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今古文之争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内容摘要：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经今古文之争，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但最终在一批批经学大师的努力下，双方开始趋向融合。

这不仅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贯穿着之后近两千年的学术史之中。

关键词：今古文含义斗争原因过程影响以“经”专指儒家经典，是在汉武帝之时。

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博士”，这时候的经已经初步具备了法定经典之意。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经下设置一名或几名法定博士，各自以家法传授给弟子，研究儒家经典，贯通古今。

为了激励士人专心儒学，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

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得天下学士靡然风从，鹜求补列博士弟子、受业习经。

因此，传经、注经和解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便是两汉至明清被神学化了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之后，经学被推尊为了统一天下的思想的官方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术的总源。

但是，由于经学内部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延续千年的经今文和经古文之争。

西汉初年，重修文治，开始对古籍进行发掘与整理。

然而秦朝时期的焚书使得前秦的古书典籍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已无旧本，有的仅是战国秦代以来的老儒家们凭借记忆背诵，口耳相授，由弟子们以当时所使用的文字——隶书抄写并整理而成，这部分儒家经典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派为什么由互相间对于经书、经学的说法发生了那么多的不同？第一个原因在于无意间的立异。

各家的老师在讲解经书时难免有不一样的各家之言，或是在听、记时也难免弄错的。

接着就一代代的往下传，错误也就随着一代代的传授下去。

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这就是无意之间形成的分歧所发生的变异。

第二个原因是故意的分歧。

因为要争着当“博士”，就故意立异。

于是对于经书越讲越错，而经书本身也就越来变化越多，甚至于故意将经文写错。

这就是汉朝经书的变异情况。

由于今文学派既读不通书又权势过大，以致经学混乱。

从而为古文学派的创立奠定了条件。

古文经派是汉人刘歆创立的。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在当时为中垒校尉，专管校书，能见到当时所有的书，比之博士，见闻很广。

因为汉代皇家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刘歆就用古字体的经书来纠正今文学派的错误，因而被称为古文学派。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具体的有四方面的差别：一、两者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目、抄本时间不同。

今文经使用的文字是隶书，古文经用的是六国古文书写。

“所谓今文经学仅限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或稍迟写定的经书金文写本，除此之外，凡有古文祖本的经书传本，不论是隶体还是古籀，都可以属于古文经的范围。

”①现存的今文经有《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仪礼》等，现存的古文经有《周礼》、《左传》、《毛诗》。

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最重《左传》。

二、两者的“立于学官”。

今文经学的视角是政治，利于君主对于思想的统一和国家的管理；古文经学从历史发掘，讲文字训诂，究明典制度，不为皇帝所深爱。

三、两者所尊崇的圣贤对象不同。

今文经学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受命”的“托古改制”的“素王”；古文经学推崇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家。

四、两者的学风不同。

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学风活泼而古文经学注重典章考据，学风朴实。

“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

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①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11月第1版第61 页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

各有偏长，不可诬也。

”①综各家之言，孙筱提出“所谓今文经是指自文景至平帝，刘歆提出置古文博士时，立于中央官学的用隶书传抄的经书，治今文经则称为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源于刘歆，是相对于今文经学而产生的经学学派。

”“古文经来源有三：汉代所发现古文本经学、民间传本和作伪本。

治古文经则称为古文经学。

”②学者一般认为，两汉的今古文之争先后发生过四次。

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汉哀帝建平元年 (前6)，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

汉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遭到今文经学代表的强烈反对。

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固守今文经学的大臣、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③。

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

从而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

刘歆建议将古文经学立于学管的努力，因遭到今文经学当权者的反对而告终。

这场经今古文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

但这次争论略带学术性质，并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

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与他们他们争夺利益。

古文经自汉初开始出现，经刘歆整理并公布之后，虽未能立于学官，但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五年后汉哀帝病死，汉平帝即位，王莽专政。

王莽为实现其夺取西汉政权的理想，实行托古改制，从经学中寻找其理论依据，于是选中了古文经学。

因此对刘歆信赖有加。

于公元5年，正式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从此古文经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王莽在夺取西汉的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基本上今古文经并用，但是古文经更受重视，成为了他改制的思想工具。

这一时期，加上古文学者的不断努力，古文经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汉光武帝在对待经学的态度上相对来说比较的宽松，一方面注意今文经学的博士，一方面又允许古文经学的发展。

而古文经学的不断发展，力量的不断壮大，古文经学者为能够重新立于学官而努力。

据《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建武初年，刘秀即已恢复了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

古文学家、尚书令韩歆又上疏，想要为《费氏易》、《左传》立博士。

于是在四年正月，召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对韩歆的建议展开讨论。

刘秀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并指名要今文《梁丘易》博士范升发言。

范升上奏：“《左传》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④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

最后光武帝决定立《左传》博士，但是考虑之后立司徒从事李封为博士，《左传》立于学官之后引起了今文经学代表任务的不满。

但不久，李封病逝，《左传》博士被废，古文学被逐出学官。

这就是汉代的第二次论争。

汉代的第三次今古文之争，实际是由章帝发起的，是章帝支持古文经学大师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序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②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9-300页 2002年10月第1版③《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④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年版贾逵对今文经学展开的一次全面挑战。

最终开了东汉太学教授古文经学的先例。

这是古文经学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一系列对今文经学的挑战，由于有章帝的支持，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东汉桓、灵帝之际，今文经学由于附于政治，日益谶纬化，逐步的衰落。

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重振公羊学，集公羊春秋传释之大成。

发表一系列的关于古文经学的弊病学说，认为古文经学皆不可救治。

何休的言论引起了古文学派的强烈不满，郑玄等古文学者对何休进行了全面的批驳。

郑玄和何休的争辩使古文经学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各地学者皆投奔郑玄“郑玄徒党遍天下”。

这是今古文的第四次也是汉代的最后一次争论。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

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

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古文经学虽然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它们对于经书的解说不同，治经的方法与学风均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学。

在维护汉代封建统治，为封建政治服务方面都是一致的，两者并没有本根的利害冲突。

这就是汉代的今古文两派虽有斗争却能够长期并存并走向融合的政治基础。

对于两汉今古文之争不能作简单的评判, 但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深刻启示, 也不容作简单化的处理。

经典解释的争论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文化的转型。

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

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才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1]冯天瑜、杨华、任放编著：《中国文化史》（彩色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2版[2]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9月第4版[3]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2年7月第1版[4]《中国史学史》讲义[5]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2期[6]程志敏：《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