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刑是否是我国罪犯权利的辨析

关于减刑是否是我国罪犯权利的辨析2007-10-13 16:29:00 访问次数：近几年监狱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减刑作为罪犯权利之一的观点似乎成了某种共识。

但我以为在中国减刑始终是作为一种奖励而存在，权利之说不能成立。

一、对于减刑权利说几个重要观点的辨析（一）减刑是否既是奖励又是权利持减刑权利说的学者们通常不否认减刑是一种刑事奖励制度，这是否意味着减刑既是奖励又是权利呢？罪犯获得减刑无论作为奖励还是权利的确有一些相同之处。

首先都是某种利益的获得者，获得减刑本身就是一种利益的获得，无关其是奖励还是权利。

其次减刑无论作为奖励还是权利都需要通过监狱作为中介。

除了这些相同之处，罪犯权利与罪犯奖励在本质属性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以下关于权利与奖励的对立属性比较中可以知道，减刑要么是权利，要么是奖励，两者只能居其一。

1、罪犯权利的自由性和罪犯奖励的强制性夏勇在《人权概念起源》一书中概括了权利的五大要素。

其中第五个要素便是自由。

作为权利本质属性构成要素的自由，指的是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者放弃该项权利，不受外来的干预或压迫，不具有行使的强制性。

罪犯权利虽然是有限的权利，又有很多特殊性，但同样具有权利的自由性，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权利了。

比如罪犯的医疗权，行刑机关有提供免费医疗的义务，但罪犯可以放弃就医的权利（当然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从法理上罪犯拥有放弃的权利）。

罪犯的奖励就不同了，具有强制的性质。

普通的奖励是不具有强制性的，但罪犯的奖励是监狱根据日常考核对罪犯实行的奖励，具备强制的色彩。

因为对罪犯的奖惩属于狱政管理的基本内容，狱政管理的性质是监狱对罪犯的狱内日常行政管理，作为行政管理就具有强制的属性。

监狱通过狱政管理行为的强制性依法有效地剥夺和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

通过强制性的管理设施和行为，体现惩罚的职能，预防罪犯重新犯罪。

罪犯奖励的强制性与罪犯权利的自由性正好截然相反。

通过比较对照减刑，作为刑事奖励之一的减刑显然不具备权利的自由性，而具备奖励的惩罚性。

我国减刑的程序中并没有向罪犯征求意见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监狱根据考核结果向法院呈报减刑建议书，对罪犯而言具有不可抗力，罪犯不能选择放弃或得到减刑，与此相类似的就是加刑。

另外减刑也是不可撤销的，只能授予。

减刑是对刑期的削减，具有刑罚的严肃性，一经裁定，就不可逆转。

2、罪犯权利的平等性和罪犯奖励的功利性罪犯权利相对于普通公民人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仅仅是由罪犯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就罪犯群体内部而言，个体的权利是平等的。

罪犯权利的平等性，源于一般人权的平等性。

权利人不因为是坏人或好人，做错或做对，表现好或表现坏而不能享受权利。

罪犯只有因服刑表现的不同而引起的处遇不同，或权利行为能力的不同，而不会因为服刑表现的不同导致权利享有的与否。

罪犯奖励与罪犯权利恰恰相反，罪犯奖励的“嫌贫爱富”极具功利性。

表现好的、考核分数高的可以获得表扬、记功、离监探亲，表现出格的则受到警告、记过和禁闭。

减刑同样如此。

罪犯只有趋好的表现——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才可以减刑；有极端趋好的表现——六条重大立功，方能应当减刑。

表现平平的罪犯，拿不够考核分数的罪犯，是无望获得减刑的。

平等性和功利性的差异是权利和奖励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区别。

3、罪犯权利的确定性与罪犯奖励的不确定性罪犯权利一经法律规定，便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罪犯享有的合法权利。

刑罚执行机关非但不能随意剥夺或者限制，而且承担着维护和协助罪犯履行权利的职责。

无论是罪犯整体还是罪犯个体的权利都具有不可侵犯的确定性。

尤其是对于容易受到权利侵害的罪犯个体，这样的确定性更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

罪犯的奖励则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

对于罪犯整体而言，罪犯奖励的兑现《刑法》、《监狱法》中有明文规定，但对于罪犯个体并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

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兑现并不是无条件的，一方面需要付出艰辛的改造，另一方面还需要条件、政策的许可。

对于权利而言，我们不能想象权利人的选举权连什么时候可以行使都不能确定，但对于奖励而言，罪犯个体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究竟能够减刑是具有法理上的合理性的。

减刑的不确定性与奖励的不确定性是相同的。

虽然就罪犯整体而言，减刑是确定的，法律明确界定了减刑的条件，但具体到个体，并不是所有罪犯都能得到减刑。

通常情况下，监狱都会为“可以减刑”的罪犯向法院呈报减刑建议书，这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是有利的。

但是一旦有政策上的调整或出现特殊情况不适合给予减刑，作为行刑机关的监狱完全可以行使强制力而不为该名罪犯呈报减刑建议书。

所以减刑对于罪犯并不具有权利意义上的确定性。

（二）法律是否规定减刑权利说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法律的规定，尤其是《监狱法》的规定。

但细究《监狱法》的条款，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监狱法》第七条所列举的权利中没有减刑权，其他条款中也没有直接界定减刑为罪犯权利的叙述。

《监狱法》第二十九条描述了六条关于“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减刑”、“应当减刑”便暗含了享有权利之意，“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便是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这些“前提条件”都具有趋好性，符合奖励的功利性属性，所以只能作为获得奖励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享有减刑权的前提条件。

“可以减刑”的潜台词是“可以不减刑”，这种不确定性是权利属性所不能接受的。

权利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权威，权利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

对于权利人来说，一项可有可无的权利还具有权威性吗？还是权利吗？当初制定《监狱法》时，考虑到减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给予了行刑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一律将减刑规定为“应当减刑”。

这一点的自由裁量权将减刑拦在了权利门外。

那么“应当减刑”是否就是暗含了享有权利之意？我以为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在规定为“应当减刑”的六条条件中同样有趋善引导的意思在里边，这不符合权利的平等性。

另外“应当”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就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仅仅意味着必须。

“应当减刑”仅仅意味着必须减刑。

减刑是一种奖励，那么“应当减刑”可以理解为必须奖励，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奖励的一种特例。

当然就权利本身而言，权利的权威性也决定了有“必须”的成份在里边。

只要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人的权利，任谁也无法剥夺。

但作为权利意义上的“必须”与作为奖励特例意义上的“必须”是不一样的。

（三）减刑是否接受权拉斐尔教授将权利分为两类：行为权和接受权。

享有接受权就是有资格接受某物或以某种方式受到对待的权利。

有一种观点认为，罪犯不是减刑的发起人，而是减刑的接受人，所以罪犯的减刑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接受权。

而我以为通过分析接受权的定义和特点可以发现，减刑权不符合接受权的特点。

1、减刑没有作为接受权的义务人当犯人享有某项法律权利时，监狱、有关的其他机构或个人必须满足这些要求，这些机构或者个人承担着满足犯人要求的法律义务。

这就像罪犯享有生活标准权一样，监狱有使罪犯的生活标准达到法律规定的义务。

如果监狱拒绝提供罪犯有权利得到的东西或待遇时，监狱就是侵权。

减刑如果是接受权，监狱必定承担着法律上的提供义务。

而事实上监狱没有提供减刑的义务。

监狱根据特殊情况不提供、不给予罪犯减刑待遇，对于监狱而言并不违法，也不侵权。

《监狱法》规定的是根据监狱考核结果“可以减刑”，对那些符合减刑条件但又有特殊原因而不适宜减刑的罪犯，监狱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不给予减刑。

其中有一个特例，就是符合“应当减刑”的罪犯，监狱必须予以减刑。

当然这只是减刑的一个特例，在实践中适用的比例较低，不能据此就认为监狱对于所有的罪犯负有减刑的义务。

2、具减刑资格的罪犯不必然接受减刑从权利是一种资格论的角度看，权利与资格间是有必然性的。

只要有资格必然享受某种权利。

如你只要有符合领取养老金的资格，领取养老金就是你的权利，你就能领取。

反过来，同样只要领取养老金是你的权利，你就具有领取养老金的资格。

资格与权利之间具有可逆性。

而如果减刑权是一种权利，作为一种接受权，罪犯只要有资格，就必然可以接受减刑。

但无论从我国监狱的理论还是实践的操作来看，罪犯的减刑资格和接受减刑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特例除外），不具有可逆性。

理论上由于监狱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减刑资格的罪犯不必然接受减刑。

实践中，监狱与法院往往通过控制罪犯减刑的比例来控制罪犯减刑数量，我国每年接受减刑的罪犯的比例常年维持在20％－30％。

并不是所有实际改造达标的罪犯都能转变成法律意义上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

控制比例与数量的做法往往使部分潜在的达到减刑标准、具有减刑资格的罪犯因为挤不进比例而落选。

二、罪犯获得减刑和享有权利的途径比较（一）不同的发动主体罪犯减刑的发动主体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即必须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书，罪犯本人无权自发提出减刑要求，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也无权自行对罪犯减刑。

从传统的“自然权利”学说角度分析，一般而言除法律明确剥夺和限制的权利，罪犯享有一切公民权。

这意味着罪犯法定权利的发动无须监狱机关的提出或法院的批准，具有自动自发的性质，其发动主体是罪犯本人。

（二）不同的决定机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罪犯获得减刑的决定权在人民法院，由监狱向法院呈报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罪犯享有权利的决定机构是立法机关。

罪犯享有权利的直接依据就是《监狱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不同的适用条件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在《监狱法》第二十九条和《刑法》第七十八条中都有规定。

而罪犯权利的享有并没有像获得减刑那样受如此多的条件限制。

这也是由前文所述的权利的本质属性所决定。

除非是法律上或在判决中被明确剥夺（如政治权利）或限制，无论罪犯是否确有悔改，是否有立功表现，都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

当然由于权利行为能力的不一样，罪犯行使权利也会存在不同级别的“自由度”。

两者适用条件的不一样正是减刑与权利无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罪犯一定要有趋好的行为，即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才能获得减刑，而享有权利则不在乎趋好与趋坏，某种意义上说权利是无轮好坏的。

所以减刑只能是一种奖励而不是一种权利。

三、关于减刑及保障罪犯权利的功能比较完成了横向的比较，再来考察一下纵向。

就历史上减刑制度的起源和功能来看，减刑始终是作为一项奖励制度而存在，工具性质痕迹明显。

这与权利保障所体现的人本意义是有区别的。

1777年霍华德发表《英格兰与威尔士监狱状况》，从而掀开了近代监狱改良的序幕。

随着教育刑思想的兴起，美国人将此思想付诸实施，创造了奥本制、宾西法尼亚制等行刑制度。

其中为了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的善刑折减制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也是现代减刑制度的开端。

减刑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刺激矫正功能和狱政功能。

刺激矫正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正性刺激来实现的。

由于犯罪人的良好表现，改变了他在矫正环境中的处遇，获得了刑期缩短的奖励，犯罪人在脑海中将奖励与好行为联结起来，从而影响了犯罪人以后的行为的发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