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浅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浅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作者：刘倩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21期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西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和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向近代外交发展。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当时经历中国对外交涉次数最多的人。
“以夷制夷”和“外须和戎”是他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以夷制夷；和戎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从维护统治阶级和自身的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长期的外交实践使李鸿章形成了独特的外交思想：“和戎、自强”是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的出发点，“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环节。
第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和戎是李鸿章办理外交的出发点。
他认为“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又“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力保和局，遵守已订立的外交和约，减少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争取自强的时间与空间，这是李鸿章“和戎”的含义。
但“外须和戎”决不是拱手听命。
李鸿章办外交虽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但并不妨碍他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进行有限的御侮斗争。
他希望通过“和”来积蓄力量，抵御外侮，实现“守土保和局”的目标。
他希望通过变法自强来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
但李鸿章为达到“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不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变法方面，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因此，李鸿章的“变法”先着手军事工业，他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还派遣军官、工匠出国学习制造、驾驶。
第二，遵守条约，力保和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环节，是对“和戎”思想的补充完善。
李鸿章自己对和局的理解是，“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其和局思想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不免有丧失主权的时候，这在中法、中日战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弱国无外交，所以在外交谈判中，李鸿章在据理力争的同时，妥协的一面也表现得很明显。
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
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遵义县第二中学娄方仁[关键词]清末外交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全面推行中国近代化事实上的第一人，李鸿章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都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他主持清末外交，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一直到逝世，前后将近三十年。
在这数十年里，李鸿章时刻以国家利益（不只是清朝最高当局的利益）为重，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自强为奋斗目标，抓住中国的当务之急——实现近代化，奋力在战败的困境中与列强周旋，以便中国少受损害，争得一个发展自强所必需的环境。
在这个目标下，他站在了战略的高度来主持清末外交，总揽全局。
从其外交思想到外交实践，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依笔者愚见，历史应该重新审视李鸿章在清末外交中的地位，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李鸿章提出了开拓性的外交思想李鸿章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为清末的中国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外交思想。
在19世纪后三十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日本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早就被列强的侵略和内战弄得奄奄一息的腐朽清朝，还是没有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认识不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白日梦，说什么半部《论语》即可退敌，反对一切新事物。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列强看成“夷人”，把他们的侵略视为“犯顺”。
他在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
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
为此，李鸿章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紧迫感：列强在华的地位和作用，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3)”，“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要摆脱其控制，决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平等独立地位，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
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
”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
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
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
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
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
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
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
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当中的“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析
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2020年第11期（总第203期）边疆经济与文化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No.11.2020General.No.203收稿日期：2020-10-22作者简介：刘帅（1994—），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李鸿章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专题研究中的重要人物，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他的外交思想大多被清政府采纳，作为当时的外交策略。
因此，我们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失败原因、内容、实践和评价等方面进行简要评析。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失败原因（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1.内部因素的影响李鸿章成长在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家庭中，他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因此对李鸿章也寄予厚望。
他从小便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学习封建制度的伦理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传统思想，致使李鸿章一生都在“愚孝”，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他也一样效忠，并且侍奉终身。
这就导致李鸿章在成为外交重臣后，在与列强的交涉中，一直采用“以和为贵”的方式，避免清政府的统治被列强取代。
曾国藩是对李鸿章影响较大的老师，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深信儒家文化思想。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继承了他的主要思想，坚信只要守信重诺，列强就无法对清政府“下手”，同时，利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展变法，只要提升武器装备的力量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火枪炮弹。
在列强提出不平等条约及不合理的特权时，曾国藩也主张运用儒家思想的文化，对西方列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通过传统思想的说教让列强作出让步，保持时局的和平，甚至将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作对西方国家的束缚，认为条约是对他们的限制，只要清政府遵守条约的各项内容，那么列强就“无计可施”。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外交主张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的野史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的野史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而李鸿章作为清朝政治家和外交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在外交事务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借助自己的才智和智慧，试图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然而，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的某些事件却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野史。
一、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在晚清时期，中国处境艰难，面对列强的压力和侵略，李鸿章被派往与列强进行谈判。
然而，他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争取平等地位，而是力图维持清朝政权的统治。
因此，他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李鸿章在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将外东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对中国的领土完整造成了重大威胁。
而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他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得中国失去了重要的领土。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了中国的领土减少和国家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
二、帮助清朝政权维持统治与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样，李鸿章在其外交活动中，更多地考虑的是维护清朝政权的统治，而不是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
他经常通过纵容贪官污吏，向外国国家贿赂，以谋取个人利益和权力。
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中英新约》时，不仅未能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反而接受了英国的要求，使得中国的主权权益受到压缩。
而在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时，他不仅同意法国在中国的殖民扩张，还默许法国对中国进行不公平的经济掠夺。
这些行为使得中国的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
三、排斥改革派和知识分子晚清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积极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和洋务派。
然而，李鸿章对这些改革派持有排斥的态度，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采取了拒绝接受的态度。
李鸿章在与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合作期间，曾对他的改革主张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
他以维护清朝政权的统治为重，忽视了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深刻问题和危机。
总结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一些外交行为确实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野史。
他在与列强谈判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他追求的是维护清朝政权的统治，而不是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他对进步思想和改革派的排斥，使得中国错失了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李鸿章，清朝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创造性的提出“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强调外交必须和内政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秉持“和平共处，以德服人”的外交准则，成功地推动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对外交往李鸿章自幼就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交交往尤为重视。
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和外界交流互动，才能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
因此，他提出了“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旨在倡导开放和包容的对外态度。
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外交战略是以国家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为导向的。
二、推崇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西方普遍采用的霸权主义相反，他主张以和为贵，以德服人。
他认为，外交成功的关键是要建立互信、求共赢的关系，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正是这种秉持“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让他在中国近代外交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三、以修复国家权力为中心作为一位外交家，李鸿章非常清楚，国家要在国际关系中站稳脚跟，首先得有足够的国家权利。
因此，他主张通过积极修复国家权力，以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他努力倡导中西方合作，推动着各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诸多机遇。
四、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架起桥梁李鸿章非常重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力求为两个文化体系架起桥梁。
他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以中标准、西备选的原则，将中西文化差异化纳入考虑范围。
同时，他也不断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为中国的文化走进国际舞台铺平道路。
五、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李鸿章作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家，非常看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他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自己的外交工作，他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六、提高国家国力李鸿章认为，强国兴邦的道路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力之上。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理 论 观 察
Ｔｈ ｅ ｏ ｒ ｅ ｔ ｉ ｃ Ｏ ７ Ｓ ｅ ｒ ｉ ａ ｌ Ｎｏ ． １ ３ ０
（ 总第 １ ３ ０期 ）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魏 菱
４ ０ ０ ７ １ ５ ）
一
时 局 变化 “ 三 千年 一 大 变局 也 ” 而 由此 带 来 的实 力 悬殊 ， 他 逐 渐形 成 了 “ 落 后 就要 挨 打 ” 的实 力 外 交 观 。在 《 行抵 直境 分兵 边界 折》 中， 李鸿 章 写道 ： “ 臣 向在 江南 办 理 外涉 棘 手 事 件 ， 往 往兵 威 稍 盛 ． 彼 族 气 焰 稍减 … …盖严 兵卫 正所 以保 和 局也 。” 李鸿 章
、
不 承认 现状 的顽 固态 度 。
他 的外 交 思想 首 先来 源 于他 对 于 国际时 局有 着 深刻 的 了解 和认 识 ．这 是 在早 期 是 与外 国合作 联 合镇 压太 平 天 国运 动 中产 生 的 ．在 随后 几 十 年 与 西方 的交 涉 活动 中 ．他 更 加清 楚 地 意识 到 中外
认 为 只有 “ 严兵 ” ， 即 强大 的军 事 实力 ， 才 能真 正 实 现“ 和局 ” 。然 而 当时 中外实 力 差距悬 殊 ， 晚清政 府 虽 然 不断地 采 取措施 加 大军 备建 设 ， 但是 落 后 的经 济制度 、 不 平 等 条 约带 来 的 经 济压 力 、 不 稳 定 的 国 内 国外 环 境 、腐 朽 的官僚 体 系 难 以支 持 建 设 的开 展， 也 难 以改变 中外 实力 对 比。 因而 ， 在他看 来 通过 实力 的对 抗 带来 和平 这条 路 是 行不 通 的 。 １ ８ ８ ３年 的 中法 战争 很 好 的证 明了 这 一 点 ，这 条 路 在 现实 条 件 下 不但 不 能 带 来 “ 和 局” ， 反 而将 会把 清朝 拉人更 加 深重 的灾 难之 中 。 在 战 争 中原 本 就将 消耗 大量 的人 力 、 物力 、 财力 ． 由于 军 事 实力 的落 后 ，清军 的损 失相 较 于 列 强将 会 更 多， 在 中法 战 争 中 中 国约 有 １ ０ ０ ０ ０人 伤 亡 ， 但 是 法 军则 仅有 ２ １ ０ ０人 伤亡 。 即使 是 一场 战争 胜利 了 ． 面 对 强大 的对 手 ，其 后 的战役 中也难 保最 终 的胜 利 。 同 时 即使 是 这 场 战争 战 胜 后也 没 有 实 力作 为底 气 在谈 判桌 上 向列强 提 出更高 要 求 ． 因为 稍不 留神 谈 判 的“ 和局 ” 便 有可 能 因为谈 判 条件 成为 下 一个 “ 战 局” 的导火 索 ， 因此 乘势 见 收才是 恰 当的决 定 。 １ ８ ８ ５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李鸿章是清末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外交策略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他主张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平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力图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首先，李鸿章注重与列强保持友好关系和平发展。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积极开展与列强的外交交往，并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通过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迫使列强承认中国的独立地位，同时也努力恢复和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例如，他于1885年签订了《湄公河条约》，保护了中国沿边地区的利益，并成功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此外，他还致力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制度，以加强国家实力，从而更好地与列强竞争。
其次，李鸿章注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在他任内，中国与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列强之间发生了许多领土争端。
他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了一些争端。
例如，在与俄罗斯的边界争端中，他通过以俄罗斯换取中国东北地区的主权，达成了《中俄密约》，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利益。
在与英国和日本的争端中，他则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平发展。
此外，李鸿章也采取了一些灵活和机智的外交策略。
他善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利益。
例如，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积极争取日本的支持，并通过谈判在条约中获得了部分利益，如割让台湾和澎湖群岛给日本。
这样的策略使中国在遭受一方列强压力时能够借助其他列强的支持来平衡力量，并保护国家利益。
然而，尽管李鸿章的外交策略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外交手段被认为是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策。
例如，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中国割让了许多领土和特权，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种以让步和妥协为基础的外交策略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的屈辱。
此外，李鸿章也有一些政敌，他们批评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够坚决，以致于使中国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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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外须和戎，内修变法”，遵守已定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以维持和平局面来争取国家发展空间，与他涉外经历所见中外实力悬殊、秉承清政府外交原则、继承曾国藩“诚”思想等原因有关，其思想虽着眼现实，但过于妥协求和而易受列强利用恫吓。
清流派的思想主要主张强硬主战，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其在限制妥协派发展，引导鼓舞舆论具有重要作用。
两者实为互补关系，各有长短，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两者没有实现融合统一，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标签：外交思想；和戎；主战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
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
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
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
在关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
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
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减……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
”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
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
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
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面对强大的对手，其后的战役中也难保最终的胜利，同时即使是这场战争战胜后也没有实力作为底气在谈判桌上向列强提出更高要求，因为稍不留神谈判的“和局”便有可能因为谈判条件成为下一个“战局”的导火索，因此乘势见收才是恰当的决定。
1885年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
①李鸿章始终认为，只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局面，清朝才有机会稳定下来发展实力，最终实现军事实力的建设，才有机会为后来的战争取得胜利，为战胜后有底气、为最终的和平提供基础。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还秉承1861年恭亲王奕訢等人奏准《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情拟章程六条折》，即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的“按照条约，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秉承政府基本准则不逾矩，是处理外交事物较为安全的选择。
李鸿章即使有挽救变局的抱负，但是必要的自保是其底线。
他作为官僚的一员，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的晚清朝廷，秉承朝廷准则办事一方面体现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忠诚，另一方面，追责对他压力较小。
他的外交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诚信”的外交思想，“诚信相交论”成为其外交思想的基础。
曾国藩对于外交事务的看法是，“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
”②李鸿章同曾国藩谈到对外交涉，曾又说：“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不至过于吃亏”。
③李鸿章继承曾国藩衣钵，认为不必要过多计较琐碎，而应该与外国推诚相见，争取到和平的环境，加速自强的步伐。
李鸿章是身处外交活动、洋务运动第一线的实干者，外交思想基本立足于“弱国”、“和戎”两个方面，对于时局有着更加清楚和现实的把握，对于战局和和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思想的背后是谨慎的考虑。
但是如李鸿章一样与列强打交道的官员实属少数，对于列强有清醒认识的人在整个清朝也不占多数。
然而他思想也存在着缺陷和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客观环境以及身处官场事务繁重，李鸿章对于列强的判断，对于复杂的国际政治不可能获得完全深刻的了解，使其在运用“和戎”思想在外交事务当中，他的求和思想被列强所利用，列强以战争作为恫吓要挟，李鸿章高估列强的实力，常常示之以弱，导致在外交中出现误判和失败。
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李鸿章在谈判中对态度蛮横的英使威妥玛尽量迁就以图“了事”，为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定下基调。
李鸿章外交基础的诚信相交论，体现中国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生活准则，但是由于其过分相信国际法的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均势”的现实局势，即弱肉强食的本质，同时相信外交中的“友谊”，希望通过联络加深外使得私交来影响该国外交政策。
体现出李鸿章对于外交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着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一方面，但这在李鸿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下来看确是能理解的。
二、清流派的“反對妥协，对外主战”清流派是由朝廷中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组成，大部分是缺乏与外国直接交流，未曾参与洋务运动，缺乏对外战争经验的京官，他们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相较于李鸿章模糊许多。
每当交涉事起，清流派必争相上疏或联名奏章，形成一时“尊王攘夷之论糜漫全国”，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
清流派外交思想的主体是由抨击卖国行径和妥协论调、坚决主战、积极备战等成分所组成，它全面反映出清流派在其外交思想中坚持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这一特征。
④清流派强硬外交立场的思想核心之一是“反对妥协”。
儒家的传统思想也是其根基，他们的思想表达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族精神，也体现出这一特殊时代抵御外侮的社会共鸣。
1879年10月，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同意与俄国签订了《利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骇然，舆论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在朝中形成，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允约徐图补救”，认为“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提出对条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因此主张批准条约，再用立法与用人来“徐图补救”⑤。
而清流派李鸿藻、张之洞则认为应当修改条约重治崇厚罪。
他们一致认为《条约》必须废除，斥责李鸿章等人为崇厚辩护“实摄于俄人恫吓，英法居间”，无非苟安求和，这体现出了清流派坚决主战御侮的思想，体现出外交上为维护国家主权不向强敌妥协的强硬立场。
清流派另一核心思想是“主战”，这是当时爱国潮流的产物，也是出于外国侵略的愤懑，但他们鲜知国际形势，极力主张保卫国土，却缺乏实际的经验，曾国藩曾评论：“自宋以来，君子好痛低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①此言切中清流派对外思想的要害。
在许多对外交涉实际问题上，清流派通常“力主攘夷”，但所提出来的议论常常是大而空泛，没有克敌制胜的具体建议，缺乏实际意义和说服力。
他们的主战的思想与李鸿章的“和戎”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有所冲突，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虽然清流派缺乏国际局势认识，但是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对敌强我弱这一形势的估计，和李鸿章是相同的，清流派不是单纯的主战，只是反对李鸿章等人对外不做积极抵抗，单纯维持和局，也正因为他们明白李鸿章的才能，他们在许多涉外事件中屡屡奏请重用李鸿章，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在奏折中，认为李鸿章“威望素重”“持重闳深”，建议他与刘铭传一起，防御“京畿门户”天津。
②清流派主战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清廷内部妥协派的滋长，也使李鸿章等人才得重用。
但是另一角度来看，他们在涉外问题出现时主张积极抵抗，在具体执行上却推出另一派李鸿章等人完成，事败之后又将责任怪罪在李鸿章身上，清流派的这样做法不得不说有其推卸责任、狡黠的一面。
虽然在对外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外交手段上，双方则有一致的意见，即是“以夷治夷”，在面对诸国对华的问题，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对付某一时期的要敌，把握外交上的主动权。
两者都注意到了在外交上灵活的策略和手段，但是却忽略了虽然各国间虽然有着矛盾，但是对于侵华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清流派是身在朝野当中、置身外交事务之外的评论者，其对外思想顺应的爱国的潮流，遵循儒家传统的民族思想，由于缺乏直接涉外的经验，鲜知国际局势，内心固有的“天朝上国”的理念，使得他们对于外交思想上强硬主战，但是又由于置身事外，其思想大而空泛脱离实际，没有事实作为支撑。
尽管历史上对其评价不高，但是并不是说清流派的思想就是毫无意义的。
清流派的存在使得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更加具有条件性，而不是单纯地求和，如同一种警示，让李鸿章等实干官员在处理涉外事件不一味妥协，更加客观地分析对手实力，不被列强的恫吓和讹诈所蒙骗，使得国家主权和利益不会那样轻易地交出。
同时，清流派的爱国情怀也引导着社会舆论，虽然官员和人民处于列强带来的灾难之中，但不应因此丧失应有骨气和尊严，对于国家应有自信，这样对国家前景才抱有希望，对于国家的建设发展才有积极性和动力，在列强入侵时也敢于斗争，列强才不会那么轻易地在华攫取利益。
三、结语李鸿章和清流派的外交思想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产生的思考，各自有其长处和短处，李鸿章“和戎”思想的立足现实实力，恰恰弥补了清流派脱离实际的短处，而清流派强硬的精神，恰恰弥补了李鸿章思想下一味妥协带来的问题，而两种思想产生的作用阵地也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的思想主要作用于实际的外交事务当中，清流派的主要发挥阵地在于人们的精神引导的方面。
两者两者可以说是互补的关系，并无完全的高低之分。
林则徐提出“驭夷宜刚柔互用”的观点，清流派的外交思想还是李鸿章的“和戎”派思想一刚一柔，虽然同时存在，但是没有使晚清政府在外交方面取得好的进展，究其原因，是两派的思想始终站在对立面，却没有逐渐融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统一的综合的流派，因此在应涉外事件，往往双方争执不下，不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政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