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

林毅夫的英国剑桥大学演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今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

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的。

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

“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的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马歇尔讲座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来这里讲演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

我1984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卢卡斯也被邀请去做“马歇尔讲座”。

他用了一个学期时间，一方面读文献，另一方面和我们讨论准备些什么，同时听我们对他思维方式、建模方式的意见。

后来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也是他得诺贝尔奖时被认为的主要贡献之一。

我2005年获得“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做得还不太多。

邀请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去做“马歇尔讲座”，我想是因为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引起了重视。

一、探寻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学界普遍同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农业经济阶段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水平没有明显增加，一般人生活在贫穷与饥饿的边缘。

很多研究成果认为，在农业经济阶段，中国比西欧收入水平要高，印度也如此。

但18世纪中叶后，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技术日新月异，西方有了起飞，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和西方有了很大差距，在学术上称为“GreatDivergence”。

在这样的大分叉和转折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

一次大战后，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民族都在争取独立。

这个努力在二战后终于取得成果。

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领导人努力下推动现代化，经过努力，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甚至30倍。

在这个差距下，大部分国家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道路。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失败了，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就取得了成功。

但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上经济危机不断，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场改革和转型，其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

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

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

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

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

所以，在这次讲演中我想分析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失败了；二、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其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也非常快速地发展，而其他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其经济经历了滑坡、崩溃、停滞，然后再缓慢增长。

二、国穷国富根源何在怎样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根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这样的探讨。

从学界的文献看，最早找到的原因，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人均资本高，后来又讲是因为人力资本多，以及技术水平高。

从回归分析来看，以上三项确实会使人均收入高。

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分析只看到了表面。

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发明采用的。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的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呢？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努力寻找所谓决定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更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有5个流行的假说。

第一个假说，认为有些国家比较幸运，也就是说有多重均衡点。

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处在好的均衡点，有的则处在坏的均衡点，国富国穷完全是由于运气。

第二个假说是地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温带，热带的人均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热带容易产生疾病，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没法发展；或者说，热带的矿产资源比较多，大家认为生活非常容易，所以就比较懒惰，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

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中有些因素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信用，就会让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些文化使其政府的效率较高，也就比较容易发展。

第四个假说认为，外向型的国家容易与国际经济融合，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获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方式，经济容易发展。

最后一个假说是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快慢的因素，是该国的制度安排，一国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该国的激励结构。

制度安排好的国家，大家积极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较快。

在我看来，制度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制度决定了一国的激励结构，关键是制度本身是内生的。

制度由什么决定？目前西方主流的看法认为，制度的内生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冲我在六篇文章中用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互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在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下面我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

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

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

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

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的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黑市状况。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

(2)经济自由度。

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

(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

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来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

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

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

例如，台湾地区在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

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

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

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

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

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

而中国、越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

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

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

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

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

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

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