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分析
法律论证许霆案例分析(3篇)
第1篇摘要：许霆案是中国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金融犯罪案件之一，涉及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本文通过对许霆案的事实分析、法律适用及争议焦点进行探讨，旨在从法律角度论证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非信用卡诈骗罪，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关键词：许霆案；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法律适用一、引言2008年，河南省郑州市发生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许霆利用ATM机故障非法取款17.5万元。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此案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关于其定性问题，存在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争议。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许霆案进行分析，论证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二、许霆案事实分析2008年5月21日，许霆在河南省郑州市一家银行的ATM机取款时，发现该ATM机存在故障，每次最多可取出99999.99元。
许霆利用该故障，先后取款171次，共计17.5万元。
案发后，许霆被抓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二审法院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三、法律适用及争议焦点（一）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区分1. 盗窃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2. 信用卡诈骗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许霆案中，关于其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为其利用了银行的ATM机进行非法取款。
另一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其秘密窃取了银行的资金。
（二）争议焦点1. 许霆是否利用了ATM机的故障？2. 许霆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3. 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四、法律论证（一）许霆利用了ATM机的故障许霆案中，ATM机存在故障，导致每次最多可取出99999.99元。
许霆利用该故障，先后取款171次，共计17.5万元。
由此可见，许霆的行为与ATM机的故障存在直接关联，其利用了ATM机的故障进行非法取款。
许霆案法律分析
深受社会各方关注的许霆最终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
许霆案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由许霆案所引发的思考却还在继续。
一、对许霆案的法律分析首先，对于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作如下分析：(一)罪与非罪对于许霆的恶意取款行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其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在对许霆案的讨论中，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当把其纳入刑事法领域进行调整，而应当作为一般的民事违法，如不当得利等来评价。
我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应当在民事法领域进行调整，理由如下：一般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的，而非绝对地对立的，我们把违反刑法的行为就称作为是犯罪行为。
所以刑法并非是空中楼阁，其一般都有其前置法，此前置法可以是民法，可以是行政法，也可以是经济法等，只有当一行为超出其前置法所能调整的范围之时，才进入刑法的调整领域，因而说刑法是对人们违法行为规制的最后一岗哨。
举例说，A殴打B致B轻微伤属于一般的治安违法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对于A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但如果A的这个殴打行为造成了B重伤，则超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能调整的范围，我们必须用刑法去评价它。
所以，在此案中，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当许霆第一次取出1000元人民币的时候，其中的1元为有法律依据的合法所得，而另外的999元则属于民法中所指的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当得利，对于此行为，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异议，应当构成民法所调整的不当得利之债，如果许霆在这个时候停止行为，那么其所要承担的责任仅是民法上对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可是许霆选择的是继续行为，从其第二次取款开始，其行为性质已经升格，民法已经无力再调整此行为了，进入刑法规制领域，而民法则成为此案中刑法的前置法，因此，我们应当进入刑法领域来评价此行为，而不应当再在其前置法中纠缠不休。
此外，有学者试图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免除许霆的法律责任，我认为同样不甚妥当。
许霆案简要分析
许霆案简要分析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
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这一案件时至今日仍旧争论颇多，主要围绕在许霆案中许霆到底有没有犯罪、最轻或罪重。
许霆案最终是以盗窃罪判处许霆5年有期徒刑，并处以2万块罚金。
我个人的观点是许霆有罪，但不构成盗窃，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判的轻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而许霆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首先，他肯定不属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等。
其次法院认定，许霆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这一点实际上争议很多，根据法学家甘正培解释说，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的行为。
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已被当场发觉、是否事后马上被发觉、是否因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留下身份识别标志而事后被发觉等等，均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
实际上ATM机经银行授权后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并得到了银行的承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对一的交换行为，尽管ATM机没有智能系统，无法等值认定，但其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和自主行为的，这就如同一个人和一位脑部暂时不正常的人进行了不对等的交易，你只能说，这个交易是主观的欺骗行为从而认定这场交易不成立，而不能认定这就是盗窃，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我个人认为“秘密窃取”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所以以盗窃罪来对许霆定罪是不合适的。
本案中还有一个着力点在于ATM机算不算金融机构，在本案中，法庭认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鉴于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
许霆案案例分析
许霆案案例分析许霆案是中国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
该案件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的审判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对许霆案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中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一案件。
许霆案的发生背景是一个家庭纠纷，涉及到财产分配和家庭关系等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许霆作为案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指控犯有多项刑事罪行，包括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涉及到了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言，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最终，法院做出了对许霆的判决，认定其犯有某某罪名，判处相应的刑罚。
在对许霆案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这些证据包括了被害人的证言、现场勘查报告、法医鉴定报告等。
通过对这些证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案件的经过和真相。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这些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案件的定性和定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社会背景和影响。
许霆案作为一起备受争议的刑事案件，其背后涉及到了家庭关系、财产纠纷、暴力问题等社会现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关注。
在许霆案的审判过程中，涉及到了多个法律问题。
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对许霆的定罪和量刑。
在这一问题上，法院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另外，许霆案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家庭暴力和人身安全的关注，这也是一个需要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反思的问题。
总的来说，许霆案是一起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涉及到了诸多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
通过对这一案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中的法律逻辑和社会影响。
同时，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家庭关系、暴力问题等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反思。
希望通过对许霆案的案例分析，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许霆案例分析(许攀)
许霆案案例分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5月22日对许霆涉嫌盗窃金融机构案进行二审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裁定，驳回许霆上诉，维持原判，许霆仍将获刑五年，并惩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
山西籍的打工青年许霆因利用银行犯错，提取了不属于自己的17万余元，于2007年11月29日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许霆不服一审裁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4日，广东高院将该案发还重审。
2020年3月31日，广州中院作出重审裁决，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惩罚金2万元。
许霆仍对裁决不服并提出上诉。
近日来，广州发生的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歹意取款万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例，在全国引发普遍关注。
案例分析：笔者以为：许霆犯有盗窃罪，二审的量刑是适合的。
关于许霆案的定罪量刑，在刑法上本来并非复杂，但各类各样的缘故，致使本案被炒得沸沸扬扬。
笔者以为：许霆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但能够判处低于无期徒刑的刑罚。
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行为。
许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就盗窃罪而言，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的性能，在于使盗窃罪与故意损坏财物罪和不值得处以刑罚的盗用行为相区别，故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利用财物和排除他人权利的意思。
许霆明知自己的借记卡所记载的现金只有170余元，在发觉了ATM机的故障后取走17万余元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许霆所提出的“本意是想把钱掏出来，爱惜好还给银行”的辩白，不可能取得认同。
许霆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
（1）许霆的行为是违背银行治理者意志的行为。
依照大体的金融规那么，银行治理者仅同意存款人掏出与其存款额相应的现金，可不能同意取款额超出存款额的情形。
这一点也为存款人所知。
许霆的行为不可能取得银行治理者的同意，相反必然违背银行治理者的意志。
许霆的行为并非是使银行治理者产生处分财产的熟悉错误的欺骗行为，故不可能成立诈骗罪，固然也不可能成立作为诈骗罪特殊类型的金融诈骗罪。
由“许霆案”引发的法学思考
五、结论
综上所述，“许霆案”是一起具有深远影响的案件，它引发了法学界和社会 公众对于法律、道德和人性的深入思考。通过这个案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法律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同时也看到了法律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司法公正性和透明度，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合法 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我们也需要加强全社会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 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司法实践的操作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盗窃罪等犯罪行 为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例如，“多次盗 窃”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入户盗窃”的“户”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需要司法 实践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四、社会反思
透过“许霆案”，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会对法律和道德的认识和态度。一方 面，“许霆案”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和期待；另一方面，“许 霆案”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视和追求。因此，我们需要在全 社会范围内加强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同时， 也需要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和保护，避免出现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盗窃罪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在“许霆案” 中，许霆取款时发现系统故障导致取款金额错误，其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二是 犯罪情节的裁量问题。在认定许霆构成盗窃罪的前提下，如何量刑才能体现罪责 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肯德基劳务派遣案的法律分 析
在肯德基劳务派遣案中，劳务派遣机构将派遣员工派送到肯德基工作，肯德 基与派遣员工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然而，由于肯德基未与派遣员工签 订劳动合同，因此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由于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员工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加班费、社保等问题，因此也引发了关于劳动合同 条款的争议。
许霆案案例法律解释(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许霆案是指2006年4月22日，广州市白云区许霆在银行自助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机器出错，连续多次取款1000元，共计取款17.5万元。
许霆被银行监控发现后，被警方逮捕。
经过审理，许霆被判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在二审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许霆的行为具有自首情节，且具有悔罪表现，改判其有期徒刑5年。
二、法律解释1. 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
许霆案中，许霆在银行自助取款机上多次取款，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2. 盗窃罪的数额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
在本案中，许霆连续多次取款，共计取款17.5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3. 自首情节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许霆在案发后主动向警方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自首的认定条件。
4. 悔罪表现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在本案中，许霆具有悔罪表现，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5. 量刑情节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许霆案案例法律渊源分析(3篇)
第1篇一、引言许霆案是我国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金融犯罪案件之一，涉及金融诈骗罪、盗窃罪等多个罪名。
本案的法律渊源分析对于理解我国金融法律体系、金融犯罪认定标准以及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法律渊源的角度，对许霆案进行深入分析。
二、许霆案的基本情况2006年4月22日，许霆在ATM机取款时发现机器出现故障，连续取款17次，共计17.5万元。
事后，许霆被公安机关抓获，以盗窃罪被起诉。
经过一审、二审，许霆被判盗窃罪成立，但考虑到其自首、退赃等情节，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三、许霆案的法律渊源分析（一）金融法律体系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是我国金融犯罪案件认定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许霆案中，法院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该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八）》对金融诈骗罪、盗窃罪等相关罪名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在许霆案中，法院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对许霆的行为进行定性。
该修正案将金融诈骗罪、盗窃罪等罪名的最高刑罚提高到无期徒刑。
（二）金融监管法律1.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法律依据。
该法规定了银行业的监管范围、监管职责、监管措施等。
在许霆案中，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其监管职责涉及到对ATM机等自助设备的监管，以保障金融安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反洗钱法》是我国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重要法律依据。
该法规定了反洗钱的范围、反洗钱措施等。
在许霆案中，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有义务履行反洗钱义务，防止洗钱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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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
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
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
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
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
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
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
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
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
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
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
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
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
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
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
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
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
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
我认为这是比较符合正常人的心理的。
根据刑法谦抑性在定罪上“可定可不定的，则不定罪”的理论要求，对许霆第二次取款不视为是盗窃也是可以的。
从文章的整体性要求出发，我在反思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对日后类似许霆行为非犯罪化作出了展望。
在谦抑性理论概说部分我就对这一观点埋下了理论伏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趋于文明和人权观念的增强，刑法的谦抑性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于是会出现不同时期下不同的刑事政策与法律制度，表现在刑法上就会有犯罪圈的扩大与缩小。
“公众对待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情绪和气质是对任何国家文明最可靠的考验之一。
”许霆得到很多人的谅解甚至支持，这表示即使刑法对许霆做出了否定评价，社会对于这种行为仍然持宽容态度，毕竟比起很多暴力性犯罪和贪污受贿犯罪，许霆的行为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是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单独再作一篇论文，所以我并未花大量篇幅进行论述。
毕业论文是对大学四年学习的总结，是四年法律知识沉淀的最终展现。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能感觉得到自己对刑法的学习、理解更踏实了，更深刻了。
刚开始学刑法的时候，想着把什么都入罪、把什么非法行为都定罪。
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加之思想的日渐成熟，我对刑法的理解不仅仅只停留在“打击犯罪，惩恶治暴”的层面，刑法在我眼中再也不是一个“凶巴巴的恶汉”。
他是一位严慈的智者。
他严谨，慎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人，但是也不会随意接收一个非犯罪人；同时，他也宽容，开明，他始终以预防犯罪为己任，接纳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通过教育改造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如同我在论文里提到的，我信奉刑法的美德是宽容。
最后，对于给予我论文指导以及考研指导的王老师、答辩组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表示感谢。
我深知我的论文内容平平，不过写作态度还较为认真，各位老师给我优秀的分数是对我学习态度的肯定，也是对我日后学习的鼓励。
再次向各位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一)法律本身的问题法律本身有着滞后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1997年11月4日出台的，依照当时的国民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认定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公私财产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规定是合理的。
然而，在10年后的今天，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物价的飞速上涨以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如果仍然认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即为盗窃财物数额巨大的话，颇为不合理。
(二)我国司法解释的缺陷纵观我的司法解释，动不动就用数字化的量化的标准作为法律的适用标准。
试问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29999元与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0元到底有多大的质的区别呢?恐怕没有，但是，两者在量刑上却存在着质的差异。
(三)法院机械地运用法律许霆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应属轻微。
其因为ATM机出故障，加之个人的贪欲，使用自己合法持有的信用卡，取得共计17万5千元的钱款的。
恰遇ATM机出现故障并利用其故障窃取钱款与仔细研究ATM机的漏洞进行盗窃或者破坏ATM机进行盗窃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大为不同。
许霆的盗窃行为几乎是ATM机诱发的，其手段极其简单，而这种行为又是偶然中的偶然。
综上，笔者认为，许霆构成盗窃罪，但法院的量刑明显过重。
许霆案提醒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司法运行中，有一种算数化的思维，只管片面地对涉案钱物进行计数，却不问案情的总体情势及其轻重缓急如何。
当然，这份责任也不全是法院的，我们的立法者也有份，在我们现有的立法(特别是在刑事法里面)里面，这样的机械算数规定并不乏见，甚至可以说比比皆是。
[4]许霆案所折射出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亟待解决的，如若不然，将严重影响我国司法的神圣性和司法改革的进程。
相反，许霆获财行为的发生概率极低，如网民戏言——“尚不及中500万彩票的概率”。
许霆案也不存在破案率低的问题，许霆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
许霆案也不存在难防范的问题，银行只要认真履行注意义务，很难再次受损，其他银行的受害概率也微乎其微；这种行为是否能够再次发生，起决定作用的是银行，而不是取款人。
总之，许霆案与盗窃罪完全不同，国民基本没有受害预测性，报复欲也很低，其社会危害性大大低于同额盗窃罪。
2.行为的侵害程度、违法程度也影响着可罚性。
人类毕竟是情感动物，即便造成同样的损害，因行为方式对社会秩序的震动程度、给人们平稳生活的影响程度、在伦理道德上的非难程度等差异，国民所评价的社会危害性也有差别。
首先，在财产犯罪中，占有同样数额财物时，侵占罪的处罚最轻，就是因为侵占行为的侵害性最小，对人类平稳生活的震荡性最小。
在日本学者看来，“之所以占有脱离物侵占罪的法定刑要低，是因为缺少占有侵害这一意义上的违法性，以及其诱惑性更大，因而责任更轻。
”(21)在日本，与侵占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相比，侵占遗失物等法定刑更低，因为后者行为的侵害性更弱，对法秩序几无影响。
其次，同是杀人，不作为的杀人、用安眠药杀人、用爆炸方式杀人，对法秩序的震动性依次升高，可罚程度也逐渐加重。
同是盗窃罪，也会因窃取行为的侵害程度而体现出危害性上的差别，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3条规定：“从封闭的容器或者其他防盗设备中盗窃物品；从教堂或其他宗教场所内窃取礼拜用或宗教敬奉用物品的”等情况，就属于“盗窃罪之特别严重情形”。
从防盗设备中取财不会加重财产法益的损害，但是，类似行为的侵害性更强，对人类平稳生活的震荡性更大，可罚性更重。
相反，就许霆案而言，许霆获财行为是“插真卡输密码、从出款口拿钱”，这一行为几无侵害性和违法性。
许霆没有采用破坏取款机、修改电磁信息等侵害性方法，其行为过程对人类平稳的生活秩序几无震动。
3.损害依赖刑法救济的程度也影响了法定刑。
危害越难以通过私力救济，就越需要刑法介入，国民诉求刑法的欲求就越强，立法者必然考虑国民对刑法的“渴求”程度而设置法定刑。
首先，同数额的盗窃与侵占，造成的法益损害相同，但侵占罪法定刑低，就是考虑了依赖刑法救济程度的差异。
在侵占代为保管物中，侵占人与受害人多具有某种关系，所有人有更多机会不借助刑法而挽回自己的损失，对刑法的依赖程度较低；而盗窃罪的可救济性几乎不存在，必须依赖国家司法机关介入抓获罪犯，国民对刑法的依赖性更强。
其次，依赖刑法救济程度影响法定刑的背后是“刑法最后性”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