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班固只批评了司马迁三句，千古文人为何都站司马迁，排队骂班固？
班固只批评了司马迁三句，千古文人为何都站司马迁，排队骂班固？批评司马迁的人，结局很惨，比如班固。
01以千古文章而论，司马迁的《史记》是被人骂得最少的。
即便爱怼人的鲁迅，遇到《史记》，也叹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也不是没人骂。
批评司马迁的人，主要在汉。
以《汉书》作者班固为代表。
马、班向来为世人作比较。
明代张辅言：“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
”可见至明时亦有很多人将司马迁、班固作比较，并以为班固之“才”胜于司马迁。
当然，张辅不以为然。
他以为司马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即司马迁善于抓重点，行文不作老太婆的裹脚布之事。
五十万言说三千年事，确实是个大本事。
班固则不然。
班固之《汉书》，所叙之事，不过汉初至王莽篡政时，约二百多年事，以至于八十万言。
烦省之别，一目了然。
因史书于中国来说，以“用”为主，“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如烟，人多事繁，不能提纲挈领，中流小事皆取，则史书一无可观，读之寡然无味。
所以自来读《史记》者常能击节赞叹、热血澎湃，其他史书则逊之。
实则司马迁行文，很有创造，常有飞来之笔，项羽不为帝王、吕后亦非帝王且是女子，司马迁亦堂皇而入“本纪”，即为明证。
且司马体例，班固因循。
班固很死板。
司马迁作史，是中国史家中唯一一位非作鲁迅所谓“帝王家谱”者。
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虽然以利害辞锋流离天下，司马迁亦能为之作传，“亦足以明其大才”。
此类事，班固是万万不会做的。
即便班固，为司马迁作传，甚至不敢多为之文，一反叙事之详的态度，只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抄了个遍。
顺便讥讽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极刑”，意思是，司马迁懂那么多，智商超高，为何让自己身陷极刑不能自救。
再推论司马迁“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其《报任安书》自伤悼，犹如“《小雅》巷伯之伦”。
《小雅》巷伯，乃指《诗经·小雅》中之《巷伯》，为西周寺人(宦官)孟子（不是儒家的孟子）因遭人谗毁而发泄怨愤之诗，寺人孟子所做之官，即巷伯。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摘要：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
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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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观“侠”起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
游侠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遭到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王权法治的，而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则是扰乱统治秩序的。
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游侠单开一篇，勇敢讴歌游侠的侠义精神。
东汉史学大家班固也在其《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与司马迁的言论针锋相对，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①，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本文仅从游侠传的角度分析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思想主张、评价标准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定义不同《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字里行间慷慨激昂。
在他笔下，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者所写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
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
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②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继而，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李宏(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摘要: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历史观;差异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672—8254(2007)05—0067_04收稿日期:2O0r7—06—26作者简介:李宏(1973一),女,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秦汉史和基础教育研究一,相同点(一)都做过挣脱天命神学历史观的努力1,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司马迁的认识论.有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如《天官书》历述秦汉时期天人感应的事例.最后还概括地指出,人间发生的事.”未有不”先由天象将天意显示出来.接着人间就相应发生反映天意的事件.在这里,司马迁陷入了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圈子.但是,司马迁的认识论.还有怀疑天命.以至不相信天命的一面.如《天官书》:”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褛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这就是说,占卜吉凶之书不可取法,所以孔子编次”六经”的时候,只记载了异常的自然现象,那些占验天人感应的解说都弃而不载.这表明.司马迁对天人感应之说绝非坚信不疑.而且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用历史事实对天命说提出质疑.明确表示了否定天命的思想观点.班固是非常相信天人感应思想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班固认为,”太极之元”分成阴阳两极,经过譬变I化,产生天地万物.其二,班固认为,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着矣”.(t](五行志序)其三,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说:”偶合有命,悲夫!”(](寞田灌韩传赞)又说:”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t]㈤仔传赞)班固虽然笃信天人感应论,但其在历史考察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事的作用.绝没有全然用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解说历史而不及其余.《汉书?艺文志》不收谶纬之书,反映出其人文主义倾向.《术数略》的各类小序中阐述其对天文,历谱,五行,着阄,杂占,刑法等方面的见解.表达了对阴阳杂占,望星卜蓍的怀疑与否定的态度.他重视人事的作用,如对汉高祖刘邦,班固并没有以神意的祥瑞说明其为得渤海大学二oo七年第五期天之统的真命天子,而是多次指出其”明达”,“好谋”,”能听”的长处,有”处顺民心,作三章之约”的恭俭,立国后”日不暇给”,”规模弘运”,说明其得天下完全是人的作用,并非出于侥幸.在班固看来:”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1](郦陆刘叔孙传赞)帝王的功业完全是由人事决定的.2,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司马迁看到,历史演进往往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他称之为”势”,就是指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各种客观条件的交替综合,即一个较长时间里有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因素逐渐积累决定的历史趋势.《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西汉建立后,”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之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这里,司马迁揭示了汉初分封同姓是一种客观趋势,这一方面是错误地反思秦亡的教训,认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无尺之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异姓诸侯被消灭以后,为了稳定天下,”以填万民之心”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封同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作用逐渐转化为消极作用,同姓诸侯成为分裂因素.这种分封同姓的作用的转化,在司马迁看来,如同事物发展由盛而衰一样,是由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班固虽然相信历史循环论,但是他并非把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于天意所定,而是注重结合时势考察历史的逻辑发展.首先,班固看到许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时势造成的.都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因素.因此主张”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百官公卿表序)如在《陈胜项籍列传》中, 他采用贾谊《过秦论》中所言,指出秦二世而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诸侯王表序》中,他把秦亡归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蕃翼之卫”.其次,班固看到时势是历史上个人取得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时势不是天的意志.而是个人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班固有时把折中历史机遇称为天时,”天时”这个词并非指天神的安排,而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言.他称王莽代汉是”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王莽传赞)这句话中的”天时”即是如此(二)都兼有保守与进步的双重性1,其保守性(1)宣扬封建正统历史观司马迁以血统论为依据,建立一个以帝王为中心的传授体系.这个从五帝到汉初的帝王传授体系把黄帝作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是与中华民族起源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这个体系的建立虽为民族大一统提供了依据,但在封建集权政治下却成了封建正统论的滥觞.班固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此外,还将项羽从帝纪中拉到列传:把陈涉由世家中也降到列传,并抹去”由涉首事”的初功,突出地表现出班固维护封建正统的观点.(2)宣扬天人感应说司马迁相信气数,他说:”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各际续备”:[](天官书)他在解释社会发展形态时,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2](高祖本纪)在历法上是”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返本”.[:](历书)这实际上就是董仲舒的三统说.班固在《天文志》中,记述了秦楚之际自然界的变异,并认为它应验于人事的变动,特别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影)之象形,响之应声”.在《五行志》中,班固集中了董仲舒等人关于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论述,并附会春秋以来至西汉末年某些史实,企图表明五行等自然现象的变异可以反映出政治上的得失.而人们的貌言视听思的失当.也可以影响到自然界的风雨,水旱,寒暖,蝗灾,地震等各种变化.2,其进步性(1)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司马迁的撰史宗旨就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察其始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他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去向.班固提出研究历史要”究其始终强弱之变”,[](诸侯王表序)”列其行事,以传世变”;[](货殖列传)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1](百官公卿表序]这里不仅讲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有借鉴历史的含义.他还总结历史上的任务,成功的则是”遇其时”.[1](郦陆朱娄叔孙传赞)失败者则是”不知时变”.[](宴田灌韩传赞)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2)1)2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司马迁认识到了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天下鹋渤海大学嗲哲学学版渤海大学哲学学版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试图从经济条件的分析中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制度.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班固在《食货志》中,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家民富而教化成.”在《西域传》中,班固指出汉武帝之所以能通使西域,开拓疆土,是由于”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但是后来,汉武帝连年发动对西域的战争, “师旅之费,不可胜计”,以至”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这里既说明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说明统治者的政策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不同点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和儒家正统观点的分寸上,司马迁与班固各有表里.(一)天人感应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天命.而强调人谋.司马迁在整理上古史时,对神话传说采取审慎态度.虽说不是全部抛弃.但也基本上不予采用;司马迁否定个人命运受制于天道或某种善恶因果报应.他批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的观点.例如:当项羽兵败时发出“天亡我”的怨叹.司马迁批判道”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z](项羽本纪)司马迁在对天命论提出质问和批判的同时,又强调人的作用.他在解释楚汉相争成败的原因时,通过史实的对比,强调人谋,民心的作用.司马迁用事实证明楚亡汉兴与天命无关,关键在人谋,在人心的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班固宣扬天人感应说.例如在《高祖本纪》最后的”赞”语中,概述自尧到刘邦的世系延续,用来证明刘邦是古代圣贤帝王的后人;又借符瑞征兆说明汉继尧后.以火德得天下.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用天象灾异,阴阳五行来附会征验社会问题的材料,如《五行志》,《刘向传》,《谷永杜邺传》等篇, 其中尤以《五行志》为最,连篇累牍地宣扬这方面的荒诞谬说.这些记载,充满了天意支配人事的说教,集中体现了班固错误的历史观..(二)”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司马迁对”五德终始”持批判态度.并且还反映在对《史记》的整体安排上.按照”五德终始”,秦只能占一德,但秦却分列为两纪;而项羽根本没资格列入”五德”的次序,可他却被列入本纪.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其对五帝,夏,商,周等均未按”五德终始”所规定的”五行”递嬗的模式组织排列.班固宣扬历史循环论及皇权神授说.在《律历志》中.他把从太昊到刘秀的世代帝王更替,按”五德”之运排列起来.他认为周是木德,继之者是火德;而秦以水德间之,这与过去共工氏的运一样”非其次序,故皆不永”;至汉高祖代秦继周,应该是火德,故汉应运而生,这是”自然之应,顺时宜矣”.他说”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郊}已志)”依照班固所说, 刘邦的得天下符合五德的顺序,是神意的安排. 三,原因(一)所处时代历史背景是决定彼此历史观差异的重要前提司马迁时代诸子各家学说尚在流行中,使他能从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司马谈的以道家为主的学术思想和着史志向也对司马迁有重要影响.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个忠于汉王室的地主阶级史学家,他撰写《史记》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在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下,随着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加强.封建正统思想逐渐建立并渗透到史学领域中来.然而,在封建正统思想尚未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又给了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史学向封建正统史学过渡的历史时期.使司马迁成为中国古代进步史学家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成为封建正统史学的开创者.班固所处的时代,思想领域内经历了从”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儒家思想已经神圣化,可以说,整个《汉书》都是在封建正统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因此,《汉书》的写作宗旨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就用儒家的正统思想,将汉朝200年的历史妥帖讲通.以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二)相似的个人经历使两者对统治阶级官方的历史观既无可回避.又表现出多层面的复杂性.进而使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1,幼年时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埋下封嘞渤海大学二oo七年第五期建正统思想的烙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任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曾向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又曾向孔安国学习.20岁时,司马迁走出家门,在全国周游考察,通过全国周游考察以及后来做官后为执行公务出行各地,司马迁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获得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为他以后撰写《史记》做了重要准备.班固出生在一个有外戚身份的宦官之家.父亲班彪是一位历史学家.通晓汉代历史,撰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固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23岁时,父亲去世,他立志要继承父亲的志向.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开始在家撰写《汉书》.班固撰写《汉书》是为了弥补《史记》的两个缺陷:一是《史记》所记西汉的历史并非西汉全史,因此要补续,以实现他父亲的遗愿.二是《史记》采用通史的体裁而将汉帝排在最后.班固认为这不能充分展现汉朝继承尧的正统地位.因而要用断代史形式重写汉朝历史,突出汉帝一尊的正统地位.2,晚年受到封建强权势力的排挤与迫害,使他们能因此有所觉醒.立志于治史.所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能够从实际出发给以批判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史学家的严肃态度和求是精神.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便开始动笔写作《史记》,公元前98年,因为”李陵事件”被汉武帝治罪.被处以残酷的腐刑.这时,撰写一部宏伟历史巨着的信念,是司马迁忍受屈辱,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出狱后,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全力倾注在《史记》的写作上,直到公元前93年前后基本完成.班固于公元78年升任玄武司马.主掌守卫宫廷玄武门.公元92年窦宪以谋逆罪被迫自杀,班固受到牵连,先是被免官职,后又被捕入狱,当年死于洛阳狱中.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MJ.北京:中华书局,1999.[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老子.道德经[MJ.韩宏伟,何宏注译-△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蔡国相)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SimaQianandBanGu’SHistoricalViewpointsLlHong(CollegeofEducation,BohaiUniversity,Jinzhou121003,China)Abstract:ForthestudyofShiJi,HanShuandthehistoryofWestandEastHan Dynasties,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comparethe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SimaQianand BanGu’Shistoricalview—,feudalhistoricalview—point,historicalevolution,andeconomicviewpoint,SOthatabetterwaycan befoundtolearnthehistoryofWestandEastHanDynasties.Keywords:SimaQian;BanGu;historicalviewpoint;differences渤海大学哲学学版渤海大学哲学学版。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秦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
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从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看东西汉经济人文地理思想差异
从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看东西汉经济人文地理思想差异作者：李骁衡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02期摘要：司马迁和班固是我国的史学家，其著作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佳作，在书中都融入了作者的思想。
其思想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分析西汉、东汉主流经济思想的差异。
关键词：经济思想司马迁班固经济统制一、东西汉人对从事货殖者的基本认识和定性不同在西汉时成书的《史记》中，司马迁将经济活动分为农虞工商四种，货殖者是指其中从事工虞商的百姓，到了班固的东汉时代，因为国家统制的加强，虞这一利用山泽之利的行业在民间已经消失，士这一阶层却因为儒学的发展兴盛起来，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将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其中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有后三种，而从事工和商的百姓，则是汉书中的“货殖”者。
对于“货殖者”范围的认识不同反映了东西汉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具有客观性的。
而对于货殖者的基本定性问题则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在这一问题上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的认识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司马迁先以反驳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理论说明货殖在国民生产生活中重要地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
”①在这种思想下，司马迁直接提出人性趋利，直接证明了百姓从事畜工虞商等非农行业的合理性。
各阶层以利为导向而流动，《货殖列传》及《平准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写成的。
班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
班固将《货殖列传》宣扬人性趋利求富的话删除，以《尚书·洪范》代之，渲染三代的淳朴民风，认为四民应该安分守己，各操本行，反对阶层流动，并引用孔子言说：“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
‟”②之后对大货殖者的评价也有不同，司马迁在评价货殖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③。
班固在序中指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
班固批评司马迁的评论
一、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批评具体是指《史记》哪些表述？你是如何看待班固的观点的？（班固）：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
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
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
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其言秦、汉，详矣。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主要有三：1先黄老后六经。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传》中引入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其核心即“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是班固认为不当的。
2序游侠退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班固对司马迁褒扬郭解一类“以侠犯禁”触犯封建统治秩序的“奸雄”的态度提出批评。
3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班固认为司马迁在生产和贸易问题上，涉及大量的农工商贾畜长的生产经营者，是重利轻义的表现。
班固的《汉书》是奉旨而作，故而他的历史写作秉持的是统治者的立场；而司马迁的《史记》是私史，秉持的是个人的观点，因此班固在他的文章中批评司马氏的史学思想是为了彰明自己的史学思想。
也因而，班固的观点必然有得有失。
司马迁和班固历史观差异比较[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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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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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
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
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
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
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
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
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
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
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