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 (最后定稿)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
作者： 林岷
出版物刊名： 文史知识
页码： 56-58页
主题词： 今文经学 儒家经典 古文经学 汉代 儒家学说 儒学传播 博士 孔子 经今古文之争 知识分子
摘要： 儒家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
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播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
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
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
历史趣闻历史上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怎么回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历史上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怎么回事？导语：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
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
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
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
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生活常识分享。
今古文之争
試述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由來。
先秦典籍經秦代焚書及秦末的戰爭後，民間及政府的藏書，蕩然無存，所以沒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
自惠帝廢挾書令，文帝獎勵獻書，研究經書的風氣才漸開展，至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變成博取利祿的工具，而經學家都希望立為博士，結果有十四博士並列於學官，他們均屬「今文學派」。
而十四博士的經傳，皆憑秦末的儒者口頭傳述，靠記憶背誦出來，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成書，輾轉傳授。
至於「古文經」則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據說其來源或由牆壁中發現，或為民間獻納，如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
西漢平帝時，劉歆奉命校閱祕閣藏書，覺得這些經傳極為珍貴難得，主張立於學官，但遭受今文經學家反對而放棄。
其後，王莽當政，與劉歆關係密切，尌憑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書》、《周官禮》、《左氏春秋》與《毛詩》列入學官。
自此，擁護今文的舊派，與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針鋒相對，於是造成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除了因文字及解經不同而有爭論外，其實最主要是利祿之爭。
兩家爭立為學官及置博士弟子，無非是爭利祿，因為伏生所傳的尚書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於秦焚書時將經書藏於壁內，至漢時才從牆壁取出經書。
此等經書必定是古文經，而且亦可見藏書於壁中是普遍現象，並非孔宅是這樣。
故當文帝獎勵獻書以後，古文經便會陸續發掘出來，並獻上朝廷，故宮中祕藏有古文經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經全屬劉歆偽作，未免武斷。
同時，伏生將所藏的古文經傳與晁錯，經晁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下，尌變成今文經。
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指出今古文之爭〆「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
」他說得十分正確。
試述今文經與古文經之主要分別。
今古文經的分別，不僅在於書寫文字的不同，還有多方面之不同。
現分述兩家之主要分別如下〆從經傳版本來比較。
今文家的經典底本，除了公羊、穀梁外，大體是古文所寫々但自改成隸書後，一切經典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本為根據。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
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
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经学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原因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原因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
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
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
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
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
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
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
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明清时期一直存在的问题。
先来说说今古文之争的原因。
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社会上文学遗产流失造成的。
大量的白话文著作的出版和发表，加上明清时期有些著作是将明代著作翻译为白话，但是毕竟有部分内容不易为人们理解，所以有人就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明代人的很多著作其实还是使用文言。
这样一来，自然就产生了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争论。
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白话文也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中，白话和文言是两种不同的书面形式。
简单点儿讲，就是白话是口头形式，文言是书面形式。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话的特征是：使用口语，词汇比较丰富；而文言则是注重书写，注重典故、对仗等等。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古文家才与今文家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争论。
如果说欧洲的“白话运动”是中国古文运动的直接产物，那么，古文家与今文家的争论又怎能不算是今古文之争呢？当然，我们并没有必要非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只是，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要出现各种思想的碰撞，这本身就是十分有趣的事情啊！再来谈谈这次争论的结果吧。
虽然后世有人批评古文家的观点太过迂腐，甚至连孔子都说，周朝衰败是因为“人心不古”。
但是仔细考虑起来，似乎真的找不到反驳这句话的证据——孔子曾经游历诸侯，向许多国君阐述过他的政治主张，无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还是秦穆公，孔子都曾经拜访过他们，听他们讲述治国之道。
试问，如果他们不信任儒家思想，难道还要让孔子去做官吗？既然孔子的思想得到了认可，那么孔子所推崇的思想自然应该被称作“古文”。
况且，如果孔子是古文家，那么其他的那些古文家又该叫什么名字呢？他们也都是今文家呀！这样一来，或许也就不会引起今古文之争了吧。
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划分，其实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
而根据朱熹的意见，《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而孔子本人却并不属于古文家。
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指出了《春秋》“古文家”的错误。
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实质：起于西汉的经学被系统性混入伪学、伪史
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实质：起于西汉的经学被系统性混入伪学、伪史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起源和形成于两汉，尤其是西汉的经学，存在系统性矛盾。
但这个矛盾，在清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而清朝由于专做考据，于是就将这个系统性矛盾充分暴露了。
对这个矛盾第一个进行系统性总结的，就是晚清的廖平。
然后，他企图对这种系统性矛盾给出解释。
很遗憾，他不仅没有能力解释，还因为曝光这个矛盾，而制造混乱，给经学带来巨大破坏，是经学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廖平最先以今古文来归纳解释这个系统性矛盾，并进一步给出阴谋论的解释，就是王莽篡汉时，为寻找合法性，指使刘歆，伪造了古文五经。
基于这些想法，廖平写了一本小书《今古学考》，并拿给康有为传阅。
结果康有为偷偷将其扩写成《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
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惨败和康有为的五经伪造说形成共振，中国对五经的学术信仰、信心轰然崩塌。
这个事还使得廖平和康有为之间出现了一场笔墨官司，康有为因为扩写廖平的关于今古文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成为顶流网红，这让廖平很不爽，指责其盗版和抄袭。
康有为也是脸皮特别厚之人，对借鉴、抄袭廖平之事，闭口不提。
然后，廖平学生蒙文通，尊奉师命，继续对这个经学系统性矛盾之来源，进行解释。
提出很有创见的中国文化三系说。
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本来有三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对同一事物，认知不同。
不过，他的三系之划分，也很粗糙机械。
基于这些观点，蒙文通写了一本小书《古史甄微》。
为何说蒙文通很有创见，他将经学中的矛盾，转化为一个文化冲突问题，或者说用文化冲突来解读经学的矛盾，这是一个突破。
之所以说蒙文通又很粗糙、机械，因为他简单粗暴地认为，中国文明是由三个文化集团融合而成，这三个文化集团分别是：东方的儒家文化集团、北方的法家文化集团、南方的道家文化集团。
不过，这还意味着，他也在用文化的不同和冲突，来解释诸子百家的起源，各家间的观点不同，归因于文化的不同，也很有创见。
而且，蒙文通的中国文明由多个文化融合说，正在得到考古学的验证，也使得其成为现代考古学中的经典之作。
评述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评述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
始于汉朝仁宗时，大致到晚汉时期完结，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涉及着汉代学术史上重大的风气，即今古文道斗争，及其产生的折衷思想的兴起。
此次争论，有两个重要派别，即今古文运动和经学运动，这两个派别代表着汉代经学和文学的发展道路，都以辩证解释经典和文献，互相争辩，斗争不断。
今古文学家的主张，像车老师、司马迁等人，提倡“今字古意”，即以今人的字形用古之意
思来解释古文，不拘泥于字形的真实意义，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差异性文化，他们的强调
是要维护古代文献的神髓，一定要加以充实，使古文成为有意义的“今人”的语言文字，促
进今古文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经学家们，比如谢灵运、刘义庆等人，认为，古文译以“古字古声”为根本，力
求维护古经的完整性，以维护"古<经"的真实形象，他们主张弘扬古代文献真实意义，把
其真实形象呈现给人们。
今古文经学争论，一方是提倡“今字古意”的古文译法；另一方是提倡“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
在古代，“今字古意” 大多成功，比如山海经、太玄经等宋朝的译本，“今字古意”的新译，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知识面。
但是，“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因为这种文献译法可以维护古经完整性，解释古经的至源，对提高中国文学理解水平有明显贡献。
总之，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块重要考古篇章。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就在于汉代文化发展中，经学古文的反思和研读，才把古文思想和道义形态化，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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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
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
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
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
《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
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
如: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因而今文经学的《公羊传》、《穀梁传》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
特别是《公羊传》被认为地位最高的一经。
这些今文经由此任意附会经义，不合本旨，可见一斑。
古文经学注重对经书的训释,注重典章考据，学风朴实。
如: ( 1)元年春王正月。
( 《春秋.隐公元年》)《左传》解释为: 惠公之妃孟子卒, 继室以声子, 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
生桓公, 而惠公薨,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 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 摄也。
可以看出《左传》的解释，不穿凿, 不任意阐发，对经文解释得准确又精炼。
2.今文经学解释经文的视角是政治的, 《春秋》中：郑伯克段于焉。
《公羊传》重点阐发“克”字中隐存的微妙大义，《榖梁传》则重点谴责郑庄公处心积虑陷害兄弟违背亲亲之道的行为。
宣扬“阴阳五行”之学, 杂以“灾异谶讳”之说。
无论是《公羊传》的灾异, 还是《穀梁传》的“天人感应”之说, 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假说, 是极其荒诞的。
今文经学的空疏荒诞邹智极端，发展出谶纬神学，神秘主义极一时之盛。
古文经学的研究视角是历史的，同样对于“郑伯克段于焉”这件事，而《左传》讲述的重点是这个事件的本身。
另外它还注意到
用声训来解释经文, 是对训诂学的重大突破。
如: ( 1). 未见君子, 惄如调讥。
(《诗经.周南. 汝坟》)《毛传》:调, 朝也。
(2). 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
（《诗经.卫风. 氓》）《毛传》：悼, 动也。
虽然用声训解释词义还存在“依声取义”的现象, 但通过声训可以探索出古音的一些规律,由古音通训诂, 在训诂学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古文经学训释经书的文风对清代“朴学”有很大的影响, 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朱骏声等尊崇汉学, 重视故训,由音考义, 自出新说。
之后训诂学基本上是沿着这条“朴学”之路向前发展的。
3．解释经书繁琐空虚。
汉代史学家刘歆曾指出：分文析义, 烦言碎辞, 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信口说而背传记, 是末师而非往古。
前面所引: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有一百多字,《穀梁传》的解释二百多字。
并且文字拖沓,史实少。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明确批评今文经学繁琐之弊。
古文经学对经书的解释简明扼要,概括力强。
如: 郑人伐卫。
(《春秋.隐公二年》)《左氏传》“郑人伐卫。
伐公孙滑之乱也”。
( 2). 相鼠有皮, 人而无仪。
(《诗经.鄘风.相鼠》)《毛传》:相, 视也。
无礼义者虽居尊位, 尤为闇昧之行。
(3). 谁渭河广, 一苇杭之。
(《诗经. 鄘风.河广》)《毛传》:杭, 渡也。
文字简练，简单明了,表达清晰。
另外以研究《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们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家们崇奉周公，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家们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清朝末年。
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后世二千多年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汉成帝年间，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学术公案——古今文之争的序幕。
刘歆认为古文经《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馆，给以合法地位。
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但由此引起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东汉章帝时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为巩固封建统治，统一学说，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议》，极大削弱了今文经的势力，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也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
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宋代由于“宋学”的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
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
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
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
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
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
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在我看来，经书的内容难以理解，因而充满争议。
但却又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以及正当性来源，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
加上汉武帝对於经学的奖励推行，使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
但这些人面对风靡于世不同版本的经书，使得他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
在政治层面，只要哪一种经学对巩固统治有利，统治者会不遗余力的增强这种经学的实力，提高它的影响力。
说到底经学在这段时间内的斗争，不过是争当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已。
除去政治层面，当然也不仅仅如此，今古文之争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丰富了经学的内容，提高了经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后世我们研究今古文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