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
黄宗羲的故事,黄宗羲的传奇人生
黄宗羲的故事,黄宗羲的传奇人生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
文人学者有很多，但能称得上“伟大”的，少之又少。
由于家世的关系，黄宗羲很早就开始卷入晚明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他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
中年时期，他又碰上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次改朝换代。
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为父杀人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
他的父亲叫黄尊素，是晚明非常着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是一个监督百官、控制舆论的重要官职。
在黄尊素为官的时候，朝政被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控制，黄尊素则属于与阉党对立的东林党。
他很有智谋，是东林党中具备政治智慧的佼佼者，在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中，往往出谋划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被阉党记恨在心。
1626年年初，黄尊素被诬告贪污，抓捕至京师，随后被拷打至死，年仅43岁。
死后5天，他的尸体才被人从监狱中挪出，当时全身已经腐烂，以至于无法辨认，极其凄惨。
当时，17岁的黄宗羲一直在狱外等候。
作为长子，他陪着父亲从家乡一路到京师。
父亲的被杀，使得少年黄宗羲痛不欲生。
他第一次认识到了政治的无耻与黑暗，内心充满了愤怒，一心想报仇雪恨。
两年后，新登基的崇祯皇帝清除了魏忠贤等阉党，开始为被害的东林党平反。
黄宗羲闻讯后，立刻进京讼冤。
血气方刚的他在袖子里藏着一根铁锥，看见仇人，便扑上去将他刺得遍体流血，以发泄自己的怨恨。
报仇之后，又“狂哭”。
当时，仇恨使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
崇祯皇帝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黄宗羲是“忠臣孤子”，特意下旨追封黄尊素为太仆寺卿。
抗清岁月在为父亲报仇雪恨之后，黄宗羲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可惜没考中。
不过，作为忠臣之后，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很多名士也乐意提携他。
黄宗羲先是加入晚明最大的政治社团复社，又遵照父亲的遗命，拜大儒刘宗周为师。
年轻的黄宗羲在读书之余，不断结交各地读书人，扩大自己的影响。
1636年，黄宗羲参加了复社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之间的斗争。
黄宗羲思想探析
摘要：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有着较为重大的突破。
将民本思想之中，尊重民意的思想上升到了尊重民众权益的层面。
“以民为本”就是认为君为民而设，君为民之仆。
君和臣都是为了天下人而服务的。
与此同时，黄宗羲提出“先有法制后有人制”的政治学思想。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独具特色，独特的生活和成长历程，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关键词：黄宗羲；学校议政；气外无理；心即是气一、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朝政荒废，北满入侵，农民起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在社会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乱，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权。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等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使得社会矛盾被激化。
在社会经济方面，明末清初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货币的发展起到了积累原始资本的作用，雇佣关系继而发生与发展，在江南地区手工业资本化活动日益扩大，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儒学的世俗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
到后来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使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源泉。
二、东林党的兴起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黄宗羲其父黄尊素，万历年进士，天启中官御史，是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后来在东林党的政治活动中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后下狱，遭受酷刑而死。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被除，天启朝冤案将黄尊素平反。
黄宗羲上书恳请诛灭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
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黄宗羲从袖中拿出锥子刺许显纯，并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
这件事后黄宗羲被人称为“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其父的孝顺。
同时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的黄尊素，其政治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黄宗羲。
东林学派的兴起，以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为目的，对于扭转当时的士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简论明遗民
简论明遗民摘要：在中国的悠远历史上，总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他们生活在朝代更替之间，面临着国破家亡，他们被称作遗民，这其中最为人所乐道莫过于明遗民。
他们从顽强的抗争到渐渐的归顺，这是一条由血与泪铺就的历史长路。
在今人看来他们的抗争或许迂腐，或许令人敬佩。
关键词：明朝遗民，抗争，归顺Abstract：In China's distant history, there is alway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group of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hange of dynasty, between the country is facing death seen their homes destroyed, they were known as Dynasty, of which most people in town than the Ming Dynasty. They dogged resistance to gradually pledge allegiance, this is one paved by the blood and tears of the history of a long way. In the modern people and their resistance may seem pedantic, perhaps admirable.前言物换星移世事变迁，一个时代逝去，总有一些人仍然停留在过去。
大浪打来，淘下的无数细沙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遗民。
遗民们宛如历史中深深浅浅的一道划痕，历史的幽灵只在一隅沧桑落寞的角落里留下自己若有若无的暗影。
他们被政治家称作“顽固派”、“反革命”、妄想“开历史倒车”，他们被“与时俱进”的“识时务者”唤作“迂腐”、“死脑筋”、“螳臂挡车”。
但是他们是“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后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奉者。
高中论述类阅读：诗人的心态①清初遗民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呈现,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取向,即烈士心态
高中论述类阅读 2019.1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①清初遗民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呈现，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取向，即烈士心态、孤臣心态、隐士心态和游子心态。
这些心态皆与明清易代的巨变紧密联系。
②明清易代之时，士人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在此情形之下，腆颜事敌、投降变节者有之，杀身成仁者亦有之。
清初，部分士人虽生活在新朝，却耻为新朝所用，其人其节与杀身成仁者同。
像顾炎武、阎尔梅、屈大均、王夫之、冒襄等人，鼎革之际都曾参加过实际的抗清斗争，志在恢复。
当清王朝统治逐步稳定后，他们坚决不仕新朝，且时时系念故国，表现出凛然气节。
我们以冒襄为例，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在明清之际政坛、文坛均有着深广的影响。
他参加抗清运动失败后，又支持过郑成功等人的复明运动，屡拒征召后，隐居在水绘园。
③中国传统士人对于自身进退出处非常看重，认为它是事关品行名声的大节，不可稍有差池。
明清易代之祸，尤其又是外族入主中原，使素重“夷夏之辨”的士人们认为是亘古未有之“大变”。
在此等“大变”面前，何去何从，不单事关政治立场的去取，更是人伦道德的抉择。
此时，许多士人选择了坚守，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
故国既已不复存在，恢复的希望也极为渺茫，然而人格的坚守还在继续。
故国之思是他们的普遍心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黄周星等遗民诗人都具有代表性。
他们“悲歌当哭”，以悲怆感怀的笔调，悼念故国，令人不忍卒读。
④清初遗民诗人大多参加过抗清的军事斗争。
新朝政权稳定之后，恢复日渐无望，他们心念故国，踟蹰无聊，壮心消退，转归隐逸。
因此，浓厚的隐逸情调乃是最为突出、普遍的心态表现。
清军大体上自北向南入侵，许多世家大族被创尤剧。
徐夜的家庭在明清之际惨遭横祸，其伯父、叔兄、叔嫂及子侄多人被杀，他的母亲也被逼投井自尽。
徐夜从此即弃诸生，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立誓隐居，做故明的遗民。
隐士心态是清初遗民诗人中最为普遍的心态表现，张光启、董樵、王夫之、孙枝蔚等人诗中也时时有所流露。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黄宗羲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黄宗羲作者：胡莎莎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20年第33期一、黄宗羲在明亡之后到博学鸿儒科之前的思想和活动这一年，黄宗羲三十七岁，正是他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满清政府对中原汉族的血腥镇压，以及坚定的遗民立场，促使黃宗羲对清廷异常敌视。
亡国之初，清军南下，攻入杭州，黄宗羲之师刘宗周以死明志，绝食而亡。
黄宗羲迅速在当地纠合子弟数百人，建立一支抗清武装，谓之“世忠营”，并追随鲁王。
同时联合孙嘉绩的“火攻营”和王正中的兵力，准备渡海西进。
不料遭遇清军主力，严重受挫，鲁王政权也迅速崩溃。
后又在四明山结寨为营失败，于是东渡日本乞师，未果，所幸找到鲁王政权，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辅佐鲁王政权，继续反清复明大业。
顺治六年，因赡养老母之虑，回到家乡，但仍与抗清义军保持联系。
黄宗羲曾自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坤者一昼夜，其它，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
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其忠烈可见一斑。
二、博学鸿儒科（一）博学鸿儒科的开设为了实现入主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清廷从早期的武力镇压到后来进行一系列安抚政策。
入关之后，多尔衮摄政，重用降臣，并开科取士。
顺治元年十月，世祖即位，明令袭前朝旧制，“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
顺治八年，“临雍释典”典礼隆重举行，世祖勉励太学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
翌年，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
十二年，再颁谕曰：“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
……今天下渐定，联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顺治十四年，举行了清代历史上第一次经筵盛典。
后又以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
总之，顺治时期已初步奠定“崇儒重道”的基础。
康熙十八年三月一日，康熙亲自召试体仁阁，试题为一诗一赋，即《塔矶玉衡赋》和《省耕诗》，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
这就是堪称“一代伟观”、“旷世大典”的己未博学鸿儒科。
论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
论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摘要】黄宗羲作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寓意天下共主，君臣关系互为依存。
他批判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主张以天地人为本，追求人性真理。
黄宗羲对中央集权提出批判，认为政治权力应分散于地方，以实现民众自治。
他建议建立学府，培养人才，推动政治改革。
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深远，为后人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黄宗羲的思想具有独特价值，对后世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内涵，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议，影响，独特价值，时代背景，深远影响。
1. 引言1.1 黄宗羲的生平黄宗羲（1610-1695），字伯嗣，又字為仁，號嵩山。
浙江绍兴人。
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黄宗羲出生于一个世代文人的家庭，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
年轻时即以文章才情著称，广结良朋，结识王国维、顾炎武等一批文人学士。
曾游学南京，与汤若望及黄韬亲交，探讨历史、经学、诗文等诸多领域。
后来，黄宗羲被明朝多次嘉奖，深得朝廷宠信。
明末宦官专权，朝纲日衰，社会动荡不安，黄宗羲深感时事危机，开始思考国家兴衰之道。
明亡后，黄宗羲深居简出，著书立说，致力于复兴儒学、整顿风俗。
他提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念，主张君臣之道、礼义道德，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评。
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被誉为明清之际的“闵学德先生”。
2. 正文2.1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内涵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是其政治理念的核心。
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政治秩序的独特理解和主张。
黄宗羲认为，天下是广大人民的共同生活空间，君主只是其中一员，应当为人民的利益而管理国家。
他主张君臣关系应该建立在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基础上，君主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主，执政为民，为民而治。
君主应当具备谦虚和谨慎的态度，虚心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民生安康。
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有何实际影响？
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有何实际影响？这个问题需要拆分成几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顾、黄、王的思想是否是启蒙思想？其次，我们习惯将顾、黄、王视为清初学术的象征，但这三人是否应当并提？最后，顾、黄、王的思想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否存在明确的影响？正如一般历史课本上面所说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属于明遗民，也都参与过抗清斗争。
他们在晚年著作中，都对君主与国家问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其中尤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最为著名。
但是，这并不能称作是“启蒙思想”。
西方意义上的启蒙思想，是通过高扬理性来对抗教会和神权，从而发展起来的。
启蒙把中世纪塑造为一个蒙昧时代，所以才称作“启蒙”。
这样来说的话，顾、黄、王的思想并不具有启蒙的性质，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并不存在一个蒙昧时代或是“千年黑暗王国”。
既然本来没有蒙，又如何谈得上启蒙呢？接下来，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总会把顾、黄、王统称为“清初三大家”，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
但是很有趣的是，假如我们穿越到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去往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或者北京的话，要与其他知识分子谈及顾、黄，多半大家都会顾左右而言他，谈及王则会异常茫然。
实际上，顾的书在乾隆朝前期都是属于禁书，绝大部分人不敢提及。
黄的《明夷待访录》绝不能公开传播，否则也会遇到危险。
至于王呢，他的一些具有比较鲜明思想性的著作刊布，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由曾国荃推动进行的，于是王夫之的著作才从湖湘之间走进江浙读书人的视野中。
所以在清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学者都是只知顾、黄而不知船山。
所以三人在清代地位并不均等。
所谓三大家之说，是后来清末以后，由于排满思想的提出，学者回溯思想史，才建立这样的说法。
从这样的过程来看，我们当然就可以理解，他们对于君主与国家的思考，对于当时历史中的人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作用，实际始于清末，随着清帝退位，民国学者对于这三位学者格外重视，才能毫无避忌地讨论他们的思想。
论清初明遗民反清思想的演变
《论清初明遗民反清思想的演变》——周伟刚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遗民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
线索对明遗民反清思想、心态、活动、影响等做动态的研究。
明遗民群体反清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激烈、缓和、徘徊、分化、弱化的过程，明遗民反清思想演变的过程是清初社会逐渐由乱而治日渐稳定的过程，是满汉文化由冲突到逐渐交汇、融合的过程，是汉族士人群体以传统“华夷观”为主的民族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是中华学术文化发展、创新、学术理路转变的过程。
在明遗民的身上寄托着一代具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良知的优秀汉族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巨变时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的转变和内心世界所经历的激愤、悲痛、挣扎、无奈、失落、彷徨、超脱等复杂的心路历程。
关于“遗民”的定义及内涵，有多种解释，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界定。
《汉语大词典》①中就收录了 6 种含义，一是指亡国之民；二是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三是指劫后余留的人；四是指后裔后代；五是指隐士；六是泛指老百姓。
明遗民归庄在为其友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所作的序中对“遗民”下了这样的定义：“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于终身之显晦。
”②由此可见遗民是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
所谓“遗民”，必须具备两个主要元素，其一，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上层士大夫而非普通士群和普通民众，其二，必须是易代之后不仕新朝，这是遗民的核心元素。
（二）学术和文化价值。
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是成为遗民的核心要素之一，明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学术文化的承载作用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意义，明遗民最能体现“士”的一般面貌，学术和文化是遗民身份的重要符号。
从当代学者对明遗民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更多的是从明遗民的学术身份特征上去关注。
研究明遗民及其反清思想，离不开对遗民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术风格等的研究，遗民学术是遗民思想的重要反映和体现，反过来，遗民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其学术内容和学术取向。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周锋利摘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这与他们的遗民身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黄宗羲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其独特之处。
从黄宗羲的个案出发，本文认为我们今天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注意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
关键词：黄宗羲；文化遗民；道德评价；历史评价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①一语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以文化托命自居者的共同心态，这也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问题。
遗民这一文化现象，虽可追溯到周初的伯夷、叔齐，但从历史实际来看，它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
自宋以后，汉民族与异民族的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汉民族第一次面临着被异族统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一次更甚一次。
因而，在宋亡以后以及明清之际，作为民族矛盾与社会文化心理激烈冲突的产物，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典型意义上的“文化遗民”。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金秋季节。
明代遗民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有关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尤其以遗民生存方式、表现形态上的多样性而引人注目，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三大遗民思想家所提供的思想深度，八大山人等遗民画家以画喻时言志的视觉感染力，使明遗民的自我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他们将“遗民”作为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大大地凸现出来了。
黄宗羲作为这一群体当中的突出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是值得我们深味的。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是黄宗羲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是年春，南明永历政权几近瓦解，清廷以荡平云贵川广而宣示中外。
入夏，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又以全线溃败告终。
当时黄宗羲被迫隐居于条件恶劣的四明山中，写下了表明心志的《山居杂咏》，其诗有云：“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诗中洋溢着弦歌不绝的顽强精神，严酷的现实并没有令黄宗羲屈服，但他亦已认识到复国无望，斗争方式必须有所改变。
从这一年起，黄宗羲参与武装抗清的“游侠”生活基本结束，他不得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黄宗羲以十年前草创的《留书》为基础，开始撰写对封建社会兴衰尤其是明亡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的《明夷待访录》，在题辞中他喟然叹道：“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
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
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
”（《全集》第一册）箕子为殷之遗民，武王克商后二年访问箕子，箕子告以洪范九畴，事见《尚书·洪范》及《史记·殷本纪》。
黄宗羲自比箕子，表明他以明遗民自居，并且期待他的学说将来能够得以实行。
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遗民不与新王朝合作就是为旧主守节，所谓“忠臣不事二主”。
或者认为遗民对于异族（如宋遗民对蒙古、明遗民对满清）的敌视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是值得分析的。
我并不否认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但绝不能一言以蔽之，遗民的民族情结绝非对一姓之忠贞所能包容，遗民问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所谓华夷之辨实质上是文化上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主义。
钱宾四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
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
”②顾炎武有一段著名的话恰可与此相印证，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卷十三）如果不是置身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情境当中，此话是难以理解的。
“亡国”是通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是文明倒退道德沦丧导致的天下大乱。
在他们看来，清军南下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率兽食人”，这在汉族士人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创伤，以致他们有宁可让盗贼主宰天下，不可让夷狄入主中原的过激主张。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部落组织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在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竟然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就会明白那些为传统文化精神所化之人内心的极度痛苦。
因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文明的野蛮化，防止文明进程的倒退，这才是“文化遗民”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清朝统治已经巩固、复明希望成为泡影的情况下，这些遗民将作何选择？是为覆灭的大明朝殉葬，还是作新王朝的顺民？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出现各种分化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或遁迹空门，经卷伴身；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寄身山水，汗漫远游。
如方以智削发为僧，王夫之于穷乡僻壤埋首著述，黄宗羲则外出讲学与潜心著述并进。
顾、黄、王等人虽然都是终生不仕清朝，但他们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
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道：“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怜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
故遗民遗者，天地之元气也。
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
”（《全集》第十册）“元气”者，即孟子所谓“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即文天祥所称之“正气”也。
黄宗羲认为遗民就是这种元气的寄托者，而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无愧于遗民之称了。
不仕新朝这一遗民原则在他的后半生从未动摇过，但对于清廷的态度前后却有所改变。
自康熙朝起，清廷为笼络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圣祖玄烨亲政，他亲临太学祭奠孔子。
翌年八月，恢复翰林院；十月，颁谕礼部，重申“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开博学鸿词科，广招海内名流。
六十九岁的黄宗羲以“博学鸿儒”为朝廷所诏征，他以自己年老与侍奉老母为由谢绝。
与黄宗羲的婉转态度相比，顾炎武的表现要激烈得多。
有人荐亭林应试，他以死相抗：“七十老翁无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死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二人态度的差别并无高下之分，我们也不可据此认为黄宗羲“晚节可讥”。
他在晚年同意并推荐子弟入仕清廷，在文章中对清廷不再以“虏”称之，而有“国朝”、“圣朝”之字眼出现，本人虽然拒绝参加清廷的官方活动，但与清廷显贵（昆山“三徐”等）、降清明臣（如钱谦益）交往甚密，这与他在甲申之际对清廷的激烈反抗态度相比，的确变化很大。
但是考虑到康熙亲政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文化与经济政策，这对黄宗羲内心不能不有所触动。
如果新王朝能够延续中华文化之命脉，那么继续和它对抗的合法性何在？作为熟知历史的学者，黄宗羲对时局的变化有敏锐的洞察力，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策略，不与当局发生正面冲突，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黄宗羲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
谈中国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之为“士”），我们动不动就讲“气节”，“气节”当然可作分析。
明末清初的遗民反抗外族入侵，不与新王朝合作，这是一种“气节”。
细说起来，他们可算是民族的良知，他们不事二朝的真诚执著，总是以一种灼人的力量激励人们，其态颇为感人。
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精神，常常在这种心态中闪光。
但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
“残年留得事耕耘，不遣声光使外闻”，（《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山居杂咏》）黄宗羲晚年念兹在兹的是他的著述事业。
梨洲一生著述繁富，据吴光统计，黄宗羲的著作总数为111种，1300余卷。
其中十余种、近千卷是他编选的宋、元、明人著作的汇集。
现在尚存的，计54种，1700卷。
其中属于梨洲本人撰著的为44种，200卷，其余的都已亡佚。
如此庞大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在抗清义举失败之后完成的。
我每每惊叹于明清之际思想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文化创造力，他们作为劫后余生的遗民，把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以及前半生风雨飘摇的亲身经历都熔铸到文字当中，以致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感到热血沸腾。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的那一席话至今读来仍觉掷地有声：“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
一堂师友，泠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不屈不挠的大丈夫气概。
我们说黄宗羲是顶天立地的豪杰之士，实不谬也。
黄宗羲的著述以史学研究尤其是明史为重点，对于他所亲历亲闻的南明历史尤为重视，《行朝录》等著作保存了大量有关南明事迹的珍贵史料。
他还以崇敬的心情，为那些坚持抗清斗争的爱国志士和誓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撰写了大量的墓志铭或传记，记录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对故国的怀念，促使黄宗羲要存一代之史，评一代贤奸。
他努力搜集明代典籍文献，记录明代人物的事迹，立志写一部明史。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未能偿愿。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政府开明史馆。
黄宗羲坚守自己的遗民立场，拒绝应召，但为了使明朝历史能够真实的保存下来，他支持弟子万斯同前去参与修撰，并将自己的《大事记》、《三史钞》授与万斯同。
他还为此作了一首题为《送万季野北上》的诗，诗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句，表达了他们师生立志评贤奸、存明史的宿愿。
黄宗羲虽然没有完成一部明史，但他却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撰成了《明儒学案》，展现了明代三百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
这是黄宗羲一生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
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七月初三日，八十六岁的黄宗羲病逝于家中。
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立下的不仕新朝的政治心愿，保持了作为明遗民可贵的志气与节操。
临终前，他嘱托后人要求丧事从简，并自作挽联一首曰：“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梨洲末命》，《全集》第一册）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把这首挽联与王夫之自撰的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相比，我们会发现他们何其相似乃尔：上联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与清廷合作；下联表明他们的学术追求，以复兴文运学脉为己任。
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对待清廷之态度有温和与激烈之分，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个人际遇有关，在此不必深究。
从两位文化遗民不约而同的自挽联中，再联系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我们似乎可以窥见这一群体的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而且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