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学特征概述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现实主义：流变与探索一、现实主义文学的复苏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文学界迎来了新的生机。
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复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描绘，而是更加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和批判。
二、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元化发展1. 伤痕文学与反思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崛起，它以揭示“文革”造成的创伤为主题，关注人性的扭曲与复苏。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人生》、《子夜》等，通过对现实的深入剖析，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力量。
2. 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随着伤痕文学的深入，寻根文学应运而生。
作家们开始关注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试图在历史长河中寻找民族的精神家园。
代表作有《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这些作品将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市井文学与平民视角八十年代中后期，市井文学崛起，以平民视角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
这类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通过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描绘，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民生关怀。
三、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创新1. 叙事手法的多样化在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叙事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作家们尝试运用多角度、多线索的叙事方式，使作品更具立体感。
如《人生》采用双重叙事视角，展现了主人公命运的波折。
2. 语言风格的个性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作家们力求用富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对现实的关注。
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将山东方言融入作品，增强了作品的地域色彩。
3. 现实与虚构的交融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再拘泥于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
这种现实与虚构的交融，使作品更具艺术魅力。
如《白鹿原》通过对家族历史的虚构，展现了民族命运的沧桑。
四、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探索1. 社会问题的直面与批判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深度上有了进一步的探索，作家们不再满足于表面的现实描绘，而是勇敢地直面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
第六讲 八十年代文学思潮
3、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1988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 学史”专栏，陈思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 史，是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深刻变革的结果。 也是引进西方文艺批评观念的结果。 主要是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使之从从 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重写文 学史的提出，又以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的历史 反思，促使文学进一步脱离主流话语、向社会 的边缘位移，引发了文学观念上的变革。
第六讲 80年代文学思潮 80年代文学思潮
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国文学通常 称为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以1989年为界线， 分 为前后两个时期。 根据1976-1989年文学思潮流变的 大致状况，我们分三个阶段来介绍：
1976年－－1980年－－1985年－－1989年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
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全方位化，深入化和快 速化。
（一）文学发展状况
1985年起，文学进入新变时期，出现了鲜 明个性和风格独特的作品。如郑义的小说《老 井》、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 的《红高粱》、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韩少 功的《爸爸爸》、方方的《风景》，王朔的 《顽主》等。
文学的本体性受到关注。作家尤其关注文 学形式的意义、价值和作用，表现生活替代了 “反映生活”，文学观念发生了整体位移。 文学生命意识的觉醒。文学中性意识和生 命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如张贤亮、王安忆、贾 平凹、铁凝、刘恒等的小说创作。
2.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是略晚于伤痕文学出现的 一种文学思潮，是伤痕文学发展的深化和必然结 果。反思文学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路的曲折 过程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建国以后社会发展的 经验和教训。重要作品：高晓声《李顺大造屋》、 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灵与肉》《绿化 树》。 3.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思想内容旨在呼唤、表 现城市和乡村的变革。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代表 性作家，其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 “改革文 学”开启风气之作。重要作品：蒋子龙《乔厂长 上任记》《燕赵悲歌》、张洁《沉重的翅膀》、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何士光《乡场上》、贾 平凹 《腊月·正月》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概述
刘索拉、徐星等，代表作品有 《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
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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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现实主义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发 展
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现实主义文学定义
以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基本特征的文学流 派。
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特点
关注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表达人民心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 感。
张洁及其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探讨了女性在爱情中的被动地 位和追求真爱的勇气。
女性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地位和贡献
女性文学的崛起
八十达空间。
女性文学的贡献
女性文学在八十年代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女性文学也促进了社会对 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
文学思潮的涌现
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多种 文学思潮，这些思潮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文学理论的创新
在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理论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关于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以及关于文学 主体性、文学审美性等的探讨。
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与启示
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女性文学的特点
女性文学注重情感表达，关注女性命运和女性解放，强调女性的独立意 识和自我价值。
代表作家及作品分析
铁凝及其作品《哦，香雪》
铁凝是八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哦，香雪》通过描写一个女孩的成 长经历，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困境和挣扎。
残雪及其作品《山上的小屋》
残雪是另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山上的小屋》以荒诞和象征的手法，揭示了女 性内心的孤独和追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潮
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潮八十年代的文学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改革开放的探索以及对个人命运的关注。
以下是一些八十年代的文学现象及其代表人物：1、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主要反映了文革时期人们所遭受的创伤和痛苦。
代表人物有刘心武、叶兆言、冯骥等。
2、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历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反思。
代表人物有贾平凹、莫言、余华等。
3、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主要是对传统文化、民俗以及地域文化的挖掘和探索。
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苏童等。
4、改革文学：改革文学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主要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社会变革和个人命运的关注。
代表人物有路遥、陈忠实、高晓声等。
5、朦胧诗派：朦胧诗派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种诗歌流派，它的代表人物包括北岛、舒婷、顾城等。
朦胧诗派的诗歌作品注重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
6、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种小说流派，它的代表人物包括马原、余华、苏童等。
先锋小说的作品具有实验性质，注重表现形式和语言的创新。
7、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一种小说流派，它的代表人物包括刘震云、池莉等。
新写实小说的作品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对于人性的探索。
这些文学现象和代表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精神。
除了上述提到的文学现象和代表人物，八十年代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学现象和人物值得关注。
以下是一些额外的信息：1、流浪体小说：流浪体小说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种小说流派，它的代表人物包括王小波、藏棣等。
流浪体小说的作品以流浪为主题，描写了人在社会中的漂泊和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七章80年代小说
对规范的质疑
1984年12月杭州聚会中，关于“寻根”的相关讨论隶属于会 议的主题之一：“如何突破原有的小说艺术规范”
“规范”这个词是伴随着寻根作家对民间文化传统的阐释出现 的。
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又更多地属于不规 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 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 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 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 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 壳而是地壳下的岩浆，更值得作者们注意。…我们说创造源于 生活，一方面指源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另一层意义，应该 是指源于劳动人民中间丰富的文化成果，即大量的还未纳入规 范的民间文化吧。
柯云路《新星》《三千万》 张洁《沉重的翅膀》
• 1979年冬至1980年冬，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和部属曙光汽车制造厂 厂长陈咏明等，遵循三中全会的路线，探索改革途径，其中重要一环是 如何重视人的价值，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他们试图废除旧的政治工作 方法，使政治思想工作科学化。这就同部长田守诚、副部长孔祥等发生 重大分歧。
冯骥才《铺满鲜花的歧路》《啊！》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
郑义《枫》（文攻武卫的一对恋人，卢丹枫－枫叶，李红钢）
知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北影1981
名 王亚平《神圣的使命》 王宗汉《高洁的青松》
伤 吴强《灵魂的搏斗》
附：纪实小说
八十年代后期，写作的一种新尝试 刘心武《公共汽车咏叹调》《5.19长镜头》
80年代小说概述
陆文夫（彩色） 陆文夫（彩色）
陆文夫（黑白） 陆文夫（黑白）
陆文夫革大潮的兴起， 伴随农村和城市改革大潮的兴起， 改革文学也应运而生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张洁《沉重的翅膀》 张洁《沉重的翅膀》 柯云路的《新星》 柯云路的《新星》 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 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
反思小说
①标志： 标志： 茹志娟1979 1979年 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 人民文学》上的《 《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 了的故事》 了的故事》。
②创作群体特点： 创作群体特点： 第一，大都是“复出”的“右派” 第一，大都是“复出” 右派” 作家：王蒙、李国文、丛维熙、 作家：王蒙、李国文、丛维熙、张 贤亮、方之、高晓声、陆文夫、 贤亮、方之、高晓声、陆文夫、张 谌容等 洁、谌容等 第二，理性色彩鲜明，历史感强烈， 第二，理性色彩鲜明，历史感强烈， 所反思的对象和内容也由“ 所反思的对象和内容也由“伤痕文 十年” 学”的“十年”扩大到更为广阔的 社会历史
3、改革所激起的对新生活的向 往追求 铁凝《 铁凝《哦，香雪》【精炼含蓄】 香雪》【精炼含蓄】 》【精炼含蓄 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 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 【主人公命运的坎坷和追求的 执著。 执著。】
现代派小说
被称为现代派小说的潮流可追溯到 王蒙的意识流技巧【《蝴蝶》】 【《蝴蝶》】。 王蒙的意识流技巧【《蝴蝶》】。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和徐星《 刘索拉 《 你别无选择 》 和徐星 《 无 主题变奏》 主题变奏》 一直延续到残雪和莫言的小说 自马原开始的先锋小说可以视为其 发展。 发展。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徐星《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 主题变奏》 王朔的小说（ 主题变奏》、王朔的小说（从群体 到个体） 到个体） ——消解正统文化 ——消解正统文化，注重个体的生 消解正统文化， 命感受；舍弃中心情节， 命感受；舍弃中心情节，采取调侃 方式。 方式。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直觉经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直觉经 现代主义色彩】 验，现代主义色彩】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整理
1、17年小说1、历史题材：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斗争史、革命战争史。
《红日》、《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
特点：（1）史诗风格；（2）纪实品格；（3）政治色彩。
2、现实题材：写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的，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村的现状的，描写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工业题材的等。
如《“锻炼锻炼”》、《创业史》、《山乡巨变》等。
小说在这一阶段，也存在少量干预现实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
表现民间人情人性的作品有：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建国后最先遭受批判的作品)，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
一、干预生活冲破题材禁区的作品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帐篷》、何又化（秦兆阳）的《沉默》、李国文的《改选》、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对青春的呼唤。
刘世吾与林震）等。
这些作品贴近现实、针对性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如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逢迎领导、欺压群众、强迫命令等进行了揭露、鞭挞、针砭和讽刺，具有批判的锋芒和积极的意义。
（一）创作成就：1、一批有一定艺术价值，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出现，新的创作群体出现。
2、作家以自己的创作，以各种方式曲折艰难的影响和抵制着左倾的政治思潮和对文艺的干预。
（二）本阶段小说的艺术局限：1、文艺政治化2、题材单一化3、手法简单化4、人物形象扁平化5、作家非专业化2、批判运动1950年代重要的文学史事件：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2.对肖也牧及《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胡适的批判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5.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集中体现了1949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文学规范的设置、文学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
80年代小说概述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 《南方的岸》【回城后才发现自己 的位置应在农村，表现出强烈的回 归倾向。】
4、以农民问题为反思对象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
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身试法， 抵制极左政策。
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 女儿们》【 封建观念的束缚、极左政 策的扭曲，双重外力作用下农民变得 愚昧麻木】
①标志： 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 《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 了的故事》。
②创作群体特点：
第一，大都是“复出”的“右派” 作家：王蒙、李国文、丛维熙、张 贤亮、方之、高晓声、陆文夫、张 洁、谌容等
第二，理性色彩鲜明，历史感强烈， 所反思的对象和内容也由“伤痕文 学”的“十年”扩大到更为广阔的 社会历史
②学术界的文化热，促使“寻根文学”出现。 ③寻根文学的出现受到文学自身范畴的制约
与互动。
寻根小说的前奏
可追溯至80年代初汪 曾祺、冯骥才、邓友梅 等的文化地域小说。
寻根小说的特点
1、“文化性”色彩
①“向后看” ②“前瞻性” 时间上将视点对准久远的历史 空间上对准乡村民间，从中挖掘一个地区甚至一
韩少功《爸爸爸》具有整体象征意味的 现代主义倾向（丙崽）
2、从传统文化寻找现代人的精神支撑:
阿城《棋王》（吃、棋）、王安忆 《小鲍庄》（仁义）、张炜《古船》 （家族矛盾）——不再是民族、国家、 阶级、党。
3、从地域生活中发现生存的文化秘密
郑万隆《老棒子酒馆》“异乡见闻”系 列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 “葛川江”系列。
塑造这些人物时，采用象征性、意 念性的方法，注重人物身上的文化 特征，而非个人性格，常带有整体 性或类型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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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王尧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
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
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
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
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
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
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
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
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
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
“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
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
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
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
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
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
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
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我们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阐释“新时期”与“文革”的关系的。
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述中，“文革”始终是一个显现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因此而有“拨乱反正”，也是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的根据。
于是，“八十年代”作为文学史的“断代”意义也即彰显出来。
这样的论述经由对“文革文学”的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贯穿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搁置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种“断裂”。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研究，包括“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与“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关联研究，都有鲜明的意识而且富有成果。
但是关于“文革”和“新时期”的关联研究却始终没有深入下去，因此，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文学是如何从“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文革”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挖掘积极的因素来论述“新时期”到来的必然性以及历史断裂中的进步力量。
比如，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反抗，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等都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这些论述虽然未必都是着眼于我所说的“关联”研究，但多少弥补了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断裂”。
因此，在我们的视野和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新”是和前此的文学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用南帆的话说，“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通道。
” 这条通道如果用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描述，那就是“纯文学”，“纯文学”集纳了八十年代文学的最基本方面。
在今天的种种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从“纯文学”的概念出发选择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是相同的尺度。
因此，对“纯文学”的反思，实际上即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及前后相关问题的反思。
围绕“纯文学”，我们可以牵扯出更多相关、类似的概念：人性、个人主义、形式、新启蒙、现代派、先锋、寻根、知识分子、精英等。
在这样的通道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有许多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并且是我们思想生活、审美活动中的许多概念和词语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革命、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化、工农兵创作、样板戏、史诗等。
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激进主义革命话语与纯文学。
在今天的语境和知识谱系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当年以及在后来一段时期里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处理过于简单了。
纯文学的历史不仅不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全部，纯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非文学史论述中的那样单纯;同样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已经无法对八十年代文学做贯穿到底的概括，而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因为纯文学的胜利而被搁置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重新抬头。
发展的路径不同，但问题的基本面仍然在那里：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体制、阶级和阶层、世界观、宏大叙事、工农兵写作、知识分子与大众等又以旧貌新颜和我们遭遇。
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延续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中，但这只能是笼统的说法。
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是共同的记忆，但不可否认，每个人的经验是有差异的，与其说我们仍然生活在八十年代，毋宁说我们生活在关于八十年代的纪实与虚构之中。
当我们和那些死而复生的问题再次遭遇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八十年代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致。
巨大的落差在在九十年代的变化之中。
张旭东在为《幻想的秩序》所作的自序《重返80年代》一文，有比较多的篇幅是在谈“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关系。
“‘80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则’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
”因此他有一个“信念”：“90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罪。
”这个理想的状态是：“如果80年代西学讨论为某种隐晦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那么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题中之义就是：通过对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细致分析去破除思想氛围的幻想性和神话色彩，从而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性出场及其理论分析提供批判意识和知识准备。
” 用这样的视角看，张旭东揭示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变轨迹：“对新的思想空间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下意识地赋予了那些新颖的符号、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表达以一种感官的丰富性和刺激性。
换句话说，‘文革’后中国的社会欲望在寻找其象征的表达时发现了‘西方理论’，而这种‘欲望化的象征’的物质规定性和意识形态内容都要求将其自身以‘审美’方式重新创造出来。
然而80年代文化热和西学热所带有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哲学色彩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后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
这种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形态在如今的‘小康社会’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了更贴切的表现。
但在历史展开之前，其抽象性和朦胧性却找到其美学的本体论的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变成了90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正如文化热暴露出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标志着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
”以援西入中的方法论来阐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角度，确实也与我们在八十年代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方式和内容比较吻合。
如果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武器大致来自于西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文字来解释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何以会有这样的面貌：世俗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宏大叙事等。
但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经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在知识分子与历史和现实所构成的复杂场景中，文学写作的复杂性已非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阐释。
“纯文学”在后来的发展无论是自身还是它的语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失去了从严格角度来论述文学发展路线的可能。
以写作实践而言，在文学一方面表现出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等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同时，精神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宏大叙叙事仍然作为八十年代的一个传统延续下来，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以及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创作也呈现了另外的面貌，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一批作家的创作都出现了一些异样的质素。
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已经不能按照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如果这样，一种批评的困窘就出现了：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对这些作家的批评常常停留在八十年代的理解之中，而这些理解现在看来只能是我们观察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的一种框架。
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变化其来有自。
似乎在“新写实”的命名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可能统一地论述八十年代文学了，这种状况其实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来叙述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业已存在。
在这样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已经被简单处理了。
比如说，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等等。
许多作家被剪裁了，许多在思潮之外的创作被批评界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