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衰败的原因
中国历史政治格局的变异：门阀制度从辉煌走向衰败
中国历史政治格局的变异：门阀制度从辉煌走向衰败门阀地主阶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它曾经创造了一个属于门阀政治的辉煌时期，其门阀观念影响了长达六、七世纪的中国历史，对于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门阀制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权产物，主要分为了东汉末年、曹魏与西晋、东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个阶段，这些时期门阀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也被后世所探究。
一、门阀制度的观念及具体表现'门阀制度'是从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显著的时代特征，'门阀制度'包括门阀士族、门阀势族、士族与势族、豪强等具体概念，中国古代中的'门阀制度'主要表现为：按门第的高低选拔官员；士族免役；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特征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门阀制度的观念门阀观念是门阀政治的产物，但比起门阀政治，其延续性更强，即使阀门政治灭亡后，其残留的门阀观念依旧遗留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古代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很多门阀士族出身的文人以自己的门第为荣，虽然门阀最后走向了落魄，但还是有很多门阀士族的后人仍对祖先时期的盛况感到怀念，这种怀念既是为过往的辉煌业绩而骄傲，也是为自己落魄的当下而唏嘘。
门阀观念之所以受到统治阶级的排斥，主要是门阀观念中又针对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这种思想不利于统治的稳定，所以被当权者视为门阀士族的对抗。
唐太宗曾下令：'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还有高宗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唐朝时期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改变社会风气，铲除门阀的残余观念，以当世为官进爵为荣誉而非往日的士族身份为荣誉。
•士族为什么重视门阀观念？（1）保证社会地位的优越性门阀士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权阶层，在政治上出现了'累世公卿''四世三公'的现象，这也是士族显赫的象征。
南朝史上南朝为何从此衰落不振而灭亡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南朝史上南朝为何从此衰落不振而灭亡导语：南朝后期，门阀士族统治开始走向衰落。
士族已经变为一个失掉统治能力的腐朽、寄生阶层，对于任何政治风浪的冲击，士族往往都缺乏起码的应变南朝后期，门阀士族统治开始走向衰落。
士族已经变为一个失掉统治能力的腐朽、寄生阶层，对于任何政治风浪的冲击，士族往往都缺乏起码的应变能力。
而侯景之乱的发生，是对梁朝后期腐统治的沉重一击，南朝从此衰落不振。
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正月的一天晚上，梁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朝的刺史、太守都来向南梁王朝投降。
这当然只是他日思夜想造成的幻梦。
第二天上朝，他就把这件事告诉大臣，说：“我这个人很少做梦，这个梦一定是个好兆头。
”过了二十多天，恰好西魏的大将侯景派人来，说他跟东魏、西魏都有冤仇，决心向南梁投降，还表示愿意把他控制的函谷关以东十三个州都献给南梁。
侯景本出身怀朔镇兵，曾随尔朱荣镇压过六镇起义。
后归附东魏丞相高欢，官至河南道台，拥兵十万，镇守黄河以南。
高欢死后，因与其子高澄不和，侯景率部投降了西魏。
西魏丞相宇文泰并不信任侯景，一面接受侯景的献地，一面召侯景到长安去，准备解除他的兵权。
侯景走投无路，又转向南梁投降。
梁武帝接见了侯景派来的使者以后，马上召集大臣商议。
大臣们大多认为南梁和北朝多年相安无事，现在接纳了北朝叛将，只怕引起纠纷。
但是梁武帝却认为接纳了侯景，可以乘机恢复中原，再想起他做过的一个梦，认为这是佛祖来帮助他了。
他就不听大臣的劝阻，接受了侯景的投降。
把侯景封为河南王，管辖黄河南北军政。
并且派他的侄儿萧渊明带兵5万去接应侯景。
萧渊明率军北上，受到东魏的进攻。
梁军多年没有打仗，纪律很差，跟东魏一交锋，几乎全军覆没。
萧渊生活常识分享。
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1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专业：历史年级：081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摘要：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
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正文：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
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
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
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⑵谈到门阀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
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
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
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发展与衰亡门阀是封建品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
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侧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
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
自汉武帝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学后，官僚多以经术起家。
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
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
在门阀制度的发展进程中，由魏的陈群所提出九品中正制度起了一个催化的作用，九品中正制的成立其起点是为了解决那时东汉末年陈腐的官员选拔制度：孝廉制度。
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初衷是为朝廷物色人材。
地方官在辖区内，每一年必要选举几名孝子和廉吏，这些人被作为人材，吸纳到宫内做侍卫郎，几年后获分发机缘，再到地方做官。
起初，有的地方官忙于政务而疏于举孝廉，汉武帝还为此动过怒，对举之不力者加罚。
因此，孝子廉吏不绝于途，汉代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这项制度中取得过很多治国之才。
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项制度变了味。
由于被举为“孝廉”就等于取得了参政入仕的资格，而每郡满二十万户口才能举一个，机缘稀缺，因此，请托舞弊之风兴起，孝廉的机缘往往被掌握在地方大族手中，身世寒门的子弟少有进位的希望。
光武帝刘秀依托地方豪强的支持成立了东汉，因此也礼尚往来对其予以优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东汉末年，各地的门阀家族势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怪物。
为了缓和那时世家大族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尖锐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为朝廷简拔人材，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制。
而这一制度的提出和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
曹氏父子为了成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办法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很多抑制、冲击，但是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能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到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身世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材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
门阀制度衰弱
门阀制度衰弱门阀制度是指一种社会制度，其中权力、权威和特权由少数特定的家族或集团掌握和继承。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和家族背景来决定的，而不是通过个人能力和价值来评估。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门阀制度正逐渐衰弱。
这种衰弱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变化等。
首先，经济发展是门阀制度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传统的门阀制度下，少数家族或集团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而其他人则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的血缘关系来获取一定的利益。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放，个人能力和竞争力逐渐成为评估和分配资源的主要标准。
这导致了门阀制度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逐渐衰弱。
其次，政治改革也在推动门阀制度的衰弱。
过去，政治权力往往与家族背景和血缘关系密切相关，导致了权力的私有化和滥用。
然而，现代社会普遍倡导民主、公平和透明的政治体制。
政治改革的推动使得政治权力逐渐转变为公共权力，不再局限于少数家族或集团。
这进一步削弱了门阀制度的基础，使得权力更加平等和公正。
此外，社会变化也为门阀制度带来了挑战。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交往的增加，人们对于个人能力和价值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相比于依靠血缘关系和家族背景来获取机会和资源，个人能力和付出更被社会认可和重视。
这使得门阀制度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质疑。
虽然门阀制度正在衰弱，但其影响依然存在。
在一些地区，特定的家族或集团仍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原则的普及，门阀制度将逐渐被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制度所取代。
总之，门阀制度的衰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变化都在推动门阀制度的边缘化。
然而，门阀制度的消亡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推动。
只有通过公平、平等和透明的制度来确保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我们才能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繁荣的社会。
试析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1)
试析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1)论文关键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门阀制度论文摘要: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
“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
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与“宦”是门阀世族的两大支柱，也是衡量门第高卑的尺度。
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当时门第高卑，婚姻是一项重要标准。
”因此，要探析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盛衰，从婚姻习俗人手倒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一、“士庶不婚”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属性，这一属性表现在婚姻习俗上，就是所谓的“身份内婚制”或“等级内婚制”。
这种婚姻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曾一度形成“士庶不婚”的现象。
据史书记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庶区别，国之章也。
”西晋时，门阀制度初步形成。
此时，士族身份内婚制初现端倪，“士庶不婚”并非十分严格。
在当时婚靖重德行、容止、玄谈等风气下，士庶通婚现象依然存在。
如司徒王浑之子王济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想“以妹妻之”，就说明西晋时期的身份内婚制并非深沟高垒、等级森严，就连琅哪王氏这样的高门望族，其婚靖时看重的仍是德才。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最为典型，士、庶地位，高下悬殊。
”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与之为伍。
”因此，门阀士族间等级内婚姻最为壁垒森严。
史称:随晋室南迁的士族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
侨姓士族中，王、谢、袁三氏之间通婚最繁，其中尤以王、谢两家嫁娶最多。
如:王导之孙王氓娶谢安之女为妻;谢据、谢万均娶了王览第四代女为妻;谢郎娶王胡之之女为妻;谢玄之子谢焕娶王羲之外甥女刘氏为妻。
此时，“士庶不婚”亦成定制，倘若士庶通婚，必遭非议。
如士族王源嫁女于庶族满氏，就曾引起轩然大波，为此，沈约还曾上表弹幼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胃实参华……而托姻结好，惟利是求，站辱流辈，莫斯为甚。
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世家门阀的家族兴衰沉浮“王与马，共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世家门阀的家族兴衰沉浮“王与马，共天下”在东晋立国初年，其就有一种说法“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就是其中的“马”，而王，指代的就是王导王敦所代表的琅琊王氏家族，在谢安那一代陈郡谢氏还未崛起的时代，琅琊王氏是东晋当之无愧的第一豪门士族。
并且在中国古代那个王权至上的时代，能流传着这种共管天下的说法，可见其王氏家族的强悍实力。
琅琊王氏出自西汉时期的琅琊郡(今属于山东临沂市)，其发展于魏晋时期，家族鼎盛时期在东晋统治时代，南朝之后走向衰弱，这个基本上和陈郡谢氏家族的发展走向类似。
从东汉到明清的一千多年里，在《二十四史》中出了包括王吉、王导、王羲之等为代表的92位宰相级别官员和六百多位文人名士。
琅琊王氏最早可以追述到西汉时期的谏议大夫王吉，其中魏晋时期比较知名的王氏族人是知名大孝子王祥，祖父官至青州刺史，东汉末年战乱频发，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其隐居二十多年之后，被征召，历任大司农、司空、太尉等职。
这里需要说到的是魏晋沿袭汉朝以来的察举制，其中孝廉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加上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其孝道，加上其门第家世，自然让王祥成为了琅琊王氏崛起的重要人物。
东晋南渡之后，司马氏朝廷得到了跟随一起渡江王导王敦兄弟以及背后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其迅速在江南建立起延续汉人正统的东晋王朝。
在此期间，王导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其主政东晋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工作，王敦担任大将军，并且担任上游荆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等职务，并且王氏家族其他成员在东晋朝廷的军政各界都有人员担任要职。
琅琊王氏家族在王敦之乱中，由于王导能站在司马氏皇室的立场维护中央政权，其在王敦之乱平定之后，其虽然没有被司马皇室解除政权，但是因为在战乱中琅琊王氏的重要人员王敦的死亡，以及众多担任军政要职的王氏家族成员被杀，实际上琅琊王氏的整体实力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害。
到了谢安所代表的谢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前后，其和王氏家族成员有诸多的姻亲联姻，其共同住在的乌衣巷，其两者的家族被后世称为“王谢”。
魏晋时期士族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
魏晋时期士族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门阀士族是一个高踞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层，萌生于汉末，初步形成于西晋，鼎盛于东晋，南朝后期逐渐衰落。
（一）门阀士族初步形成于西晋时期西晋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
1、五等爵制的制定和九品中正制的蜕变是门阀形成的政治条件。
裴秀制定五等爵制，是中正官选人的依据，而受封为爵者均是实力雄厚的大族。
中正官由世家大族把持，遂大力培植门阀势力。
2、经济上世族不仅享有占田荫客的特权，而且也被默许多占土地、劳动力。
使世族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3、专收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在教育上为世家大族提供特殊照顾，至此，世族也有了教育特权。
（二）东晋时，门阀政治等到了确立及进一步发展东晋政权是在北方乔姓大族王、庾、桓、谢及南方吴姓大族朱、张、顾、陆的共同扶持下建立的，门阀政治被东晋政权所保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政治上，门阀士族几乎把持了全部朝政，终东晋一代，一直是王、庾、桓、谢几个大足轮流指正。
清职由士人担任，寒人不得染指。
2、经济上，东晋门阀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门阀士族封山占泽、兼并土地并荫有大量佃客。
3、法律上，士族地位突出，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准则。
4、社会等级上，士族与寒门界限森严，士族的交友、婚宦都有一定的限制，不得逾越规矩；私人修谱之风兴盛，以维护门阀特殊的社会地位。
（三）从东晋末至南朝，门阀士族逐渐衰落原因：1、士族腐朽。
政治上，虽有高官厚禄，却不理政事，且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经济上，门阀土地由宗族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化，导致了财富分化，削弱了士族本身的经济实力；军事上，士族鄙薄武事，因而逐渐丧失军权；生活方式上，既奢侈无度又矫揉造作。
2、中央集权的加强。
刘宋以军事起家，一开始就大权在握。
南朝确立法度，以尚书、中书等低级官职“出纳王命”，削弱了士族的权力。
3、寒门势力的兴起。
一是以军功起家、执掌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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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起初世家大族通过察举制，依靠乡举里选，熟读经书入士升迁。
随着其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选拔官吏开始与世家大族紧密联系，如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一俗”。
所谓“族姓”，便是指世家大族。
三国时期魏国建制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以及西晋时期对此选官制度的沿用，维护了门阀士族政治层面的“权益”。
九品官人法起初主要以德识才学和门第高低为标准。
但到曹魏后期，政权旁落于世家大族司马氏集团手中，选才标准不再是德才和门第并重，而是门第标准远远超过了德才标准。
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官人法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工具，为门阀士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渐为灭亡。
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帮衬下，建立了东晋。
在朝中，除皇帝之外，王氏兄弟掌握内外大权。
因此，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至此门阀士族之势达为鼎盛。
门阀士族的势力如此雄厚，以至于东晋时期，可以与皇帝“共天下”，那么为什么之后走向衰落的残局呢？一、政治因素造成门阀士族崩溃的政治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士族之间关于争夺权力的政治内斗；另一种是士族自身的堕落腐化，昏庸无能。
1、士族间的政治斗争士族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是造成本身崩败的一个政治因素。
这种用阴谋或武力来相互摧残的政治斗争，是某一世族势力遭到另一世族势力排挤，甚至是被杀的一种政治手段。
虽然说，通过政治斗争，某一世族势力在朝内获得了极为强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世族集团的整体势力在被削弱。
最终使整个世族集团走向崩败。
从晋初的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都是大规模的世族斗争。
至南北朝后，这种世族间的争斗显得尤为频繁。
刘裕代晋，徐献之、傅亮二人有辅佐之功，后掌握朝权。
而文帝时，徐、傅则被诛杀。
构成其事者，则为王华、王昙首两世族。
孝武帝时，王僧达与颜竣的先后被诛，也是由于他们彼此间的互相攻讦与陷害。
陈霸先篡立，南方土著世族又压倒旧日高姓世族而把握政权。
而在北朝，这种斗争同样厉害。
后魏首先人用的世族是崔浩，他用“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方法排抑别的大族。
又凭借魏帝的信赖，大量的布置他的党羽，“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诗人，各起家郡守”。
结果以“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的缘故被诛。
而崔氏与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为姻亲，由于崔氏对政权把持太甚，以致其反对派不仅屠杀了崔氏，而预期联姻的家族也受牵连。
魏收述崔浩“分明姓族”的事说：“浩败颇亦由此”。
由此可看出，崔浩的下场是因“分明姓族”，排异别的大族而导致的。
2、自身堕落腐化门阀世族自身的堕落腐化，昏庸无能，也是构成自身衰落的政治因素之一。
他们悠闲度日，不思进取，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常以撰写靡丽的文章为乐。
士族子弟从事摴蒲等赌博游戏，加之其崇文轻武，以致体态羸弱。
等级上的自我优越感，使其好摆架子，不习法令，不亲庶事，而与实事政务相隔离。
门阀世族这种奢侈无能的现象，从汉末魏初就有。
如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虽“智能优赡，溢才命世”，但为官之后，不能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衰败的原因□ 刘 苏（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摘要】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
它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南北朝。
门阀士族的衰落，政治上源于其自身的堕落腐化以及昏庸无能，致使其失去先前政治等方面的优势，构成自身崩败；文化上，“士庶不婚”的传统观念和门第上的严格限制，影响了世家大族后代的发育；经济上，以拥有广大的土地、佃客和部曲为经济基础的瓦解，是门阀士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世家大族最终走向了没落。
【关键词】南北朝；门阀士族；衰败；原因将奸民污吏扰乱朝市，妥善治理。
甚至，战事将至，因饮酒作乐，丢失城池。
这种无能作为，怎能治理好一方之土，兴国富民呢？随之，东晋的王澄较之更甚。
“（澄）既至镇（荆州），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
”于是益州和梁州的流民，推举杜弢为主，攻破零、桂，在巴陵打败王机。
即便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军情之时，王澄与被打败的王机仍然日夜纵酒，不闻不问。
在这种状况下，门阀世族是不能够得到统治者的信任。
由于权利和利益引起的世族间用阴谋或武力互相残害的政治斗争，是世族崩溃的内在原因。
在加之自身腐败无能，为门阀世族走向衰败种下了病根。
二、“士庶不婚”及门第限制门阀士族的婚姻范围大多在士族集团内部，他们遵循着“士庶不婚”这一原则，且门第较高的士族就在高门内部配匹。
以陈郡谢氏为例，在西晋时谢氏四世婚姻，皆与侨姓世族为姻。
东晋时谢氏婚姻可考者有十四宗，所姻无一微姓，且一流高门占压倒多数。
但是，随着士族势力由盛转弱，“士庶不婚”及门第限制的观念在客观上也为士族的衰败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1、士族婚姻范围狭隘由于门阀士族的势力不如从前，有些士族开始和庶族联姻，但是由于“士庶不婚”以及门第不平等的影响，遭到了其他同类士族的反对。
太原王氏之王元规，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兄弟三人随母一同避难渡江，寄居临海郡舅父家。
当地的一个庶族地主刘玉真愿以巨万之资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王元规，以攀高门。
他母亲想答应，而他自己不从，并说：“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开壤，辄姻类非。
”即使身有残废而联姻庶族，也被认为是一耻辱。
如博陵崔巨伦之姊瞎一目，士族中无有求婚者，其家将她下嫁于庶族。
巨伦之姑赵郡李叔溉之妻听后心里十分难过，生怕嫁与庶族，有损门庭。
降低身份，并说：“吾兄盛德，岂能令女屈事卑族?”于是将巨伦之姊娶为自己的儿媳妇。
王元规、崔巨伦之姑之举，当然在当时受到士族的称赞。
但是，由于“士庶不婚”的习俗和门第上的严格限制，士族选择配偶的范围很狭小，他们只能选择与自己门第相当的士族进行联姻，再加之东晋南朝诸政权的地域范围偏居于江南，地域狭小。
因此，他们的婚姻具有很浓的近距离通婚的特点。
而这种现象会大大增加隐性遗传病的患病率，影响后代的正常发育，降低人的质量。
2、激化士庶间矛盾“士庶不婚”也加剧了士庶之间的严重对立，激化了社会矛盾。
如范阳卢氏有女，父早亡，庶族出身的幽州刺史赵邕欲与为婚，其叔许之而其母不从，乃携女逃至娘家北平阳氏躲避。
赵邕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利用刺史的权势，考掠女叔以至于死。
这种手段在当时“士庶之际，实自大隔”的环境中，可以说是庶族对土族门第婚姻的反抗斗争。
梁朝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做了河南王后，向梁武帝请求娶琅琊临沂王家与陈郡阳夏谢家的女子为妻，梁武帝说：“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
侯景恼羞成怒，发誓说：“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这次求婚失败加深了侯景对士族的仇恨，这是他日后发动叛乱、疯狂屠杀士族的重要心理因素。
换言之，门第不当不婚的观念是加剧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导致了社会冲突，并最终让士族自食其果。
三、经济基础的瓦解唐长孺先生认为：“门阀的盛衰和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盛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动摇，与之相联系的贵族、官僚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存在，那么门2014年10月下青春岁月阀士族也就能继续下去。
”即认为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是门阀士族衰落的主要原因。
胡如雷先生认为：“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世袭等级特权随之难以继续维持，这是门阀政治走向衰落的最主要的根源。
”他们都认为门阀士族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动摇造成的。
经济基础的动摇可以直接从根本上动摇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致使其不断走向衰落。
门阀士族的势力之所以强大，甚至可以做到“王与马，共天下”，是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庞大的田产和数量众多的佃客和部曲。
一方面，世家大族将自己的田产租赁给一些依附于他们的佃客，从中获取丰厚的租税。
另一方面，众多的佃客也愿意依附于世家大族门下。
他们可以获得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庇护，免除向国家上缴苛捐杂税，同时也可以逃避国家的徭役而沦为隐户。
但之后，豪族加收重税，佃户们迫于这种赋税的压力，退田与豪族，沦落为无田可种的流民。
相反，上述因素导致国库亏空，赋税收取率低下，加之战乱频繁，影响到了国家的正常运行。
1、土断的施行在南朝有一种关于清查隐蔽人口的户籍方面的制度，那便是有名的“土断”。
土断的意思，胡三省解释为“令西北士民侨寓东南者，所在以土著为断也。
”在东晋初年，北方人大批南迁，不著土籍，仍存旧名。
也就是说他们迁到南方后，没有土籍，就不会向国家交付租赋。
《隋书·食货志》说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
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
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
”在这些不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侨民中，有一部分是世家大族，但除了世家大族，其他的平民百姓，只能依赖于世家大族为己谋生，他们也就成为了世家大族的附庸人口，向世家大族服役交纳赋税了。
这样大批的侨民不负担国家的赋税义务，租赋尽入豪右，给政府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政府必须土断人户，使侨民脱离世家大族的荫护，而为国家效力纳税。
土断是从兴宁二年恒温开始的。
《晋书·哀帝纪》曰：“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成为庚戌制。
”晋安帝时刘裕上表说：“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制，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国家可以因土断而财富国丰，则世家大族的收入必将减少。
自此之后，土断的施行政令历朝无断，如宋孝武帝建元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
这应是无土断之名而有土断之实的法令。
大明元年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
齐高帝初年，又土断郢、司、豫、南兖诸州流杂。
梁武帝天监元年，“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陈世祖天嘉元年的土断令是南朝最后一次，他下令说到：“自倾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
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这些土断命令，不仅充盈了国家赋税，而且也斩断了世族经济的命脉。
国家利用颁布法令的政治手段迫使依附于世家大族的佃客或荫户脱离世家大族，为国家交纳赋税和提供徭役，阻断了世家大族以佃客或荫户为经济基础的命脉。
而其土地制度的破坏，则从根源上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力量。
对世家大族土地制度起到决定性打击的则是北魏时期的均田制。
2、均田制的施行北魏时期，豪强兼并土地之风愈演愈烈，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一部分逃亡散逸，一部分变成了世家大族的依附或荫庇户口，这严重阻碍了北魏经济的发展。
时任北魏大臣的李安世见此境况，上疏孝文帝曰：“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