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

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论文关键词：都市圈经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论文内容提要：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

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

该文论述了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人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后，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经济的集聚作用下，这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全国平推一盘棋，而是形成若干个都市圈。

这个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大都以一个或以上的城市为中心，涵盖周围若干个城市。

如南京都市圈就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了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江苏和安徽两省，覆盖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8个城市。

参照日本的经验，每个都市圈一般以120公里到15。

公里为半径，所覆盖的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圈内GDP约为1000亿美元。

根据预测，我国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将有可能形成20个左右的都市圈，其中包括京津都市圈、大齐(大庆、齐齐哈尔)都市圈、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成渝(成都、重庆)都市圈等。

每个都市圈都是由十几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

除了这“20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像厦门、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带动作用，可能会形成相应的都市圈。

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

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

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0所以，研究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圈经济发展催生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所谓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他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二是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三是区域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区坷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关系。

①区坷公共管理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制定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地方实际、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配套的区域性政策体系和与国家大法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地方法规体系;其次是实施区域性整体规划、调节和控制，建立并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当的投资规模和坚实的环境保护基础;再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简单，公共事务比较单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人类历史迈人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全面进人到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市场无界化的高歌猛进。

于是，跨国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便大量滋生，并呈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

正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所言:“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种管辖范围应径渭分明，部门之间须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见着过时了。

不仅在经典联邦国家，管辖权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模糊，政府间讨论、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长，就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公共生活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可唤做‘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圈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既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争政策的“府际之争”，也存在着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的“府际冲突”。

诚然，竞争和冲突既是客观的，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

正是因为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使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的跨界性、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地方竞争问题等等。

“特别是在都市圈的建设中，各种跨界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成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最佳生长点。

以上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所能胜任的。

我们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湖蓝藻危机就更能清楚地说明这点。

在太湖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上海、苏州、无锡、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厂林立，工业发达，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太湖流域的这5个市分属于沪、苏、浙3个省市，在环境治理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

由于长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通畅的地方政府沟通、合作机制。

所以责任不清，导致各方大肆排放污染物，最终污染物超过了湖体的环境容量，终于导致了跨界的大型污染。

因此，都市圈各政府组织基于本身合作的必要性、意愿和专业需求、财政资源和风险分担，以及追求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会采取有限合作、适当合作或大型合作等方式来从事跨域或跨界合作以满足其实际需求c0这就要求区域政府做到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

例如，建立政府间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协商机制，既能纠正“命令机制”僵硬化的弊端，又能弥补“利益机制”局部化的缺点。

以灵活多变的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等方式发展合作关系，追求政府间信息分享、关系交换等目的c0实际上已经有都市圈率先进行了尝试:在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中，1992年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于 1997年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

2004年“泛珠三角论坛”的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以及区域内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与秘书长协调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举措。

二、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阻力分析1.行政区域壁垒的客观存在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各级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

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地方政府往往首先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

地方利益的突出特点就是排他性，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使区域性的有序竞争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对内开放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

法国经济学家庞塞特(Sandro Poncet)经过研究就发现，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省际贸易量呈下降趋势:1987年，省际平均贸易量在GDP总量中占54% ,1992年下降为50% ,1997年下降到38%;中国省际平均贸易量在各省总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1987年为88% ,1992年降为80% ,1997年则降为66%;中国各省平均商品吸收额中，外省生产的商品所占比重1987年为34% ,1992年减为27%,1997年只占20%扩5行政区划壁垒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最大的直接阻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制上的阻力。

2.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由于受到“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的驱使，各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往往热衷于向见效快的行业投资，重复建设情况比较严重。

举一个例子: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

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

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容易引起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长此以往将损害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地发展。

这实际上是源于结构上的阻力。

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缺少实质性的整体规划，不能就促进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达成共识的话，这种结构上的阻力仍将顽强地存在。

3.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由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挂钩，地方政府往往以投资拉动GDP的增长。

长三角区域内共有开发区199个。

而港口的重复建设更是矛盾重重，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

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 9公里就有一个。

结果是，一方面有的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投资建设新的港口。

c长此以往，会造成都市圈之间的恶性过度竞争，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

这一切都是源于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嫁的阻力，实际上可归结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阻力。

如果在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改革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官员还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地区的全局利益，那么这种阻力也将长期存在。

4.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务。

然而，我国法律对涉及的有关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的规定和条例几乎是空白，法律只规定了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对上级机关在跨域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对于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分担等问题，根本都没有涉及。

这就容易导致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推诱扯皮、争议不断等情况的出现。

国家如果不尽快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解决跨区域合作与治理及其争端处理的法律法规，这种法律制度上的阻力也仍将存在。

5.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