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王恩涌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出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他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专攻数学。1788年毕业，并获得神职。1805年担任伦敦附近的东印度学院（East India College）的历史与经济学教授。1798年出版的他的著作《人口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进步的影响》。1799年他到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调查土地、粮食与人口的关系。1802年，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次年，对其著作作了修改补充，出了第二版。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

“两个公理”：第一是“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第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

“两个级数”：“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根据自然规律，食物是生活所必需，这两个不相等的量就必须保持平衡”。

“两种抑制”：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恢复平衡。恢复平衡的手段，一种是战争、

灾荒、瘟疫等，对此，马尔萨斯称其为“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马氏称其为“道德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根据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初期的人口现象提

出来的，当时，对他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看法，在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中，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等同起来，当作超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忽视了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至于“两个级数”，虽然他说是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的增长规律，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没有限制的条件是不存在的，所以从总的情况来说，“几何级数”增长也是不存在的。最后“两种抑制”的办法中，“积极抑制”的战争、灾荒和瘟疫其实质都是社会原因为主而引起的；“道德抑制”更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口学著作。所以，长期以来吸引各方面学者的注意。有些西方学者根据历史发展，认为该学说尽管反映了18世纪及其以前历史上人口发展的若干现象，但不能反映当时人口现象的社会原因，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工农业生产与科学避孕的作用。因此，也有学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在反映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总之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表现。

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人无法逃避选择的宿命。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人无可逃避地会去选择了解，选择去爱周围的人，这是生而为人

的天性。但是，每个人生来又都是不同的，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况且，人的心灵比树叶上的脉络更复杂，阴暗，所以，这就注定人和人之间永远无法去真正的理解，我就是我，我注定不能用我的思维去理解别人。如果两个人真的硬要了解对方，因为爱或是别的原因，那么当我越是努力去理解，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的距离只有越来越遥远。因为越是了解，就越能明白我们之间的距离，心的距离，思维的距离，心的形状是多么的不同，爱会淡去，了解的欲望将会变成疏离的渴望，因而人注定是孤独的。我们渴望一个大同的世界，可是如果世界真的只有了一个思想，那又将是一个怎样可怕又阴冷的世界，就像EVA里人类补完计划所展示的那样。从1789年至今，全人类都在为自由，为了选择的自由而奋斗，在那样的时代，拥有了自由的人高呼“ every man will be a king"。可是现代，我们却发现我们从不自由到自由，从孤独无助到无助孤独，从一个怪圈进到又一个怪圈，哪里才是出路，或者我们根本无法逃避我们生而为人的宿命？

我不要自由，谁要自由！

【词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发音】：fáng mín zhī kǒu，shèn yú fáng chuān

【释义】：防：阻止；甚：超过。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指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

编辑本段成语出处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编辑本段成语故事

厉王姬胡是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当政时国力已出现衰象。这时候，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偏偏新登基的周厉王又奢侈荒淫，走上桀、纣的路子，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

周厉王为了决定增加赋税，维持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要该收的税都收了，怎样再立名目设立新税呢？什么名目来征税呢？他想不出来，该收的税都收了。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厉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都必须纳税；甚至喝水、走路也得缴纳钱物。这个办法，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避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专利”。他说：“专利，会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很伤人心的做法。”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免责实行“专利”。

实行专利后。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顿时民怨沸腾，在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意思是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指粮食）。多年来我纵惯着你，而你却对我们毫不照顾。我们发誓要离开你，到那欢乐的乐园去。”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老百姓们对周厉王充满了怨恨情绪，都纷纷咒骂他。大臣召公虎看到形势危急，就劝告周厉王说：“王上，百姓们实在受不了了，‘专利’法再不废除，难得不发生动乱！”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谈论“专利”，咒骂厉王，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虽然牢骚满腹只好往肚子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熟人在街上见了，也不敢站住交谈，打个招呼，赶紧走开。整个镐京，顿时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厉王却以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沾沾自喜对召公虎说：“你看，还有谁在说什么吗？”召公虎听了，对厉王说：“百姓们的嘴虽被勉强堵住，但使他们的抱怨变成怨气了。正如把水堵住，一旦决口，伤人更多；而应采用疏通河道的治水方法，治民也是这个道理，应该广开言路。如今大王以严刑苛法，堵塞言路，不是很危险吗？”厉王对召公的话置之不理，反而更加残酷地实行残暴的统治。

有压迫就有反抗，国人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国都里的小贵族、小商人、手工业者聚集起来，冲向王宫，去找厉王算账。起初厉王还想把民众镇压下去，可调来的军队中的兵士原来全是平民出身，他们见国人造反，很多人也参加进去了。周厉王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带了一些随从，偷偷溜出了王宫。厉王临走前把太子姬静托付给了召虎，然后就逃奔到了今山西霍县。

愤怒的起义群众找不到厉王，满腔怒火难平，决定找太子去抵罪。他们得知大臣召公虎家里收留了太子，于是就包围了召公的家，勒令召公交出太子。召公心想，“过去天子不听我的规劝，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交出太子，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的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好让王安心，现在若是交出太子，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可是国人见找不到太子，他们一定不肯答应，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决定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交给了起义群众，这才使太子没有被国人杀死。

国人暴动的第二天，卫国的国君卫武公就带着军队开到镐京。这卫武公，叫共伯和。共伯和率军到镐京是前来平叛，可是起义群众在当他来到王都之前，己经散去。于是共伯和就率领部队，进到了王宫里驻扎。

厉王在逃不敢回国都，太子虽在国都，但年龄太小，不能主事。他是召公用儿子换下来的，现在暴动刚平，还不到说出真相的时候。于是召公虎提出，国事暂由共伯和代理，其他大臣全都赞成。共伯和虽然是代理，实际上却在执政、问事上同天子一样，所以这二年被称作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年代可以查考。

共伯和执政以后，采纳了召伯虎的建议，废除了厉王时的“专利”法，减少了名目繁多的赋税，人民得以安生，社会又趋于稳定。

史书上把共伯和执政的时期，称为共和时期。转眼十四年过去了，周厉王死了，太子姬静也已经在召公虎家里长大成人了。召公虎觉得

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朝去对共伯和及众大臣讲了真相，说周朝大臣见太子还活着，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让太子继位。共伯和知道自己不是周室正宗，若争下去难以服众，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亲自到召公虎家把太子静接进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他回到原来的封地，当他的诸侯王去了。新即位的天子，就是周宣王。

编辑本段成语启示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但他们又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编辑本段成语用法

夫心险如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谐隐》

中国问题的本质

（2011-02-22）

郑永年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专门邀请来延安考察的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作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皇朝更替周期规律。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故事，从其产生起，不知道被人们重复了多少遍了。每当中国的改革遇到了困难或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这个故事。自民主的概念传入中国以来，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社会，民主始终是人们所期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方法和途径。从中国开始追求民主政治开始，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民主还没有实现。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但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则越来越高，希望民主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一切问题。很显然，这个还没有实现的民主，实际上已经承担着其所不能承担的负担。

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土地

政治改革很重要，民主化也很重要。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经验表明，人们不可以给民主政治过高的负担。一遇到问题就想到用民主政治来解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民主政治不是万能药。民主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还会带来其他很多问题。毛泽东的回答从经验上来看，只回答了一半，即上层建筑。皇朝更替属于政治范畴，属于

上层建筑。还有另一半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皇朝更替只是一个结局，而非原因。从大历史看，这个经济基础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尤其对中国而言。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都和土地分不开，甚至民主化本身也和土地问题有关。

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研究了几个主要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归纳出三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即西方议会民主制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发现这些不同路径和土地问题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解决农民问题的不同方式，导致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政治体系。

从经验来说，民主政治和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则和民主政治紧密相关。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不仅影响一个社会能否民主化，而且更影响民主政治的质量。一个社会如果解决不好土地和农民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革。这种激进政治变革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民主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在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前提下，即使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的质量也不会很高。反之，如果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就会给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社会稳定、公平、中产阶级、城市化、工业化等等，这些和现代民主相关的因素，无一不是和土地问题相关的。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皇朝更替的关键也是土地问题。当土地集中到少数既得利益（无论是皇朝本身、政府还是社会少数群体），社会

公正就失去了基础，社会稳定就会无从谈起。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旦被动员起来，任何政权就会马上面临威胁。不说久远的历史，现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也很能说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土地问题，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经验也在土地。国民党在台湾成功的经验更和土地改革有关。成功的土地改革为台湾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小企业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台湾社会民主化的最主要的动力。台湾的民主化因为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而导致激进，导致社会的分化。不过，正是台湾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台湾的民主化，较之其它很多社会更为理性与和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台湾民主化会变得无比暴力。亚洲另外一个社会泰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天的中国，因为改革停滞不前，社会出现无穷的不稳定因素，不少社会力量再次诉诸于民主政治。这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当今中国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那么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突破口可能并不在政治领域，而是在土地领域。

当前的所有问题均离不开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