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纲论文_西安事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 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题目：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姓名学号年级专业11经济3指导教师2011年12月1日“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守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是关系到每个国人切身利益的。
经历了无数压迫的国人，在急需抗日一致抗日的今天，仍然是内忧外患，得不到一只的团结。
焦急，忧虑。
持续了十年代内战该如何停止，顽固不化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却一心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共产党的独立作战，但这样如何能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
国民党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有极强的作战能力，这个是共产党无法否认的。
因此国共合作是当下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唯一的希望落在了蒋介石身上。
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人士都能认识到现在剿共只会让日本更加嚣张，而蒋介石却一味推行自己的剿共政策。
三六年十二月，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下大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的命令。
张学良凭借自己的良知开始和蒋介石争论，结果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态度。
在张学良痛苦陈词后，蒋介石甚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不能改变！时值一二·九纪念日，西安爱国学生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也遭到蒋介石特务警察的开枪镇压，并下令张学良对其格杀勿论。
形式严峻，张学良便带着广大学生的要求再次向蒋介石请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张学良无力回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思量之后，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兵谏。
㈠西安事变的爆发十一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十二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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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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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将中国紧闭的大门打开，也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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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具有了征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当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它本身具有扩张的本性，它需要足够大的活动空间，注定要征服世界落后地区。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报告关于西安事变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报告——关于西安事变的讨论【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发生改变了当时中国历史的军事格局，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它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对于当代大学生我们应正确认识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重大意义。
【思考与讨论】：1.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2.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什么？3.如何评价张学良?【关键词】：西安事变背景一致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历史意义【讨论要点】：一：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1.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9月18日，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大北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日日军侵占沈阳，段时间内占领吉林、长春等地。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数十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致使不到半年东北便全境失守落入敌手。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调往陕西剿共，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2.社会各界主张抗日救国。
九一八事变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改变了各党各派的政治态度，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号召各阶级，各党派和其他各界人士团结抗战。
由此全国迅速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3.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归纳：①日军占领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根本原因）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③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④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主张一致抗日；⑤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剿共”。
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
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学术研究论文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命运的事件，我父亲龙飞虎是亲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证人。
飞机货舱里的乘客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为主的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我父亲在长征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的科长，负责侦察，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边，给很多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
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选调正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的我父亲龙飞虎和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个年轻的红军保卫干部去西安保卫周恩来的安全，我父亲任周恩来的警卫卫士组组长。
李克农专门提出，要我父亲全权负责保护好周恩来副主席，寸步不离。
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到达延安机场，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在等候，但飞机只能乘十个人，同机来接周恩来的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飞行员已占了三个人，周恩来决定带我父亲和杨家堡两个警卫干部、译电员童小鹏乘飞机先到西安，让罗瑞卿等人次日乘汽车赶去西安。
周恩来又问飞行员，可否多搭乘几个人，飞行员说，坐在机舱里不能保持平衡，但飞机头部行李舱是空的，可以多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
看到大家正踌躇，不好确定谁躺到行李舱，我父亲和杨家堡自告奋勇躺到行李舱里。
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在下午4点左右到达机场。
下机后，童小鹏等人都兴奋地说着坐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的感受，我父亲这才明白跟货舱里的感觉不一样，就嘟囔着说：这次可开了洋荤，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
说得周恩来等人都不禁大笑起来。
老红军遇到新问题我父亲一行跟着周恩来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
当晚，张学良在公馆设宴为周恩来洗尘接风。
当张学良见到周恩来为谈判而剃掉了留了多年的大胡子时，直呼：可惜！可惜！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大计。
周恩来举杯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祝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成功。
西安事变论文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题目：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班级：2016级基础医学院长学制临床四班学号：*******姓名：***成绩：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 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
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因素1936年12月12日在我国西安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率部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要员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有关各方近两周的折中斡旋,最终以蒋介石应允六项协议而被释放回宁,这场一触即发的武力冲突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双十二”引发的官兵哗变事件。
虽然历时甚短,然而却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
一、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这次兵变的性质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
14 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
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1. 引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举行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该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事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2. 西安事变的背景2.1 国共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
国共两党在逐渐失去对日军的抵抗战中，意识到必须达成共同合作的需要，于是于1937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与差异，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张学良的困境张学良是东北被占领时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逐渐激化，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压力，无法独立行动。
这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依赖其他势力，例如共产党。
3. 西安事变的经过3.1 符合亲共要求的书信共产党利用张学良的困境，通过与其进行书信往来来表达共产党的诉求，并向其施加压力。
这些书信中，共产党明确要求张学良脱离国民党，与红军进行合作。
3.2 张学良被软禁由于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国民党将张学良软禁在西安，并试图通过施压和威胁来迫使他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
3.3 刘少奇的到访与国共合作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并进一步沟通了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合作意向。
在刘少奇的劝说下，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3.4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应对面对西安事变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抗议声。
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张学良，并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 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历史意义4.1 停止内战，抗日合作加强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内战得以停止，共同抵抗日军的力量得到增强。
4.2 社会各界的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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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起因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公合作的和平解决。
而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也是众说纷纭，但概括来说有一下几点：1.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奉行“不抵抗”政策，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东北地区被日军全面占领。
2.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
3.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1年，张学良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
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张部队的番号被蒋中正撤掉，导致两人之间的嫌隙。
4.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5.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
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6.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
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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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安事变一、西安事变发生前：1．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基础东北的将军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谓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号人物。
实际上，张学良早期仍然是执行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致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了“不抵抗将军”这个名号。
作为“剿匪”副总司令，作为赞同蓝衣社倡导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导”的法西斯口号和拥戴蒋介石的将军，[1]是什么让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呢？1928年6月1日皇姑屯事件造成其父亲张作霖遇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引起国难，家丑国耻集于一身，张学良思想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均溃败的事实，也让其不得不思量一下东北军“剿共”的前景。
此外，在国民党内部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支持，自身地位也骤降，也使得张学良大为不快。
因此，他重新思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苦闷中寻求出路。
[2] 相较于在苦闷中思想转变巨大的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杨虎城抗日态度一直很坚决。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共友好党员有过友好关系。
[3]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时，杨虎城就曾经向蒋介石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抗日。
[4] 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二人的共同特点除了爱国情怀以外，同非蒋介石嫡系的身份使得他们自己的军队不断遭到削弱。
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向来是采取分化瓦解、借机消灭的政策。
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剿共“，实际上是利用陕北地形逐渐消耗和最终消灭东北军。
[5]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入陕北时，有3个师。
然而蒋介石将58师改编，甚至策反。
1934年10月，蒋介石更是把杨部的17师49旅改为第五师，完全脱离杨虎城的管辖。
[6] 凡此种种，都为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2．国民党内部反蒋日益激烈日本大举进犯，使得蒋介石实际上也坐立不安，考虑着自己既定多年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首先公开提出是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
起初，“安内”既包括共产党武装，也包括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
后来反蒋派的态度有变动，“内”就专指中共了。
蒋介石认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而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
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7]其实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意伤了自己的实力。
因此他采取与日本兜圈子的方法，寄希望于英美等外力，以拖待变。
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本身就处于各派斗争中，政权基础不稳。
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不断会有反派冒出来。
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然挑起了全体中国人民最朴实的情感，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
第一个敢和蒋介石“叫板”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其在1932年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在淞沪会战中对十九路军和五路军不给予支援而且多方面阻难的行径，并且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936年2月22日，胡汉民公开发表谈话，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出日寇侵略加深根源为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而不肯改正。
[8]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发起挑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提出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9] 主战的抗日派，另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曾任诸多重要职位的冯玉祥。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
一个月内攻克了唐保、宝昌、沽源等地，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10]另外，党内仍有部分人对于蒋介石的权力虎视眈眈，时刻企图夺权篡位，这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何应钦等人的态度中显得尤为明显。
持续的不抵抗使得军队将领对于蒋介石的不满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的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相继向蒋发难。
加之民众、学子的不断示威游行，一时间，蒋介石成为了众矢之的。
3．共产党的“推波助澜”共产党虽然在西安事变时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思想工作上。
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
分析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于是，中共在军事上重拳出击，打掉张学良“剿共”速胜的幻想：重创张学良精锐110师，全歼东北军主力107师，全歼109师。
就这样，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共领导们的精密部署下，东北军接连打了3次败仗，近3个师的兵力被消灭，死了2个师长、2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也非死即俘。
这使张学良意识到继续“剿共”东北军就有全灭危险，要抗日复土，必须另某出路。
[11]同时，中共还在政治上不断主动联系张学良，派人与之谈判，向他晓以民族大义：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在洛川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
然后派俘虏高福源向张学良表明中共的诚意。
1936年1月18日，中共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
1936年1月25日，21名红军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再次与李克农会谈，并且达成口头协议。
1936年4月8日，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判，并且达成8项协议。
[12]这也标志着中共与张学良秘密伙伴关系的建立。
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抗日。
1935年末，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亲笔信，由汪峰担当信使，杨虎城在看到信后十分激动。
后来，曾十七路军中共北方联络处处长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4点协议。
[13]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
在经过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区于1936年秋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经过一系列准备和思索，张学良先是苦劝、苦劝蒋介石，想让他改变想法。
但蒋介石冥顽不化，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
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4时临潼捉蒋战斗开始，到8时蒋介石到达西安，一共只用了4个小时。
但蒋介石被捉后仍然拒绝联合中共、全力抗日，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一时间，事态呈现僵持的局面。
而各方面势力对此态度截然不同。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1．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内部的态度分为了二派。
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的死活，明令讨伐张杨，并用飞机把西安炸平。
12月13日，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
而16日，国民政府明令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伐逆军总司令，下了讨伐令。
将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外，并于16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所，死伤居民数百人。
[14]这样做，无非是何应钦想趁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另一派是以宋梅岭为首的力主和平派。
在何应钦召开谈话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主，协同宋氏家族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于十二月十二日晚开始以营救蒋介石为目的的讨论研究。
12月13日，宋美龄与孔祥熙前往南京，与何应钦展开激烈辩论。
后来，宋美龄请澳大利亚的瑞纳由南京前往西安，去看个究竟。
瑞纳带回了蒋介石的停战信，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
因此，19日在孔祥熙家，宋美龄与何应钦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宋子文营救蒋介石，并且在22日停止轰炸。
[15]2．地方实力派发生分歧西安事变后，不仅南京政府内部由于利益而发生分歧，而各个实力派系的头目，也因为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的不同以及他们本身利害之各异，而表现不同的反应。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由反蒋立场出发，对西安表示支持和同情，他们给张杨二人的电报中说：“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
四川的刘湘也表示愿意追随。
而华北的韩复榘和宋哲元这二个地方实力派却采取了两面态度，他们一方面公开来电表示“万请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一方面又暗地派人在西安进行破坏。
而山西的阎锡山则主张将蒋介石送到太原。
[16] 3．中共对事件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是没有直接参与的，因此，在12日夜间消息传来是，中共内部是十分兴奋的，同时很快就展开会议讨论。
中共认为西安事变本意是要求抗日救国，然而因为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蒋介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与全国反日团结相悖。
中共针对这种科学分析，采取了4点基本方针，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动摇，用一切方法联系南京左派和支持中共的派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及积极的援助，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
[17]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2余人组成代表团，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
17日，代表团抵达，晚宴后，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长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共识。
而18日上午，周恩来与杨虎城交换了意见，消除了杨虎城的疑虑的同时改变了杨虎城的想法，使其坚定了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18] 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清楚表明中共在反对讨伐、坚持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
通过了二个重要文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了方针：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20]后来，就像历史记载的那样，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终于底定和平。
事变后，中共坚持与蒋介石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三．结语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
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