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正理性经济人

论真正理性经济人
信用管理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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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慈寒“理性经济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对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类群体的一种抽象概念假设。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道：“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

”由此可见，“理性经济人”的出现是研究现行经济的需要，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趋于理论成熟的标志。

要想了解“真正的理性经济人”的概念，首先就要明确这类含义的“人”有两个基本特性，即“理性”和“经济”。

“理性”可以理解为理性是基于现有的理论，通过合理的逻辑推导得到确定的结果。

反之就是反理性。

理性的本质就是否定与怀疑。

因此具有理性就是具有克制情感，客观的对事物自行做出判断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效用、利润或社会效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

“经济人”通常也可以直接称为“理性人”，它是即能够认识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

在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这个人又受“无形之手”的影响。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利益和价值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所以对他自身有利的研究必然会引导他选定一个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后来，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发展了“经济人”的观点，赋予了“经济人”两个特质：一是自利，二是理性。

但是，“理性经济人”毕竟是一个抽象而来的概念，就像物理学中将研究对象看成质点从而主观地忽略了对象的某些其他特征来方便研究。

而且“理性经济人”的研究对象还是极为复杂的人类，所以难免会出现很多局限。

并且这些看似不符合理论的的行为却在生活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自行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叫做理性行为的悖论。

举个例子，投资是日常最典型的经济活动。

既然投资是一种经济活动，那么从事这项活动的必然是经济人，且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必然具有理性特征。

投资者在期望值曲线趋向于正无穷的情况下，却始终不愿意付出足够的
资金来获取最大化的效益。

这是因为投资者参与的博弈活动具有风险，而人生而就有对风险的厌恶，对不确定的胆怯，愿意投入的资金、承担亏损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价值期望曲线会从趋向于正无穷转而收敛成价值期望效用曲线。

这就是“圣彼得堡悖论”的体现。

投资者决策时，除了受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和“厌恶风险”的心理等理性因素预测的影响之外，还会更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人民日报》曾调查研究过过中国股民的心理，总结出了“中国股民的七大心理”：1.平均值谬误；
2.赌徒效应；
3.锚定效应；
4.信息迷恋症；
5.没有规律的规律，相信规律；
6.痛苦最小化倾向；
7.替罪羊效应（寻找亏损发泄的替罪羊如政府、庄家等）。

这七个心理恰恰就是投资情绪化的极为明显且在投资活动中其决定作用的体现。

大部分的投资者在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不能自行做出判断，从而跟风投资、惯性投资，可以说是非完全理性的，即在理论上不属于“理性经济人”的范畴之内。

提到非理性因素，可以说，双十一活动就是利用了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牵制。

面对打折、促销，消费者的消费资金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消费者通常会认为，通过理性思考每一分资金都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投入越多收益就越大，此时会产生购物的冲动，从而投入更多的消费，却忽略这些收益与支出所成的定比，购买无用之物甚至降低了消费资金的效用。

先在小部分人群中引发骚动，由于大众几乎都有盲从心理，进而引起大潮流的跟风，而完成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这就是噱头经济。

湖南第二师范大学方德志教授在《谁是真正的理性经济人——对次贷危机的伦理反思》一文中认为：“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而这种合理性仅仅基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济人的经济行为。

个体经济人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出于自利最大化的动机而将其道德身份转移出去给国家承担。

”
其实，“经济人假设”在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人”的同时，还存在一系列相关假设命题，包括资源供给不受限制、市场信息对称、人的知识水平足够、市场机制充分有效等，但实际上这样的条件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

即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一旦遇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重选择时，其利益判断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其权衡标准也会背离这种“假设”。

效用和价值都可以分为“客观”与“主观”、“理性”与“非理性”两类。

尽管物理属性是以
客观为中心，但是人的主观效用往往才是主导。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因而都有不同的价值期望、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

最后，即使人是“自利的理性人”，但由于每个人的“自利”程度和“理性”程度的差异，也可能出现不同等级和程度的“经济人”，从而使这种假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起来。

所以，对于生活中常见的普遍的异常非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将“经济人”概念脱离实践而绝对理论化也是不可取的，甚至还可能是贻笑大方。

今日，浙江财经大学某教授在微博发言：从供求关系上来讲一妻多夫可以解决中国3000万光棍的严重问题。

这就是典型将问题脱离实际，纯理论的去片面分析一种经济现象，给出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解决方案。

这看似绝对理性，但其实忽视了“经济人”概念中最重要的部分——研究分析经济社会。

所以，这位教授虽然从事与研究经济但从这篇微博文的观点看来，将经济学原理不加调整地胡乱应用，他并不能被称作“理性的经济人”。

真正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通常情况下，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即尽管在追求有限资金的利益最大化，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同时遵循着“边际效用递减”和“厌恶风险”的原则，受到各种主、客观、人为、非人为的因素限制，实际上是在追求满意程度的最大化，程度也是因人而异，从而达到利己的目的。

但是并不是说，“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就是绝对不合理的。

恰恰相反，它在研究过程中由微观到宏观的升华总结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个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研究和发展。

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西蒙有限理性、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行为科学心理实验、莱宾斯坦X效率理论等各类学术理论的批判下，加之人们对于概念更为深入地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定义会更加完善。

但是，一切假设终归是将以具体物象抽象化，所以局限在所难免。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文中部分资料参考百度百科以及汪祖杰教授《货币与理性行为的冲突》课程内容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