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哪里人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出生在陕西武功一个贵族家庭的“别馆”中。

他的祖先李虎，曾是北周时“荣盛莫与为比”的所谓“八大柱国”之一。

父亲李渊，在李世民出生时，虽然其荣耀已非昔日的祖宗可比，但却也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历任谯、陇、岐等州的刺史，荥阳、楼烦等郡的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重要职务。

李世民生长在这样的贵族世家，接触的是世族豪门，结交的是贵族子弟，从小习艺练武，善于骑马，好弄弓矢，锻炼了骁勇超人的武艺，也养成了强悍、临机果断、意志坚强的豪放性格。

隋朝末年，独夫民贼隋炀帝的统治，犹如一叶扁舟，漂浮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惊涛骇浪之中。

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下，隋朝的封建统治者内部也爆发一次又一次的分裂。

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616年底至617年的春夏之间，罗艺、徐园朗、梁师都、刘武周、薛举等官僚、豪强地主，纷纷起兵割据，拥兵自重。

隋朝的统治很快就要被颠覆了。

这时，充当隋的太原留守的李渊，虽是这个地区的最高长官，但却时时受到了隋炀帝的猜忌与怀疑，日日要“纵酒纳赂”以为“自安之计”。

他也看到“天下大乱”、炀帝多以“猜忌杀戮”大臣的局面，正是自己积蓄力量、起兵反隋的绝好机会。

于是，积极准备发动兵变。

“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年仅20岁的李世民是他起兵的最主要的得力助手。

李世民在跟随父亲来到太原之前，已经成长为一位英武少年，并已在“解雁门之围”的战斗中初露锋芒。

他年轻有谋，善于用兵，交结和收罗了不少天下英豪。

来到太原后，他又奉命“密招豪友”。

当时，亡命在晋阳的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他优礼结交的对象；晋阳县令刘文静，更是他无话不谈、无事不商的密友。

这些人，以后都成了晋阳兵变的最主要的骨干力量。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在晋阳发动了兵变，公开举起了反隋的旗帜。

兵变胜利后，李渊即“法檄各郡，称义兵，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南下霍邑、围困河东。

十一月攻克了长安，建立了唐王朝。

接着，李世民执行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立下了辉煌的业绩。

617年，李世民率军在浅水源(今陕西长武县东北)大败薛仁杲军，并将其残部消灭在折摭(今甘肃泾川东北)。

619年，李世民挂帅亲征，按照原定的计划，“平殄武周，克复汾、晋”，巩固了唐的西北地区。

620年，李世民又驱兵关东，大军指向窦建德军与王世充军，虎牢一战，窦建德军瓦解，王世充不战自缚。

唐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接着又平了刘黑闼，打赢了统一战争的最后一战。

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首义之功及在统一战争中的接连胜利，表现了他的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为他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夺得了帝位。

执政以后，他很快地调整了中央集团和政府机构的用人制度，组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最高决策集团。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虽然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其年幼无知的侄子，但东宫与齐王府的余党纷纷逃亡，在各地隐匿，企图卷土重来，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和混乱的根源。

李世民曾两次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非常策略地处理了“喋血玄武门”之后留下的问题。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的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提拔。

如建成的骁将薛万彻，曾带兵攻打过玄武门与秦王府，失败后又逃亡终南山。

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不以仇敌遇之(《旧唐书·薛万彻传》)。

东宫府的能臣、原太子洗马魏征，唐太宗封为“詹事主簿”，后又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表现了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

接着，唐太宗改革了中书、门下省的封驳制度，使宰相及其属员有职有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借故贬逐了高祖亲信裴寂，罢黜了前朝遗老陈叔达、萧王禹等，以房玄龄、杜如晦为尚书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守秘书监，参与朝政，完成了中央集团机构的调整。

唐太宗在完成中央机构调整的同时，还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用人制度进行了整顿。

他认为都督、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实属“治乱所系”，特别是县令，“尤为亲民”，“尤须得人”，于是规定，刺史以上地方官由自己选派，县令则由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各举一人。

并在屏风上写上都督、刺史的姓名，“记其善恶”，“坐卧恒看”。

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才行兼备”，“举行能之人”(《旧唐书·杜正伦传》)。

所谓“才”与“能”是指办事能力而言，所谓“行”就是讲政治标准。

他曾与魏征讨论用人，认为“为事择官，不可粗率。

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

魏征说：“这是对的。

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

”唐太宗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矩用人。

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

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

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旧唐书·房玄龄传》)处理高祖时的老官僚，东宫、齐王府的主要人员，秦王府的僚属就足以证明他对选用的对象，执行的是不避仇敌、不避亲疏，惟才是举、破格提拔的原则，如对待魏征、薛万彻就是最著名的、突出的例子。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贵为国戚，当册封其为司空时，有人以“私亲之俏”加以反对，太宗排除干扰：“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

”他还能从贫贱中选拔人才，如马周，曾为人门客。

太宗用其为“直门下省”，继又提为“监察御史”，十分称职。

他还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各种渠道选拔人才。

方法之一是改定“氏族志”，提高新的士族的尊荣，压制旧有的士族势力，为士庶并用的方针开辟了道路。

其次是发展科举、重视进士及第，进一步为庶族地主士人开拓了一条入仕和发挥才智的途径。

据《唐摭言》记载：唐太宗曾私幸端门，见新进士鱼贯而出，不禁大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由于他的“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贞观政要》卷1)政策的实施，获得了用人致治的显著效果。

贞观一代，人才辈出，佼佼者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

人才济济的盛况，“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读通鉴论》卷20)。

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

他指出：“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

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

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贞观政要》卷4)“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万事稳便，方可奏行。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同上)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完人，而是敢于承认：“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羌辞、拙迹见矣。

天下万机，一人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

”(《新唐书·吴兢传》) 唐太宗认为，“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

(《贞观政要》卷2)他多次向大臣强调，“君臣合契，古来所重”，“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他把君臣关系提到了“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在求臣纳谏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张。

贞观三年(629年)，他与群臣论治，首先阐明了“人君必须忠良辅弼”的道理，竭诚希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贞观政要》卷2)，开创了君臣共商国事的开明局面。

经过君臣们的共同努力，贞观三年，开始出现了“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的大治景象，唐太宗兴奋地对大臣们说：“此非朕一人之功，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贞观政要》卷1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成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群策群力的结果。

贞观时代，由于政治上的清明，导致了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日益繁荣，故贞观年代的治绩，被封建史家们赞称为“贞观之治”。

唐初，面对着隋末大乱之后“伊洛之东，暨宁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唐文》卷2)的衰敝景象，百废待举、百事待复。

求治心切的唐太宗，亲自组织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首先从政治上统一群臣的思想。

太宗当时也怀疑“大乱之后能否大治”。

他说：“在大乱以后，教化怕不易实现。

”魏征认为：“不然。

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实现。

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很不费力的事。

”封德彝则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他们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

”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纯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么，浇薄到今天，人早化为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呢？”(《贞观政要》卷1)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定等方面来实现天下大治。

广开才路、广开言路、用人致治；虚心纳谏、共理天下，就是这种清明政治的主要方面。

在经济方面，由于实行“让步政策”，力行均田、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和徭役，为当时的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为最后打败突厥，曾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校射”，亲自考试诸将武艺。

又整顿了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作为封建政权的重要支柱。

贞观三年至九年(629—635)，唐太宗便向西开始了一连串的进击，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和西方来往的商路。

这对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太宗对被统一的北部和西部边疆，设置羁縻州，实行“羁縻”政策，这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压迫政策相较，是极其开明和进步的。

他曾总结自己的统一经验，其中之一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里虽有溢美之处，但也与事实相去不甚太远。

在文化方面，贞观时代提倡儒学、奖掖文士；兴办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天下图籍编纂成书。

这些文治措施，反过来又对巩固唐初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的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制定。

如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学士法官”制定的《唐律》、魏征等编成的《群书治要》、孔颖达编成的《五经正义》等，开创了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也孕育了虞世南、姚思廉、欧阳询等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名流。

唐太宗毕生所持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成就，来源于他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

他时时牢记“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的历史教训，对唐初的君臣、君民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形成了空前无比的文治和武功，这些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即使在晚年，由于这位开创了唐初基业的皇帝，长期陶醉在功业和颂扬声中，骄奢淫逸之心日益增长，但也不是漆黑一团。

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