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权力
话语即权力的例子
话语即权力的例子话语即权力，意味着通过言辞和语言的运用，个体或组织可以对他人产生影响，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权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下是十个以话语即权力为题的例子。
1. 政治演讲：政治家通过演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目标，通过言辞的力量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巩固。
2. 法律词语：法律是一种话语体系，通过法律的文字表达和解释，法官、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拥有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权力，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对社会秩序和公正产生重大影响。
3. 广告宣传：广告是一种通过言辞和形象来推销产品、服务或理念的手段，广告的话语和表述有力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行为，从而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4. 教育言论：教育是一种通过言辞和知识传授来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教师通过言辞的力量来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而对个体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5. 媒体报道：媒体是一种通过话语和图像来报道和传播信息的机构，媒体的话语权可以塑造舆论和公众的认知，影响社会事件的解读和评价，对社会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6. 商业谈判：商业谈判是一种通过言辞和沟通来达成商业协议和交易的过程，双方通过话语和辩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影响对方的决策和行动，从而实现商业权力的获得和发展。
7. 社交辩论：在社交场合，个体之间的言辞和辩论可以影响彼此的观点和态度，通过言辞的力量来争取认同和支持，从而在社交关系中取得影响力和支配地位。
8. 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种通过言辞和实验证据来推动知识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过程，科学家通过科学的话语和论证来影响学术界和社会对特定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对科学界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9. 宗教布道：宗教布道是通过言辞和宗教教义来传播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活动，宗教领袖通过言辞的力量来影响信徒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对宗教社群和信仰产生重要影响。
10. 社会运动口号：社会运动通过言辞和口号来表达运动的目标和诉求，通过言辞的力量来凝聚和动员群众，影响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进程，从而对社会权力关系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福柯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的局部理性化过程，这不同于马克斯·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宏大理性化过程的反思。
在福柯那里，社会现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认识主体不是传统主体哲学中的超验主体，而是形式主体，因社会实践位置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主体性。
科学话语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实践的结果：与传统哲学的认识生产路径“意识-认识-科学”相比，福柯的考古学遵循的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话语)”，系谱学的介入进一步展示这种科学话语的产生过程。
在系谱学意义上，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过福柯感兴趣的不是事物的历史，也不是理论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以及思想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即事物成为问题的方法的历史：为何在某个既定时期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是某种类型的问题，为何是某种问题化方式。
(58)借助这种“问题化”，通过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解释了不同“知识领域”中主体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使我们看到，在考虑人类社会乃至自身的建构时，不能把话语与权力分开。
在考古学-系谱学层面上，社会现实以及主体性的建构在微观权力层面上表现为对知识(或历史先验)的把握和对作为权力战术的程序的掌控。
要理解这种“建构”就要从了解社会实践入手，具体地了解实践领域中知识和话语形成的规则，同时思考权力技术(更多体现为非话语实践的设置、安排以及程序)的配置，不能依赖超验的主体想象，脱离现实社会实践。
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传播是建构”的传播学命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和既定时期，话语的生产不是随意的，是有条件的，受一定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控制，其中话语的生成条件就构成了某个时代“象征秩序及其表达”的“阅读格栅”，而且话语不仅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更重要的是在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套权力关系。
“话语—权力”视域中的艺术定义问题
“话语—权力”视域中的艺术定义问题话语和权力是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的重要议题。
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中，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丰富的讨论。
在艺术领域中，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艺术定义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它涉及到对艺术的本质、功能和地位的理解，也涉及到艺术话语在社会中的权力运行方式。
本文将从“话语—权力”视域中对艺术定义问题展开探讨，探讨艺术话语的权力性质，以及如何从话语—权力的角度理解和思考艺术的定义问题。
要理解话语和权力的关系。
话语是指通过语言、符号和行为来表达和传递观点和看法的方式。
权力则是指一种对他人行为和决策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能力。
在社会中，话语和权力密不可分，话语可以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和实现方式，权力也可以通过话语的控制和引导实现。
在艺术领域中，艺术话语的权力性质体现在多个方面。
艺术话语的权力性质体现在对艺术品的定义和评价上。
艺术品的定义和评价是由权威和话语权的持有者来决定的，他们的话语对于艺术品的认知和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这些权威和话语权的持有者可以是艺术家、评论家、学者、机构等，在他们的话语影响下，某些艺术品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而另一些艺术品则被边缘化和排斥，失去了话语权和展示机会。
这种情况反映了艺术话语的权力性质，以及话语权的不平等和专制性。
在艺术定义问题上，需要审视和批判话语权的垄断和滥用，探讨不同话语权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推动多元化的艺术话语和评价体系的建立。
艺术话语的权力性质体现在对艺术市场和产业的影响上。
艺术市场和产业是一个权力与资本交织的领域，话语权和价值认同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些话语权持有者通过自身权威和资源的积累，对艺术市场和产业进行话语引导和控制，影响着艺术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这导致了一些商业化和功利化的艺术现象，一些艺术品由于符合市场需求和话语权导向被迅速推广和宣传，而另一些艺术品则因为不符合话语权导向而被无视或排斥。
话语与权力秩序的构建——地方政府官员言论规制断想
是 限 权 政 府 或 说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的 内 在 要 求 政
府 的权力 是有 限 的 ．同时政府 的权 力是 受 到制 约和规
受 约 束 的 权 力 运 作 机 制 为 一 些 官 员 的 猖 獗 言 论 提 供 了 心理 和思 想基础 。 此 。 府及其 官 员 的言论 和行 为必 因 政 须受 到 规制 。 则 将会 贻害 国家 和社 会 。 为 “ 果人 否 因 如 是 天使 ， 不需 要 任何 政 府 了 ； 果 是 天使 统 治人 ， 就 如 就
数 千 群 众 的 围 堵 ． 到 市 委 书 记 出 面 ． 布 当场 免 职 才 直 宣 逐 渐 平 息 。４“ 其 言 ． 其 行 ” 某 些 官 员 言 论 如 此 狂 ＿ 观 ＿ 察 ， 妄 蛮 横 ， 日常 行 为 能 否 亲 民 令 人 质 疑 其
三 是 官 民 关 系 的 疏 离 和 权 力 约 束 机 制 的 缺 失 官 员 屡 有 惊 人 言 论 ．折 射 出 来 的 还 有 官 民 关 系 的 疏 离 及 法 治 建 设 的 困 顿 个 别 官 员 言 论 的 嚣 张 与 狂 妄 折 射 出
抚州 宜黄 县２ １￣９ １ ００ 月 ０日 发 生 三 人 自 焚 事 件 （ 人 死 一
力 手 段 ）来 处 理 ．而 这 种 处 理 因 为 缺 乏 依 据 又 难 以 服 人 迄 今 发 生 的 官 员 因为 言 论 被 处 理 的 事 例 都 不 是 基 于 规 则 作 出 的 。 照 法 治 的 要 求 。 使 是 “ 部 行 政 行 按 即 内 为 ”也应 有规则 根据 ． 则其 正 当性是 值得 怀 疑 的。 ． 否 比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传播学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话语”必谈福柯。
在以《话语与社会变迁》而闻名的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对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影响。
”①不过，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着阶段性一一前期的考古学更多强调话语形成的规则性与条件一一后期的系谱学更关注话语历史性中权力的作用，致使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引用只关注话语的“话语实践”特征, 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而无视“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
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思维理路；第二是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第三是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第四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最后是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一、福柯的思维理路（一）哲学的作用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的重要依据。
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福柯认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从内部紧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认识意义、对历史的反思与特殊时刻的特殊分析联系在一起。
对作为历史差异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为一种特殊哲学任务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启蒙’的新颖之处J②早在1967 年，福柯在尼采的影响下就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
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
［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去说发生的事情。
”③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
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
“话语—权力”视域中的艺术定义问题
“话语—权力”视域中的艺术定义问题
在“话语-权力”视域中讨论艺术的定义问题，我们需要从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入手，
进而探讨艺术的本质和功能。
为此，我们可以先对话语和权力进行简单的界定。
话语，是指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等方式表达思想、观点、情感等的过程。
权力，是指
通过掌握资源、制定规则、行使决策等手段来影响他人思想、行为的能力。
两者存在相互
关系，而权力常常通过话语来实现。
艺术，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修行技艺”的意思，即通过创作、表演等方式将情感和
想法外化与观众进行分享和交流的行为。
艺术与话语和权力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艺术作品可以携带和传播权力。
艺术所涉及的议题往往与社会、政治、权力等密切相关，艺术作品可以成为展示和传播权力的媒介。
政治宣传、社会批判、文化认同等方面的
权力关系往往通过艺术作品得以表现和传递。
艺术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创作选择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渗透和操纵权力，对社会产生影响。
话语与权力之间并非一种单向关系，话语也具有权力自身的塑造力和影响力，艺术不
仅仅是被动地传播和展示权力，也可以对权力进行反思和批判。
通过艺术作品，艺术家可
以展现对权力关系的异议和怀疑，对权力运行方式进行揭示和挑战。
这种批判性的艺术实践，可以促使观众对权力的行使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行反思，从而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
话语与权力：时尚的另一种解读
话语与权力：时尚的另一种解读【摘要】话语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诸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话语的功能不仅是表意，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权力机制在隐蔽地起着作用，规训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
本文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以当下人们赋予“时尚”的定义及时尚的表现为研究对象，来解读不同意义的时尚，揭示时尚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权力。
【关键词】权力；话语；时尚自从福柯登上学术的舞台，他的著述《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性史》、《知识考古学》等，不断冲击和颠覆着人们既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在这些著作中，福柯从边缘领域（如监狱、性、精神病学）透视分析、关注话语的形成及微观权力的运行，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福柯利用考古学、谱系学的方法，为话语分析开拓了一种新的范式。
具体到当下社会，时尚无疑是一种极为广泛的文化现象，“时尚”也是一种话语，本文以福柯式的方式对“时尚”进行另一种解读，揭示其背后的权力。
一、作为话语的时尚话语作为人类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它的存在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
而在福柯看来，话语并非如此简单，话语是一种符号权力，话语即意义、符号、修辞的网络，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所有话语并非自有其意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仪式，被社会规训式的目的所建构起来的。
话语是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
“时尚”作为一种话语，即一种特定的说话和图像展示方式，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建构，解析与实践操作。
就何为时尚而言，学界对其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有四大类代表性的界定，一是从客体文本和理论上对时尚定义，即“时尚是现实生活中广为流行的某种行为习惯、某种物品或某种观念”[1]；二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将时尚定义为“时尚是在大众内部产生的一种非常规的行为方式的流行现象。
具体地说，时尚是指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2]；三是从社会心理现象出发，认为“时尚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指社会上新近出现的或某权威性人物倡导的事物、观念、行为方式等被人们接受、采用、进而迅速推广以致消失的过程。
话语权与社会中的权力结构
话语权与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在社会中，权力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权力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话语权则是权力表达和传播的一种方式。
话语权是一种能力，它影响着社会中某些声音的被听闻、被采纳程度，这种能力决定着社会中的权力结构。
首先，话语权和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关系。
权力结构决定了话语权的分配，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少数人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能够主导社会的舆论和决策。
相反，在一种权力分散的社会中，话语权被更广泛的人群所共享，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能够被平等地传达和听取。
其次，在话语权的争夺中，权力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权力结构的基本法则是社会影响力的分配规则，它决定了谁能够代表社会的利益说话，谁的观点能够被传播和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对权力和话语的渴望会导致一种竞争和争夺，这些因素纷繁复杂地影响着话语权的分配和使用。
然而，话语权的使用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的权力地位。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话语权的游戏规则。
互联网使得各种声音和观点能够更加广泛地被传播和听取，个体在网络上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这种变革对权力结构和话语权的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体的话语权不再仅仅取决于它们在传统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它们在网络上的能力和交流的效果。
随着话语权的分散和多元化，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在逐渐变容。
传统的权威和专制的权力结构面临着被平民化和底层力量颠覆的挑战。
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为普通人赋予了更多参与话语的机会，底层群体的声音日益重要。
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还影响了权力在社会中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地看待话语权的发展。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真实性和质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虚假信息、谣言和恶意操纵成为了网络中的常态，这扰乱了信息传播的正常秩序，损害了话语权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同时，一些黑暗势力和权力机构利用信息技术的漏洞和隐私泄露的风险来控制和操纵话语权，这对社会的公平和民主构成了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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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与权力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了媒介化社会转型，媒介文化影响人们的生活、塑造人们的价值观。
本文探讨媒介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从话语学的理论出发，对大众媒介的意义呈现方式予以分析。
关键词：话语学权力商人话语一、福柯与话语学理论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福柯对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医学史、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对研究传播问题很有启示，他的理论观点其实也深受索绪尔影响。
福柯认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实践，话语分析必须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之中，也就是说，意义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
各个时代提供的关于知识的“真理”的话语，其实受制于人类社会深处隐藏的权力关系，关注知识与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福柯话语学的理论基础。
“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
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
”1福柯的观点启示人们思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福柯认为，所谓“话语”，实际上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
”2“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
”3在福柯看来，话语界定生产了各种知识对象和言谈方式，话语采纳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谈论一个话题，同时也就限制、排除了其他的言谈方式，换句话说，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
特定的话语就某一个话题所能说的内容进行界定，这个界定机制由一系列未成文的规则体系构成，它企图对某个特定领域内可以写、可以想并付诸行动的东西进行规范。
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
换言之，谁说和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机制如何决定了“说”。
话语实践是如何被悄然完成的呢？福柯认为，权力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权力的行使温和而隐秘，它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完成对个体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规训，使个体服从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这种规训与惩罚其实是一种微观权力的实施与运作。
这个思想在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得到细致阐述。
从知识的形成机制背后发现权力机制，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贯彻的系谱学的方法。
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机制，是通过规训的一种权力表达，规训塑造了个体，是权力的特殊手段。
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监狱制度时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一种新的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的产生。
规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
公开的惩罚转化成规训，实际上是权力的行使策略从公开转为隐蔽、从宏观转向微观的一种形式，最终表现为新的知识型的产生。
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
换言之，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社会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2[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99页3同上书关系，所谓“话语即权力”。
福柯的理论对媒介文化研究的启发在于，话语（一些陈述群）其实体现着一种识形态的力量，那么，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话语、何种类型的话语，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一旦某种话语类型形成就会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的作用，并且这种建构是软性的、潜移默化的，通过人们对语言的应用和解读影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二、影视剧的意义建构维特根斯坦说，“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
”掌握或使用一种语言（话语系统），也意味着被这种语言所蕴涵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塑造。
当我们分别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来形容一个人时，其实两个词汇大有分别，前者被指认为一个弱者，而后者则成为强者的象征；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叙说“与世界接轨”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时，分明我们也认同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我们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成为西方的模仿者而不是西方的竞争者。
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为例，如何建构意义，如何进行历史符号的再生产，其决定性因素在某种话语体系。
下面以“施琅”这个历史人物和“刺秦”这个历史故事为个案来予以分析。
（一）“施琅”——一个人物两种演绎：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如何演绎人物形象？其实受制于某种话语模式，以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施琅为例，有两部电视剧对这个人物进行过重新的演绎与塑造，一部是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另一部是电视剧《郑成功》，它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话语模式，电视剧《施琅大将军》采用了国家主义话语，电视剧《郑成功》则采用了民族主义话语，一个人物两种演绎，不同的话语模式造成了历史建构的迥异。
从历史史实来看，历史人物施琅是民族英雄还是汉奸小人呢？施琅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当时，明朝遭到满人入侵、不断溃败直至灭亡，满人建立清朝、掌握了政治的统治权。
明朝灭亡之际，汉族军人都面临着严酷的选择，是同满人血战到底还是归顺清朝新政权？如果与满人誓死抗争，那么只能得到战死疆场、全家毁灭的悲惨结局，反之，如果归顺清朝，不免要背负明之贰臣的历史骂名。
施琅第一次降清在1646年，投降后施氏叔侄（施琅和施福）为清军立有不少战功，后来，施琅因故回乡投靠反清复明的郑成功。
不久，施琅和郑成功关系失和，被剥夺了兵权，于是有了施琅的二次降清，至于两位历史人物闹翻的原因，可能私人恩怨和政治选择都搀杂其中。
暂且抛开郑成功和施琅的私人恩怨，从历史客观事实来看，郑成功和施琅都是因武力攻台而确定了历史地位。
明亡后，郑成功于1661 年攻打荷兰军队、夺回被荷兰占领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1683年清政府任用施琅为主帅，武力攻台成功，长达二十多年的台湾割据局面结束了，台湾与大陆实现了统一。
历史剧的创作者在创作历史剧时选择民族主义视角或是国家主义的视角，其结果必然大相径庭。
以历史人物施琅的形象塑造为例，该角色在《施琅大将军》及《郑成功》两部历史剧中均有演绎。
其中，《施琅大将军》讲述清朝建立初期的历史，当时康熙皇帝意志坚决誓言收复台湾，他启用降将施琅武力攻台，最终收复宝岛台湾。
在这部剧中，施琅被塑造成一位堂堂正正的民族英雄，他帮助清政府扫清岛内盘踞势力，维护了整个国家的领土统一，与之相对，郑成功家族则沦为具有分裂行径的残余势力。
然而针对同一事件及有关历史人物，另一部历史剧《郑成功》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视域。
剧中，郑成功率军队抗击清朝，成为当时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汉族人民希望寄托所在。
打败荷兰军队的郑成功，终于收复沦于敌手的台湾，他对外收复失地、对内抗击入侵，历史人物郑成功被塑造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与之相对，施琅的形象在这部剧中遭到颠覆，他变节降寇、助清灭明，是汉民族之败类，英雄自然是轮不上了，毋宁说是一个让人不齿的汉奸和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因而，这两部电视作品之间的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前者选择了国家主义的视角，而后者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建构人物形象，在对同一段历史的描述上、同一位历史人物的定位上，这两部历史剧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
（二）“刺秦”——一个故事两种讲法拍摄于2002年的张艺谋电影《英雄》讲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它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演绎。
影片围绕着一个焦点问题：“谁是英雄？”展开。
在电影叙事中，我们看到，英雄不是敢于反抗暴政的刺客，而是心怀天下、推进统一的秦王，电影自始至终都强调“天下”、“和平”这样的关键词；接近秦王马上可以得手的无名主动放弃了刺杀，显然，“刺秦”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不刺”的故事。
而此前1998年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荆轲刺秦王》，电影贯穿的主要线索就是荆轲刺秦的刺杀动因，荆轲被演绎为一个悲剧英雄。
《英雄》选择了一个“和平”的主题。
故事发生在中国最动荡的历史时期，刺客无名千方百计接近秦王，但最终却放弃了刺杀秦王。
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中国电影单纯以海外市场赢利，影片大多无法在国内公映，而新世纪初上映的《英雄》体现了整合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意图和抱负，这部影片既充满了对当下世界的隐喻，也显示出在新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途中，要对外展示一个盛世景象、强大中国的渴求。
事实上，《英雄》一方面在海外市场赢利不少，另一方面是在人民大会堂高调首映，并创下国内2.5亿的票房市场。
《英雄》在国际和国内票房的表现都不错，那么，除了中国元素的运用，故事的叙事如何同时符合国内和国外观众的期待呢？《英雄》如何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找到一个契合点呢？张艺谋在《英雄》的纪录片《缘起》中，强调了“9·11”事件对这部影片的巨大的启示作用。
“9·11”事件的整整一个月前，恰逢影片的开机日，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也影响了导演的创意、影响了该部影片的主旨，影片的题旨与“世界和平”、“全球秩序”等热点问题相勾连。
主创人员坚信，这个题旨高度对打开美国电影市场大有裨益，他们认为，蒙上创伤记忆的美国人们需要英雄的神话、需要一种民族精神的提振与凝聚。
实际上，结尾字幕有关秦始皇修建长城、护国护民的说法让人联想到今天美国正在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
《英雄》充满了对当下世界的隐喻。
“一种以全球反恐为中心的保卫全球化的高端意识形态，和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支配作用的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低端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固定化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话语。
”4影片《英雄》中的秦国完全不象中国的象征，更象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的表征。
中国文化成了一种装饰和点缀，成了一系列浮动的符号，武打的设计、书法的表现即是如此。
秦皇声称六国并非终极目标，他要率领秦国的铁骑打下一个更大的疆土，超越了六国的天下是直指当下的世界秩序。
而在影片《荆轲刺秦王》中，荆轲则被定位为一个悲剧英雄，导演陈凯歌这样阐述荆轲这个人物，“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不是出于一个概念、出于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他只是为燕国，或者只为太子丹本人。
他是一个自发、自觉去刺秦的民族英雄。
”5观众在观赏影片时一直在寻找荆轲刺杀秦王的动因。
大家看到，荆轲这样一位以杀人为职业的刺客因为盲女的自杀而被震撼心灵，于是人性开始复苏，并发誓不再杀人。
但最后又回到一个刺客的位置，成为千古流传的刺秦英雄。
荆轲刺秦的动因，不是通常所记载的“士为知己者死”，也不纯粹是为爱情而献身。
在更大程度上，他是一个有历史自觉的人，荆轲身上那种舍身取义、义薄云天的气质让观众始终难以忘怀。
三、中国商人话语的变迁4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5《陈凯歌就〈荆轲刺秦王〉答记者问》：/richtalk/news/9810/102351.html话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表述与实践，而是随着社会变迁、权力网络的相互作用，不断生成、不断变迁，因而意义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