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
2020年人教部编版历史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测试卷及答案
第一单元《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测试卷一、选择题(共25小题)1.日本的唐招提寺在每年的6月5日，即鉴真忌辰的前一天举办纪念法事。
而只有在这一天，平日难得一见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才会和公众见面。
鉴真东渡日本发生在()A．隋朝时期B．秦汉时期C．唐朝时期D．宋元时期2.（题文）有人这样赞美京杭大运河：“翻开人类历史的记录本，从没有一页如中国大运河一般，将人类勤劳与勇气、文明与智慧标记得如此熠熠生辉。
”隋朝大运河的中心是（）A．长安B．涿郡C．余杭D．洛阳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诗歌主要描述了开元盛世时期()A．政治清明B．科举兴盛C．民族融合D．经济繁荣；开元盛世4.小明以“繁荣与开放的唐朝”为主题进行探究，下列他整理的内容中不符合史实的是（）A．唐太宗时出现“贞观之治”局面B．唐玄宗时出现“开元盛世”局面C．唐太宗时吐蕃是唐王朝的一部分D．都城长安是国际性的大都市5.《三国演义》卷首语这样说：“有道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在东汉末年到南北朝近400年分裂后，隋朝又一次实现了统一。
你知道隋统一时间是A． 581年B． 589年C． 618年D． 605年6.唐朝时，该国派出的遣唐使有十几批，最多的一次达到500多人。
这个国家是（）A．日本B．天竺C．大食D．大秦7.宋朝李纲曾高度评价隋文帝“混南北为一区”的历史功绩，他认为隋文帝“有雄才大略，过人之聪明。
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于后世者”。
隋文帝“混南北为一区”是在( )A． 581年B． 589年C． 605年D． 618年8.如今，许多中小学已普遍开设经典诵读课，经典诵读已成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方式。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大诗人杜甫的这首经典诗称颂的是()A．开皇之治B．贞观之治C．开元盛世D．康乾盛世9.科举制度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他们认为“(科举考试使得)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主要是指科举制度()A．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B．保证了官吏的清正廉明C．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D．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10.下列的工具，发明于唐朝而且用于灌溉的是（）A．翻车B．曲辕犁C．筒车D．水排11.下列有关黄巢起义的表述中，错误的一项是（）A．攻入长安，建立政权B．以失败而告终C．起义军转战大半个中国D．推翻了唐王朝12.日本共派遣遣唐使13次，人数多时一次就有500余人。
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影响与交流
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影响与交流在唐朝时期，遣唐使成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重要的交流纽带。
这些使节的任务不仅仅是外交使命，更是文化传播的使者。
他们的出访不仅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为东亚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影响在于促进了政治交流。
唐朝时期，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和领导者，而遣唐使的到访则是周边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途径。
通过与中国皇帝的会见和交流，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这种政治交流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东亚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交流方面。
随着遣唐使的频繁往来，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遣唐使不仅带去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还将周边国家的特产带回中国。
这种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东亚地区的商品流通，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
例如，日本通过与中国的贸易，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商品，还学习了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本国的经济繁荣。
此外，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化交流方面。
遣唐使的到访不仅带来了中国的文化，也将周边国家的文化带回中国。
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东亚地区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为各国的文化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例如，日本在遣唐使的影响下，学习了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
而韩国则在遣唐使的推动下，学习了中国的文字和文学，为后来的韩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影响与交流是多方面的。
它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遣唐使的到访不仅丰富了东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也推动了各国的文明进步。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和珍惜这段历史，认识到遣唐使对东亚文明的深远影响，继续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历史上中日僧侣的交流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基于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新史料
历史上中日僧侣的交流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 ——基于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新史料发布时间：2021-03-29T10:51:10.737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3月下作者：钟华李艳杰[导读] 作为佛教活动的主体，僧侣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
历史上的僧侣，除了继承和传播佛法，在教育资源短缺的年代，还承担了教育的责任，同时也创作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以多重身份活跃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历史上中日僧侣的交流给日本艺术、文学、医学、教育以及民俗生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阳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钟华李艳杰 110809【摘要】作为佛教活动的主体，僧侣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
历史上的僧侣，除了继承和传播佛法，在教育资源短缺的年代，还承担了教育的责任，同时也创作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以多重身份活跃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历史上中日僧侣的交流给日本艺术、文学、医学、教育以及民俗生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僧侣；中日交流；文化；影响佛教传入日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综合各种记录，可以认为最迟在继体天皇时，佛教通过国家外交和民间私传等多种途径传入日本。
隋唐时期、日本通过遣隋使和遣唐使与中国大陆交流，其中最为著名、也是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遣唐使。
据统计自630年至894年的约260年间，日本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
这些遣唐使中就包含一部分僧侣，但由于唐朝逐渐衰落，日本便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
虽然政府停止了官方的交流，但是中日的民间交流却从未停止，交流的主体主要是商人和佛教僧侣。
其交流不仅仅停留在宗教层面，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来华日僧回国时，不仅改良了日本的佛教，在日本的艺术、文学、医学、教育、习俗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日僧侣交流在日本艺术领域产生的影响中国的建筑样式随着中日僧侣交流传入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地至今还保存着盛唐之景。
佛教传入日本之初，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僧侣不仅学会了汉字，还习得了书法，同时也将中国的绘画带到日本，发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绘画。
中日文化交流
遣唐使团的成员一般都有数百人之众，除了留学生和学问僧之外，还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船匠、船师、杝师、译语、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医师、阴阳生、卜部、主神、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挟抄、杂使、傔人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遣唐使一般都携带日本出产的银、、丝、绵、布等特产及水精、玛瑙、琥珀等奢侈品作为献给唐朝的礼物，而唐朝政府则以丝帛、香药等物品作为回赠，这种相互馈赠，实质上是当时双方官方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他们还携带大量砂金，从事贸易活动。
对徐市是否到过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聚讼不休。无论此事真相如何，现代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各种物品就已经传到了日本，考虑到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比较低下，续航能力不强的局限，早期的海船当是由渤海湾出航，而后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近海南下，渐次而至日本。这条航线虽然途程迂远，但是沿途岛屿众多，物资补充较为便利，且易于辩认方向，可以提供较为优越的续航条件。到了唐朝初年，这条航线仍然是人们前往日本的主要选择。
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从事吸收唐朝优秀文化的活动，除了在各地参观考察孔庙、寺观等文化名胜外，他们还聘请儒者教授儒家经典，延聘各类人才前往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唐朝典籍携回日本。介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是遣唐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日关系史期末复习
汉朝西汉时，日本有三十多个小国与汉朝有来往。
东汉初，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赐给“汉倭奴国王”金印。
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这时也传入日本。
20世纪初，日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铜镜。
唐朝1、“遣唐使”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
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建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
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
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
如阿倍仲麻吕（原名晁衡）。
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
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
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做诗相酬赠。
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空海与鉴真和尚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
他于804年（贞观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
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很深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
他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
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
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辛，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天宝十三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
中外文化交流史之遣唐使的历史贡献
遣唐使的历史贡献下面总结一下遣唐使的历史贡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引进了中国文化，具体来讲：第一，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改进。
他们是政府派出来的，对于中国唐朝的典章律令，中国的官制，中国的宪法，成文法都要搬回日本去，帮助日本建立国家机制。
第二，吸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
在这样文化落差很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学习更多的表现为在方方面面，例如对唐朝的文字典籍，文学艺术，佛教等的学习和吸纳，这可以说是文明的全面开花。
这些东西带到日本以后非常切实有效的提升了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平，比如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当然有一些是和佛教的传入有关系，像绘画，雕塑，音乐，甚至舞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佛教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日本最痴迷的就是要学习汉文，汉诗。
白居易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一位诗人，为什么白居易的诗会在日本最受欢迎呢？我们知道有唐一代产生了众多的像李白，杜甫，王维这样一些著名的诗人，而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受欢迎，这也是中日比较文学上面经常有人拿来做文章的事情。
简单的说，一方面是白居易活的年龄较长，诗产量多，在漫长的历史中，对日本人来说有一个不断接触、接受、追随的过程。
另一方面，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白居易自己写完诗就念给邻居的老婆婆听，看她能不能来欣赏，所以他是一个很贴近底层人民的诗人，不像李白情绪一来了就非常的豪放，写出来的诗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的懂，也不像杜甫那样特别忧国忧民，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情景贴的那么近。
白居易晚年是一个信佛，比较讲究生命，讲究转瞬即使，讲究春花秋月，然后感悟生命，而这些审美特征比较符合日本这么一个所谓樱花国度，也是一个从四季的变化感悟人生的变迁等等。
所以在语言，审美情趣上日本人非常喜欢白居易。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围棋，相扑等也都传入了日本，你们不要以为相扑是日本的国粹之一，围棋好像日本更厉害一些，其实这些都是唐朝时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还有饮茶的习惯，中国的茶也是遣唐使带回日本的。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论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姓名：殷芳利班级：法学院12级法学3班学号：20121857内容摘要：中国与日本隔海相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由于古代交通比较不便，相邻国家的联系就更加的亲密。
古代中国在世界上都占有领先的地位，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己先进的文化体，对周边的国家也产生了莫大的辐射力。
日本是一个很理性的国家，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路线，并没有全盘照搬，日本发展成今天的样子也是定然。
关键词：中国日本文化影响一、大化改新的由来及对日本的影响大化改新，日本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发生于646年，此年为大化元年。
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
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日本以大化革新为起点进入了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大化改新是日本奴隶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是劳动人民同天皇、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皇室和贵族之间的矛盾，皇室和贵族之间的斗争趋势是不断加强皇权，建立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645年，要求革新的中大兄皇子联合贵族中臣足等发动自上而下的政变，拥立教德天皇，定年号为大化。
大和时代结束。
646年，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
1.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
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私有，改土地、部民为国有。
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
所班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2.效法唐朝租庸调制，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交谷物（租），服劳役或纳布代役（庸），交地方土产（调）。
3.中央设神祀、政二大官和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里。
4.兵制方面，京师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土地、人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天皇成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
浅论7-9世纪中日“遣唐使”交流
浅论7-9世纪中日“遣唐使”交流摘要：七——九世纪，中日古代关系史上出现了“遣唐使”，遣唐使作为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使者，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东渐，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其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型，进入了新的文明时代。
关键词：唐朝;日本;“遣唐使”;文化交流日本继遣隋使后，派出遣唐使，并继续与唐朝友好往来，而且其派遣遣唐使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足以说明了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已经开始。
日本以遣唐使为桥梁，来吸收、消化先进的唐文明，推动着古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由此，遣唐使在古代中日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七——九世纪遣唐使概况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624年完成统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
唐朝是我国封建文化极为昌盛的时代，为进一步吸取借鉴唐朝先进的封建文化，日本派遣唐使到唐长安，积极修好，友好往来。
（一）遣唐使派遣的次数关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次数，国内史学界意见不一。
而日本史学界对遣唐使的次数问题，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即在唐代，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的264年間，日本曾派出十九次遣唐使。
笔者认为有唐一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遣唐使共有16次，其中包括三次“送唐客使”，一次“迎入唐使”。
另外，日本还曾两次任命遣唐使，一次任命“送唐客使”。
但这三次仅限于任命而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派遣。
如果把没有成行的这三次和前面成行的16次相加，则是19次，也就是大多数人的观点。
（二）遣唐使的来华路线在唐代，日本派遣至唐的使节，主要有北路、南路和南岛路。
北路：从三津浦出发，沿濑户内海西进大津浦、壹岐、对马、朝鲜半岛南岸，沿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北上，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或者从辽东半岛的西端登陆。
之后陆路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洛阳，最后到长安。
南路：从博多出发在平户或五岛列岛暂泊，等待顺风而行，然后横渡东海，在长江口或杭州湾附近登陆，经明州或杭州、苏州、扬州、楚州、汴州、洛阳，最后到达长安。
13次遣唐使——大唐主导体系下的国际交流
13次遣唐使——大唐主导体系下的国际交流文明的传播和流水一样，总是由高处流向低处。
如此形容唐朝时日本、新罗、林邑等国的遣唐使现象，大概是最为贴切的。
中古时代的外交壮举：规模弘大的十三次日本遣唐使东亚和东南来诸国，秦汉时便与大陆帝国建立文明间的接触。
不过彼时的交流基本上是原始的不成体系的。
在遣唐使活动发生之前，隋朝时日本亦有所谓遣隋使。
但真正具有国家意志的、成体系的、带有明显目的性的遣使，其实要从日本舒明天皇时代始。
据《日本书纪》记载，舒明天皇二年（63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
此后264年中，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有13次真正到达了唐朝。
为何日本汲汲于向唐朝派遣使者呢？最直接的原因是探明唐帝国虚实，其次是输入先进的唐朝文化，第三是出于对本国在朝鲜半岛利益的关切，第四则是积极地参加到以唐为中心的国际交往，以提高本国政治地位。
为了便于了解，我们简要列举一下13次遣唐使的概况。
第一次，630年（唐贞观四年、日舒明二年）出发，632年回日本，主要人物有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
第二次，653年出发（唐永徽四年、日白雉四年）出发，654年回国，主要人物有吉氏长丹、高田根麿，共241人。
高田所领的第二组120人在萨摩国竹岛遇难。
第三次，654年出发，655年回国，主要人物有高向玄理、河边麻吕。
第四次，659年（唐显庆四年、日齐明五年）出发，661年回国。
此次第一船遇风漂流到南岛，人员大部被杀，仅余5人到达唐朝。
第五次，665年（唐麟德二年、日天智四年）出发，667年回国。
第六次只知道669年出发，回国时间不详，带队使者是河内鲸。
第七次，702年（唐长安二年、日大宝二年）出发，704年回国。
第八次，717年（唐开元五年、日养老元年）出发，718年回国。
此次使团规模空前，共557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与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皆在唐朝留学。
第九次，733年（唐开元廿一年、日天平五年）出发，754年回国。
此次使团人数又创新高，达到594人。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对当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启示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对当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启示作者：郄汀洁来源：《商情》2016年第05期【摘要】遣唐使在古代中日关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对双方关系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将自己一生的才学奉献给唐朝，与此同时也客观上担起了驻唐大使之责，从而推动中日关系平稳发展、使两国关系一度呈现“政热经热”的状态。
正所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阿倍仲麻吕的经历对于我们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也有不少启示，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并借鉴。
【关键词】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中日关系一、历史背景四世纪中叶，日本列岛基本统一，大和朝廷开始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册封，这种努力历经数次，未尝放弃。
公元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动乱，使得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
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圣德太子在摄政时期，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学习借鉴中国先进的封建文化，先后向中土派出了五批遣隋使。
《隋书？东夷传》对此记载道：“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这是日本统治者派遣大型使团来华直接学习文明的开端，也是日本和中国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有正式外交往来的开始。
随着两国的交往加深，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化非常仰慕，出现了学习模仿的热潮，这也为后来日本决定派出大型遣唐使团奠定了良好基础。
公元618年，隋灭亡，唐朝帝国建都长安。
它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声名远扬，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其影响力远超亚洲。
而此时的日本由以中大兄皇子为代表的改革派执政，继续着圣德太子的改革创新之路。
鉴于以前遣隋使团带来的积极影响，日本决定再次组织大型遣唐使团去往中国，以便直接有效地向唐王朝学习。
公元630年，第一批遣唐使由舒明天皇派出。
在此后的二百六十多年时间里，大和朝廷一共任命了二十次遣唐使团，四次因故中止，实际成行十六次。
而在成功出行的十六次遣唐使团中直接担负交流学习使命的有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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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20, 8(1), 1-8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0 in Hans. /journal/ojhshttps:///10.12677/ojhs.2020.81001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and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Zhaohui Bu, Xiangbo Wu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Received: Mar. 19th, 2020; accepted: Apr. 3rd, 2020; published: Apr. 10th, 2020AbstractThere have been lot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bout the study of the mission to Tang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Most of them are relatively macroscopic and generalized. They rarely conduc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n a certain mission.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was a rather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one, including the second time Kibino Makibi (きびのまきび) to Tang, the delegation’s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Silla on the New Year’s Day Chaohe, Jianzhen went to Ja-pan successfully, and Abeno Nakamaro (あべのなかまろ) went back to Japan.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events of the 11th mis-sion to Tang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 By the 11th Mission to Tang, Japan had improve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Northeast Asia, consolidated the rule of the Emperor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both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a mutual social interac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can know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mis-sion. Ambassador Fujiwara Kiyoshi who served as secretary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promoted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of Tang. At the same time, as a talent introduction like sending Jianzhen to Japan and the talent Abeno Nakamaro’s (あべのなかまろ) returning also have a reference to the tal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today.Keywords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Contention of Rank, Jianzhen Cross the Ocean to Japan,Kibino Makibi,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mpact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卜朝晖，吴祥博卜朝晖，吴祥博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收稿日期：2020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10日摘要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大多是较为宏观、概述性的论著，很少对某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究。
第十一次[1]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期间发生了吉备真备二度遣唐、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事件。
本文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主要事件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日本通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派遣，提高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巩固了天皇贵族统治、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基于文化传播理论可考察到该使节团的政治、社会影响。
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担任秘书监促进了唐文化的发展。
同时作为人才引进的鉴真东渡、人才回流的阿倍仲麻吕归国对现今我国的人才策略及发展也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位次之争，鉴真东渡，吉备真备，文化传播理论，影响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licenses/by/4.0/1. 引言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于752年末抵唐，大使是藤原清河，副使是大伴古麻吕和第二次遣唐的吉备真备。
此次遣唐使团在历次中颇显特别，发生了数个对中日交流影响较大的事件。
753年正月初一朝贺时，日本使团曾与新罗发生位次之争，玄宗皇帝曾“勅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2]，最终日本使团座次位于新罗使之上；753年归日时，鉴真和尚随使团成功渡日。
鉴真自743年开始东渡以来，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但均未成功，最终乘坐此次遣唐使团的第二艘船于同年底抵达日本；滞唐36年之久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在该使团准备动身回国时请求一同归国获准；使团归国途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因所乘坐的船只不幸遭遇风浪未能成功归国，之后大使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都终身仕唐未归。
因此，此次遣唐使团与历次遣唐使团相比是较为特殊、且遣唐意义重大的一次。
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经笔者查阅文献资料，先行研究中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的几乎没有。
关于遣唐使的代表性的论著有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0)、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出版社, 1985)、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等。
这些论著都是较为宏观、概述的，主要是从规模、航线、目的、遣唐使次数等宏观角度对遣唐使进行研究，并未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
所以本文将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并基于使团与新罗位次之争、鉴真东渡事件、阿倍仲麻吕归国事件等历史事件。
先行研究中对鉴真东渡、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的研究颇多。
如安藤更生的《鉴真在日本》(陈正奇(译), 唐都学刊, 2008.11)、徐永红的《鉴真东渡及对日贡献》(山东大学, 2011.03)等，但先行研究中卜朝晖，吴祥博关于鉴真东渡的研究很少从政治角度，大多从佛教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
关于阿倍仲麻吕的研究如今枝二郎的《唐代文化之考察1——阿倍仲麻吕研究》(高文堂(出版), 1979)、卜朝晖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等，主要从他在唐的事迹和与唐朝诗人王维、李白等的交往情况进行研究，很少探究阿倍仲麻吕归国与第十一次遣唐使节团之间的关联。
关于吉备真备的研究也很多，如宫田俊彦的《吉备真备》(吉川弘文馆, 1961)、刘明翰的《论吉备真备》(文学史, 1997)等，但是主要考察了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为日本发展所做贡献，及第二次遣唐归国后平叛藤原仲麻吕为日本国家安定所做贡献，几乎并未考察吉备真备第二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
所以，本文将从日本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鉴真成功渡日(从政治角度)、阿倍仲麻吕归国原因探究、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使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
同时，基于文化传播理论，从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2.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唐的重大事件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使节团。
其遣唐期间发生了数个对中日交流影响较大的事件。
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本节将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察分析。
2.1. 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753年正月一日朝贡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
据《大日本史卷一百一十六列传43大伴古麻吕》中记载“六年(754年)，歸自唐，奏曰：「天寶十二載元會，唐主居含元殿，受賀。
是日，以臣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
臣爭曰：『新羅朝貢于日本久矣，而今反列東畔上，義所不當。
』於是，其將軍吳懷實見臣顏色，即引新羅使，就吐蕃下，臣等列大食國上」”。
大意是：“副使大伴古麻吕遣唐归国后曾向天皇上奏说：‘天宝十二年(753年)元日朝贡时，唐玄宗在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时，日本使团座次位于吐蕃之下西侧第二位，新罗使团位列大食国之上东侧第一位。
大伴古麻吕争议曰：新罗朝贡于日本已经很久了，现在反而位列(日本之上)东侧第一位，这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吴怀宝将军引导新罗使至吐蕃下位，引日本使团至大食国上位。
”思托《延历僧录》卷二《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中也有记载日本使团与新罗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