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中法战争期间双方

【条约体系下的晚清邦交】SOCIAL SCIENCE JOURNAL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中法战争期间双方对国际法的不同态度及运用张卫明[摘要]中法战争时期，中法双方对国际法的态度与运用，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初识公法的清政府在战前频频引用“公法”评论中法关系，表现出高昂的国际法意识；在战争中通过公开宣战、保护外侨、要求他国中立等公战程序，首次集中地运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维护国家利益。

与之相反，深谙公法的法国却屡违国际法，其背约肇衅、武装踞港、残暴害敌、虚力封港等一系列强权行径，对国际法权威和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挑衅。

总之，近代国际法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有着泾渭分明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中外关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与矛盾。

[关键词]近代国际法；中法战争；主权；态度；运用[作者简介]张卫明，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4—0119—06在晚清数十年间，唯有中法战争中的国际法现象格外引人注目。

从纵向历史反观，清政府在战前表现出空前的国际法意识，并且在战争中主动地以国际法为行动指南和外交武器，这在晚清外交史上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典型范例。

再从横向历史来看，中西方在国际法问题上的态度和运用有着天渊之别，国际法对于交涉双方也有着性质各异的意义和作用。

质言之，中西方对国际法各有诉求，而双方不同的表现恰恰隐喻着主权与霸权之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国门，大清王朝由此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

一部分主持外交的清朝官员开始从中意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出现，进而对传统外交进行反思，认为“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诚未见效也”；“盖不变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1]。

面对空前繁杂的国际往来和交涉，清政府深感“九州岛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2]。

因此，了解国际法、通晓国际法以应时局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屈指可数的国际法汉译本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组织京师同文馆师生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星轺指掌》(1876)、《公法便览》(1877)、《公法会通》(1880)四部著作。

这些著作所阐发的国际法规范，不仅被纳入晚清新学知识体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还被运用于对外交涉的外交实践中。

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国际法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和军事行动的重要指南。

在战争前夕，清政府组织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理中法越关系的廷议。

在讨论中，“公法”、“万国公法”首次大量出现于地方督抚和中央部臣的评论当中，国际法意识异常高涨。

他们频繁地以公法为舆论武器，对法国侵略进行谴责。

两江总督刘坤一指出，法人人侵越南，“忽以捕盗为词，狡焉思启，其如万国公法何?”[3]御史丁振铎强调：“(法人)弃信蔑义，反复自由，是乃无耻之尤!抑何公法之与有?”[4]另有些官员指责法人行径为“公法不容”[5]，认为法人背和约之盟，“亦违万国公法”[6]。

与此同时，一些官员提出，以公法为据，遏制法国的攻势。

左宗棠建议：“照万国公法，闭关绝约，撤回彼此公使、领事，照会有约各国，告以誓与决战。

”[7]张之洞也主张：“诘问法国公使、兵官，责以公法，示以战意，为之居间调处，以破法谋。

”[8]云南巡抚唐炯提出“将法人胁迫藩封，显违公法，败盟毁约之罪，布告中外，大申天讨”(9]，广西巡抚倪文蔚称，法人行为“悉出地球公法之外”，“其名仇越南，而实欺中国，揆之万国公法，亦所不容”[1o]，主张“布告各国，显与之绝”[11]。

除此以外，江西巡抚潘霹、四川总督丁宝桢、湖南巡抚卞宝第、侍讲周德润、御史刘恩溥、兵部尚书彭玉麟等官员都提出类似“以公法折之”的建议与主张。

在此舆论声势之下，总理衙门特别指出：“法人吞越，显背公法，专尚诈谋。

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非徒保护属邦，实以遏绝外侮。

”[12]I884年5月4日，清政府再次重申，法国侵越索赔，“不特情理所必无，亦与公法显背”【13]。

7月13日，军机处致法使照会中指出：中国按《中法简明条款》第二条调回防兵，然而，“贵署大臣此次照覆，仍执索偿之词，是与五条津约不符，不但损两国和谊，亦乖万国公法”[14]。

所以，谴责法国违反国际法的强权行为，以公法为依据进行中外交涉，是战前清政府及内外大臣们的普遍主张。

“公法”、“万国公法”作为近代词语被官方广泛援引，是终清一代的鲜例，反映出清政府对国际法空前的信心与倚赖。

正是在公法外交这一新型理念的指引之下，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第一次全面开展国际法实践。

(一)公开宣战。

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根本不知道公战原则，也从未有过宣战。

自公法输入后，清政府才对宣战原则有一些了解。

在宣战方面：《万国公法》规定：“自主之国，角力交战，名为公战。

若依规模宣知，或照例始战，即为光明正大，公一法不偏视之，亦不辨其曲直。

”[15)可以说，宣战是蓄g 公战的程序之一，它对于交战国而言，既是权利，同= 时又是义务。

8月14日，总署在给各使照会中认== 为：“法今不惟不从此和平了办之法，竞以无数兵三苫船，驶进中国海1：3，在福建地方所为之情状，即按万詈2 国公法所可目为开仗者，中国若非以和局为重，自三三不能不与之即开明仗。

”[16]根据国际法知识，清政_ ^ 府清楚地知道：法国在马江海战中采用战而不宣的做法，完全可以视为对中国开战。

但是，清政府并不认同战而不宣的做法，所谓“明仗”恰恰反映出清政府非常重视“宣战”这～主权行为。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照国际惯例对法宣战。

这是清末第一次对外明确宣战。

按照国际法中“今时之例，惟于己之疆内，先行颁诏，预告交战，限制己民与敌往来，并言其所以交战之故”的宣战程式【17]，光绪皇帝于1884年(光绪十年)8月26日颁诏，历数两年来法国撕毁李宝协议及李福协议、“无端开衅”、“横索无名兵费”等等“专行诡计，反覆无常”的强权行径，强调指出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利益。

正所谓“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不得已而用兵”，为了“伸公论”，中国必须公开对法国宣战，“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18]，并在“言其所以交战之故”之后，旋即部署兵防，准备开战。

次日，清政府就此照会各国驻京公使。

值得注意的是，先“言其所以交战之故”，而后明告各国，这是符合国际法宣战程序的做法。

当时英国也不得不承认这道上谕“等于是宣战书”[19)。

(-)保护外国侨民。

战争状态下如何对待在华的外国侨民?这是中法战争期间困扰清政府的难题之一。

总理衙门就此曾征询丁韪良的意见。

据丁自述，当时总理衙门官员召见他称：法国人摧毁了中国的舰队，并掳占了福州的兵工厂，“这是战争。

我们想知道，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如何处理敌人的非战斗人员。

”丁从同文馆翻译的公法教科书中简略摘写了一段。

“第二天，帝国法令宣布了战争状态，并向在中国的法国人保证，如果他们不参与任何敌对的行动，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原地，依赖于充分的保护。

”丁对此大加赞赏，声称在中法战争期间，“内地没有一位传教士受到骚扰，在我自己的机构(按：指同文馆)中，两名法国教授被允许继续指导他们的班级”{20 3。

自近代以来，保护境内的外国非战人员，是交战国的重要义务。

这可以从丁氏所谓的公法教科书中找到相关的法理依据，如《公法会通》解释道：“局外之国，其民不在本国者，平时既得保护身家财产，战时亦得保护之。

故局外之民，虽在战疆以内，其身家财产，战国不得待之以敌，非战时所不得已者，不可别有禁阻。

”[21]相似的还有如：“两国失和，其人民虽不免牵连，而实不为敌，盖为敌者，惟兵而已。

..邦国既已失和，则为敌，其人民既不为敌，即不可以敌待之..。

局外之人侨寓敌国者亦然，惟既无躬行助战，即不得以敌名之。

”(22 3清政府在公法精神的引导之下认识到：“此事(指中法战争)系法人逾盟肇衅，至此外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不能盲目排外，而要加以区分对待，所以在宣战诏书中特别强调：“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及各营统领，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亦当一律保卫”，按战时法规，“倘有干预军事等情，一经察出，即照公例惩治”[23]。

可见，中法战争伊始，清政府就自觉承担起保护境内外国商民的国际义务，决意对包括法国人在内的各国在华民众加以保护。

(三)照会第三国严守局外中立。

根据国际法，国家间发生战争时，非参战国应严守中立，不得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帮助。

李鸿章在寄总署电报中就指出：“公法一经宣战，应知会局外各国，不准接济敌人军需”[24]，建议禁止13本、香港屯煤售与法人。

但是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有些非参战国的船只却违反中立法，向法国军队提供煤、米和武器等，英国和丹麦在中国的大东、大北两电报公司也为法国侵略军收发电报，传递军情。

薛福成获悉这些情报后，于1884年9月1日急电总理衙门，要求“速照会各国守局外例，勿以煤、米、火药接济法船，并请英、丹公使饬大东、大北勿为法人递电，. . 事关大局，机不可缓”[25]。

此前不久，总理衙门也已虑及这个问题，并且于清廷对法宣战的同El，在各国公使的照会中有云“法兵业已开衅，按照公法，各国商人不得私济法船，各国在中国境内电报公司不得用暗码代法传报”[26]，要求按照公法，禁止递法军电报或私售煤炭以接济法兵船。

经此照会后，除日本外，其他中立国对法国军舰的粮煤接济和武器接济的确大大减少了。

[27]此外，清政府还在信守和约、礼待战俘等行动中也较好地遵循国际法的相关规范，而这些细节进一步丰富了清政府国际法实践的内涵。

考诸史料，清政府确实有过多次国际法实践，如1864年普丹扣船案和1875年马嘉理案等。

然而，这些零星的国际法实践大多涉及驻使权、局外权等某一主权问题，具有明显的分散性。

相形之下，在中法战争这个特定时段中，清政府第一次集中地对国际法所赋予的战权进行审慎地运用，并自觉履行战时国际义务。

它在本质上反映出清政府尝试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正确对待战时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交战国的行为，通过公法外交的路径跻身于近代国际法秩序之中。

毫无疑问，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采取了理想主义的思维和方式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关系。

正当清政府积极、谨慎地运用国际法的同时，敌对国法国却屡违公法，肆意践踏国际法的道义与权威。

与清政府不同，从实力出发，建构殖民利益，是法国在此期间军事行动的现实主义取向。

(一)背约肇衅尚在马江战役爆发前，法国就已开始公然背约弃信，恶意制造武装冲突——“观音桥事件”。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就中法越三国关系达成了《中法简明条款》。

其中第二款规定：“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第三款规定法国“不向中国索偿赔费”，“中国亦宜许以因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然而，战后撤军协议与制定通商税则的具体时间根本没有在这次条约上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