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悲剧,是对小人物的终极关怀

鲁迅笔下的悲剧，是对小人物的终极关怀作者：胡天来源：《大学·阅读独唱团》2019年第02期近代伊始，文学就与时代绑在了一起，国家存亡和民族危难成为文学不可避免的关怀所在。

从王国维、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创世开局，到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以贯之的主题始终是对民族未来的忧虑。

而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忧患意识的表达与小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小人物命运的揭示，对人性深刻的洞察，鲁迅完成了身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鲁迅笔下的小人物，有《孔乙己》里的孔乙己、《阿Q正传》里的阿Q与王胡、《一件小事》里的车夫、《伤逝》里的涓生、《风波》里的七斤等等，分析这些小人物，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宏大叙事的遮蔽和隔膜，透过历史烟雾，直抵时代脉搏。

鲁迅对笔下的小人物，有激赏，有鄙夷，有批判，但总而言之，都是鲁迅对时代的思考，对人民的终极关怀的陈列和展现，是其批判国民性的根本所在。

小人物绕不开的悲剧鲁迅有一句著名的话——“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在他的笔下，小人物大多与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且他们的命运尤为相似。

《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鲁迅笔下典型的悲剧性小人物。

祥林嫂不过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妇女，但淳朴、良善、勤劳，“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

鲁迅在祥林嫂身上寄予了许多优良品质，塑造了一个生动的“美”的形象。

然而祥林嫂经过被迫改嫁，夫死子亡，再回到鲁四老爷家时，“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

此时的“美”已经残缺，然而祥林嫂毕竟还整日心心念念地想要捐门槛“赎罪”，想要补全“美”。

但这仅存的“美”终于在她摆礼福时被呵斥而全部破碎。

在人物前后截然不同的对比中，鲁迅为我们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个体走向毁灭的过程。

同样有着不幸命运的女性，还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身为寡妇的她带着病儿无依无靠，非但得不到同情和帮助，反而成为酒店掌柜和食客的谈资，庸医和药店榨取金钱的对象，最终病儿夭折，留下一个“空空的”单四嫂子。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里唯一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就预示着其结局的悲剧性。

站着喝酒是穷人的特征，穿长衫是阔人的体面，孔乙己是个读书人，读了许多圣贤书，长衫是他渴望跻身封建统治阶层的外在表现，也是他知识分子身份的体现，但是他却贫穷到只能站着喝酒，而且经常欠债。

这一矛盾迫使他数次偷盗，还辩解“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最终被打致残，书中虽然没有交代他的生死，但可想而知他又有什么活路可走？与孔乙己同样悲剧，但更值得同情的还有《药》中的华老栓，他对儿子有着真挚的爱护，但是他的愚昧和迷信——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却让这份同情蒙上了悲哀的色彩，因为有时好人无心做的坏事，比坏人做坏事更加可恶。

华老栓实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物的典型代表。

这种悲剧命运，不仅发生在旧时代的底层人民身上，就连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新青年，也不能幸免。

《伤逝》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伤逝》是鲁迅写的一部爱情小说，是以主人公涓生进行内心自白的方式进行讲述的，这种带着忏悔色彩的遣忆给故事蒙上了一层哀伤的悲剧阴影。

论文《性別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认为，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他“将男女爱情的描写由单纯的卿我恋慕，推向了另一高度，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理解与沟通的困惑”。

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作者周玉宁认为，“渭生、子君之间缺少的便是理解与沟通”，他们的爱情虽不乏真诚，却缺少内涵，“浓度与深度都未达到使他们的关系得以稳固的程度”，因此陷入现实生活的摩擦中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解和认同，悲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新式知识分子里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魏连殳原是一位“出外游学的学生”，是“吃洋教”的新党，因为在做中学学堂的历史教员时，经常“发些没有顾及的言论”被攻击遭辞退。

在遭遇长久的失业、生活困顿和精神凄凉后，魏连殳不得不乞于“实际”，躬行“先前所憎恶反对的一切”，抛弃理想，做了封建军阀杜师长的顾问。

此后，他的生活阔起来，周围人都奉承他，他胜利了，但他的精神世界却遭遇重大的的创伤。

在胜利的喧笑中，魏连殳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背负着内心的创伤，最终寂寞死去。

悲剧是个体与时代的冲突个体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人物悲剧命运时认为真正的悲剧性的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鲁迅笔下的小人物，从不是因为过分的要求抑或是某种强大力量的附加导致的悲剧性结局。

他们的悲剧命运，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时代的矛盾与冲突都体现他们的生命中。

对于这些具体的个体，鲁迅有着比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更加深刻的认识。

鲁迅从小便经历家道中落，感受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困顿与贫穷的少年经历使他得以了解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以及深刻理解他们的苦难。

明清以来，程朱理学盛行天下，其中的许多针对妇女的落后思想深入人心，直到近代，这些“流毒”依然是捆绑着女性的枷锁。

如祥林嫂死亡的原因，并不在于物质的极度贫乏，而在于精神的无限孱弱。

在传统封建的教义中，女性需要遵守“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始至终，都缺乏人格的独立。

祥林嫂的人生价值也是这样，她“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希望依附在“夫”和“子”的身上。

当这二者不存在了，祥林嫂就注定要失去她在封建伦理秩序中的位置，最终毁灭。

如果说祥林嫂是缺乏自我身份认同的典型，那孔乙己则是自我身份认同错位的代表。

诚如《儒林外史》中王冕听到大明王朝即将八股取士时的预言——“一代文人有厄”，孔乙己一方面接受“万股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诱惑和许诺，即八股取士制度向读书人展现的一条进入统治阶层的“仕途经济”之路，另一方面，孔乙己忽视了这条路有多狭窄——几乎到了难于上青天的地步，以及这条“美好道路”下并没有失败者的出路。

就是这样的矛盾，让孔乙己认错了自我身份。

他一心读着圣贤书，穿着长衫表明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因此，长衫、破烂的长衫不仅没有为他彰显身份，反而招来嘲讽。

自我身份认同的出错是孔乙己悲剧生命的根源，而出错的原因，与封建社会取士制度的流弊密切相关。

鲁迅曾选择弃医从文，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病弱，并不在于身体的疾病，而在于思想的麻木。

这种麻木深入时人的骨髓，在时代更替中依然顽固延存。

滑生和子君的爱情和命运悲剧就是这种思想麻木延存在个体身上的烙印。

五四运动以来，接触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人要有自我主体意识的要求。

在封建教义中，女性需要遵守“三从四德”，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子君是一个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牢笼的新时代女性，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现在听来很是平常，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无疑是炸雷般的呼喊。

这是子君对封建教义的宣战，也是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这里仿佛看到了“中国女性”的“辉煌的曙色”的一面。

无论是对“鲶鱼须的老东西”，还是对“搽雪花膏的小东西”，她表现为“目不邪视骄傲的走了”。

子君的出走显示出了某种孤胆英雄的骄傲，但此刻的她尚未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困难和艰辛远不止来自家庭的压力这么简单。

在恋爱过程中，子君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以为自己一时意气的出走，就似乎变成了“新人”，但在两人同居后，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

涓生对子君厌弃的产生，在于他们虽然摆脱了旧的世界，但却没能找到新的爱情相处模式——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来相处，而不是一个个体依附于另一个个体。

悲剧是为了表达关怀和希望如果说小人物的悲剧和毁灭是鲁迅作品的表述方式，那么在这种批判和反省的背后，寄寓的则是鲁迅对时代、民族和人民深切的关怀和希望。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妥协作用甚至要比亚里士多德基于恐瞑和怜悯的净化更为重要，妥协的感觉更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同情之上。

这意在让人从悲剧中感受到毁灭的崇高。

鲁迅笔下小人物的悲剧性，虽然如同海水一般涌向读者，给读者带去无限的压抑感触，但这种无限的、巨大的悲剧中，却暗含了崇高的导向。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对于崇高来说主体却是首先处于渺小和恐惧的境地，然后却靠着想象力的巨大能力，使自身冲决客体存在的巨大压抑，而回到主体的血液沸腾的兴奋点，如同飞机的俯冲然后突然上升的一刹那。

崇高不在外部，而在于人的内心。

无论是死在除夕之夜的祥林嫂、遭遇感情背叛的子君，还是不知所踪的孔乙己等等，这些悲剧性小人物，展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人们精神上遭遇着痛苦、迷惘、焦虑、孤独，而鲁迅对他们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揭示，意在让时人有深刻的感悟，从而反抗和超越苦难。

这样的觉醒就是崇高产生的“结果”。

因此，如果说鲁迅笔下悲剧性的小人物是崇高的客体的话，那么这客体对面的主体恐怕就是读者自己。

书中的主人公虽然毁灭了，但却给现实中的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反思空間。

在这空间之中，应当有对劳苦人民的关怀和同情，还有对时代的深思和觉醒。

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关怀最原始的受益者，已经浮现出来了。

《祝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

当祥林嫂在鲁镇碰到“我”时，把“我”当作救星一样请教关于“鬼和地狱”的问题，“‘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

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的？’”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支支吾吾地给了她一个“说不清”的答案。

祥林嫂死后，“我”曾隗疚于自己当时的“说不清”。

这个细节显示了祥林嫂另一种结局的可能性——觉醒。

祥林嫂并不是全然迷信，而是有过质疑和迷惑的，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支持她延续这种可能性，并进行自我拯救。

祥林嫂死后，“我”的愧疚即一种关怀，“我”即是旧社会中的觉醒者，可以毁灭旧时代荒原的星星之火。

《一件小事》是鲁迅笔下为数不多但十分重要的描写小人物积极形象的作品，讲述的是鲁迅生活中偶然经历的事：拉车的车夫在路上为了搀扶一位被他无意中带倒、并且自称“摔坏了”但在雇主眼中却是在“装腔作势”的老女人，他不听雇主的催促，又放弃了生意去帮助这位与自己不相识的老女人，最后主人公“我”深受感动，托警察将车费交与那名车夫。

文中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我”眼里车夫形象的改变，源于车夫扶起摔倒的女人这个行为。

这件小事发生后，“我”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武断，不断提醒自己不停地“惭愧”和不断地“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