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
、贸易往来等，以揭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关系。
文献研究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填补历史空白
出土的蒙古文文献提供了大量关于蒙古帝国时期的历史信息，有 助于填补历史学研究中关于这一时期的空白。
校正历史误解
通过与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校正一些由于资料匮乏或口耳相传 而产生的历史误解。
拓展历史视野
文献的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维度，有助于更全面、 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
蒙古文文献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学术价值
蒙古文文献研究有助于推动蒙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丰富 和完善学术界对蒙古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蒙古文文献，可以深入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增进各民族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处。同时，这些文献 也可能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词汇变形
蒙古语采用词根附加词缀的方式构成新词，词缀 丰富，表示词性、时态、语态、数等语法意义。
名词类别
蒙古语名词分为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抽象名词 等，不同类别的名词有不同的语法特点。
语法特点
语序
时态与语态
蒙古语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 但在实际表达中，语序较为灵活，可以调 整。
蒙古语动词具有丰富的时态和语态变化， 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方式和状态。
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深化基础研究
继续对出土的蒙古文文献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挖掘其蕴含的历 史和文化信息，揭示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面貌。
拓展跨学科研究
鼓励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研究，结合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 术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推动蒙古文文献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范文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
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蒙古文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古代蒙古族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更能挖掘出蒙古文化独特的价值与魅力。
本文旨在从文献学的视角出发，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现状、方法、内容及其价值进行探讨。
二、蒙古文古籍的研究现状蒙古文古籍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蒙古文古籍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
研究者们从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多个角度，对蒙古文古籍进行了深入剖析，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然而，由于蒙古文古籍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仍有许多领域亟待深入研究。
三、文献学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学视角下，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方法。
首先，通过对蒙古文古籍的整理和分类，了解其内容与特点。
其次，运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对古籍中的错讹进行订正。
再次，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结合历史背景，对古籍中的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考证。
最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技术、文本分析软件等，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准确性。
四、蒙古文古籍的内容研究蒙古文古籍内容丰富，涉及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多个领域。
在历史方面，蒙古文古籍记录了蒙古族的形成与发展、战争与和平、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等重要历史事件。
在文化方面，蒙古文古籍反映了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等文化特征。
在语言方面，蒙古文古籍保存了丰富的古代蒙古语词汇和语法，对于研究蒙古语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五、蒙古文古籍的价值挖掘蒙古文古籍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更在于其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从学术价值来看，蒙古文古籍为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语言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现实价值来看，蒙古文古籍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蒙古文古籍中的智慧和经验，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
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
摘要：
一、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背景
二、突厥回鹘文书的来源与价值
三、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研究现状与挑战
四、未来研究方向与意义
正文：
敦煌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佛教石窟群。
自公元366年始建，历经北朝、隋唐等朝代的营造，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在敦煌莫高窟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书，其中突厥回鹘文书是研究古代突厥、回鹘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的重要资料。
这些文书主要包括宗教文献、社会经济文书、官方文书、民间契约等，反映了当时突厥回鹘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近年来，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在文书解读、历史研究、语言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由于文书的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以及研究领域的交叉性，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
为了更好地挖掘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学术价值，未来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继续加强对文书的研究与解读，二是深化对突厥回鹘民族历
史、文化的探讨，三是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四是培养新一代敦煌学研究人才。
元朝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
元朝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元朝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文献是指敦煌莫高窟和其他遗址出土的文物、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它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源。
特别是元朝时期的敦煌文献，记录了元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且对研究元朝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敦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元朝时期，敦煌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士和藏书家前来，他们收集、整理并保护了大量的文献。
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莫高窟，这座由数百个洞窟构成的石窟寺庙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艺术作品。
为了更好地保护敦煌文献，当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首先，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法规，加大了对盗窃和破坏文献的打击力度。
其次，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工作，确保文献能够得到妥善保存。
此外，还加强了对敦煌地区的文献保护管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进行管理和研究工作。
二、敦煌文献的研究与价值敦煌文献是研究元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其中，佛教经典和其他宗教文献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元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情况，揭示了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和推崇。
此外，还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包括音乐、舞蹈、戏曲、绘画等，这些作品展示了元朝时期的艺术风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元朝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价值观。
敦煌文献的研究不仅关注其内容，还注重其形式和语言特点的研究。
元朝时期，敦煌文献采用了蕃字和古代汉字的形式和写法，这使得其阅读与理解具有一定的难度。
但正是这种形式和特点，使得敦煌文献成为了研究元朝语言文字演变和汉字学的重要材料。
三、敦煌文献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播敦煌文献，近年来，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工作。
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敦煌文献进行了高清扫描和图像处理，使得文献得以永久保存并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展示。
同时，还使用数字技术对文献进行了分类、索引和分析，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和研究。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范文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这些古籍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及记载的史料内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从文献学的视角来看，蒙古文古籍不仅体现了特定时期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水平，更成为连接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重要桥梁。
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蒙古文古籍的内涵、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蒙古文古籍的内涵及特点蒙古文古籍主要指用蒙古文记录的古代文献资料，其特点鲜明且丰富多样。
首先，在语言方面，蒙古文古籍展现了蒙古语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该语言的文化特点和语言魅力。
其次，在内容上，这些古籍不仅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传统文献内容，还涵盖了医学、宗教、科技、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
再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蒙古文古籍的保存和传承方式也具有独特性，如抄本、刻本等传统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和发展。
三、蒙古文古籍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蒙古文古籍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对蒙古文古籍进行系统研究，如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
此外，在技术手段方面，如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也被广泛应用于蒙古文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同时，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也为蒙古文古籍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
四、文献学视角下的研究方法与路径在文献学视角下，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与路径：1. 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通过对蒙古文古籍的文字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研究，探讨其文化内涵和语言特色。
2. 版本学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蒙古文古籍，了解其流传过程和保存情况，为版本校勘提供依据。
3. 历史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深入挖掘蒙古文古籍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4.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利用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对蒙古文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保护。
五、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未来，蒙古文古籍的研究将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1. 深入研究蒙古文古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为传承和发展蒙古文化提供更多支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研究综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⑤ 杨文和主编：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⑥ 赵玉亮：
《吐鲁番文书（一）》，
王春法主编《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
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⑦ 孟潇碧：
《吐鲁番文书（二）》，
献 6 件，婆罗谜文、吐火罗文、龟兹语等胡语文献 8 件。其余 99 件则全部来自吐鲁番。113 件文物
中，
一级品 13 件，占该批文书总量的 9%，占比极高，这在各类文物定级比例中是罕见的。
（二）传世书画和文献类
即名家旧藏的传世文献中书法优美者，其内容主要为写经，间杂裱入同一手卷或册页的文
书。写经数量较多，馆藏首尾完整的写经及写经残片有近 170 件，其中大多装裱为卷轴，另有一本
一步整理。
此外，还有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著名收藏鉴定家钱容之
等名家捐赠的唐人写经各一件。
2. 征集购买
国博所藏传世敦煌吐鲁番文献，有 47 件购于庆云堂，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罗振玉旧
藏数件，均为馆藏一级文物，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其一为《敦煌古籍零拾册》，1964 年
两件手卷，一为罗振玉旧藏《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1 册 11 开，收入文牒 10 件，封面有罗振玉
题签“敦煌石室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贞松堂藏”，钤“罗振玉印”，最后一开为唐兰题记。两
件手卷，题签“唐人真迹”，罗惇㬊（复堪）旧藏，裱入写经和文书残纸，在《法书大观》中刊布过部分
内容。唐兰收藏以上文献后，在《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的题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敦煌蒙书是指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批藏文手抄经书，也被称为“蒙书”。
这些蒙书是西藏佛教徒在唐代至元代期间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敦煌地区的。
蒙是一种藏文写本的形式，它是以块木为版，用木刀雕刻阴文刻字，在纸背面上涂以黑墨移印而成的。
敦煌蒙书的研究对于了解唐代至元代藏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蒙书的发现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初期的敦煌研究。
这些藏书有些被保存在莫高窟的洞窟中，有些则被敦煌研究所等机构收藏。
经过专家的整理和研究，敦煌蒙书被发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敦煌蒙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历史记载等多个领域。
其中最重要的是佛经类的蒙书，它们是佛教思想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这些蒙书在文字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具有独特的特点，为研究唐代至元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除了佛经类的蒙书，敦煌蒙书中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如唐代文学名家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甫的《咏怀古迹》等等。
这些作品的传世文本多为敦煌蒙书，通过研究这些蒙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和发展。
此外，敦煌蒙书中还有一些历史记载，这些记载主要是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通过对这些蒙书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加深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对于敦煌蒙书的研究还包括对其艺术价值的探索。
蒙书在文字和图像的结合上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蒙书上刻画的佛像、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形象，精致而逼真，展示了当时的雕刻艺术水平和佛教信仰的表达。
较早的敦煌蒙书主要是以西藏撰写的，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敦煌地区。
然而，随着唐代至元代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敦煌莫高窟成为了蒙书的重要写作、复制和保管中心。
这些蒙书通过多个文化交融的环节在当地诞生和保存，反映出了当时敦煌的独特地位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
敦煌蒙书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藏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它既是佛教思想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学艺术的珍贵手稿。
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
·58·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敖特根【摘要】本文对蒙古文《萨迦格言>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以此为基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进行了释读、翻译与注解。
【关键词】莫高窟；八思巴文；《萨迦格言》【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4—0058—08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3(正)文书为1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板《萨迦格言>残片(图1)。
这是继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之后的第4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
版式与前3件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萨迦格言>，又称《善说宝藏>(藏语：leg s—p ar—bsh ad—pa—rin—po—ch ev i—gt er，蒙语：Say in figetiierdeni．yin sang)，蒙古族民间又俗称《苏布喜地：》(Soba§id，梵文音译)，是藏族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赞(kun—dgav—rgyal—mtshan，1182—1251)用藏文撰写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
贡噶坚赞的著述颇丰，后人辑为《萨班全集>3函，《萨迦格言》为其中的第2函第2篇。
全篇分为9章(品)，收录格言诗457颂(首)。
此格言诗集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并从元代开始被反复译成蒙古文。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首先，介绍《萨迦格言>蒙古文译文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其次，以此为基础对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进行释读、翻译与注解。
一、回鹘蒙古文《萨迦格言>据学者的研究，《萨迦格言>最早的蒙文译文出现于13世纪后半叶或14世纪初，甚至在萨班活着的时候。
①这些早期译本较完整地传至现代的只有两件写本文献：一为布达佩斯本。
这是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o ui s Ligeti，1902--1987)于1928—1931年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时从卓索图盟喀喇沁公爷府呼毕勒罕伊希丹森(I§i d a ms a n)处购得①J am e s E．B o s s o n，A T r e a s u r y of A p ho ri s ti c J ewels：The S ub h dt s i ta r at n an i dh i of S a Sk ya Pan dit a i n Ti bet an a n d Mo ng o li a n，U r al ic a n d A l t a i c S er i es，v01．92，I nd ia n aU ni ve r si ty Pu b li ca ti o ns，Bl oo mi n gt on1969，P P．12．(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59·的，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现收藏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写本蒙古文文献部，编号为54(Fo nt s mongol，no．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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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作者：敖特根
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出版：民族出版社
获奖情况：2011年1月获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成果简介：
自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248个洞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这些洞窟的性质与功能，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遗物。
北区出土遗物数量可观，种类繁多，文书类遗物又是这些遗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出土的纸质文献中除了汉文文书外，还有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和婆罗迷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献。
其中，西夏文文献、叙利亚文文献、蒙古文文献和八思巴文文献，均为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所未见，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至于蒙古文文献，据介绍，在莫高窟北区的十三个石窟出土了回鹘蒙古文文书52件，另外还出土回鹘蒙文文书碎片17片。
在三个石窟发现八思巴文文书6件，另外还出土八思巴文文书碎片4片。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嘎日迪先生受敦煌
研究院的委托，率先对这些文书进行释文与研究。
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两篇专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和《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分别收于2004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第三卷“附录二”。
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亦散见于上述两卷有关章节。
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全部为残页碎片。
有的幅面太小，有的漫漶过甚，与吐鲁番、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相比，其残损程度更为严重。
这些残文书中的绝大部分又是写本，字迹工草不等，加之文书中不少汉语、突厥语等其他语言词汇的出现以及蒙古文本身同形字母的存在，使一些文书颇难释读。
在这种情况下，嘎日迪教授基本上正确地释读和辨识了大部分蒙古文文书，包括“忽必烈汗圣旨”残片、“赤达儿卖身契约”残片、“般若心经”残片和“萨迦格言”残片等。
然而，经研究我们发现嘎日迪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欠缺和错讹之处也颇多。
敦煌学名家郝春文教授曾说过：“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
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相当数量残缺不全，释录者不仅需要辨识手写文字，还要确定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等。
辨识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阅大量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更需要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而对文书性质、名称、年代的考证，不但是正确使用文书的前提，也常常是正确释录文书文字的必要条件。
所以，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作性劳动”。
此言不仅道出了敦煌文献研究工作的艰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谈到了敦煌文献研究所必需的两个层面的工作，即文字辨识与对文书性质、名称、年代的考证。
从这个角度来看，嘎日迪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辨识文字为主，对文书的定名、定性、定年不够严谨。
在辨识文字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误读、误释词语颇多，甚至把一些回鹘文文书误作蒙古文文书。
除此之外，尚存未读、未辨识文书若干。
总之，在
此情况下，学术界还无法正确使用这些文献。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新一轮的研究。
莫高窟北区蒙古文文献公布后，很快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都不系统，笔者的博士论文《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对敦煌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的最新、最系统的成果。
该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已公布的莫高窟北区出土51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全文由导论、世俗文献、宗教文献和结论四部分组成：
导论对敦煌莫高窟北区蒙古文文献出土情况、前人的研究、基本内容以及本次研究的目的、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
世俗文献部分涉及了41件残文书，尤其对特征比较鲜明的5件文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本搞清了这些文书的来源、性质、历史背景以及一些相关细节。
宗教文献部分研究了10件残文书，其中重点研究了4件佛经残片。
内容涉及到这些蒙译本佛经的年代、传承以及今人的整理情况等。
结论部分从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方面对本次研究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
在研究方法及体例方面，首先，从历史学、文献学和蒙古古文字学的角度对每件文书的性质、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释，其次，以嘎日迪先生的
释读文为基础，增补、订正其疏漏与错误，并重新对51件残文书进行了释读、拉丁字转写、翻译与注解。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一、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均为残叶碎片，与吐鲁番、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相比，其残损程度更为严重。
二、这些残文书绝大多数为写本，印本文书只有9件。
三、根据文字的不同，将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可分为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蒙古文文书两种。
其中回鹘蒙古文文书占多数，八思巴蒙古文文书只有4件。
说明有元一代，虽然尊八思巴字为“国字”，但实际应用中远不如回鹘蒙古文普遍。
四、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以世俗文书居多。
其内容包括官方文书、契约文书、格言诗、书信、习字等。
这些文书从莫高窟出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敦煌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密切联系。
五、佛教文书有《入菩萨行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
这些经文均篇幅不长，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
可见，元代蒙译、刻版印刷的佛经都是此类经。
六、文书时代，有早有晚。
时代早者属于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时代晚者为北元初期。
时间跨度近百年。
本次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之：
（一）增补、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疏漏与错误。
譬如，B168: 37号文书嘎日迪教授没有释读；把8件回鹘文文书误作蒙古文文书；除此之外，误读、误释词语颇多。
类似这样的错误比较多，这就影响了对文书的正确理解。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并重新对51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了释读、拉丁字转写、翻译和注解。
（二）对《般若心经》和《入菩萨行论》残片进行了复原，并通过与蒙古文各种印本、手抄本文献进行对照考订确认了文书的大概年代。
（三）嘎日迪教授对两件佛经残片没有进行辨识。
我们依据原残片中残存的文字对它们进行了确认，认为是两件佛经残片，即《因明入正理论》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四）在研究体例方面，首先，尽可能地对每件文书的性质、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释；其次，分原文、原文转写（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词汇表和注释五项内容，对文书进行了具体的介绍。
西方学者们一般分拉丁字母转写、译文、词汇表和注释四项内容。
这里我们在参照这种组织形式的同时，又增补了“原文”一项，是为了方便懂蒙语的读者阅读。
（五）引用参考文献广泛。
本文在资料利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在文中较多地利用了西方学者有关蒙古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六）长期以来，在文献研究领域，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和优势。
西方学者的特长是，能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善于对文献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优势在于：对丰富的汉文资料以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比较熟悉，善于对文献进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
如果我们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把西方学者的长处也吸纳进来，岂不更加完美？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积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在本文中尽可能地运用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
总之，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全部为残页碎片，世俗文书居多，时间跨度从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后期的近一百年。
这些文书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一些情况，从而为研究蒙元时期的敦煌历史、蒙元时期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史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虽然佛教文献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文书中，有不少属于前所未见的发现，如《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在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中所未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