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包公戏中狠毒女性形象述论

收稿日期：2012-09-17作者简介：李彩云（1980 ），女，宁夏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滕桂华（1974 ），女，新疆阿勒泰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2012年12月第31卷第12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Dec.2012Vol．31No．12元代包公戏中狠毒女性形象述论李彩云，滕桂华（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伊宁835000）摘要：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剧作者通过这二十几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

剧本中狠毒的女性形象包括怂恿软弱的丈夫去谋财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两类，在贪婪、凶恶和狠毒程度上，后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危害都甚于前者，后一类女性形象更为可恨。

关键词：包公戏；狠毒；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2x （2012）12－0045－03元代戏曲题材多样，公案剧是其中重要且贯穿始终的题材，这与元代社会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密切相关。

包公戏是元代公案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元代包公戏中女性形象众多，这些女性形象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特点，因此元代包公戏女性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研究元代包公戏中女性形象，能够推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体系的完善，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理论研究；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叙事性文学的特征，了解元代深层次的社会意蕴；透视元代特定时期文人的情感倾向、人生价值观及其审美心态等。

笔者以元代杂剧中的包公戏和南戏中的包公戏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共十二种［1］。

女性形象是元代包公戏剧本中的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剧本中，其角色也不尽相同，每位女性在每一个剧本中的戏份也不同。

这些女性在剧本中的角色有旦、正旦、贴旦、搽旦、旦儿、大旦等，“正旦”是剧本女性中戏份最多的角色。

十二本包公戏中《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和《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是旦本戏，即女性在这些剧本中角色都是正旦，她们在剧中是一人主唱到底的女主人公。

经笔者统计，元代包公戏剧本中共有二十四个女性人物：三个女性是剧中主人公，承担着主要演唱任务，其余二十一位均为次要人物，但这些次要人物剧作者亦刻画的栩栩如生，对于凸显剧本主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中狠毒女性王腊梅、刘天祥妻等性格的刻划对于推动剧本情节具有重要的作用，间接反映出元代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松动，民间对于情开始逐渐觉醒，已经开始自觉追求这一情感取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剧中狠毒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笔者尝试对元代包公戏剧本中的狠毒人物形象做进一步地研究。

全文主要从元代包公戏剧中狠毒女性形象分类及其体现出剧作者的情感倾向和审美心态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元代包公戏剧本中刻划了众多丰富复杂的狠毒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多样，富有典型性，她们或霸道或狠毒。

从这类女性身上我们可以透视元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剧作者通过她们向观众和读者展现出元代特有的文人心态。

非旦本戏中的女性，虽然是配角，但剧作者将其刻划得同样精彩，有其自身的艺术价值。

元代包公戏中狠毒的女性形象较多，通过梳理十二个剧本，可以将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如下分类：主要分为怂恿软弱的丈夫去谋财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两类，这一类女性在剧中角色均为次要人物，没有一人是主人公。

在贪婪、凶恶和狠毒程度上，后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危害都甚于前者，后一类女性形象更为可恨。

一、怂恿丈夫去谋财的女性形象《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刘天瑞夫妇带着三·54·岁孩儿安住出门躲避饥荒，夫妇在外染病，双双亡故他乡，临终前将安住和与大哥签订的合同文字一并托付于好心的张秉彝夫妇，恰二人无子，视安住为亲生，精心将其抚养长大，并在安住考中举后告知事情真相。

于是安住携父母骨骸回乡认祖归宗，然而刘天祥的妻子怕家产被安住取回，于是设计骗走了安住的合同文字，不承认安住的身份。

安住的伯父刘天祥刘天祥胆小惧内，对其妻言听计从，在其妻的怂恿下也不认安住，刘妻一心要将刘家财产谋给自己的女儿，此女是其与前夫所生，此时已经长大成人，并招赘女婿住进刘家。

该剧为末本戏，刘妻在剧中担任搽旦一角，刘妻贪婪之极，骗取了安住的合同文字后，真面目立即暴露，既不承认见到合同文字，也不承认安住的身份，恨不得致其于死地，其凶恶奸诈的本性暴露无遗。

刘天祥软弱无能，尽管其可怜侄儿安住，但迫于妻子的威严，在刘妻的怂恿逼迫下不得不听从她的指挥，最终完全失去了亲情和人性。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赵忠妻张氏心肠狠毒，为达到一己之私，不择手段，其见到皇帝赐予丈夫赵忠的妾王翠鸾时，便起了杀人之心：“王庆你来，你如今将他子母二人，或是勒死，或是杀死。

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只在你身上，干的停当，待死了呵，回我话来。

”①于是全剧才有了两桩谋杀案，且被害者皆为无辜之人。

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的女性形象《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中王腊梅贪婪家产唆使其夫李德义和他的兄长李德仁分家，气死李德仁后，王氏又想独吞王家财产，于是设计害死李德仁的独子神奴儿，神奴儿化作鬼魂，大闹开封府，最终使得包公为其申冤。

该剧中王腊梅为搽旦一角，李德义和王腊梅是半路夫妻，李德义软弱无能，在家中既无地位，也无主见，一概听从妻子命令。

王腊梅本性贪婪、凶恶。

他贪恋李家家产，在明知李德仁不会分家的情况下，唆使李德义提分家之事，致其兄于死地，后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威逼利诱使其夫用绳子勒死神奴儿，且言“你往黄泉做鬼去，休要怨我”，这更显露了她凶恶、自私的本性。

贪婪使她一步步泯灭了良心。

剧本中王腊梅对自己的丈夫和李家的感情都表现得十分淡漠，她毫不顾念夫妻之情或骨肉亲情，冷漠自私。

《玎玎珰珰盆儿鬼》中杨国用在街上找人合伙做买卖时，听信相士贾半仙言其百日内有血光之灾，于是出门暂避灾祸，避灾期间赚得一些钱财，于返家途中住店时被店主盆罐赵妻撇枝秀无辜谋害，更为惨痛的是他的骨灰被做成盆儿，送给张撇古，其死得冤枉，鬼魂便依附于盆儿中。

最终在张撇古的帮助下，杨国用之魂到开封府喊冤，终于惩治奸人。

该剧为末本戏，受害者杨国用为正末，即全剧男主人公，其命运之悲，受害之深均由其主唱的唱词表现出来，剧中残害他人的盆罐赵为次要人物，扮演角色为“净”，是全剧矛盾冲突的推动者及施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全剧矛盾有一个催化剂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个催化剂，矛盾无法正常展开，这就是盆罐赵妻撇枝秀，撇枝秀在剧中担任搽旦一角，当丈夫盆罐赵好自休息之时，撇枝秀的双眼已经盯上了杨国用的钱财“搽旦做一眼瞅担儿科”。

且云：“适才有个客人投宿，挑着两个笼儿，不知诺多本钱，好生沉重。

他如今睡了，你不下手，更待几时？”于是盆罐赵便起了杀人之心。

可见撇枝秀心肠狠毒，自私自利，不但自己做伤天害理之事，还怂恿丈夫去谋财害命，更为可恨的是当盆罐赵将杨国用杀死后，撇枝秀竟云：“那厮杀了也。

留这死尸在家里也不了当，不如拖他去窑里烧了罢。

”足见其丧心病狂，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在撇枝秀的怂恿下杨国用的尸身被烧成灰，做成一个盆儿。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元代包公戏剧本中这类女性普遍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在元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经济地位的提高就决定了其在家庭中有相应的话语权，这必然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2］33。

元代文人普遍刻划这一类女性，且以否定的态度出现也间接流露出他们对这一社会现实的不满。

三、剧作者对狠毒的女性表现出极为深切的憎恶和批判元朝实现了南北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纷争频仍、对峙混乱的局面，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忽必烈在中统和至元年间，屡颁禁令，禁止权豪势要扰民圈地，侵害农业发展；他甚至下令把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户，减免赋税，大力兴修水利。

这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商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缓慢发展后，也走上了繁荣的道路。

此时交通空前畅顺，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加之朝廷重视商业经营，摒弃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以功利诱天下”，于是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大力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如大都，它既是元代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居民达四五十万。

杭州商贾聚集，经济尤其繁华。

此外，北方的真定、大同、汴梁等，南方的扬州、镇江、·64·上海、庆元、福州、温州等地，均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这些大中型城市大量涌现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

市民阶层不同于农民阶层，也不同于以往和农民阶层相对立的统治阶层，他们生活于城市，是城市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靠自己的手艺或者作坊谋生，有些人甚至就是杂剧演出的人员，他们生活于城市经济的中下层，或者是最底层，市民阶层中一个重要但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就是财产继承和家庭纠纷。

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市民阶层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对礼教的反叛，以至孔齐在其《至正直记》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

”［3］由于身处社会底层，这些失意的文人对于世风的变化异常敏感，儒士们痛感女性道德沦丧，于是元代杂剧作品出现众多令人憎恶和批判的女性。

对于这些女性的描写和刻划大多集中于财产继承和家庭纠纷问题，这成了元杂剧所反映题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包公戏中《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玎玎珰珰盆儿鬼》都是描写这一类题材的典型代表剧作。

这些杂剧剧本中都毫无例外地刻划了狠毒的女性形象，即刘天祥妻杨氏、李德义妻王腊梅、盆罐赵妻撇枝秀。

这些女性都属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阶层。

刘天祥妻杨氏为了谋夺刘家财产，骗取了侄子安住的合同文书后不认安住，甚至于欲致其于死地；李德义妻王腊梅为了霸占李德仁的家产指使其夫气死李德仁，并杀了其子神奴儿；而盆罐赵妻撇枝秀对出门避灾的杨国用的钱财起了歹心，指使盆罐赵杀之。

这三个女性狠毒之心均因钱财或者家产而起，他们都是生活于市民阶层底层的女性。

只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赵忠妻张氏这一狠毒女性的描写是因为丈夫纳妾而生杀人之心，且张氏生活于市民阶层的较高层，她的狠毒是由于一夫多妻制而起，因为嫉妒和醋意致出人命。

剧作者在描写这些女性形象时，对于其一言一行没有丝毫的留情，笔墨言语间透露出对于这些女性的深切地憎恶和批判。

剧作者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融入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于这些女性进行否定，以批判的方式表现了元代文人特定时期的人生观和审美心态。

由于本文作者的能力有限，对于元代包公戏中狠毒女性形象的研究只能言尽于此，期待能够对包公戏整体成就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