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的悲剧美

浅谈《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的悲剧美《三国演义》是一部洋溢英雄主义的乱世史诗，是幅饱含着智慧和经验的历史画卷。

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历史的反思和审美泊享受。

这部著作描写的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人才辈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展示着他们的智慧和才华。

为何诸葛亮这位隐居南阳、躬耕山野的士子：“出师未捷”、“死而后已”的悲剧人物独独成了名垂千古的名臣贤相，赢得从低层小民至将相王侯和种人物的崇拜、倾倒和感叹！诸葛亮的悲剧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最突出、最动人心魄的悲剧。

他们生与“命”，“数”抗衡，忠于刘蜀政权，独自苦撑危局，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真至累死。

恰恰相反是他悲剧的最大特色。

在历史的道德和人格的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之中，忠贞报国，德才兼备的重臣竟不能完成其为之献身的事业，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沉痛，这正是“英血空劳销笔简，大星无复系云天，就令嗣子非庸主，运不兴刘变枉然。

”①的憾恨！虽如此，吕恩勉仍赞叹道：“屈于势，伸于理，厄于当日之命运，而伸于后日之人心而已。

”所以“悲剧是以美的毁灭形式来达到肯定美、否定丑的目的的，是用悲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

……因此，悲剧不是悲哀，悲惨，不是叫人们悲观失望、使人痛不欲生，意志消沉，而是悲愤、悲壮，能使人奋发向上，斗志昂扬。

”②诸葛亮的悲剧历程感人最深，特别他百折不挠的人格意志力量令后世敬仰，催人奋进。

下面就从诸葛亮的伦德力量、意志力量、人格力量、智慧力量浅谈一下此形象的悲剧美：（一）弃隐入仕——伦理观的悲剧美“凤翱翔于千仞兮，百梧桐不栖；士估外于一方兮，非明主不依。

”这是诸葛亮的择主理想，为了实现心中之志，他期待着他理想中的明主，他知道，理想中的明主出现之日，也就是他大展宏图之时。

终于受到刘备的“三顾”之恩而弃隐入仕，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施展平生所学，以实现自己的宏图远志，出开始了他悲剧化而又完美化的人生历程。

儒家思想、传统伦理观无疑是诸葛亮的主要灵魂，而这种伦理观简而言这就是“忠”无论中国古代的儒家，法家，墨家都强调“忠君”《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种君臣伦理观变成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正统名教，当然，罗贯中所塑造的“忠“的诸葛亮也不例外。

但任何伦理道德不可能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

它必然随着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但处在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对“求善护礼”伦理观的追求与现实的不可实现的矛盾必然产生悲剧。

罗贯中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只能借诸葛亮的思想来阐发保存型的中国文化：“用悲剧意识暴露困境，又以不实际的文化之礼为原则，而对困境，中国人不是竭力求，而是努力护礼，维护礼的神圣性，甚至不惜自我欺骗和走向毁灭，从而其弥合方式是毁灭与保存。

”③诸葛亮处东汉末世，朝纲已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不乏能人名仕，也想重振朝纲，求民于水火，诸葛亮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超群脱俗的一员，当然不甘心隐居清逸，置民于水火不顾，置国处危难而不闻。

这正体现了他们积极的处世观，有施展才华，实现个人报负的理想。

体现了忧国忧民的良好品质，但使他们苦恼，身处困境的是他们心中的“正统”已经败落，用“天命观”讲气数已尽，天命不可违，以诸葛亮的卓识也知道“匡复汉室，重振朝纲”何其坚艰难，所以当时有名望的前辈司马微，庞德公隐而不仕，借此逃避困境，独善其身，而诸葛亮之所以悲而且美就在于他敢于与“天命”抗衡，“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且他的忠不仅局限于一家一姓，作者赋予他爱民思想成份。

为此他不会隐而求逸，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之。

但由于他不会脱离时代赋予的伦理观，不会走“求真”的道路去匡复社稷，救民于水火，只能走“求善”之道，并在此中挣扎，以抚平他的人生信仰和追求，而且刘备的仁君身份及“三顾”的真诚也确实感动了诸葛亮，更坚定了“求善”“护礼”，择仁君而辅之的道路，“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和“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面等伦理观念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他把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理想并为之追求，却忘了现实往往何其残酷，片面追求人格理想，却忘了审视社会现实。

用道德理想来对抗现存秩序，是他走向悲剧的另一原因，诸葛亮也很清晰：当时曹操统一北方挟天子占天时，孙权巩固江东基业占地利，而刘备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只能尽所能用“人谋”而求“人和”，以他的才华而实现隆中决策的三国鼎立，就以蜀地之一州而对抗曹之八州及孙权之三州是何其的难，他之所以悲就在于并没放弃，而想用自己的才学与天命一比高下，壮志难酬也在所不惜，也美于此。

为了维护传统道德的“完善”及他们信奉的伦理观为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实现个人的人格理想，为了“匡复汉室，救民于水火”他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路。

（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志与理想的悲剧美司马徽得知徐庶荐诸葛亮说：“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但他仍在刘氏集团面前赞诸葛亮之才：“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从他人之口表现了诸葛亮的王佐之才和经天伟地之能，司马徵虽如此称颂，但他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对诸葛亮的才华得以施展感倒一丝慰藉，更慨叹了他多舛的命运。

“不得其时”反映古人所执迷的“天命观”，“运数观”，也就是此强有力的制约着诸葛亮的事业和生命，依据“天命观“当时汉室已末，天不归蜀，即使象诸葛亮这样一位“千古奇人”，“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人物也根本无法“斡旋天地，扭转乾坤。

”如一百三回，上方各火烧司马懿，眼看就要成功，忽然天降滂沱大雨，使之功败垂成，连诸葛亮自己了不得不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从他的言语中也暗示以蜀之偏安去伐强魏是何其艰难，况有天助之，也预示诸葛亮与“天命”抗衡的无奈，但他没有因为天命脉不可违而放弃自己的意志力量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放弃“匡复汉室，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的思想动机和历史责任。

企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与“天命”抗衡。

他的悲壮，他的美就是这顽强不息的意志力量。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一表其名世，千载谁一伯仲间”道出了后世对诸葛亮武侯的敬仰。

诸葛亮知道事业难成，仍要坚持，与他的政治理想分不开，在他看来，个人的道德完善应以“仁、义、忠、信”为本，然后才是才能与功业的建树。

继而达到“博施于民而济众。

”④所以诸葛亮把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理想。

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成败利钝则是次要的，按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死不愧于“知遇之恩”的仁君，亦不愧于自己的意志及做人的原则。

他自比“君子之前儒”等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说：“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宁正恶习邪，务使泽其当时，名留后世”。

正因为他不仅忠君而且爱国的政治理想才是他“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可贵。

百折不挠的意志及坚定不移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使诸葛亮在几出祁山北伐都失败的情况下，并未产生消极思想，他坚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生奋斗不已，即不畏难，也不避嫌，而全心全意地进行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事业，诸葛亮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正体现了孔子世界观中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而发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

虽然诸葛亮有超凡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但在失去“天时”，“地利”艰难境况下却无所建树，这一点他比认都清楚，即使占荆、益二州，实现《隆中对》的初步战略，如此去北定中原也是十分艰巨的。

荆州一路有后顾之忧，孙权虎视眈眈，不能远离；益州一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实在不是理想的用武之地，所以实现暂的三足鼎立进而进取中原，统一天下难于上青天，何况蜀只占有益州一处，更是雪上加霜，也不可避勉的导致诸葛亮再有才华他无力回天，至心劳力竭而亡。

虽明晰这些，但诸葛亮坚信自己的理想。

有坚强的意志力量，他宁可辅刘室决不会去投曹操，从这个角度就带有悲剧色彩，正如张法说的：“护礼之‘礼’却是一个已定的标准”要坚定信心，就可以去誓死捍卫，因此，中国政治悲剧的主人公绝不会自我否定，他只否定那些与礼的原则不和的东西。

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是看准了的”。

⑤诸葛亮为了“维护”而义无反顾，他坚信自己的“人谋”能战胜“天时”、“地利”。

这种不懈的韧劲和义无反顾让后人感受到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英雄气魄的悲壮，就连第一百三回，诸葛亮临终前发出“再不能计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的哀叹也让世人感受到这个杰出天才内心所深藏的时代孤寂感和死不瞑目的恨憾。

世人为他的“人谋”的悲剧结局而惋惜，伤感。

在他知难而上如履薄冰的悲剧历程中感人至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

（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遇之恩”的悲剧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从《后出师表》中的一句话，已变成千古名言，也是诸葛亮一生表现的概括。

当时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芦”真心真意的请诸葛亮出来相助，甚至于泪沾袍袖，衣襟尽湿。

诸葛亮深受感动，而且像刘备这样的“仁君”是符合诸葛亮择君标准的，于是诸葛亮决定出山，效犬马之劳，从此开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征程。

在以后两人接触中，诸葛亮意识自己没有选错明君，刘备对他言听计从，给予他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以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对刘备的“知遇之恩”足以让诸葛亮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诸葛亮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动机越发坚决是从刘备白帝城托孤开始的。

第八十五回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君才二倍曹丕，必能定邦安国，终定大事。

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诸葛亮泣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自此，诸葛亮担子更重了，忧虑更大了，为了克服个方面的困难，改变蜀国不利局面，寻找发展出路，他日夜思索，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不得休息。

除了全面担负全国的军事政务外，还亲自组织兴修水利、桥梁、道路、驿站等工程；亲自过问养蚕、织棉、煮盐、冶铁、铸铁生产；亲自设计、监制木牛、流马；亲自检查兵器创制……。

他大事小事都抓“躬自投薄书”，流汗竟日，接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知遇之恩”具体表现，即使辅佐的后主刘禅无能昏庸，而且不时阻止他的事业，但诸葛亮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改变对刘备“知遇之恩”而且更感忧虑，怕辜负刘备的遗嘱，不顾自身的健康，日夜操劳。

最令人感动，凄惋的是诸葛亮死五丈原，也是“知遇之恩”的升华。

第一百三回写到：“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通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乇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描述了诸葛亮临死不忘军事，而忧心重重的感慨。

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包含着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直到以身殉职的可贵品质，如果不是刘备而是刘禅，就是八顾茅芦之恩，诸葛亮也决不会出山辅佐，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所以他超出了单纯的“愚忠”的范围，这样“知遇之恩，死而后已”有爱国爱民的思想成分，刘备是仁君，能任人唯贤利于诸葛亮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理想事业，也符合封建社会当时人民群众的某此些愿望和要求，所以诸葛亮才能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