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V型增长的原因

俄罗斯经济“V型”增长的原因：基于“广义制度关联性”的解释景维民白千文【内容提要】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明显呈“V型”增长：叶利钦时期大幅下降；普京时期大幅上涨。

本文以广义制度关联性为分析视角解析整个“V型”过程。

广义制度关联性作为分析工具，包括三个层次即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的关联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联性以及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的关联性。

叶利钦时期广义制度关联性遭受严重破坏是俄罗斯经济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得益于对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修复。

【关键词】俄罗斯“V型”增长制度关联性【作者简介】景维民，195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千文，197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实施“休克疗法”之前支持者乐观的估计是，未来俄罗斯经济的走势是“J 型”，即经历小幅下降之后会迅速上升。

俄罗斯民众同样认为，只要忍受短暂的阵痛就会过上西方式的富裕生活，国家将步人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

然而，“休克疗法”使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GDP下降了50％左右[1]，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面对这种情况，悲观人士认为，未来俄罗斯经济的走势是“L型”，俄罗斯将沦为“二流国家”。

然而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的GDP开始显著增长，最高增速超过了10％，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之一。

如何解释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的“V型”增长?我们认为，广义制度关联性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以“广义制度关联性”为分析视角讨论转型国家制度关联性的维护原则。

2．通过对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的比较，证明“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揽子”制度移植对俄罗斯制度关联性的严重破坏。

3．在研究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三个结论性命题：(1)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狭隘的；(2)转轨方式绩效比较对时间具有依赖性；(3)渐进式转轨国家适时变革基础性制度是必要的。

一广义制度关联性及其在转型中的协调原则(一)相关概念及广义制度关联性为了引出“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概念，首先需要对“制度运行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基础性制度”和“次级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说明。

本文中的制度运行环境是指制度实施的客观载体，具体包括经济运行状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参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等。

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并靠强制力量推行的制度，具体包括宪法、法规、政策、产权制度、契约等[2]。

非正式制度是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具体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

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惰性，其变迁往往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基本上不可直接移植。

正式制度又分为“基础性制度”和“次级制度”。

基础性制度是制定次级制度的制度，适用范围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次级制度是基础性制度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

次级性制度与基础性制度“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后者的变革成本远比前者的变革成本大”[3]。

诚然，无论是基础性制度还是次级制度都是相对概念。

一项制度相对于上游制度而言是次级制度，相对于下游制度而言是基础性制度。

在转型问题研究中，基础性制度是指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性质和经济运行方式，具体包括宪法、法规、民主原则和产权结构等。

而次级制度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行业或部门的行为规范(如财税体制和金融制度)，也包括对个人行为方式和职权范围的界定和考核(如公务员考核制度)。

广义制度关联性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层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三层为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之间的关联性。

制度关联性每一层双方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的。

次级制度的实施会诱发基础性制度安排的修改，基础性制度的确立又会鼓励和保护次级制度的实施；正式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会使非正式制度沿着有利于自己运行的轨道缓慢改变，与正式制度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会降低正式制度确立和推行的成本；制度运行环境是正式制度有效实施的客观保证，正式制度的实施通过“学习效应”在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改善自己的运行环境。

(二)转型国家制度关联性的协调原则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关联性的三个层次是彼此矛盾的。

由于转型国家的非正式制度、制度运行环境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差别明显，转型国家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移植的正式制度必然与本国的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运行环境相矛盾。

“一揽子”制度移植虽然可以保证正式制度相对完整，可以较好地维护制度关联性的第一层，但对制度关联性第二层和第三层的破坏程度却比较严重。

与“一揽子”制度移植的激进式转轨相反，渐进式转轨的部分制度变革虽然减少了对第二层和第三层制度关联性的破坏，却不能维护第一层的制度关联性。

那么转型国家应该如何减少对制度关联性的破坏呢?本文提出两点建议：1．转型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的特点，是一个国家选择转轨方式首先要考虑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移植中，只有正式制度可以移植，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运行环境是不能移植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关联性在转轨中必然遭到破坏，所以如何减少对制度关联的破坏是转轨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程度和破坏后果与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联系不大。

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制度关联性与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直接相关。

如果转型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非正式制度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差不多，就意味着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制度关联即使被破坏，影响也不会很严重，所以应该选择“一揽子”制度移植。

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暂时牺牲第一层制度关联性可能就是明智之举。

2．要格外重视次级制度的移植(或变革)。

与基础性制度相比，本文认为次级制度对于转型国家初期而言更为重要。

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次级制度移植成本低、见效快。

次级制度移植丁作做好了，支持转型的人就会增加，对于转型初期而言，这非常重要。

二是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转型国家所移植的制度对本国而言是外生的，但该制度本身是博弈的结果，是内生的。

所以进行制度移植时，参考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是必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是，经济变化使系统中出现非均衡，从而为次级制度创新创造了利润机会，最终导致基础性制度发生变化。

因此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观点，次级制度移植应该先行。

三是次级制度更有利于“学习效应”发挥作用。

如前所述，次级制度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直接约束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

人们使用次级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学习过程不仅能够使个体心智适应环境，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本身的演进，从而导致信念、习惯发生朝着有利于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确立的方向发展。

二叶利钦时期对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破坏(一)对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之间关联性的破坏叶利钦时代所移植的制度脱离俄罗斯制度运行环境是大家公认的。

美国《纽约时报》评述说，“体克疗法”的致命伤，是机械地把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强加给一个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社会。

萨克斯本人也不无遗憾地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名外科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却发现原以为肚子里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叶利钦政府推崇的是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从1992年开始试图通过“休克疗法”将这一模式植入俄罗斯社会，其3个核心内容即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

实践证明，偏离实际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直接原因。

转轨之前俄罗斯产业结构重型化，消费品价格偏低且严重短缺，价格突然放开致使消费品价格猛涨，供给却无法刺激，最终导致人民实际收入下降，民怨沸腾，政局不稳。

在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的条件下，为了快速私有化，叶利钦政府只能将有偿私有化与无偿私有化结合起来，结果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结构扭曲、90％的私有化企业经济效益下降[4]。

恶性通胀和严重衰退的社会经济形式迫使叶利钦政府很快放弃了以“紧缩银根”和“增收节支”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

由此可见，“休克疗法”所奉行的“三化”政策，由于背离俄罗斯当时的制度运行环境，不是宣告失败(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就是半途而废(宏观经济稳定化)。

(二)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关联性的破坏诺斯1993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把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过程同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约束变迁理论”联系在一起，将叶利钦政府制度移植的低效率归因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结果。

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与诺斯相类似的看法。

俄罗斯人信奉政府力量，具有大国意识和斯拉夫主义情结，加上转轨之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已运转70年，俄罗斯人对市场经济是陌生的甚至是敌视的。

转轨初期经济的糟糕表现使社会上很多人开始怀念旧制度。

英国社会学家S·怀特2001年对俄罗斯居民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在被调查者看来，与现在的政治经济制度相比更喜欢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5]。

“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俄罗斯“在出现新的更有效的制度的情况下，无效制度仍保持着它的稳定性”[6]，这种现象被俄罗斯经济学家B·梁赞诺夫称为“制度陷阱”，其例子有：物物交换、三角债、逃税、私有化领域的大规模违法行为和腐败等。

叶利钦政府错误地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移植对象，无疑加剧了俄罗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主张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外，不应管更多的事情。

可是，俄罗斯有集权统治的传统，人民信奉政府力量。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根本不适用俄罗斯。

所以科勒德克认为，俄罗斯“随转轨而出现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大萧条和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

其中最要紧的是政府作用被忽视了。

”[7](三)对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关联性的破坏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制度移植要遵从制度的自发演进路径，其次序至关重要。

而俄罗斯转型以摧毁苏共的统治基础为先导在次序安排上倾向于政治转型优先原则。

另外，面对任务繁重的制度重构工作，以叶利钦为首的“弱”政府依照政治目标对重构任务进行了取舍。

政府主要忙于基础性市场制度的移植，而次级制度则相对匮乏。

相对滞后的行政制度改革就是其中的典型。

虽然1993年俄罗斯就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规定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职能和权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职权划分也不清晰，甚至完善的公务员制度都没有。

总之，叶利钦政府的“一揽子”制度移植不仅严重背离本国实际制度运行环境，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加剧，而且在制度移植的次序上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

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土德米特里·利沃夫所指出的那样，“导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个别人的错误，不是由于偏离了总路线，也不是由于下层领导人的过失，而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