生涩梗读。
也就是翻译的“度”的问题。
严复在《天》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相关问题。
严复的“信达雅”思想至今对翻译标准讨论起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翻译理论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摘要：我国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与之伴生的是翻译理论的同步发展。
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是由“质”而“信”再到“化”，也就是说，从单纯模仿原文句法的直译到允许句法自由的意译再到饱含创造神韵、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多种翻译手法相结合。
我国的翻译理论是在不断深化中加快发展，在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提高的。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的发展史，本质上其实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政治、文化、商贸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可以上溯至公元67 年，传至我国的佛经由于语言不通而出现了经文的讲解、翻译。
由此至今的近二千年间，翻译也随着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从四次影响较为深远的高峰期来对我国翻译理论发展史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高峰期———唐宋及以前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明帝派使者从天竺邀请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朝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先后在东汉、东晋、南北朝、唐朝、北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历时一千多年，译经1 690 多部、6 420 余卷，形成了我国外来文化的巨大宝藏。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这一时期可以归结为直译到意译的过程。
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开始，佛经翻译从零散翻译进入了大规模翻译时期。
安息人安世高及来自西域大月氏的支娄迦谶都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
尽管他们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翻译中问题也很多，但加速了佛教在社会普通群体中的传播。
后人对安世高译文的评价是“贵本不饰”，对支娄迦谶译文的评价是“审得本质，了不加饰”，表明他们的翻译提倡保持文学原意，属于初期的直译行为。
在前秦王朝的官方支持下，僧人道安主持了我国最早的大型佛经译场，他提出翻译佛经时要竭力符合原文原意，“惟惧失实”，对直译的要求更加明确。
由于这几个人的观点比较近似，后代的翻译家对他们的翻译原则给出了“重质朴，轻文饰”。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译经僧人鸠摩罗什，他一生译经74 部、384 卷，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和语趣的重要问题，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四次翻译理论发展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
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
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
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
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
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
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
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
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
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
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
最新马建忠“善译”翻译观
19世纪末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
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然而马氏的翻译观点已涵盖等效翻译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与语用翻译有相通之处。
本文拟从语用语言等效、社交语用等效角度，探讨马建忠“善译”翻译观的实用性。
[关键词]：善译等效翻译语用翻译一、马建忠“善译”翻译观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1898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对中国语言学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的中国首批语言学家中的第一人。
他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的紧迫性。
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善译”翻译观：“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覆，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
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话的义蕴相当丰富全面，涉及语义学、语用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域。
他看来：翻译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呢?平时在翻译训练中就应该培养自己对两种语言的浓厚兴趣，用心思考，一定要先将所要翻译的语言和用来翻译的语言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比较，以考察两种语言文字产生的渊源，领悟两种语言相同或相异的缘由。
对两种语言相当的意义应加以反复推敲，务必探究其语调的高低，分析其字句的繁简，弄清其文体的变异，了解其内涵细微差异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