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与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例

语言接触与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例摘要：本文以《国际歌》的不同汉译本为案例，从语法、篇章结构、词汇语义、音韵等方面，探讨了语言的接触与冲突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语言接触的背景下，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个文本本身就经历着一个冲突过程。

无论从语音还是从词法、句法、语义上，都面临着原来模式范畴与新的语言模式范畴的冲突。

这种冲突一般体现在译者身上，在不同的时空环境或社会政治环境下，他们处理源语文本中对于译入语读者而言的新、异成分时，很可能开始是生硬的移植，然后经历一个过程，最后到使用得恰到好处。

关键词：语言接触翻译冲突《国际歌》一、引言语言接触作为日常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交流与联系。

而人们关于语言接触的探讨，也影响着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

uriel weineich（1979）指出，只要一个人使用了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彼此就发生了接触，因此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就是接触的核心。

他认为这种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冲突”，因为接触双方可能会彼此向对方施加某种作用，可能使原来高度系统化的语义、词汇、语法等面临重组的挑战。

然而，实际情况是目前真正能操双语或多语的人并不普遍。

交流目的的实现、社会特殊需求的满足，就需要由能够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来间接完成。

而那些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多数情况下就是译者，是接触的核心的核心。

由接触引发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翻译而引起。

但这种冲突的可控性并不好把握。

因为，语言接触产生的结果会受到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weinreich，1979），它总是与文化的接触同步，会因时间、地域、人物、方式以及文化等的不同而形式各异，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和纯语言系统的影响造成的语音语义变化（方欣欣，2004）。

因而，冲突中的各方可以在翻译中有意识地利用以上因素来达到各自的目的，而译者也不可能是中立的，他们必然会采取不同的价值定位和立场，根据社会环境和翻译目的的变化而采取各种可能有效的翻译策略（baker，2006）。

但是，社会因素在促成语言吸收其他语言某些成分的同时，这些新吸收的成分又可能使语言产生新的内部矛盾（刑福义，2000）。

因而，同一文本会生成多种译本，一个新译本在应战旧译本存在的矛盾的同时，又为自己埋下了被挑战的伏笔。

那么，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下，根据同一文本生成的多种译本，在语言接触上会呈现什么特征？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国际歌》原文及其多个汉译本为例，从语法、结构、词汇语义、音韵等方面切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国际歌》在中国的翻译及研究现状《国际歌》（l’internationale）被列宁赞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转引自高陶，1983）。

歌词由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pottier）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创作，由法国工人音乐家狄盖特（degeyter）于1888年谱曲。

歌曲因其庄严、雄壮的风格和独特的社会政治性，随后逐渐流传至世界各地。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也在我国传播开来。

从1920年广州《劳动者》周刊刊发列悲的译文开始，先后有十多位译者参与到《国际歌》歌词的翻译中[1]。

他们对《国际歌》在中国的传播和译文质量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译介的目的来看，《国际歌》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为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为第二阶段。

两个阶段的翻译各有其重心所在。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以介绍和政治宣传为主，那么第二阶段实际上主要是以修缮和学术研究为特征。

总体上看，第一阶段的译本在对法语原文的忠实性上不及后者，但又因传唱时间最久，歌词通俗易唱（尤指萧三和陈乔年的译本和瞿秋白的译本），因而流传最广。

国内的现行译本就是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有关专家”，在萧三的“延安修订版”（1939年）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高陶，1983）。

而第二阶段的译本则主要是对现行本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进行的重译，但译本较少，考虑曲谱因素，因而其学术研究价值要大于歌词本身的价值。

由于跨越历史语境时间长，社会环境各异，对于《国际歌》的理解和态度也迥然不同，体现了历时视角下语言接触与翻译和冲突的关系，尤其是在语法、结构、词汇语义、音韵等方面更为突出。

以下，笔者拟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与原文加以对比分析，以便更深切地理解语言接触与翻译的关系。

三、语言接触诱发的语法及篇章结构冲突语法和结构因素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他们的翻译中，语言之间不协调的语法体系，源语语素的复杂功能，源语与目的语现存功能关系的冲突，以及译者对目的语的忠诚度等因素，可能会对语言接触产生阻抗作用，从而增加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语法上，《国际歌》法语原文在号召工农起来反抗剥削阶级和腐朽的旧制度时，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的直陈式现在时及命令式或虚拟式现在时（以-ons为标记，其逻辑主语是“nous （我们）”，在命令式或虚拟式中可省略），以起到号召、请求和鼓励的作用[2]。

例如：（1）nous ne sommes rien，soyons tout！瞿秋白译：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有天下。

现行本：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伍铁平译：一无所有的人将把世界掌管。

（按：此处sommes和soyons分别是être的第一人称复数直陈式现在时和虚拟式现在时，相当于英语we are和we shall be。

rien 和tout相当于英语nothing和all。

）（2）groupons-nous，et demain/l’internationale，/sera le genre humain.瞿译：同英德纳雄纳尔/人类方重兴！现行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伍译：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按：此处groupons是grouper的第一人称复数命令式现在时，相当于英语we shall group together。

）从译本和原文的对比可见，法语原文有效运用了其严格的词汇屈折变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第一人称复数的直陈式、命令式或虚拟式，一方面拉进了诗人与听者（读者）的心理距离，使他们感受到紧密的战友和同志情谊；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情态功能，使诗人的创作意图得到突显。

因而能够使听者（读者）产生情感共鸣，最后起到政治号召的目的。

然而，汉语因为缺乏这样的词汇形态变化，原文“以形传意”的手法无法得到保存。

对此，汉译者主要通过语序调整作为补偿手段，来传达原诗的强烈情感和政治号召的功能。

在篇章结构上，目前学界争议最大的地方是《国际歌》原本有六个诗节和一个叠句，但现行译本却只保留了原诗的第一、二、六节和叠句。

绿原（2000）指出，1917- 1944年，《国际歌》被前苏联采用为国歌，歌词仅用原诗的第一、二、六节。

从被删去的三节内容来看：第三节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号召人人向资产阶级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争取；第五节则号召解散资产阶级的军队。

中译本和俄译本均未选用这三节，除了由于六节太长，不便于群众合唱之外，可能还顾虑从中产生或已有的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等倾向的消极影响。

因而，1900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只选登了第一、二、六节，这三节诗又由柯茨在1920年译为俄语（吕建强，2008）。

而在众多汉译本中耿济之、郑振铎（1921年）和瞿秋白（1923年）的译文是从俄语转译的。

萧三和陈乔年（1923年）的译本是根据法语原文，参照俄译本生成的（高陶，1983）。

可见，《国际歌》在译为俄语时，就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被删减了三节，随后由中国译者转译为汉语时也屈从了俄译本的特点，删去了批判国家、法律、租税、质疑铁路大王、反抗长官的内容。

结合当时中俄在政治、国力和语言上的强弱对比，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

而且“从它（现行本）对于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集会的适应性来看，这样的剪辑早已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认可”（绿原，2000）。

但沈大力（1984）认为，为了“一时策略的需要”而删减原文，是对诗人及原诗思想的一种践踏。

因而，他呼吁要“为维护《国际歌》的完整性和纯洁性而斗争”。

实际上，其他从法语直接译的汉译本都保留了原文六个诗节的结构，但由于缺乏可传唱性以及在国内民众中的接纳程度较低等因素，其影响都不及瞿译和萧三、陈乔年的译本。

此外，《国际歌》在每段结束后都会重复副歌的段落。

伍铁平（1982）指出，副歌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诗的主题：团结、战斗和对社会主义未来必胜的信心，而通过结构上的重复，诗歌的主题得到反复突出强调，大大加强了诗歌的战斗性和艺术感染力。

正因如此，这一特色在汉译本中也得到了保留。

四、语言接触诱发的词汇语义冲突由于面对新概念时没有恰当词汇进行表示，而译者在翻译时又须考虑到对原文及目的语的忠诚度、形式上的经济性等因素，这些可能会阻碍语言接触的顺利进行，从而加大了词汇语义冲突的可能性。

例如：（3）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瞿译：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现行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伍译：起来，世界上被打入地狱的伙伴！法语les damnés源自动词damner，表示“罚入地狱，使入地狱”的意思，damné表示“入地狱的（人）”，成语souffrir comme un damn é表示“受极大的痛苦”[3]。

可见，它体现了基督教的善恶观和原罪思想。

法国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而宗教思想对人民的思想有很大的束缚，是权贵者打压下层人民的手段。

《国际歌》中的les damnés指的就是尘世间的受折磨或不幸的人（张成柱，1988；李放春，2008）。

从译文对比来看[4]，虽然“被咒骂的”或者“被打入地狱的伙伴”在语义上似乎更接近原文，但，les damnés要想在中国定根，就必须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所认同，必须切合中国的革命历史情境（李放春，2008）。

实际上，“受罪”、“受苦”有着深厚的佛学渊源，早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中。

一方面，在基督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借用和吸收了这两个词；另一方面，“受苦人”这一乡土性的集体自我范畴已经被逐步地挪用、改造成为中国革命叙事的主体性概念了。

尤其是在革命文艺中，“受苦人”是频繁出现的语汇。

因而，在这种内在的文化和政治性的要求下，“受苦的人”最后与les damnés实现了更好的对接。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les sauveurs suprêmes（救世主）， dieu（上帝，神）， césar （凯撒），tribun（护民官，政客）的翻译。

鉴于相关论述已非常丰富，在此不作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