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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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摘要】唐朝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表现形式展现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和文化底蕴。

伎乐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展现了他们的不同特征和表情,体现了艺术家对人物形象的细腻描绘。

乐器的细节表现丰富多样,展示了唐代音乐器乐的独特魅力。

舞蹈动作生动优美,展现了唐代舞蹈艺术的精湛技艺。

服饰装束的描绘栩栩如生,反映了唐代服饰的时尚与华丽。

场景背景的布置精美细致,为整个画面增添了氛围与艺术感染力。

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唐朝,敦煌壁画,天宫伎乐,人物形象,乐器,舞蹈动作,服饰装束,场景背景,表现形式,艺术价值,影响。

1. 引言1.1 背景介绍唐朝敦煌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珍贵遗产,其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天宫伎乐场景。

天宫伎乐是唐代宫廷音乐舞蹈表演的一种形式,是封建社会宫廷文化的重要方面。

敦煌壁画中对天宫伎乐的描绘,不仅展现了唐代宫廷文化的繁荣和辉煌,还反映了当时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水平和审美趣味。

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唐代宫廷文化和音乐舞蹈艺术的特点,对于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演变和艺术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为后世人们提供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激发了人们对传统音乐舞蹈艺术的热爱和传承。

对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音乐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1.2 研究意义研究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对于了解唐代宫廷音乐舞蹈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壁画作为唐代宫廷艺术的珍贵遗存,展现了当时的音乐舞蹈形式和宫廷文化风貌,为我们研究唐代社会生活、音乐舞蹈艺术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通过分析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宫廷乐舞的艺术特点、流行趋势以及当时的审美观念,进一步深入了解唐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

甘肃省宕昌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枚铜镜。

该镜呈圆形,直径18.1厘米,厚0.87厘米。

半圆形钮,钮高2厘米,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每个八卦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

往外一圈为镜背纹饰的内区,有8个姿态各异、手持不同乐器的伎乐飞天,八卦纹和伎乐飞天之间以连珠纹相隔。

再往外为镜背纹饰的外区,为楷书铭文带一周,铭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

澄空鉴水,照回疑清。

终古永固,萤此心灵”,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每个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

内、外区之间饰锯齿纹两周,外缘台面饰缠枝草叶纹,外区及边缘之间以一周锯齿纹相隔。

镜体整体光洁润泽,边缘及内区有少量锈斑。

该镜于1958年在宕昌县哈达铺王家村农田基本建设中被发现后保存在村民家中,其后由宕昌县文化馆征集,现藏于宕昌县博物馆,2002年由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定为一级文物。

铜镜时代这面铜镜为征集品,并无明确出土墓葬可证其年代。

外区的铭文形容该铜镜美好精良,相同铭文内容的铜镜发现较多,统称为“光流素月”镜,这些铜镜的内区图案和尺寸虽有所区别,但镜面的总体布局基本一致。

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0.3 厘米,圆钮,内区4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枝葡萄纹,外区一周24字楷书铭文带,首尾以文 图/茹实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线描图一圆点作分隔;广西博白县沙河村圆岭屯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1.5厘米,圆钮,内区4只鸾鸟衔绶绕钮环列,鸟间衬以花叶纹,其外有短斜线纹一周,外区有24字楷书铭文一周;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面“光流素月”镜,内区为五瑞兽,外区有4字楷书铭文一周,首尾以五点作为分隔;西安亦出土多面“光流素月”镜,镜铭、构图基本一致,仅纹饰题材、细部处理略有差异。

通常认为,拥有此类铭文铜镜的流行时间约在隋至初唐,但笔者认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应该晚于这一时代。

“光流素月”铭飞天镜

“光流素月”铭飞天镜

“光流素月”铭飞天镜铜镜作伪的主要过程是作伪锈,许多伪锈都是用各种胶水谐和颜料涂抹上去的,强度是个大疑问,一切能用手抹掉的锈,极有可能是作伪的。

“光流素月”铭飞天镜参数:直径11-11.1cm ;厚0.7-0.8cm;重351g品相:完美此“千秋万岁鸟”飞天题材镜圆形,圆钮,主题纹饰采用高浮雕技法表现,铸工精湛,版工力度极佳。

镜背空间由一周锯齿纹斜棱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镜钮四方环饰四只鸟身瑞兽,其一为人头鸟身,腰部以上为人形,着开襟衫,腰部以下为鸟身,双爪疾奔,双翅展开呈圆弧状,羽毛层叠,尾羽舒展飘扬,美丽华贵;另有一兽为兽首鸟身,兽首刻画细致,长耳,怒目圆睁,双爪疾奔,双翅舒展,鸟羽丰叠,尾羽欣长华丽。

此鸟的形象应是经典的千秋万岁鸟。

人面鸟身为“千秋”,兽面鸟身为“万岁”。

东晋葛洪《抱朴子?对俗篇》记载:“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人面鸟身的形象被称作“千秋万岁”,在画像砖及壁画中均有体现。

另有两兽形态为马头鸟身,均为爪足,呈扬爪疾奔状,马头刻画具象写实,鸟身丰腴华丽,体羽丰盈。

外区饰有一周铭文圈带,铸饰楷书体光流铭“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以骈文镜铭喻镜,辞藻华丽,书体端正,字口清晰,镜缘饰有一周几何纹饰。

整镜纹饰构思精妙,题材少见,特殊品种。

此版镜目前仅见王纲怀先生《止水集》收录一面,足见珍罕。

此镜保存完好,镜体干净,状态极佳,版模精细,收藏级精美品。

千秋万岁鸟人面鸟身的形体特征多被误认为“迦陵频伽”。

其在铜镜装饰艺术中出现极少,此镜为目前仅见可供流通的一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千秋万岁”多为吉语铭文之用,在瓦当上多有体现。

其神兽形象最早出现在两晋时期,敦煌佛爷庙西晋墓画像砖上的“千秋”形象为:一足,爪长且粗大,昂首挺胸而立,形象似尚阳。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写道:“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

人面鸟身的形象被称作“千秋万岁”。

敦煌妓乐天

敦煌妓乐天
据透露,下一步还可能有更多敦煌乐器复原。首期作品作为博物馆陈列品暂不出售,以后可按市场需要接受定制。
Hale Waihona Puke 乐器图纸完成后,制作还花去整整2年,最后一件古筝上个月刚刚完成。为原汁原味呈现古代乐器,材料摈弃了常用的塑料、钢丝,一律采用蚕丝、牛骨、玳瑁、桐木等天然材料,制作时放弃了现代化设备,全手工精制。粘合部件执意不用化学胶水,采用猪皮胶,“或许这些细微的不同,都会间接影响到乐器的音色。”如此耗时、耗材,只为追求“仿旧如旧”。
复制敦煌壁画乐器是完善中国乐器史的一项重要课题,也为敦煌学填补了空白。3年前,民乐一厂的七八位高级技师,开始探索制作摸得着、弹得了的“现实版”敦煌乐器。
“这是莫高窟327窟壁画上的拍板,这是154窟的排箫……”首批复原敦煌乐器的设计师如数家珍。设计制作前,他们赴莫高窟观摩,又反复研究敦煌壁画图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一本本典籍摊了一桌子,吃透了古代乐器发展历程,他们才放手开展复原工作。首批选定复原的乐器多为失传的唐代乐器,而壁画上的图像大多小而模糊,设计师细细揣摩画面,以人物和乐器的比例估算乐器各部件的尺寸。“每件乐器的复制都可以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壁画上的长颈秦琴细节模糊,按现代制琴经验杜撰?不!他们翻查资料、咨询专家,最后确定这种乐器有着形似糖葫芦的轸子。
莫高窟壁画上,4000多个乐伎吹拉弹唱,婀娜“飞天”反弹琵琶呼之欲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18件“现实版”敦煌乐器一溜排开,千年绝响再次悠悠传来。
直项五弦琵琶、12弦箜篌、花边阮、长颈秦琴、鸡娄鼓……历时3年打造,敦煌壁画上各种稀奇乐器呈现在人们面前。以“莫高窟的回响”为主题的首期复原作品将从明天起在中国国际乐器展上亮相。

浅谈乐器在敦煌舞中的呈现——以琵琶和箜篌为代表

浅谈乐器在敦煌舞中的呈现——以琵琶和箜篌为代表

浅谈乐器在敦煌舞中的呈现——以琵琶和箜篌为代表摘要敦煌舞是中国古典舞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依据敦煌壁画中的艺术形象及相关史料而研究复现的,是一种充分体现敦煌壁画塑像神韵、具有鲜明民族与时代特色的舞蹈流派。

而敦煌壁画中,持乐器而舞可谓其最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乐器道具的出现是伴随着舞蹈动作来展示的,便形成了敦煌舞蹈中持乐器而舞的艺术特色。

敦煌舞蹈中的乐器多种多样,分吹拉弹打四大类,琵琶和箜篌为其中数量最多的两种道具,最具代表性。

本文主要以琵琶和箜篌为代表,浅谈两种乐器在敦煌舞中的呈现,以期为敦煌舞的创作提供参考。

敦煌舞创作的历史文化依据,来源于坐落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酒泉市所辖的敦煌县级市所保留的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中心——莫高窟,它是敦煌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为后人复现敦煌舞蹈艺术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

在敦煌壁画中,古代乐器的运用与敦煌壁画中人物形象相得益彰。

古有“乐”,是指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

在敦煌壁画中, 呈现出一种有乐必舞、有舞必乐的画面, 因敦煌舞的特色为舞蹈中一定伴有乐器的存在,乐器道具的出现是伴随着舞蹈动作来展示的,便形成了敦煌舞蹈中持乐器而舞的,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

因此, 敦煌舞就是在乐器与舞蹈的密切配合下展示其独特的魅力。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五处石窟。

以莫高窟的规模最大,有492 个洞窟。

其中有音乐的洞窟240 个,绘制乐伎3520 身,乐队490 组。

乐器吹拉弹打四大类,有45 种4549 件。

其中弹拨乐器11 种,包括琵琶、五弦、阮、花边阮、葫芦琴、弯琴、琴、筝、瑟、箜篌、凤首箜篌,共计1291 件。

而琵琶、箜篌等乐器道具的广泛地运用,及其在敦煌舞的教学研究和舞台表演之中不断呈现。

因此,在敦煌舞蹈艺术风格表达中,离不开乐器与舞蹈动作的配合,乐器的运用为敦煌舞蹈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创作空间。

一、琵琶在敦煌舞中的呈现壁画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乐器当属琵琶,位居弹拨乐器的首座,是既可独奏、伴奏,又可重奏、合奏的民族类乐器。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唐朝敦煌壁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瑰宝之一,其中天宫伎乐是唐代绘画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天宫伎乐是指天宫神仙们在神仙殿中演奏乐曲、歌舞的场景。

下面我们就来浅析唐朝
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一、角色形象的刻画
在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中的角色形象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神仙、神鹰和天使。

神仙们多为男性形象,头戴罗敷冠或翠羽冠,身着华丽的长袍。

神鹰被刻画出极为鸟兽化
的形象,可以把乐器弹奏得出神入化的效果。

天使则身穿丝绸羽翼,手执乐器,展现出绮
丽的形态。

二、乐器的刻画
天宫伎乐的表现形态,最重要的是对乐器的精细刻画。

唐朝敦煌壁画中,乐器的种类
和形态多种多样,有琵琶、笛子、箫、筝等常见的乐器,也有珂罗版、排箫、铁石琴等罕
见的乐器。

同时,每一种乐器都被刻画得极为细致,琵琶的琴弦、箫的管孔、珂罗版的止
鼓等等,一一被描绘出来,展现出质感和光泽。

三、舞蹈的表现
天宫伎乐在唐朝敦煌壁画中,也通常与舞蹈相结合。

在壁画中,神仙、神鹰和天使在
弹奏乐器的同时,也在舞蹈中发挥出来。

一些舞姿优美的动作,被刻画得非常生动和真实,展示了作者精妙的技艺。

综上所述,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不仅展示了唐代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更是对古人对音乐艺术的一种表达。

同时也使我们对唐朝的音乐、舞蹈等方面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箜篌乐器的介绍

箜篌乐器的介绍

箜篌乐器的介绍箜篌,是十分古老的弹弦乐器,最初称“坎侯”或“空侯”,在古代除宫廷雅乐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在古代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

以下是店铺为你精心整理的箜篌乐器的介绍,希望你喜欢。

箜篌基本简介古代除宫廷雅乐使用外,[2]在民间也广泛流传。

现常用于独奏、重奏和为歌舞伴奏,并在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中应用。

箜篌在古代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史记·封神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唐代杜佑《通典》:“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

”此属琴瑟类的卧箜篌。

从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砖书看,其面板上没有品柱。

竖箜篌,汉代自西域传入,后被称为“胡箜篌”。

《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乐器。

”从古代大量演奏图像中所绘的竖箜篌和日本奈良正庵院保存的我国唐代漆箜篌和螺箜篌残件看,它的音箱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

凤首箜篌形制似与竖箜篌相近,又常以凤首为装饰而得名,其音箱设在下方横木的部位,向上的曲木则设有轸或起轸的作用,用以紧弦。

正如《乐唐书》所载:“凤首箜篌,有项如轸”,杜佑《通典》:“凤首箜篌,头有轸”。

有轸或无轸的图像在敦煌壁书中均有所见。

凤首箜篌自印度传入,用于隋唐燕乐中的天竺乐,至宋代隋炀《乐书》中仍绘有当时存在的多种形制的箜篌,明代以后失传。

据考证,箜篌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箜篌在古代除宫廷乐队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

在中国盛唐(618-907)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箜篌演奏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的箜篌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邻国。

在日本东良大寺的寺院中,至今还保存着两架唐代箜篌残品。

但是,这件古老的乐器,从十四世纪后期便不再流行,以致慢慢消失了,人们只能在以前的壁画和浮雕上看到一些箜篌的图样。

箜篌类型竖箜篌东汉之时,由波斯(今伊朗)传入我国一种角形竖琴,也称箜篌。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浅析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唐朝敦煌壁画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段重要的艺术遗产,其中天宫伎乐是壁画中常见的主题之一。

天宫伎乐是指传说中天宫中所演奏的音乐,描绘了宫廷乐舞的盛况,以及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

本文将对唐朝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进行浅析。

一、天宫伎乐的主要表现形式1. 乐器:在壁画中,天宫伎乐所使用的乐器种类繁多,包括琵琶、筝、箜篌、笙、箫、铃、钹、鼓等。

这些乐器的造型精美,形态各异,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力。

2. 乐师:壁画中描绘的天宫伎乐的乐师形象丰富多样,有男性乐师、女性乐师,有神仙形象的乐师,还有常人形象的乐师。

他们或弹琴、弹筝,或吹笙、吹箫,或叩铃、敲鼓,或唱歌、跳舞,形态各异,生动鲜活。

3. 乐舞:天宫伎乐壁画中常常描绘乐师们边演奏边舞蹈,其舞姿优美、动作矫健,展现了唐代宫廷舞蹈的特点。

乐舞形式有独舞、对舞、群舞等。

二、天宫伎乐的意义和特点1. 宗教意义:天宫伎乐主题的壁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

壁画中描绘的乐师和舞者都是神仙形象,体现了人们对神明、仙者的崇拜和祈愿之意。

2. 社会意义: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场景反映了唐朝宫廷乐舞的盛况,显示了唐朝社会的繁荣和富饶。

壁画中乐师、舞者身着华丽的宫廷服饰,展示了社会上层人士的贵族形象。

3. 人文意义:天宫伎乐的壁画表现形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和艺术审美意义。

乐师们的丰富表情和舞者们的优美舞姿,传达着音乐、舞蹈所带来的快乐和美好的情感体验。

三、天宫伎乐的影响和传承1. 艺术影响:唐朝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形象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对后来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壁画中描绘的乐师形象和乐舞场景在后来的绘画中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的重要题材。

2. 文化传承:唐朝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形象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的一面。

它不仅代表了唐代宫廷乐舞的风貌,也展示了唐代人们对音乐、舞蹈艺术的热爱和推崇。

这种热爱和推崇对后来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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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作者:茹实来源:《大众考古》2020年第03期甘肃省宕昌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枚铜镜。

该镜呈圆形,直径18.1厘米,厚0.87厘米。

半圆形钮,钮高2厘米,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每个八卦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

往外一圈为镜背纹饰的内区,有8个姿态各异、手持不同乐器的伎乐飞天,八卦纹和伎乐飞天之间以连珠纹相隔。

再往外为镜背纹饰的外区,为楷书铭文带一周,铭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

澄空鉴水,照回疑清。

终古永固,萤此心灵”,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每个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

内、外区之间饰锯齿纹两周,外缘台面饰缠枝草叶纹,外区及边缘之间以一周锯齿纹相隔。

镜体整体光洁润泽,边缘及内区有少量锈斑。

该镜于1958年在宕昌县哈达铺王家村农田基本建设中被发现后保存在村民家中,其后由宕昌县文化馆征集,现藏于宕昌县博物馆,2002年由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定为一级文物。

铜镜时代这面铜镜为征集品,并无明确出土墓葬可证其年代。

外区的铭文形容该铜镜美好精良,相同铭文内容的铜镜发现较多,统称为“光流素月”镜,这些铜镜的内区图案和尺寸虽有所区别,但镜面的总体布局基本一致。

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0.3 厘米,圆钮,内区4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枝葡萄纹,外区一周24字楷书铭文带,首尾以一圆点作分隔;广西博白县沙河村圆岭屯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1.5厘米,圆钮,内区4只鸾鸟衔绶绕钮环列,鸟间衬以花叶纹,其外有短斜线纹一周,外区有24字楷书铭文一周;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面“光流素月”镜,内区为五瑞兽,外区有4字楷书铭文一周,首尾以五点作为分隔;西安亦出土多面“光流素月”镜,镜铭、构图基本一致,仅纹饰题材、细部处理略有差异。

通常认为,拥有此类铭文铜镜的流行时间约在隋至初唐,但笔者认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应该晚于这一时代。

从镜背布局看,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与上文提及诸镜有许多共同点,如圆钮、纹饰分布在内区、铭文分布在外区、铭文带较宽等。

但该镜同时也具有前述诸镜没有的系列特征:如体型相对较大;24字铭文之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分隔,且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镜背内区主题纹饰为伎乐飞天等。

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一文中通过对考古发掘和传世的100余面纪年唐墓出土铜镜进行梳理和对比后,将唐镜分为初唐期,即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18—683年);盛唐期,即武则天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末年(684—741年);中唐期,即玄宗天寶元年至德宗贞元末年(742—805年);晚唐期,即宪宗元和元年至哀帝天佑四年(806—907年)。

初唐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镜等,纹饰包括四神、十二生肖、瑞兽和铭文带,尤其镜背较多使用规矩纹,更多的是对前朝铜镜的延续与继承。

而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并不符合初唐铜镜的系列特征。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内区主题纹饰为伎乐飞天,以该纹饰为主题的铜镜又被称作飞仙镜或飞天镜,其流行时间大概始于盛唐时期的后半段,即玄宗时期开始,至中唐大量流行,且该镜背所铸飞天体型较为清瘦,神情庄严,略显呆板,远没有盛唐时期飞天的灵动感和飘逸感,但其形象与敦煌莫高窟中期至晚唐时期飞天形象却极为神似。

该镜中出现的八卦纹饰从目前明确纪年墓葬出土铜镜来看,除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和1998年印尼勿里洞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八卦镜铸造年代为乾元元年(758年)外,基本集中于晚唐时期,也就是说,八卦镜是中唐开始出现至晚唐逐渐流行的一个镜类。

黑石号沉船出水八卦镜,圆形,圆钮,钮外对称环列四神图案,其外环列八卦纹饰,八卦纹外有一周24字楷体铭文,年代为唐乾元元年,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八卦镜;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为八出葵花形,钮外装饰八卦图案,其外有篆体铭文三周,刘铮在《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年代考》一文中考证其年代亦为乾元元年。

这两枚唐中期铜镜虽装饰有八卦纹,但配置与镜钮有一定距离,纹饰较为舒朗,八卦位置的配置与镜背图案及铭文的联系不甚密切,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有所区别。

河南偃师杏园李二十五女墓出土的会昌五年(845年)镜,仅残存半面,钮座周围环绕八卦纹,以两圈凸棱分隔钮座和内外区,内区环绕十二生肖图像,外区有铭文,铭文带较宽,纹饰及铭文配置方式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极为相近;又如偃师杏园954号晚唐墓出土镜,胎质较薄,镜面较大,平顶桥梁钮,内区八个变体篆文“寿”字,外区八个符箓纹,相间八个星象图,窄素缘,尽管该镜镜钮、纹饰均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不同,也无铭文带,但这种八卦纹配以篆文“寿”字、符箓、星象等具有宗教纹饰的做法确实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以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年代应在晚唐时期。

此外,1987年江西大余县出土一枚“光流素月”镜,直径10厘米,三角缘,半球形钮,内区饰海兽葡萄纹,外区铸楷书铭辞:“光流素月,质禀玄精。

澄空鉴水,照回疑清。

终古永固,萤此心灵”。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开元通宝铁钱。

邓福元先生在《大余县出土唐代铜镜和铁钱》指出:这种铁钱应是唐中后期民间私铸钱。

由此亦可推断,“光流素月”镜应该不止流行于隋至初唐时期,不排除唐代中后期也有流行的可能性。

伎乐飞天手持的乐器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内区为8名伎乐飞天,每人手持一种乐器,外区铭文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与伎乐飞天一一相对。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被称作“八音”,是产生于周代的一种乐器分类法,最早可见于《尚书·虞书·舜典》记载: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周礼·春官·大师》对八音的记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

……皆文之以五省:宫、商、角、徽、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此后历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八音”的记载,八种材质没有变化,但乐器种类却越来越多样化。

唐代音乐艺术极为繁荣,关于“八音”的记载较为详细,且在传统“八音”中纳入了大量外来乐器。

史籍中对于唐代“八音”记载最主要的有《旧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和《通典·乐典》,这三部典籍关于“八音”的分类是一致的,只是记载顺序以及所包含的乐器略有区别。

《旧唐书》记载“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谓之八音”,同时介绍了众多乐器的名称、外形、来源等,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乐器在“八音”中是如何归属的。

但我们可依据其叙述顺序,看出这些乐器是按照匏、竹、木、丝、土、金、石、革的顺序记载的。

《新唐书》对“八音”的记载就更明确了一些,并且有了雅乐和俗乐之分。

关于“八音”雅乐,依照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顺序予以记载,同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每一种类分别包含有哪些乐器;关于“八音”俗乐,仅记载了革、丝、竹、匏、土、木六类乐器。

唐萱在《“八音”:历史系谱与文化意涵》一文中认为,《新唐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此为俗乐“八音”,且八音也不完整,故可以看做是俗乐“八音”的雏形。

《通典》中“八音”的记载顺序与《新唐书》相同,并提及桃皮、贝、叶三种按材质并不能被纳入“八音”中的乐器而列于“八音”之后。

下面结合《旧唐书》《新唐书》《通典》中对于“八音”的记载,对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持乐器作一浅要探讨。

金—敲钟伎乐飞天“金”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

飞天左手持长条形短棒,敲向右侧悬挂的钟。

关于唐代钟的图像资料,可以在敦煌莫高窟晚唐洞窟196窟《牢度叉斗经变》中看到:壁画左侧释迦牟尼佛右上方,有一比丘,双手持敲钟棒,敲向旁侧架子上悬挂的钟。

壁画中钟的形制与铜镜背面敲钟飞天所敲之钟极为类似,只是形体略大。

因此,铜镜背面所铸的这种形制较小的钟,应是史籍中记载的栈钟。

《通典》载:“《尔雅》曰:‘大钟曰镛,中者曰剽,小者曰栈。

’…… 栈钟,东晋初得,则尔雅所谓钟小者栈也。

小而编次之,曰编钟。

”石—击磬伎乐飞天“石”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环髻,髻边有束带,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

飞天左手持槌,击向右侧的悬挂的石磬。

石磬之上有一孔,悬挂敲击,是最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

土—吹埙伎乐飞天“土”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

飞天双手捧埙,孔数不辨,大小如手掌,置于嘴边吹奏。

关于唐代埙的图像资料,可以在敦煌莫高窟初唐洞窟220窟南壁《阿彌陀经变》乐队中看到:一乐伎双手捧埙,形体较大,桃形,有音孔数个。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吹奏埙的形体较敦煌莫高窟220窟南壁吹埙乐伎所吹之埙略显瘦长,但大体一致,皆似桃形,置于嘴边吹奏。

革—敲鼓伎乐飞天“革”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

飞天左手持一鼓槌,击向右侧的鼓,鼓形制似两碗底对接,细腰。

“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击之鼓拥有广首、纤腹的特征,可能为腰鼓、都昙鼓或毛员鼓。

《旧唐书》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

毛员鼓,似都昙鼓而稍大。

”关于唐代腰鼓的实物资料,1987年河南沁阳唐墓出土了一件细腰红陶鼓,两端宽中间细,与铜镜背面伎乐飞天所敲之鼓的形制极为相近。

郑汝中先生在《敦煌壁画乐器分类考略》一文中结合敦煌莫高窟壁画图像资料和文献材料,认为腰鼓的主要特征为细腰,鼓形状如两个碗底部对接而成,两端张以皮革,以绳收束,使皮膜绷紧,敲击发音;还有一种类似今天的鼓,将皮膜钉粘在边框上。

腰鼓演奏时系于腰间或置于面前,踞地演奏,用手拍或杖击发声。

细长、直径较小的腰鼓称为都昙鼓;腰鼓中稍大型者、鼓面隆起者、腰身略粗者称为毛员鼓,这种鼓用手拍击,不用鼓槌。

从以上资料看,“光流素月”镜背伎乐所敲之鼓的形制和演奏方式与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腰鼓更为类似,远没有都昙鼓细长。

因此,笔者以为,铜镜背面所铸之鼓,广首纤腹,以槌击进行演奏,应该就是腰鼓。

丝—弹琴伎乐飞天“丝”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

飞天左手按弦,右手拨弦,琴呈长方形条状,形体较直,较窄小,徽位、弦数、局部构建均难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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