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
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20, 8(1), 1-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0 in Hans. https://www.360docs.net/doc/3f1678890.html,/journal/ojhs
https://https://www.360docs.net/doc/3f1678890.html,/10.12677/ojhs.2020.81001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Zhaohui Bu, Xiangbo W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 19th, 2020; accepted: Apr. 3rd, 2020; published: Apr. 10th, 2020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bout the study of the mission to Tang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Most of them are relatively macroscopic and generalized. They rarely conduc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n a certain mission.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was a rather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one, including the second time Kibino Makibi (きびのまきび) to Tang, the delegation’s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Silla on the New Year’s Day Chaohe, Jianzhen went to Ja-pan successfully, and Abeno Nakamaro (あべのなかまろ) went back to Japan.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events of the 11th mis-sion to Tang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 By the 11th Mission to Tang, Japan had improve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Northeast Asia, consolidated the rule of the Emperor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both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a mutual social interac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can know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mis-sion. Ambassador Fujiwara Kiyoshi who served as secretary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promoted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of Tang. At the same time, as a talent introduction like sending Jianzhen to Japan and the talent Abeno Nakamaro’s (あべのなかまろ) returning also have a reference to the tal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today.
Keywords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Contention of Rank, Jianzhen Cross the Ocean to Japan,
Kibino Makibi,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mpact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
——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
卜朝晖，吴祥博
卜朝晖，吴祥博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0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10日
摘
要
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大多是较为宏观、概述性的论著，很少对某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究。第十一次[1]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期间发生了吉备真备二度遣唐、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事件。本文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主要事件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日本通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派遣，提高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巩固了天皇贵族统治、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基于文化传播理论可考察到该使节团的政治、社会影响。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担任秘书监促进了唐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人才引进的鉴真东渡、人才回流的阿倍仲麻吕归国对现今我国的人才策略及发展也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位次之争，鉴真东渡，吉备真备，文化传播理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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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于752年末抵唐，大使是藤原清河，副使是大伴古麻吕和第二次遣唐的吉备真备。此次遣唐使团在历次中颇显特别，发生了数个对中日交流影响较大的事件。753年正月初一朝贺时，日本使团曾与新罗发生位次之争，玄宗皇帝曾“勅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2]，最终日本使团座次位于新罗使之上；753年归日时，鉴真和尚随使团成功渡日。鉴真自743年开始东渡以来，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但均未成功，最终乘坐此次遣唐使团的第二艘船于同年底抵达日本；滞唐36年之久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在该使团准备动身回国时请求一同归国获准；使团归国途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因所乘坐的船只不幸遭遇风浪未能成功归国，之后大使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都终身仕唐未归。因此，此次遣唐使团与历次遣唐使团相比是较为特殊、且遣唐意义重大的一次。
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经笔者查阅文献资料，先行研究中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的几乎没有。关于遣唐使的代表性的论著有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0)、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出版社, 1985)、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等。这些论著都是较为宏观、概述的，主要是从规模、航线、目的、遣唐使次数等宏观角度对遣唐使进行研究，并未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所以本文将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并基于使团与新罗位次之争、鉴真东渡事件、阿倍仲麻吕归国事件等历史事件。先行研究中对鉴真东渡、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的研究颇多。如安藤更生的《鉴真在日本》(陈正奇(译), 唐都学刊, 2008.11)、徐永红的《鉴真东渡及对日贡献》(山东大学, 2011.03)等，但先行研究中Open Access
卜朝晖，吴祥博
关于鉴真东渡的研究很少从政治角度，大多从佛教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关于阿倍仲麻吕的研究如今枝二郎的《唐代文化之考察1——阿倍仲麻吕研究》(高文堂(出版), 1979)、卜朝晖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等，主要从他在唐的事迹和与唐朝诗人王维、李白等的交往情况进行研究，很少探究阿倍仲麻吕归国与第十一次遣唐使节团之间的关联。关于吉备真备的研究也很多，如宫田俊彦的《吉备真备》(吉川弘文馆, 1961)、刘明翰的《论吉备真备》(文学史, 1997)等，但是主要考察了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为日本发展所做贡献，及第二次遣唐归国后平叛藤原仲麻吕为日本国家安定所做贡献，几乎并未考察吉备真备第二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所以，本文将从日本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鉴真成功渡日(从政治角度)、阿倍仲麻吕归国原因探究、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使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同时，基于文化传播理论，从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2.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唐的重大事件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使节团。其遣唐期间发生了数个对中日交流影响较大的事件。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本节将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察分析。
2.1. 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753年正月一日朝贡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据《大日本史卷一百一十六列传43大伴古麻吕》中记载“六年(754年)，歸自唐，奏曰：「天寶十二載元會，唐主居含元殿，受賀。是日，以臣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臣爭曰：『新羅朝貢于日本久矣，而今反列東畔上，義所不當。』於是，其將軍吳懷實見臣顏色，即引新羅使，就吐蕃下，臣等列大食國上」”。大意是：“副使大伴古麻吕遣唐归国后曾向天皇上奏说：‘天宝十二年(753年)元日朝贡时，唐玄宗在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时，日本使团座次位于吐蕃之下西侧第二位，新罗使团位列大食国之上东侧第一位。大伴古麻吕争议曰：新罗朝贡于日本已经很久了，现在反而位列(日本之上)东侧第一位，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吴怀宝将军引导新罗使至吐蕃下位，引日本使团至大食国上位。”思托《延历僧录》卷二《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中也有记载日本使团与新罗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
[2]。笔者认为此次日本使团与新罗使团的位次之争，日本座次位于新罗之上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非沈仁安在“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日本研究, 1994-09, pp. 81-84)中论述的“席次的变换丝毫也不改变以藩望高下排定和藩国等位。也得不出在以唐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格局中，日本的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结论”。
唐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作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说是藩属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唐朝时期更甚，据《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著, 1999, 中华书局)记载唐朝时期有“五礼”，其中第二礼“宾礼”就是“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3]，即(接待)外国使臣来唐时所要遵从的礼节。另外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3]。所以这些藩属国在朝贺时的座次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是由鸿胪寺按照藩属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或者与唐的亲疏关系进行座次安排。根据《大日本史卷一百一十六列传43大伴古麻吕》中的记载，最初鸿胪寺给日本安排的座次是“西畔第二吐蕃下”，当时朝贡座次以西为尊。所以，由此可知(在唐看来)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并不太高，是位于新罗、大食国、吐蕃之下的。在此之前的历次遣唐使中，日本使团并未与他国发生位次之争。是因为鸿胪寺对前几次的遣唐使座次安排比较靠前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并且笔者认为在此之前的历次日本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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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朝贡座次都不会高于此次的位次。629~661年第一期遣唐使团[4]可以说是遣隋使的延续，遣唐使团规模较小，并且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等并不发达。虽然在654年进行了“大化革新”，但律法等并不完善还没有进入律令制社会，而且与新罗、吐蕃等与唐朝陆路相邻、往来频繁的藩属国相比与唐关系并不亲密，所以此时期日本使团在当时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太大，因此第一期的日本遣唐使团的座次不会太高。662~697年第二期遣唐使团，主要是基于百济问题和修复唐日关系而派遣的。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了一次水战即白村江之战，最终唐朝、新罗联军取得战争胜利。这一时期，唐日可以说是敌对状态，那么此期间的日本遣唐使团朝贡座次也必不如与唐是盟友关系的新罗。
697~758第三期，除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日本共派遣3次遣唐使团，分别是702年、717年、733年，此期间正处于盛唐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规模也较大，是日本遣唐使团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唐日关系友好，唐朝当局曾让赵玄默教授日本使者经学(四书五经)，且阿倍仲麻吕在唐滞留多年，也颇得玄宗皇帝赏识。所以此期间日本使团朝贡位次若是高于新罗、吐蕃等的话，那么753年日本使团朝贡时也应在新罗、吐蕃等之上，因为此期间并未发生不利于唐日关系的事件。此外新罗、吐蕃等国与唐关系是明确的藩属国关系，每年会向唐朝缴纳贡品，而日本方面并不认为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国，而是奉行日本自圣德太子时确立的“独立、对等”的外交方针。所以日本在朝贡品上想必也是不如新罗、吐蕃等国的。
所以在唐看来，日本的朝贺位次是不如新罗、吐蕃的。那么为什么此次遣唐发生了位次之争呢？笔者认为日本因为遣唐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好地发展，718年《养老律令》完成，日本正式进入律令制国家。
历法(大衍历法)、文化(怀风藻完成)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地发展。另外白村江之战，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战役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唐日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稳定形成。因此日本使团，不满屈居“西畔第二吐蕃下”的位次安排、并因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新罗使团进行位次交换，以期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笔者认为此次日本使团与新罗使团的位次之争，日本座次位于新罗之上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第十一次日本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反映出，此次遣唐使团使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扩大本国国际影响力。这也是此次遣唐目的与历次遣唐使团使唐目的有很大不同的一点。
2.2. 鉴真东渡事件
鉴真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僧人，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自唐天宝(743年)应日本学问僧荣叡、普照的请求发愿前往日本传戒、弘扬佛法以来，十年之内五次泛海东渡历尽艰险，但均未成功，最终在753年乘坐第十一次遣唐使的第二艘船于同年末抵达日本。但是鉴真第六次成功渡日可以说是偷渡到日本的，因为并未得到当时玄宗皇帝的许可。《唐大和上东征传》([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 2000, 中华书局, p. 83)曾有这样的记载：“弟子等先録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另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和上名亦奏退”[5]。大意为“我们曾上奏皇上，邀请大和尚等去日本传教的事情，不过皇上却命道士前去日本，但日本君王并不崇尚道法，便向皇上奏留春桃原等传教道士，因此也未能获奏大和尚东渡传教”。另外《唐大和上东征传》还有这样的记载“(十月)二十三日庚寅，大使處分：大和尚已下分乘副使已下舟。毕后，大使已下共议曰：‘方今广陵郡知觉和尚向日本国，将欲搜舟，若被搜得，为使有殃；由被风漂还，着唐界，不免罪恶。’由是，众僧总下舟，留。”大意是：“在753年十月二十三日，根据大使清河的安排，鉴真大和尚及渡日的僧人分乘副使的船只渡日。之后，清河与其他遣唐使们商议：现在广陵郡方面已经知晓了鉴真大和尚们要去日本，将会搜船。如果鉴真大和尚们在我们穿被搜查到，恐怕会有灾祸。另外，若不幸遭遇风浪漂还回唐朝境内的话，也会被降罪。所以这一次，登船的渡日僧人全部下船，暂留于唐”。由此可以看出鉴真此次东渡日本可以说是偷渡日本，因为并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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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朝当局的许可。
不过日本使团在“若被搜得，为使有殃；由被风漂还，着唐界，不免罪恶”的情况下也曾力邀鉴真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十五日大使藤原清河等去延光寺拜谒鉴真并说“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这是因为日本当时佛教发展及当权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在那个时期日本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课税严重，人民不堪其重，不过寺院有免赋免课的特权，因此有些人就自戒私戒为僧，造成佛门人员混杂，不利于佛教发展。另外，也有一些人投靠寺院成为僧祗户以逃避赋税，随着寺院僧籍奴隶主的势力扩大，执政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贵族阶层想掌握僧籍使僧人为自己服务以巩固自身统治。因此日本效仿唐朝规定：“非经三师七登，不能成为入道，不能取得僧籍”。但当时日本几乎没有能够进行受戒的高僧人数，733年随第十次遣唐使团出使唐朝的普照、荣睿虽聘请到了道璿，但由于道璿威望不高不能进行受戒。所以日本亟需像鉴真一样的高僧前去弘扬佛法，协助日本寺院规范僧籍促进佛教发展；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想通过鉴真掌握僧籍以巩固统治。由此也能推断出此次遣唐使的另一目的就是聘请唐朝高僧，以促进日本佛教发展及借助唐朝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日本的这一举措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人才引进，这对目前中日两国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2.3. 阿倍仲麻吕归国事件
著名的留唐学生阿倍仲麻吕滞唐36年之久，在753年随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归国(后因遭遇风暴未能到达日本)。可以推测此次遣唐使团的遣唐目的之一应是迎接阿倍仲麻吕归国。因为日本需要阿倍仲麻吕这样的汉学人才，希望人才回流。遣唐或者遣隋人员回流政策在推古天皇时期已经有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年)，遣隋使惠日等搭载新罗使船归日并向推古天皇上奏说“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業。応喚”[6]，所以人才回流也是之后历次遣唐使的遣唐目的之一。据《大日本史》记载“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真備、阿倍仲麻呂二人而已”[7]，由此也能看出日本对阿倍仲麻吕的重视。当时的日本唐风文化盛行，而在大学寮执教的吉备真备由于政治倾轧又被调离奈良，日本也亟需优秀的汉学人才教授传播唐文化。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归国后，在735年被晋升为正六位下并被委任大学助，在大学寮执教。《史记》、《汉书》、《后汉书》在日本的讲授，就始于吉备真备，吉备真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吉备真备调离奈良，日本朝廷也需要一个与吉备真备旗鼓相当的汉学人才来填补空缺，而“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峰聳峻，學海揚漪”[7]的阿倍仲麻吕无疑是日本朝廷所需的极佳人选。所以，由此可推断出迎接阿倍仲麻吕归国也是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目的之一。
3. 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目的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副使吉备真备是第二次遣唐，这在遣唐使中是很少见的，中日学界关于吉备真备的研究也很多，如宫田俊彦《吉备真备》、刘明翰的《论吉备真备》等。但是主要考察了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为日本发展所做贡献，及第二次遣唐归国后平叛藤原仲麻吕为日本国家安定所做贡献，几乎并未考察吉备真备第二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所以本节将对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进行考察分析。
吉备真备(695~775年)，原名下道真备，父亲是右卫士少尉下道国胜，下道氏是吉备地区有力的地方豪族吉备氏一族。出生于备中国下道郡(今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奈良时代(710~794年)的学者、政治家，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著有《私教类聚》50卷。716年(日灵龟二年) 22岁时被选拔为赴唐留学生，717年随第9次遣唐使团初次使唐，在唐17年曾拜中国的四门馆助教赵玄默为授业师。734年归国时带回大量书籍书籍、文物等。据据《续日本纪》中正式记载为：“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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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8]。日本朝廷曾根据《唐礼》进行了礼仪改革，《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和测影铁尺等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吉备真备的第一次遣唐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天文历法、文化艺术的发展。735年被晋升为正六位下并被委担任大学助，738年任东宫皇太子师，为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女帝)讲授《礼记》、《汉书》等，颇受孝谦的赏识和恩宠。后在孝谦天皇“即位於大極殿。吉備朝臣真備並従四位上”[8]、750年“左降従四位上吉備朝臣真備為筑前守”[8]、“俄遷肥前守”[7]，后于751年请愿出任遣唐使“以従四位上吉備朝臣真備為入唐副使”[8]。
吉备真备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冒着生命危险再次遣唐的原因，笔者认为吉备真备想改变左迁、不被重用的现状，通过遣唐重回孝谦天皇身边、以期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遣唐使归来之后一般都会升迁得到重用(二是制衡藤原清河或者藤原仲麻吕)。740年藤原仲麻吕在帮助平定藤原广嗣之乱后颇得藤原太后(光明皇后)的信任而很有权势。749年秋七月孝谦天皇即位于大极殿后，藤原仲麻吕晋升为大纳言，兼任紫微令、中卫大将，并在光明皇后和孝谦天皇信任的背景下，掌握了日本朝廷的军政大权。750年，与藤原仲麻吕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吉备真备被贬职为筑前守，并且之后又被贬职为肥前守，远离政治中心。同年日本朝廷筹备遣唐事宜，天平胜宝2年(750年)九月任藤原清河为遣唐大使，副使为大伴古麻吕。之后吉备真备上书请愿出使唐朝。在当时航海技术较为落后的情况下，远渡重洋的遣唐途中是较为危险的，也因此每次遣唐之前日本朝廷都会去神社为遣唐使们举行祭祀、祈福活动。而吉备真备甘愿冒着极大地风险也要再次遣唐，说明他急切的希望通过遣唐改变自己目前不被重用的现状。而吉备真备通过再次遣唐也成功地改变左迁的现状，再次遣唐归朝后“進正四位下，陞太宰大貳”。吉备真备再次遣唐同时也不忘汉籍东传，此次回朝曾带回去“唐本灵像”(孔子、颜回等)，《东观汉记》。
4. 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下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文化传播理论是文化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与文化进化论相对立，肯定了“传播”的重要性，“传播”是文化学派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文化传播学者用“传播”研究各种不同社会文化的相似特性，说明一种文化特质或文化丛(文化元素)如何从一个地方散播到另一个地方的，是文化向外传递、扩散而超出产生地区的一种流动现象[9]。文化传播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文化圈”学派的格雷布纳(1877~1934) (著的《民族学方法论》认为凡是相同的文化现象，不论分布在什么地方，都宣布它们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英国传播学派的里弗斯(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强调了传播的重要作用)、史密斯(文明一经创造后就只是不断的传播，不可能再有同样的创造)和佩里(任何文化的提高都不能靠自身独立发展，只能通过吸收高级文化传播而来的东西)、美国历史学派的博厄斯(1858~1942) (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每种文化怎样根植于社会集团独一无二的历史以及怎样受外部文化传播的影响)。虽然各文化传播学派过于突出“传播”的重要性甚至观点比较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传播”对一些文化的发展与形成有巨大影响。比如唐朝文化通过遣唐使、赴日唐人等对日本奈良文化(或日本文化)的影响。
文化传播还具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负面作用[9]。其中社会功能包含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指文化环境如特质、模式风格诸现象量的渐变和结构性质变，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政治功能是指政治权利对舆论的控制通常通过文化传播进行[9]。本节笔者将根据文化传播理论，从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4.1. 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体现及其影响
文化传播具有政治功能，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是指政治权利对舆论的控制通常通过文化传播进行。
并且“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当权统治者)都特别重视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争取民众支持，夺取政权”[9]，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时期更是如此，统治者通过控制文化传播掌控舆论，贯彻统治意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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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自身统治。鉴真东渡之前，日本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课税严重，人民不堪其重，不过寺院有免赋免课的特权，因此有些人就自戒私戒为僧，或投靠寺院成为僧祗户以逃避赋税，随着寺院僧籍奴隶主的势力扩大，执政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贵族统治者亟需一位佛教中的权威僧人协助整顿佛门混乱的状态，帮助贵族阶层掌握僧籍使僧人为自己服务以巩固自身统治。所以鉴真东渡后受到了日本统治者的极大欢迎，曾被大纳言藤原仲麻吕等百余名官员拜访，754年4月为孝谦天皇、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授大乘菩萨戒。被日本统治者极力推崇。之后鉴真为日本僧人传道受戒，协助寺院整治规范了僧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矛盾，巩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而吉备真备通过再次遣唐成功地改变左迁的现状，虽然并未回到政治中心奈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身受到的政治倾轧。之后在九州太宰府励精图治，为以后平定藤原仲麻吕之乱、推行司法改革及删定律令等打下基础。外交方面，753年朝贡仪式上与新罗使团进行的位次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第11次遣唐使团在753年元日朝贡仪式上不满唐朝安排的“位于吐蕃之下西侧第二位”的座次安排，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2]，证明了白江村战役之后日本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已然变化，形成了唐日新三足鼎立的局势，唐朝已不能忽视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所以此次与新罗的位次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获得唐朝的重视，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4.2. 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体现及其影响
文化传播具有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包含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文化环境如特质、模式、风格诸现象量的渐变和结构性质变，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吴格言《文化传播学》, 中国物资出版社, p. 42)。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变迁。鉴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在日本开创了律宗。东渡时带去的大量佛教图书典籍，为日本两大佛教流派——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据《唐大和上东征传》([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 中华书局, 2000)记载鉴真和尚曾带去：“《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經》一部，(中略)，玄奘法師《西域記》一本十二卷、終南山宣律師《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法銑律師《尼戒本》一卷及疏二卷，合四十八部”。此外、鉴真东渡日本后也毫无保留的向日本民众传授建筑、雕刻、医药、绘画、书法、文学、语言、印刷等技术，为古代日本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日本社会文明的向前发展。
“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吴格言《文化传播学》, 中国物资出版社, p. 17)，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文化虽然唐文化占据主动地位对日本文化影响比较大，但是传播是一种双向互动行为虽有强弱之分，但是日本文化也对中国唐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藤原清河在753年归国失败于755年返回长安后，出仕唐朝，因才华能力出众在肃宗(756~762)、代宗(762~779)两代长期担任秘书监。代宗、肃宗，尊崇儒术，在“安禄山之乱，尺简不存”之时，屡屡下诏购募书籍，诏令秘书阁搜访遗留书，并下令抄写书籍。清河为当时的秘书监，掌管国家经籍图书，所以去民间购募书籍、搜访遗留书籍、抄写书籍，应是清河带领当时的秘书监官员来完成的。清河对书籍的购买、抄录以及管理有一定的经验，因为日本的遣唐使在抵唐后，“所得锡赉，尽市文籍”，并且他们也会抄录唐朝典籍带回日本，而身为遣唐大使的藤原清河此次遣唐也不例外。所以清河能更好的复兴图书事业，为“开成(836~840年)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清河在任秘书监期间极大地促进了唐朝图书事业的复兴与发展，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5. 结语
本文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
卜朝晖，吴祥博
的影响。政治功能方面：鉴真为日本僧人传道受戒，协助寺院整治规范了僧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矛盾，巩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促进了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目的是想改变左迁、不被重用的现状，通过遣唐重回孝谦天皇身边、以期实现自己的抱负，并为以后吉备真备进行政治改革打下基础。外交方面，日本通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提高了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2]，证明了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已然变化，形成了唐日新三足鼎立。而此次位次之争也实现了日本遣唐的目的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社会功能(文化变迁)方面：鉴真成功东渡后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技、医学、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鉴真东渡带去大量佛教典籍，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兴盛。并且鉴真东渡的影响延续之今，依然是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对现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有促进作用。“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也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发展。大使藤原清河归国失败后在任秘书监期间极大地促进了唐朝图书事业的复兴与发展，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鉴真东渡可以说是日本的人才引进；阿倍仲麻吕归国(虽未成功)可以说是人才回流。当下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现在我国的人才发展策略具有参考意义。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或遣唐使的文化传播类型是组织传播，日本遣唐使团虽是外交使节，但实际上是按照律令制下的官府规模组建的一套有专职的政府机构。在渴望学习唐先进的政治文化的人文环境下，主动传播吸收唐文化，所以唐文化在日本的受容比较高并且影响深远。这对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具有参考意义，推广文化时应考虑到传播环境和受众的接受度，这样才便于更好的传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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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是前苏联的心理学派，也称维列每学派。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宾斯坦、艾里康宁等。该学派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了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心理学的游戏理论。这派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证实社会文化历史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将此观点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确立了前苏联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游戏的墓本观点和认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又被称为是“活动游戏理论”或“游戏的活动论”。 一、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甚础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进行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尝试，提出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莫定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基础。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过程。低级心理机能就是指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愈注意、情绪、冲动性意志等心理过程。这些低级心理机能是最原始的，是在种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生物进化的果。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特有的心理机能，它具有以下特征: (1)它是随意的、主动的，是由主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而自觉引起的(即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如随意注意等。 (2)它的反映水平是抽象的、概括的(即心理活动的概括—抽象机能)，如逻辑记忆、概念思维等。 (3)它实现的过程是间接的，是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以识记为例:动物的识记是建立A-B的直接联想过程，而人的识记则是以符号或词等精神工具X为中介，从而建立A-X-B的间接 的联想过程。 (4)它起源于社会，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古代用结绳记事，只能记忆一些具体的事情。现代人有了发达的文字，可以把思维的触角伸向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5)从个体发展来看，高级机能是在人际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精神工具而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 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同伴和学生列昂节夫和鲁里亚等为发展这一学派仍继续坚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维果茨基的理论，把它提到了新的高度，最后形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参与这个学派的成员的一切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历史所制约的，活动是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二、活动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把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中，就形成了与西方心理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关于游戏的活动理论。活动游戏理论反对西方的游戏生物学理论，否定游戏本能论。认为儿童的游戏与动物游戏有着极大的区别，JL童游戏的产生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作者：互联网政策法规来源：互联网点击数：2113 更新时间：2013-5-6 1总则 1 . 0 . 1 为确保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及其实施管理工作科学、合理、有效进行，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 1 . 0 . 3 保护规划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1 保护历史真实载体的原则； 2 保护历史环境的原则； 3 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 1 . 0 . 4 保护规划应全面和深入调查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及现状，分析研究文化内涵、价值和特色，确定保护的总体目标和原则。 1 . 0 . 5 保护规划应在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改善城市环境，适应现代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 . 0 . 6 保护规划应研究确定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与利用途径，充分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应对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方式和强度提出要求。 1 , 0 . 7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纳人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成为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城市用地布局的调整、发展用地的选择、道路与工程管网的选线以及其他大型工程设施的选址应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 . 0 . 8 对确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未列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和未列入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地段，保护规划应提出申报建议。 1 . 0 . 9 非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以及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规划可依照本规范执行。 1 . 0 . 1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除应遵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术语 2 . 0 . 1 历史文化名城historic city 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 2 . 0 . 2 历史城区historic urban area 城镇中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涵盖一般通称的古城区和旧城区。本规范特指历史城区中历史范围清楚、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需要保护控制的地区。 2 . 0 . 3 历史地段histori .area 保留遗存较为丰富，能够比较完整、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或民族、地方特色，存有较多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建筑，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 2 . 0 . 4 历史文化街区historic .onservation area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 2 . 0 . 5 文物古迹histori .monuments and Sites 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包括地面与地下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古碑石刻、近代代表性建筑、革命纪念建筑等。
维果茨基社会历史文化理论摘要
维果茨基社会历史发展理论 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主张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规律制约，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文化对人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交互作用对认知发展的重要性。 理论主要内容 一.维果斯基理论的基本前提 1、他认为只有在儿童所经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儿童的发展才有意义； 2、他认为发展依赖于随着个体成长而形成的符号系统。 二.文化历史发展理论 维果斯基从种系和个体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心理发展实质，提出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来说明的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历史发生问题。 1、两种心理机能：低级机能&高级机能 低级心理机能是个体作为动物而产生的进化结果，是个体早期以直接的方式与外界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如基本的知觉加工和自动化过程； 高级心理机能是作为历史产物的进化结果，即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心理机能，如记忆的精细加工系统。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类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的特征。 2、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心理工具（各种符号系统） 维果斯基认为最重要的心理工具是语言，他认为儿童使用语言不仅限于社会交往，而且也是以一种自我管理的方式计划、指导和监控自己的行为。自我管理的语言被称为“内在言语”或“个人言语”。3-7岁，儿童出现了由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过程的表现—自言自语。 3、心理机能的中介结构——历史文化 儿童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始于社会关系和文化，儿童的记忆、注意、推理能力的发展都和学习使用社会的创造发明有关。如语言、数学体系和记忆方法，在一种文化背景中，会包含学习如何借助电脑进行计算；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会包含用自己的手指或珠子计数。 三.心理发展观 心理发展是个体的心理自出生到成年，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技能转化的过程。
2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回顾和展望
特集 SPECIAL COLLECTION 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理论与研究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回顾和展望 赵勇1 唐渭荣2 龙丽民3 王兆芳3 作者单位：1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北京，100835) 2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石家庄，050021) 3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石家庄，050024)收稿日期：2012-05-03 摘要/回顾1982年以来30年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历程，初步分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兴起、历史文化街区深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全面保护3个阶段，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评选评价、保护体系、保护规划等方面探讨了一些概念和方法问题，并对我国今后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提出了工作和研究建议。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体系 保护规划ABSTRACT/ The domestic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town and village has got fruitful achievements under the concern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82.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aspects of improving conservation system, ascertaining resources, launching salvage conservation, reinforcing management,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etc.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about the conserva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town and village, conservation system, conservation planning 从1982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至今已有30年的时间。2003年建设部(2008年更名为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陆续公布了5批35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已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纵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发展，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实践问题和认识误区，一些保护概念和保护方法还需要梳理和辨析。1 保护工作回顾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研究和实践的30年，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1.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兴起 1982～1994年左右。1982年是重要的一年，国家颁布第一部《文物保护法》，正式建立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公布了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第二批6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文革以后迎来崭新的开始。之后，国务院先后于1986、1994年公布了第二、三批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又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颁布《城市规划法》，强调城市规划应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随着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城镇建设改造大规模展开，一批学者针对当时保护与发展出现的矛盾问题，分别就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规划结构与旧城更新、传统特点和风貌保护、特色要素和保护范围、保护概念和保护对策[1-4]等问题展开探讨，奠定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基础。1.2 历史文化街区深入保护 1995～2002年左右。随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越来越认识到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层次。1996年在黄山召开的历史街区保护研讨会和1997年建设部转发的《黄山市屯溪老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地位和保护原则方法；1997年国家又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专项保护基金，对16个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资助。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建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制度，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江苏、浙江、广州、昆明等地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法规也相继出台。同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增至101座，平遥、丽江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于1997年、皖南古村落(宏村、西递)于2000年先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6～2001年，国务院公布第四、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增至1276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工作在地方政府率先展开，周庄、同里、乌镇等一批古镇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开展了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方法、保护规划、建筑保护更新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类型特点和保护实践[5-8]的研究，有关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研究则集中在聚落景观、价值特色以及保护规划[9-11]等方面。
社会文化地理
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主要流派 社会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社会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组织以及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学科，其中“人文”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接下来我具体介绍人文地理的八大主要的学派： 一、区域地理学 区域理论最早是在，19世纪初，德国农业生产方式开始由庄园式向自由式转变，提出耕作业和畜牧业的土地合理利用以及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就为古典区位理论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维达尔·白兰士、赫特纳、施吕特尔、戴维·林顿、胡焕庸等。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点： (l)确立了地理区城划分和区域分在的重要地位。法国地理学者维达尔·白兰士指出,有必要研究和谐一致的小区域。他认为地理学者的主要贡献在于划出有用的自然区域或地区。在典因,“以域研究”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区域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把地球表面划分成大小不和谐的地区或区域。 (2)提出了一系列区域划分和区城分类的原则和方法。有些原则、方法在当虽未明确提出，但已体现在地理学者进行区域划分和区域分类的实践中.具体讲主要有下述原则和方法。 1. 相对一致性原则。赫特纳和施吕特尔都注意到区域差异,认识到地球上存在着显著不同的地区类别。并指出,这种地区不同于周围的地区,它们在自己的可以划定的边界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戴维·林顿在《形态区域的划分川,亦阐述了区城划分中的相对一致性以则。他认为,实际上,地球表面没有两个小点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个川界线划出来被认为是均质的地区,只有在特定的现象上才是均质的.不承认相对一致性即部分均质地区的存在,就无法进行区城的划分和分类。 2. 多级划分原则。根据相对一致性原则,对地理区域可以进行多级划分。如中国1959年所进行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域》,就将全国划分成自然区、热量带、自然地区和亚地区,自然地带和亚地带、白然省等多级区城. 3. 综合分析原则和主导因素原则.反映在区域或分类的方法上则表现为地理相关法和主导标志法。这些原则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地理学者进行区城分类或区划的实践中。前者如英国地理学者赫伯森1950年的世界大自然区域草案是综合分析地表形态、气候和植被而划定的。后者如德国医生兼地质学家西格弗里德·帕萨格认为划分景观类型的最好指明植被。他以主要植物分类为依据划分为全球的景观带。 4. 叠置法。1947年李旭旦教授对我国地理区域的划分可以称得上是运用迭置法进行区划的范例。他把李承三的《中国地形区域图》、《中国水系分区图》、涂长望的《中国气候区图划图》、梭颇的《中国土壤区域图》、黄秉维的《中国植被区域图》、布克的《土地利川分区图》及胡焕庸的《中国农业区域图》迭置起来,找出它们分界线的吻合处及差异处,并进行了研究,然后将全国划分为十大区。 二、文化地理学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一．名词解释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明显的本国特色和实践意义。从政策角度而言，是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保护专项规划，并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渗透到地方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法律、行政政策之中。 传统建筑群：是指和周围环境形成一体构成历史景观的并具有较高价值及传统建筑形态的建筑物及构筑物的集合体。 保护框架：保护框架是指历史文化名城中要保护的实体对象和通过保护规划的实施预期达到的目标。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冻结保存：即将保护对象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允许必要的修缮和加固，但必须以不改变原貌为前提，并且修复和增添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识别的，即修旧如旧原则。 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省、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镇、村、建筑群等等。 无形文物：指没有具体物质形态的，在历史上、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戏剧、音乐以及工艺品的制作技术等。二．填空 1.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武陵源） 2.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 3.欧洲对历史传统城市的分类大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概念（地区中心城市），（历史性城镇），（旅游性城市） 4.历史文化名城的特征（名城特色的含义），（名城特色的构成要素），（名城特色的结构）。 5.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前进阶段）。 6.西安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多的，（秦兵马俑）被誉为八大奇观之一。 7.历史文化名称规划成果（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附件） 三．简答 1.简述列入文化遗产的选定标准 （1）能代表一项独特的艺术或美学成就，构成一项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在相当一段时间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于建筑艺术、文物性雕刻、园林和风景设计、相关的艺术或人类住区的发展已产生重大影响的； （3）独特、珍稀或历史悠久的； （4）构成某一类型结构的最富特色的例证，这一类型代表了文化、社会、艺术、科学、技术或工业的某项发展；（5）构成某一传统风格的建筑物、建造方针或人类住区的典型例证，这些建筑或住区本身是脆弱的，或在不可逆转的社会文化、经济变动影响下已变得易于损坏；（6）与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信仰、事件或人物有十分重要的关系。（7）真实性标准： 在设计、材料、施工或环境方面符合真实性标准 2.历史文化名城当中城市保护的原则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从城市全局和城市的整体发展来做好保护和规划工作，而不是单纯地考虑保护一些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 （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3）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对一些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4）研究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充分发掘和继承历史文化内涵，促进城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5）保护维修、整治和修复中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应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 3.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表现方面 1．文物古迹的特色2．自然环境的特色3．城市的格局特色4．城市轮廓景现及主要建筑和绿化空间的特色5．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的特色6．名城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特色 4.北京古城具体保护内容： （1）保护河湖水系，特别是与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如护城河、六海、长河、莲花河等；
(整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知识要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知识要点）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程 一、古董与古建筑------截然不同的态度 劫难------ 四大人为破坏：宗教、流失、战争、“建设” 二、百年来的保护理念与历程 较早源起欧洲，18世纪中 保护与修复，18世纪末 理论化与科学化，19世纪中 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宪章 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国立法 1933年的《雅典宪章》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由文物建筑所在地段到历史街区 文物古迹的概念 保护的宗旨 四、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宪章 1976年《内罗毕建议》 《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延伸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容 拓展了保护的内涵 历史环境的五个方面 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 进一步扩大保护的内容 1987年《华盛顿宪章》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 确定保护意义、原则及方法等 历史地区保护的五个内容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纳入整体规划中去 五、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当今发展状况 保护对象不断增加 保护内容涵盖更广 保护深度加大（尤其是“软件”） 保护方法更加综合化 六、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定义 选定标准 七、我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1987年进入缔约国 到1997年底为止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一、建国前 1922年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学会 1926年考古发掘
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 1930年国民政府的《古物保存法》 1932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及《条例》 二、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单一体系 三、以各种通知、指示、暂行办法和指定机构为主体的早期管理 四、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五、1961年第一批180处“国宝” 六、1976年《刑法》中的规定 七、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八、增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保护体系 九、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 十、加强与城市规划的结合 十一、国际交流与接轨 十二、研究机构、决策机制 十三、法规与制度建设 十四、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体系 十五、1996年屯溪会议---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 十六、1997年建设部转发《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十七、1999年始专项资金援助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 一、中国名城的特点 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特色丰富 先规划后建造 类型多、差异大 文化职能 未曾衰落过的发展历程 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三、保护名城的思想的提出 四、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 五、历史文化名城核定的标准和程序 核定标准 审批程序 六、我国名城的基本情况 审批时间与批次、数量 单独审批的名城：凤凰、山海关 分布情况 七、我国名城的基本情况 审批时间与批次、数量 单独审批的名城：凤凰、山海关 分布情况 中外名城的基本类型 一、欧洲名城的基本类型 地区中心城市、历史性城镇、旅游性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GB50357－2005） 1总则 1.0.1为确保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及其实施管理工作科学、合理、有效进行，制定本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 l.0.3保护规划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l保护历史真实载体的原则： 2保护历史环境的原则； 3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 1.0.4保护规划应全面和深入调查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及现状，分析研究文化内涵、价值和特色，确定保护的总体目标和原则。 1.0.5保护规划应在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改善城市环境，适应现代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0.6保护规划应研究确定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与利用途径，充分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应对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方式和强度提出要求。 1.0.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成为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城市用地布局的调整、发展用地的选择、道路与工程管网的选线以及其他大型工程设施的选址应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0.8对确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未列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和未列入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地段，保护规划应提出申报建议。 1.0.9非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以及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规划可依照本规范执行。 1.0.10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除应遵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术语 2.0.1历史文化名城 historic city 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
(完整版)维果斯基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
维果斯基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in Vygotsky’s Cultural-Historical Theory Make a review on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in Vygotsky’s Cultural-Historical Theory 对维果斯基理论的误解涉及：（1）关于维果斯基进入心理学界的频繁重复的报道；（2）认为最近发展区是其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概念；（3）在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中忽视了教师和正规学校教学的作用，尤其是概念学习的作用。 一、基本假设 （一）维果斯基构建的人类认知功能框架根据以下三点假设：（1）人类智力的性质；（2）认为心理发展的两条分界线是生物学的和文化——历史学的；（3）为动态心理过程的研究设计一种实验的方法。 （二）人类智力的性质 1、维果斯基对智力性质的描述包括4个相关内容：（1）动物和人类的区别，（2） 形成其理论的哲学基础，（3）把标示作为一种心理的工具，（4）文化对人类认知发展的影响。 2、维果斯基理论的哲学基础 维果斯基主要采用了三个哲学观点作为他的理论的基础。 （1）斯宾诺莎提出的理性的人和理性的人用头脑控制情感的信念。 （2）黑格尔的把变化描述为辩证的综合的观念。维果斯基指出认知发展的过程都是连续的过程，及“伴随着飞跃和新特征的发展过程”和“复杂的辩证 过程”。 （3）改变人类自身性质的必要因素是劳动工具。①人类的出现是因为工具导致了劳动、合作与说话。②通过使用工具，人类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自己。 ③通过使用工具而产生的社会习惯决定了人类的心理生活。 3、“心理工具”的作用 必须在工具的使用和认知发展的间隙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维果
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 2010-08-17光明日报点击: 174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学亦不例外。在史学百花园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论等层出不穷；文化史、社会史、口述史、社会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作为史学新兴学科的一支，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已走过20年的风雨历程，虽然还未成长为参天大树，但在史学界搞得有声有色亦是有目共睹。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刊特邀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在这一领域辛勤开拓、颇有实绩的专家介绍有关情况，向读者朋友释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志琴
梁景和 李长莉 一、在文化史、社会史的大潮中社会文化史破土而出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是什么？它与通史、专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什么关系？它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要发展成一个新学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法？
梁景和：在国外，社会文化史更多地被称作新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但在国内，我们习惯于用“社会文化史”这一称谓。美国史学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李长莉：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随着人类面临日益复杂而多样的问题，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与判断是非，而是要开掘历史现象的纵深处，多层面地探究其内在根源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难以解答，而如果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则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社会文化史”20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历史的探索与尝试。 “社会文化史”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当时相继兴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等问题，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于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概念。我以为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予以补充，使历史学的血肉更为丰满鲜活。 刘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急就篇》是汉代儿童的启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冲击与对策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冲击与对策 摘要：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着价值观、现代技术、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冲击，本文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关键字：价值观；现代技术；城市化；全球化1、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历程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长久以来，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城市，不但经受着历代风雨的侵蚀，而且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和摧毁。到了建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为代表的一系列运动中，不知多少古代城墙、牌坊和门楼，在推土机的轰轰声中灰飞烟灭，许多专家、学者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直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才真正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文物史迹，到历史街区、历史地段乃至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从单纯物质实体的保护，发展到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的保护。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术研究、立法、管理等各方面都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冲击2.1价值观北京大
学的俞孔坚教授曾在《中国房地产报》上深刻批判当今建筑价值观的三种倾向：拜权、拜金和非农。拜权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是封建集权意识的反映。古城中，象征统治权威的宫城定要设在城市中心，其他建筑严格按等级秩序展开，这是权力的象征，价值观的象征。到了现代社会，拜权主义的建筑价值观则表现为以高大、气魄来彰显地位和权力。看看中国的城市，到处都是以政府行政大楼为中心，人大、政协、公检法为衬托的布局形式，而且有严格的高低秩序限制，这都是封建集权思想在作怪。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以显示富足、金钱为导向的建筑，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意识形态。北京的央视大楼就是如此，上海的好多奇形怪状的建筑亦如此，除了显示出自己的富丽堂皇之外，毫无文化底蕴。非农主义的价值观就是试图摆脱小农意识，融入都市的氛围，但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却因为文化的薄弱而无法消减，使得其意识形态既非城市也非农村。这种价值观的建筑在城市建筑里也多有体现。抛弃本土的建筑形式，一定要用外国的，洋气的；抛弃乡土的材料，一定要用现代的，远离泥土的；就连绿化也如此，外地的苗木上档次，本土的便“土气”。恰恰就是这些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东西却被人们唾弃了。拜金主义、拜权主义、非农主义，三种意识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目前长安街两边的建筑形态，就出现了浦东，也出现了深圳这样的城市。建筑是一种文化，历史文
文化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6月5日1、2节205考试（十五周周三） 导论 一、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化 （一）现象 1、人的第二自然、非特定性 2、给定的行为规范体系 3、古拉丁语：耕耘、培养、教育、修养 4、演化，考古学：《周易》“关乎天文以查实便，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5、1871年，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 （二）定义 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从社会上获得的习惯、器物文化。德国，思辨。 雷蒙德、威廉斯：艺术和艺术活动；文献式的人类智慧结晶；一种生活方式。 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社会学 1897年，德国的巴德开展田野调查 （一）含义 （二）性质：马林诺夫斯基 1、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统一 2、微观和宏观的统一 3、理论和实证的统一 4、个体和整体研究的统一 （三）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与哲学的区别 2、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区别 （四）研究内容 1、民俗、风俗习惯、民歌、民谣 2、宗族崇拜 3、 4、语言、文字、符号 5、家庭、婚姻、亲属 6、艺术 7、知识
8、传统与现代化 9、文化传播、冲突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 （五）研究方法 1、文献法 2、比较分析法（中西方宗教） 3、问卷法 4、访谈法 （六）研究意义（四点） 1、揭示文化的产生规律 2、揭示文化发展规律 3、文化现状 4、参与决策的咨询 三、推荐书目 1、1748年《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法国；1689-1755年 2、1871年《原始文化》爱德华·泰勒英国；1832-1917年 3、1890年《金枝》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英国；1854-1941年 4、1899年《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奥地利；1856-1939年 5、1918年《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德国；1880-1936年 6、1934年《历史研究》汤因比英国；1889-1975年 7、1946年《菊与刀》本尼迪克特美国；1887-1948年 8、1947年《乡土中国》费孝通中国；1910-2005年 9、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中国；1893-1988年 10、1955年《爱欲与文明》赫伯特·马尔库塞德国；1898-1979年 11、1969年《代沟》玛格丽特·米德美国；1901-1978年 12、1973年《后工业社会》贝尔美国；1919- 年 13、1978年《东方学》萨义德美国；1935-2003年 14、1980年《第三次浪潮》托夫勒美国；1928 - 年
一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及困境
第一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及困境 一由南京“老城南历史保护事件”引发的思考 1 南京老城南历史保护事件起因（2006年） 2006年6月某日：南京城南某区政府召开“建设新城南”高层论坛，区政府有关领导向媒体透露“将投资40亿元打造新城南，改善近2万户居民居住环境”。6月29日《南京晨报》以“40亿元让城南‘大变脸’为题，以正面支持的态度报到了这一高层论坛”。 8月3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姚远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南京的“历史”关头》文章； 8月中旬：全国16位建筑、规划、文物、考古界的著名专家联名紧急呼吁保护南京老城南。 8月21日：《现代快报》用11个版面推出《老城南》特刊，指出“今天，一个猩红的“拆”字，将一笔抹去老城南五大片区这23条散发出古城气息的街巷，刹那间变成历史”。 8月30日：《新民周刊》推出封面报到《秦淮河，正在消失的历史》，文章在采访多位老居民的陈年往事和情感，并陈述了多位学者、专家的意见之后，指出“这些未经整合的民间的情感、智慧需求，是否与政府的决策走在同一条路上呢？” 9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媒体广场”报到说：“城市改造一方面要保留文化，另一方面要改善人民环境。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点，兼顾这两者？它是困扰着全世界有悠久文化的城市的通病，同样也困扰着南京”。 10月2号：《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老南京最后的纠葛》的文章，记录了多名专家、市民和区政府等部门对老城南不同声音，分析了目前老城南历史保护现状的社会背景，如物权法、政府角色和公众参与等。 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专家来信上作出重要的批示。随后一场包括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市民百姓在内的社会大讨论广泛展开，一时间老城南保护成为南京媒体的热点话题，成为南京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聚焦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下称保护规划）就其内容深度讲是总体规划阶段的规划，但对于重点保护的地区要再进行深化。 二、编制保护规划应遵循以下原则： 1、历史文化名城应该保护城市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的风貌特点，继承和发扬城市的传统文化，保持规划要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编制和落实； 2、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分析城市历史演变及性质、规模、现状特点，并根据历史文化遗存的性质、形态、分布等特点，因地制宜地确定保护原则和工作重点； 3、编制保护规划要从城市总体上采取规划措施，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要注意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与建设协调发展； 4、编制保护规划应当注意对城市传统文化内涵的发掘与继承，促进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5、编制保护规划应当突出保护重点，即：保护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其环境；对于具有传统风貌的商业、手工业、居住以及其他性质的街区，需要保护整体环境的文物古迹、革命纪念建筑集中连片的地区，或在城市发展史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近代建筑群等，要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予以重点保护。特别
要注意对濒临破坏的历史实物遗存的抢救和保护，不使继续破坏。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一般不提倡重建。 三、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需收集的基础资料一般包括以下各项： 1、城市历史演变、建制沿革、城址兴废变迁； 2、城市现存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历史街区、风景名胜、古树名木、革命纪念地、近代代表性建筑，以及有历史价值的水系、地貌遗迹等； 3、城市特有的传统文化、手工艺、传统产业及民俗精华等； 4、现存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遭受破坏威胁的状况。 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成果一般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三部分组成。 1、规划文本：表述规划的意图、目标和对规划的有关内容提出的规定性要求，文字表达应当规范、准确、肯定、含义清楚。它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概述； 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原则和保护工作重点； 3）城市整体层次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措施，包括古城功能的改善、用地布局的选择或调整、古城空间形态或视廊的保护等； 4）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各类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界线，保护和整治的措施要求。
文化研究学派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 一、什么是“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 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 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 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 二、“文化研究”的特点 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跨学科。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 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 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 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 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 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 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 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 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文化研究” 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 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 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 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 三、“文化研究”发展史 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