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的管理思想

中庸之道的管理思想
（哲学2007级：钟红敏学号：0722110128）
管理是一个文化现象，管理思想也是随着时代变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不同时代的管理文化之间存在着历史继承性，因此，当前管理文化要创新，就应该积极向历史学习，向前人学习，从古人（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古人）的管理思想、管理实践上吸取智慧，丰富我们对现代管理实践的理解。

有语曰：“实践出真知，历史出理论。

”
从一些现存的古籍来看，孔子首先提出了“中庸”一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是孔子在德行上的要求，反对行为上走极端。

孔子还说：“过犹不及。

”主张“中行”。

在后世儒家学者中也有许多杰出人物对“中庸|”一词做了精辟的解释。

程熙对认为“中庸”的意思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总结出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

“中庸之道”，体现在管理上，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融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虽然以上关于“中庸”的思想基本上是由儒家提出的，但是我想
提的是，中国古代的两大派思想——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管理上的应用分别会有现代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即有一些“过与不及”。

按照“中庸”的思想，最好在管理上将两者适当结合，组合运用，达到有效的统一，威力才会更强大。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它注重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等。

儒子们不愿意吧自己与自然看作是相对立的，这就不能对对象进行如实的描述和实验分析，因此很难产生严谨细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讲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也导致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制度或者法律手段来奖惩善恶，使依法治国失去理论依据，也不利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发展。

儒家较强的伦理性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把求利当成小人的终生目标，把求义当作君子的终生追求，在后来演变成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在儒家中，民主常被理解为“为民做主”，而不是我们现今的“由民做主”既主权在民。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以主张“依法治国”的法制而出名，在中国法理学方面做了重要贡献。

法家。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

但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极力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不讲人情，忽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强调法的权威，
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对轻罪也施以重罚，盲目迷信法律的作用。

法家认为人“好利恶害”，人的本性皆是追求利益而无道德标准可言。

所以要用利益和荣誉诱导人民去做，因此法家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

在管理中体现和谐，在和谐中实现有效的管理，就要结合儒家和法家思想，对待它们，既要有肯定，又要敢于甄别否定，去掉各自之中的“过”，补足各自的“不足”，把传统的“中庸”思想发挥到管理工作中来，这就是：贯彻法家思想，实行制度化管理；运用儒家思想，进行人性化管理。

儒家与法家相结合，用现代的话也可以说是“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是法与德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中国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朝统治的结束，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在之后至现今的社会中仍有重要影响，体现了“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

但儒家的“德治”的影响之深之久，使得建立“法治”的秩序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

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方法。

我们应在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