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
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
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
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
”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
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
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
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
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
”[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
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
”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唐朝的铸币中心。
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
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
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
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
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末五代的河东现象（1）
唐末五代的河东现象（1）序言：自907年朱温篡唐自立后梁到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后周，五十三年间，中原纷扰，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而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有前任的河东节度使起家，史称河东现象。
而同一时期，南方也是群雄割据，历史上将这段时间称为五代十国。
十国里，绝大多数都在南方，北方只有一个即割据在河东的北汉。
北汉虽小，却也是极为顽强的，抵抗后周北宋长达二十八年，直到宋太宗时代才被攻下。
北汉的灭亡，也标志着五代十国最后残余的结束，也最终了解了自晚唐五代的河东现象。
河东的战略地位河东，即今山西省之地。
狭义的河东是今天山西运城一带，广义的河东则是如今的山西省。
山西是北方的中枢，是华北海拔最高之地，对周围的河北、河南地区都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
山西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华夷融合最密切的地方之一，也是融合的较为彻底的地方之一。
关于河东道及河东首府太原府的战略地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明确写道：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
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
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
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
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
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
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
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吾盖征之春秋之世，而知所以用山西者矣。
叔虞之初封于唐也，不过百里之国，其后并兼弱小，渐以盛强。
南北朝后期，高欢父子据守晋阳并大力经营，而且大军屯扎于此，使得晋阳成为与邺都、洛阳并列的军政重镇。
高洋建立北齐后，历代北齐皇帝都往返于晋阳、邺都之间，继续大力经营晋阳，晋阳在则北齐在，晋阳失则北齐亡。
隋朝成立前后，杨坚平尉迟迥之乱，焚毁邺都，却保留下了晋阳，并继续经营，并设留守。
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河东文化，是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地区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其出土的遗址和文物揭示了这一地区在古代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河东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传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河东地区位于古代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自古就是中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的居民开始有了聚落和社会组织，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河东地区开始出现了较为完整的部落社会，人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
河东地区的史前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遗物，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水平，成为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资料。
在青铜时代，河东地区的文化更加繁荣，这一时期的河东文化受到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东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金属器物的制作和使用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广泛普及，成为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工具。
龙山文化时期的河东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址和墓葬，体现了当时社会组织和等级制度的发展。
河东的青铜器制作技术闻名于世，在东亚地区都体现的河东文化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河东地区成为了诸侯国之间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秦、赵、燕等诸侯国都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这一时期，河东地区的文化逐渐向中原地区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这一地区纳入了秦朝的管辖范围。
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对河东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在隋唐时期，河东地区成为了中原地区的重要农业和商业中心，隋唐大运河的通航，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在这一时期，河东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和科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河东文化是指距今约6000年前，出现在中国山西省河东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文化。
它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下面将从发现与特点、社会发展、农业文明、城市建设、文化遗产等方面来阐述河东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河东文化的发现与特点。
20世纪50年代初，河东地区频繁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古代遗址，其中就包括了河东文化的遗存。
河东文化的特点是以兴隆洼遗址为代表的大型定居点，遗址内分布着大量的房屋和墓葬，以及制陶、制石、制骨等尖端的手工艺品。
这种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由游牧采集过渡到农耕定居的阶段，并奠定了农业文明的基础。
其次，河东文化的社会发展。
河东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从原始的采集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耕生产的开展，使得人们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再次，河东文化对农业文明的推动。
河东地区的农耕生产在此时期得到飞速发展，人们开始种植多种作物，如小麦、大豆等，同时也养殖了一些家禽家畜。
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为后来中华文明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河东文化的兴起不仅使人们能够安定下来，还促进了人们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农业技术的创新，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河东文化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东地区的人口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城市的建设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除了城市，河东文化也为交通网络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例如河东地区的出土的大量玉石制品，表明这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十分频繁，玉石的流通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可以互相交换商品和文化。
最后，河东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河东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文物，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工艺水平和审美观念。
运城为什么叫河东？
运城为什么叫河东？趣闻视图02-20 17:2422赞踩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故称山西，又处黄河之东，古称河东。
“河东”一词在战国、秦、汉时期特指山西西南部，以现今的运城市所辖区域为主，运城是山西第二大城市，位于晋南地区，历史悠久。
河东在唐以后指山西全省。
在山西本省人的心目中，河东，还是特指运城地区的市县。
运城诸县的人们也都以“河东人”自称。
河东地区不但是山西农业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传统悠久、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用人杰地灵做比喻，一点都不过分。
我有机会走访这些古代名人的踪迹，从心底里对这土地产生尊敬之情。
运城起源：运城市南有天然盐池，位于中条山下，是山西省最大的湖泊，面积约130平方公里。
传说黄帝于中条山下擒获并肢解了蚩尤，其别称“解池”即由此得名；擒杀蚩尤处名叫“蚩尤城”穴后改名“从善村”。
黄帝贤相风后，是解州城郊社东村人，发明指南车。
今天的盐池大都是一格格的采盐池或硝池。
如今的”南风集团“的名字，即源于舜帝《南风歌》中“南风之薰兮”“南风之时兮”句，是我国有记载的流传最早的歌曲。
“运城”就得名于“运盐押运司”的古名。
28评论求之02-20 21:452赞踩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故称山西，又处黄河之东，古称河东。
“河东”一词在战国、秦、汉时期特指山西西南部，以现今的运城市所辖区域为主，唐以后指山西全省。
河东，还是特指运城地区的市县。
运城诸县的人们也都以“河东人”自称。
河东地区不但是山西农业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传统悠久、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用人杰地灵做比喻，一点都不过分。
我有机会走访这些古代名人的踪迹，从心底里对这土地产生尊敬之情。
河东代指山西。
因黄河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则山西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
秦汉时指河东郡地，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
唐代以后泛指山西。
顾炎武《日知录》第三十一卷称:"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五代十国时期的地位及特点教程文件
五代十国时期的地位及特点谈谈五代十国时期的地位及特点。
答：唐朝灭亡以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则先后或同时并存着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是一个动乱分裂的时期，但也出现了很多影响后世的成果。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
一、五代十国时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
安史之乱后，华北地区由于受到割据藩镇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外流，使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
北方耕民大量南迁，使得北方农业生产无以为继，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而在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是推动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使之稳定。
可以说五代十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两宋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得整个古代经济继续往前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二、周世宗的改革和统一事业954 年，郭威死，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
周世宗是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他在位时期，继续推行政治改革，发展生产，整顿军队，为北宋建立后统一局面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减免两税；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
限制佛教发展。
三武一宗灭佛的宗即周世宗。
在政治方面：注重改善吏治，下令修成了《大周刑统》 21 卷。
鼓励近臣直言朝政得失。
在军事方面：整顿军纪，淘汰冗兵。
并下令“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为强人，充当禁军”。
诸道勇猛兵士被选为禁军，加强了中央的武装力量，使中央武力足以控制地方，开始纽转尾大不掉。
内轻外重之弊。
五代帝王均由方镇起家夺帝位，而推翻后周政权的赵匡胤，使用的却是中央禁军。
改革的同时，周世宗还南征北战，从契丹人的手中夺回三州和瓦桥关等三关之地，为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五代十国的特点：一、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割据，充满动荡的时代。
唐末五代的河东现象（5）
唐末五代的河东现象（5）宋太祖、太宗屡伐及最终灭北汉高平之战后刘崇就病重，命刘承钧监国。
两年即956年，刘崇病故，刘承钧即位。
刘承钧在位十四年，任内自知实力不如后周，国策以保境安民为主。
对内勤政爱民，礼敬士大夫，任用郭无为为相，并减少南侵，因此境内还算安定。
而后周柴荣及960年建立的北宋赵匡胤也因为专注于南方和辽国事宜，对北汉执行防御性的对策，故而双方在十余年里大体上是保持平静的。
不过刘钧并不像其父刘崇那样对辽恭敬，以致在位后期辽国对契丹的援助日益减少。
虽然刘承钧在位十四年很少南侵，但并不意味着北汉就放弃了南下的打算。
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昭义节度使李筠表面归附赵匡胤，但实际上密谋起兵南下。
而北汉的刘承钧也联络李筠，约期共同起兵南下。
李筠南下时，府中从事闾丘仲卿建议和宋军交战，恐怕失败。
不如西下太行山，直接抵达怀州、孟州，堵塞虎牢关，占领洛邑，然后再向东方夺取天下，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但李筠不听其言，留其子守上党，然后率军南下。
赵匡胤面对李筠的反叛，极为沉着冷静，派遣石守信、高怀德将兵讨之。
并嘱咐道：勿纵筠下太行，急进师扼其隘，破之必矣。
同时又遣慕容延钊、王全斌由东路会合石守信，与监军李崇矩破筠衆于长平，斩首三千级。
又攻大会砦，下之。
之后赵匡胤亲自率军北上，与石守信、高怀德会合，击破李筠三万人马，李筠被迫退还泽州。
宋军大举攻城，不久城破，李筠赴火自焚而死。
宋军乘胜转攻潞州，李守节无力抗击，举城投降，晋南叛乱遂平。
就在李筠叛乱时，北汉刘承钧也亲自领兵南下上党，想趁机举事，不过连李筠都觉得北汉兵微寡弱，甚为后悔，但事实已成。
李筠的迅速兵败，刘承钧不得不退保河东，从此更加谨慎小心。
北宋开宝元年（968），刘承钧病故，刘继恩于同月向辽朝告哀，获得辽同意后继位成为北汉第三位皇帝。
刘继恩在位期间，权臣郭无为独揽朝政。
同年9月，刘继恩宴请群臣，意图擒杀郭无为，反被郭无为派人杀死，享年三十四岁，刘继恩只当了60天皇帝。
唐末河东藩镇叛乱同地理的联系
唐末河东藩镇叛乱同地理的联系唐末河东藩镇叛乱，是唐朝晚期在河东地区发生的一场重大叛乱事件。
这场叛乱的爆发，与当时河东地理环境的特点密不可分，地理因素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深入探讨唐末河东藩镇叛乱与地理环境的联系，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揭示地理因素对叛乱的影响。
一、唐末河东藩镇叛乱背景唐朝晚期，朝政，战乱不断，国力衰竭。
河东作为唐朝东北重要的边防地区，历经长期战乱，人民生活备受摧残，社会秩序混乱。
藩镇割据，官军弱化，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得以滋生，各种不安因素在这一地区交织缠结。
地理环境的恶劣、资源匮乏更是加剧了当地社会的不稳定，为叛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二、河东地理环境概况1.地理位置河东地处中国东北部，地跨山西、河北、山东三省。
东临渤海，西连太行山脉，南界恒山，北接长城。
地势平坦，地形复杂，东部多平原，西部多山地，气候呈暖温带季风气候，夏热冬寒，干旱少雨。
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使河东地区成为唐代边疆重镇，也是叛乱的重要发生地。
2.自然资源河东地区资源主要包括煤炭、铁矿、盐碱地等。
煤炭是当时主要的能源，铁矿则是冶炼兵器的重要原料，盐碱地利于盐业发展。
但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限制，这些资源的开采利用程度相对较低，无法有效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蔓延。
三、唐末河东藩镇叛乱的发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地理环境对藩镇割据的影响河东地区地理位置处于东北重镇，是唐代边疆要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势平坦、多河流、易于通商，这为藩镇割据势力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藩镇割据势力得以迅速壮大，成为唐朝政权的重要挑战。
唐末藩镇割据的兴起，与河东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2.气候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河东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夏热冬寒，干旱少雨，造成当地农业生产的困难。
粮食不足、经济困难，使得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秩序混乱。
农民革命的兴起，与当地气候环境的困境密切相关。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
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
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
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
”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
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
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
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
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
”[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
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
”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
唐朝的铸币中心。
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
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
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
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
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河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
原因有三，一者，唐帝国的缔造者及开国重臣多出于河东。
唐高祖李渊及其后继者太宗皇帝李世民于隋末起兵于晋阳，而后西平关中，南征北战，建大唐王朝。
为李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初唐重臣，如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柴绍，晋州临汾人；武士彟，并州人。
其余如裴寂、赵文恪、许世绪等皆为河东人氏。
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人。
唐玄宗李隆基在称帝之前在河东潞州任职。
不难看出，唐代多位帝王大臣与河东有不解之缘。
二者，河东地区经济优势较为明显，河东之池盐、铸铁、铸币、粮食在唐朝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
三者，河东地区历来为军事要地，北御匈奴、突厥，南控两京，东镇河北，西带河朔，唐代在
此地驻军甚多。
在古代，军事地位的优越性往往带动政治地位的优越性。
上述三大条件合力促进了河东政治地位的提升。
河东蒲州在开元八年一度称为“中都”，并与关内道的歧州、同州、华州作为近畿四“辅”[2]；河东太原作为李唐发祥地和边防重镇，地位非凡，在唐代称为北都或北京，与长安、洛阳并称“三都”；绛州又在唐代列为地处要冲的“六雄”[3]之一。
河东政治地位之高，不待烦言而明。
虎踞龙盘的战略要地
河东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原因有三，一者，地形险要。
纵览河东地理形势，不难发现，其位于黄土高原东侧，地势高于河南、河北等地，居高临下，俯瞰中原。
东有太行天险，西以吕梁、大河为阻，北接荒漠草原，且以恒山及阴山余脉为屏，与强胡为邻，南则以中条山脉为固。
境内亦是山岭起伏跌宕，沟谷纵横交错，山间多陷落盆地及河流切穿的沟壑深谷。
因此境内及周边要隘关津星罗棋布，构成了完善的内外防御体系。
大同及雁门关构成其北门；夹峙于太行山中的娘子关为其东大门；位于太行山顶的天井关是南门，且是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山西中心太原，位于汾河谷地，东西两山夹峙, 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
二者，扼交通咽喉要道。
河东地区西南部的蒲州，位于黄河与渭水交汇处，为唐代漕运必经之处，控唐经济大动脉。
横跨黄河的蒲津桥，沟通了关内及河东，由京师长安沿渭河谷地东行，过蒲津桥北向至北都太原，再东北到达范阳的交通线，是唐代四大交通动脉之一。
且河东去两京距离较近，
南下洛阳，西至长安，数日可到。
京师一旦有变，即可火速勤王。
三者，河东乃李唐崛起之所，帝业之基，政治意义显著。
基于上述诸因子，李唐极为重视河东地区的军事建设。
唐在河东经常屯驻重兵，武德五年，以并州为全国四大都督府之一。
唐长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地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
当时，关中兵力最为集中，设折冲府261个，拥兵26万，约占军府总数和兵力总额40%。
而河东道164府，总兵力约占全国25%，仅次于关中。
正如开元间丽正殿学士韩覃所说:“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
劲锐强兵，尽出于是。
”开元间，由于战事频繁，在边防重镇多设置节度使。
天宝初年，全国共设九大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共十镇。
河东节度使便是其中之一。
河东太原城在唐代更是备受历代帝王重视，几经扩建和完善，根据新旧唐书等诸多记载，太原有东城、西城分据汾河两岸，中有跨汾河而建连接东西两城的中城，号“太原三城”，且其墙高池深，真可谓固若金汤，正如清代顾祖禹所说：“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也。
”
五代时，河东地区虽然由于藩镇混战经济受到重创，但其作为战略要地的意义有增无减。
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皇帝均是以河东为根基，凭险固守，厉兵秣马，抗衡中原王朝，以观天下之变。
迨中原有变，即挥兵南下太行，飞渡黄河，直取开封、洛阳，控制北方，推翻旧廷，另建新朝。
十国中的北汉正是靠太原城的坚固及河东北接强胡，利于契丹南下救援的优势才打退北周及北宋的多次进攻，延续了28年的寿命。
故而平北汉之后，宋太宗下诏毁掉太原城，另建新城。
异彩纷呈河东文化
唐代河东地区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及文学家，他们为恢弘灿烂的大唐文化宝库增添了宝贵的内容和绚丽的光彩。
现仅举述其中一些对后世文学发展道路有较大影响和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名人，以观其兴盛。
唐代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是诗歌。
唐初文坛有“四杰”之称，四人都善于诗文，为后世唐诗的繁荣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
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绛州龙门人王勃。
他在文学方面主张实用。
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而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显示唐代诗风发展的新趋向。
盛唐时期，中国文坛上除李杜之外，还有另一大家，即太原祁县人王维。
他不仅擅长作诗，而且工于绘画，精通音律，融音乐、绘画于诗中来展现自然风光之美，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给人以清新之感，别有一番风味。
王维是当时“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盛唐的著名诗人中，王昌龄和王之涣也出自河东。
其中王昌龄尤善于五言诗及五、七言绝句，被誉为“七绝圣手”和“诗家天子”。
二人均是当时著名边塞诗人。
他们的诗词善于在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中，展现深远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将边塞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次以散文而论，唐代称得上是大家的柳宗元当属其中之一。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亦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唐代可以说是山西文化史上群星灿烂的一个重要时期，才人辈出，各领风骚，作品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唐代以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由于独特的经济优势，极高的政治和历史地位，深厚的文化氛围，河东（主要指今山西）在唐及五代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为恢弘的大唐气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