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乐论研究述评
试论《乐记》研究文献述评
试论《乐记》研究文献述评《乐记》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著作之一，经过漫长岁月的收集整理，终于成为今日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材料。
因其作为音乐的重要理论著作，使其成为研究对象的焦点，并且在不同的时期研究者对其的理解和解读也有所不同。
本文将结合现有文献，就《乐记》研究文献做出简要的述评。
首先，对《乐记》的编辑和形成历程进行探究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以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为背景，不同学派的音乐家和文人理论家通过长期的争辩和实践，形成了不同的音乐学派，其观点和思想也体现在《乐记》之中。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乐记》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存在“大公制”和“小私制”的分化。
大公制是指官方的音乐系统，以礼乐规制的音乐为代表；小私制则是指民间音乐，以“杂乐”为代表。
传统的研究者大多只关注了大公制的内容，沉迷于礼乐制度的探究中。
近年来的研究者则从更广的视角考察了《乐记》，阐述了民间音乐在《乐记》中的作用和意义。
其次，在《乐记》研究的过程中，如何读懂和解释《乐记》所述内容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传统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根据《乐记》的文字，通过对文字的推敲来解释其内涵。
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从音乐本身出发，通过演奏《乐记》所记载的曲目，来更好地理解《乐记》中的内容。
比如，当前在音乐考古研究中对《乐记》的曲目进行了再现，这些曲目的演奏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的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有了诸多创新和突破，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
比如，过度关注《乐记》中的礼乐制度，而忽略了其中体现的音乐理论；只关注《乐记》的文字，而忽略了音乐的实践性；将《乐记》视为一部完整的著作，而忽略了其传承和流变等方面的研究。
这些问题提出了今后研究《乐记》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乐论》中音乐美学问题的研究
《乐论》中音乐美学问题的研究一、对《乐论》的作者及其历史的综述阮籍，魏晋著名的玄学名士，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与裕康齐名。
怀“济世之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
体现其美学思想主要见《乐论》、《大人先生传》、《清思赋》等论著。
《乐论》作为阮籍的论乐专著。
关于《乐论》的撰写时间，历史学家高晨阳先生对阮籍的《乐论》和刘勋的《乐论》也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刘勋也是受到了阮籍思想的影响。
应当将其撰写时间看作是正始元年至正始二年的作品。
二、阐述《乐论》中音乐美学的儒道家思想阮籍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是承袭了儒家学派“中和”的音乐美学思想，阮籍根据儒家音乐思想中关于“乐者乐也”的审美准则和要求，批评了“以悲为乐”的审美态度和倾向。
从理论上要求音乐审美必须以愉悦快乐情感体验为其特征。
竭力排斥音乐活动中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
同时其哲学思想也受到老庄影响。
在当时思想界“名教”与“自然”问题上，调和“名数”与“自然”的关系。
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视“顺天地之体。
成万物之性”为行乐的目的。
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律去适万物之“情气”。
阮籍音乐美学思想核心，一是为求得音乐与天地自然乃至人心的谐和，以“和”为美：再是要求音乐审美必须以快乐的情感体验为特征，以“乐”为情。
其音乐思想既非超越伦理教化的自然美学观，也并非具有什么纯粹美学的倾向，而是援道入儒，将传统儒家音乐思想染上一层道家的色彩。
其目的仍是为礼乐教化的实现。
三《乐论》中音乐美学体现的哲学问题魏晋时期“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旋律，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人物的阮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借用道家的观点对儒家的乐论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发挥，所以其审美观念、思想思维方式及总特征上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更能在音乐美学中体现出哲学的思想。
1．《乐论》的音乐美学中体现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阮籍在《乐论》中称颂的是“先王之乐”，是“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的音乐。
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变革研究
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变革研究在中国音乐史上，唐代被称为音乐的黄金时代。
唐代音乐以其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了后世音乐发展的重要基石。
本文将从音乐的流派、乐器的演进以及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等角度，对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变革进行研究。
首先，唐代音乐的流派丰富多样。
唐代音乐主要分为雅乐、俗乐和宗教音乐三大类。
雅乐是宫廷音乐，以宴会、祭祀等正式场合为主要表演场所。
在雅乐中，乐舞合一，音乐和舞蹈相辅相成，形成了独特的古代舞蹈艺术。
俗乐是民间音乐，以丰富的民间生活为题材，歌颂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
宗教音乐主要是佛教音乐，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佛教音乐和舞蹈艺术融入了唐代音乐中。
其次，唐代乐器的演进也为音乐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持。
唐代乐器较之前朝代更加丰富多样。
在唐代，新的乐器开始被引入，如筝、琵琶、笛子等。
这些乐器的出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法，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和和声效果。
同时，乐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使得乐器的音质和演奏技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再次，唐代音乐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唐代社会中，音乐与礼仪、文化息息相关，被广泛应用于宫廷、宴会、祭祀等场合。
音乐不仅是人们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种标志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皇家的雅乐成为宫廷文化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们通过音乐来展示自己的权威与威严。
同时，音乐也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成为庆祝节日和生活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变革离不开社会背景和历史变迁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宽容开放。
这为音乐的繁荣提供了土壤。
同时，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为唐代音乐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元素。
例如，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亚、印度、波斯等地的音乐文化形式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对唐代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唐代音乐有着如此辉煌的发展与变革，但随着唐朝的衰落和中国历史的变迁，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和表演形式逐渐失传。
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唐代音乐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
唐代音乐浅谈
音乐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中，还是在《周礼》所言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乐”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历代皇朝对音乐都很重视。
唐皇朝对音乐的重视程度更是达到极致，他们认为“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
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
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
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
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旧唐书•志第八•音乐一》) 基于这一认识,唐代各个时期的当政皇帝都很重视音乐的作用。
武德九年，唐高祖命孝孙修定雅乐。
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
当时，御史大夫杜淹认为：“前代兴亡，实由于乐。
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
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
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
”唐太宗则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
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
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尚书右丞魏徵亦言：“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唐代在朝廷对外对内的大小事务中广泛使用音乐，因应不同的场合、不同事务，使用不同乐曲和表演方式。
贞观二年，孝孙奏请太宗。
“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
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
祭圆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
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
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馀五钟虚悬而不扣。
及孝孙建旋宫之法，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
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
唐代文人的音乐理论与音乐创作
唐代文人的音乐理论与音乐创作1. 引言1.1 概述在唐代，文人们不仅擅长文学创作，还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研究。
他们探讨了音律与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自己的音乐理论进行创作实践。
唐代文人的音乐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的音乐艺术，也对后世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从唐代文人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实践以及其影响力与传承等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将介绍唐代文人对于音乐理论的探索和思考，然后阐述他们在实际创作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技巧，并分析其在作品中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法。
接下来将探讨唐代文人对后世音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从风格传承与延续以及评价和影响力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最后将总结唐代文人音乐理论与创作实践成果，并探讨其对今后研究与发展可能带来的启示和意义。
1.3 目的本文旨在全面展示唐代文人对音乐理论与创作的贡献，并探讨其对后世音乐影响力的传承与延续。
通过研究唐代文人的音乐观点、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唐代音乐的独特之处，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同时，也可以从中挖掘出可能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以推动古典音乐领域的传承与发展。
2. 唐代文人的音乐理论：2.1 唐代音乐理论概述：唐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文人音乐理论兴盛的时期。
在唐代，文人对于音乐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理论体系。
2.2 音律与音乐创作：唐代文人对音律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
他们研究了五声、七声等不同的调式，并运用这些不同的音阶来进行创作。
在创作中，他们注重旋律和节奏的组合，追求动听和谐的效果。
此外，他们还将诗词与音乐相结合，通过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来催生出优美动人的曲调。
2.3 文人对音乐的态度与观点：唐代文人普遍对音乐持积极正面的态度。
他们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增添生活情趣，并且能够表达内心真实感受和思想意境。
同时，他们将音乐视为一种高雅艺术形式，并强调其与礼仪、道德之间的关联。
他们认为音乐有助于修身养性，能够提高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境界。
荀子《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荀子《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摘要】：荀子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的集大成者,其著述《乐论》所蕴含的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音乐理论专著。
《乐论》在继承孔孟儒家音乐思想的基础上,展现了荀子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并对后世音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乐论》处于多重因素交织的时代背景之中,与儒家的孔孟论乐、墨子老庄的“非乐”思想关系密切,而且《乐论》本身也涉及到了乐与礼、乐与美善、乐与中和等关系的阐释,再加之学术界对《乐论》的研究尚且不尽充分,目前中国美学对于《乐论》还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美学观念。
基于此,本文认为对于《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仍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美学不断被重视和发展的今天,对《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总结和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尝试从美学的角度对《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探讨,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荀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系统地阐述了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与孔孟、墨子老庄及先秦其他典籍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之上论述了荀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
第二章:重点分析《乐论》中音乐美学的审美层次,从乐与乐的感官层次、乐与情的情感层次以及乐与礼的社会层次作为分析视角,逐层递进展现音乐受之于耳,达之于心,再教之以礼的审美层次。
第三章:阐述《乐论》音乐思想的功能,主要包括音乐伦理教化功能、王道政治功能和人格修养功能,以此对《乐论》的音乐审美功能形成整体的美学观照。
第四章:探讨荀子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试图通过对董仲舒、周敦颐和王守仁等音乐美学思想中所折射出的荀子音乐美学观的分析,展现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后世音乐美学中的发展和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综述
②〔汉〕班固：
《汉书》，
〔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 1712 页。
③〔唐〕魏征等：
《隋书》，中华书局，1973，第 288 页。
④〔汉〕班固：
《汉书》，
〔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 1712 页。
⑤梁厚意：
《〈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
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 ⑤1998 年，
《中央音
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
乐学院学报》第 1 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
“三
《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
《汉
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
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
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 年《星海音乐学院
记》为公孙尼子次撰，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即公孙
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则说到，
“今传《乐记》，虽然
尼子编辑或写作了《乐记》，可是《公孙尼子》的二
经过《礼记》编者的编纂，但其原作者应是战国初
十八篇中并不一定含《乐记》的二十三篇。当然，
期的公孙尼”。⑧金钟在 1979 年《人民音乐》第 7 期
无论是取自《公孙尼子》还是公孙尼子次撰，在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综述
●林冠华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乐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对《乐记》中的
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乐记》中乐教思想的阐释、
《乐
记》的比较研究等六个方面。此外还有对《乐记》的心理学研究、符号学解读，以及对《乐记》
唐代歌行研究的新收获——读《唐代歌行论》
唐代歌行研究的新收获——读《唐代歌行论》《唐代歌行论》是中国学者孙康宁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详细研究了唐代歌行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对唐代歌行文学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通过阅读该书，我获得了以下几个新的收获。
首先，我深刻认识到唐代歌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代歌行是中国古代流行音乐的典型代表之一，它融合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唐代歌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极高的流行度，成为人们娱乐、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正是因为其深受民众的喜爱，才使得唐代歌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其次，通过《唐代歌行论》，我了解到唐代歌行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孙康宁先生详细地考察了唐代歌行的前身和形成背景，指出它起源于汉末民歌和曲艺的发展，通过汉魏时期的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唐代歌行艺术形式。
在唐代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唐代歌行逐渐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各异，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流派和代表作品，非常有益于我对唐代歌行的全面认识。
第三，通过《唐代歌行论》，我发现唐代歌行的艺术特点十分突出。
首先，唐代歌行注重节奏感和韵律感，以适应音乐的需要。
其次，唐代歌行注重形象描绘，通过歌词和音乐的结合，生动地表现人物形象和情感。
再次，唐代歌行注重曲调的多样性，既有激昂豪放的曲调，又有细腻柔情的曲调，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
最后，唐代歌行注重社会意义，既有对宫廷生活的描绘，又有对民间生活的反映，是文化和社会的有机结合。
这些艺术特点使得唐代歌行在当时成为一种独特而受欢迎的艺术形式。
此外，《唐代歌行论》还对唐代歌行的影响和传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通过对唐代歌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后世音乐文化的深远影响。
唐代歌行的艺术特点和创作方法对后来的音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唐代歌行的内容和主题也为后世音乐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素材。
此外，《唐代歌行论》还详细介绍了唐代歌行的传承情况，指出它在明清时期有所衰落，但是仍然在一些地方得到了保留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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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乐论研究述评作者：王维来源：《理论观察》2021年第01期关键词：唐代乐论;学术史梳理;研究动态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1 — 0100 — 0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的王朝，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达到了汉代以降的顶峰，在思想文化上更是异彩纷呈、气象万千，因此历代学者对于唐代文化的研究一直热度不减。
但是在众多唐代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唐代乐论研究却有点“冷门”。
这一领域之所以受到冷落，也许与唐代乐论的杂糅性有关，很多唐代乐论都深藏于各类正史、政书、文集等文献当中，这些乐论思想又常常与唐代士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思想掺杂在一起，想要搞清楚这里面究竟哪些属于单纯的乐论思想，哪些是士人们借助乐论去表达政治经济等含义，是需要学者们以极大地学术热情和研究毅力去沉潜到庞大的史料中进行爬梳剔诀、提纯归纳的。
研究难度之高，的确让人望而却步。
但是挑战也是机遇，也许正是因为唐代乐论的复杂性、杂糅性特点反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从唐代乐论的角度去关联唐代的政治经济等文化现象，由微至著，以此可以将唐代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鉴于此，本文将对近年来的唐代乐论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的归纳，以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做好准备、铺平道路。
唐代的乐论思想散布于唐朝及后世的正史、政书、文集、乐志、类书、传记等文献当中。
本文将有关唐代音乐的古代文献分为如下五个方面：（一）记录唐代音乐历史与典章制度的文献有：《旧唐书》《新唐书》《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乐典》《唐会要》《贞观政要》《文献通考·乐考》《太平御览》、陈旸《乐书》、《资治通鉴》等，这些文献主要是从官方的角度对包括音乐思想在内的思想文化进行统一规范，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二）有关唐代音乐文学思想的文献有：《全唐诗》《全唐文》《唐音癸签》《乐府诗集》《文苑英华》《碧鸡漫志》等。
这些文献中收录了大量与音乐相关的唐代诗文、乐论思想，展现出唐代多元的音乐文化样态。
（三）记录唐代古琴音乐思想的文献有：薛易简的《琴诀》、赵耶利的《琴叙谱》、陈拙的《大唐正声新徽琴谱》等，多辑录在宋代朱长文的《琴史》及明代蒋克谦的《琴书大全》中，这些文献融摄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对唐代古琴演奏方法的确立、审美意蕴的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記录唐代民间音乐思想的文献有：崔令钦的《教坊记》、南卓的《羯鼓录》、张鷟的《朝野佥载》、刘肃的《大唐新语》、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李昉等撰《太平广记》等，这些文献对唐代的俗乐与胡乐进行了详实介绍，体现出唐代民间音乐思想与主流思想之间的对立和交融。
（五）涉及唐代宗教音乐思想的文献有：道宣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普济编《五灯会元》、道世撰《法苑珠林》、赞宁编《宋高僧传》、释静与释筠撰《祖堂集》、释道原撰《景德传灯录》、《大藏经》、《道藏》等，这些宗教文献中的音乐观主要体现在佛道的宣教功能以及象征意义方面，具有一定的音乐美学价值。
以上是对唐代音乐的古代文献进行的梳理，下面本文将对20世纪以来当代学者对唐代乐论思想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
20世纪以来我国唐代音乐研究涉及到音乐历史、音乐思想、音乐制度、音乐译谱、音乐文学、音乐交流等不同领域，本文主要对唐代乐论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一）唐代乐论思想的整体特点研究。
主要观点有：多元化特征。
认为唐代乐论继承了先秦儒道与魏晋玄学的音乐美学思想，以儒道玄学的相互融合为基础，融入大量异族文化元素，形成了唐代乐论的多元化思想特征（陈东，2006）。
二元世界观。
对比佛经中的佛乐风格与敦煌壁画、敦煌文献中的俗乐现象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指出这一矛盾现象可能与唐人“二元世界观”有着某些联系（叶明春，2013）。
（二）唐代乐论思想的个案研究。
主要观点有：统治阶层的礼乐政策。
通过对唐太宗、唐玄宗等唐朝统治者的乐论思想研究，认为他们实施了比较开明的文教礼乐政策，重视外来音乐和古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注重对文化典籍、音乐文献的搜集、整理及编撰工程的建设，推动了唐代音乐文化的跃进和艺术品格的提升（修海林，2004）。
文人乐论的内在矛盾。
这类研究通过探讨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唐代文人的诗歌与乐论文章，指出他们作为儒者有着“崇雅贬俗”的自觉，作为平民却极力享受“俗乐”带来的欢愉，作为文人又利用诗文的形式努力在雅俗之间调整平衡，其乐论思想集中表现出在绝对服从王权与追求个人价值之间的深刻矛盾（秦序，2001）。
（三）唐代古琴乐论思想研究。
主要观点有：儒释道思想的融合。
唐代古琴思想体现了儒释道精神的兼容并存以及唐代文人从携琴入世到抱琴退隐的情感渐变。
（苗建华，2002）。
文人琴与艺人琴的关系。
唐代古琴音乐在延续传统文人“自娱”功能的基础上，逐渐向着“娱人”的艺人琴方向发展，出现了大量古琴演奏的美学理论。
（李祥霆，1995;刘承华2005）。
（四）唐代俗乐审美思想研究。
主要观点有：胡乐融入带来的开放审美观。
通过胡乐入华的发展过程、流变轨迹及美学风貌的描述，揭示出胡乐对唐代音乐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的影响（罗希，2012）。
“排胡”思想背后的传统夷夏观。
安史之乱后衰落的历史事实带给文人强烈的内心冲击，导致杜佑等唐代士人的乐论中出现了复兴雅乐、排斥胡乐的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出儒家礼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唐代士人尊王攘夷、经邦治国的音乐史观（郑祖襄，1996）。
从“雅俗之辩”到“由俗入雅”。
经过与俗乐、胡乐、佛道音乐的砥砺淬炼，唐代雅乐最终融铸一新成为新的音乐审美样态（柏红秀、李昌集，2004）。
（五）唐代佛道乐论思想研究。
主要观点有：佛教音乐的宣教功能。
通过对“如来梵声”等乐论思想的分析，认为唐代佛教音乐的作用在于否定世俗之乐，以体悟到“天乐”作为抵达佛门净土的途径（蔡仲德，2003）。
佛教音乐思想中的“空本体论”。
通过考察唐代士人吕温的乐论思想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其《乐出虚赋》中所表达的音乐哲学是一种与佛教思想相关的“空本体论”（赵玉静，2004）。
成玄英的“乐音和性”思想。
道教思想家成玄英在对《庄子》进行疏解时继承了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并在道教重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乐音和性”的美学主张（李雄燕、潘显一，2012）。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的唐代乐论思想研究在整体特征、个案分析、古琴思想、俗乐思想、佛道乐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
其研究价值首先在于学者们为唐代乐论研究明确了研究框架，为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学术建构提供了范型。
其次是这些研究扩大了唐代乐论思想研究的文献范围，为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资料。
此外，唐代乐论在雅乐与俗乐之辩、胡乐与华乐之别、佛乐与雅乐的关系等等比较研究方面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
这些都是值得学者们借鉴和学习的有益方面，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整体特征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唐代的历史文化变迁与士人乐论思想演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论述。
许多乐论思想在唐代士人一生的思想轨迹中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某些观点只是体现了这个士人某一阶段的思想，不能以偏概全。
二是个案研究方面，学者们多在陈述唐代乐论“是什么”，缺少“为何”及“走向何处”的深水区阐释。
比如为何唐朝盛期的乐论思想呈现出开放而多元的趋势，但到了唐代中期又为何出现了保守的倾向？唐盛期与唐中期的乐论思想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和区别，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唐代士人的乐论思想中出现的内在矛盾与时代危机之间有何关联？三是古琴思想研究方面，学者们没有提供唐代琴论思想结构形成的历史依据，琴论特征概括较为笼统。
唐代琴论与汉代琴论、魏晋琴论的关系是什么？有哪些思想是延续而来的，又有哪些思想是唐代琴论独有的？四是俗乐思想研究方面，学者们没有阐明士人面对雅俗矛盾而做出复兴礼乐这一价值抉择的根本原因。
既然唐代社会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儒家礼乐在唐代已经没落，那么唐代士人重提礼乐的内在动机是什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唐代士人作出这样的复古倡议？五是佛道乐论思想研究方面，学者们忽视了其在历史语境中的演变过程，缺乏对佛道经典的深度解读。
唐代的佛教教理派别众多，比如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等，如何在各种佛教派别中厘清其内在理路，并将这些佛教思想与唐代乐论相关联，这是摆在当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此外，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思想与唐代乐论思想之间又有哪些关联与不同。
不能将道家与道教含混在一起讲。
唐代是个多元开放的朝代，各种信仰思想林立，很多士人既信奉佛教，又是儒家的忠实信徒，还有着某种道家思想的倾向，因此如何通过他的乐论思想折射出他复杂的信仰归向也是需要学者们进行极其精细地分层作业的，不可一概而论。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学者们在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唐代乐论进行研究时，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回答：一是如何看待唐代历史文化变迁下的乐论思想？也就是将唐代乐论放置在唐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进行审视。
二是唐代士人进行乐论阐述的意向心理是什么？这涉及到士人的信仰归属、政治理念以及人生经历。
三是乐论思想的自身结构是否存在另一种解释？即跳出唐代自身的本土文化视域，从外族文化入侵这一历史事实中来看待唐代乐论思想中的张力结构，这里面是否存有某种“挑战与回应”的意味？四是礼乐精神如何影响唐代乐论？这就涉及到前代传统思想的延续问题，为何到了唐代出现了儒学的没落与唐中期儒学的复兴，礼乐精神中的什么因素激发了唐代士人重拾这一古老的乐论传统。
五是儒释道思想与唐代乐论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唐代乐论较为复杂难解的地方，因为几种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需要在唐代乐论中找出这些思想的“互文”关系。
六是找出唐代乐论思想的精神实质，重新锁定唐代乐论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地位。
对应这些问题，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为学者们提供几点研究思路，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乐为起点，重寻唐代乐论的内在理路。
即以乐论为起点，顺着唐代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找到士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回应方式，厘清唐代乐论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
以乐为中心，重塑唐代乐论的思想内涵。
即描述唐代乐论思想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分析进一步探究唐代士人的意向心理构成，重塑其精神内涵。
以乐为终点，重溯唐代乐论的精神本源。
即通过唐代乐论思想的外部历史和内部心理的双向研究，追溯唐代乐论思想的精神本源。
以乐为参照，重审唐代乐论的价值判断。
即通过上述研究引导出唐代乐论思想的价值判断，以此确立唐代乐论思想的历史地位并对其存在的矛盾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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