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探讨我国权力异化现象

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探讨我国权力异化现象作者：黄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1421 更新时间：2009-8-13热 荐【字体：小 大】 [摘 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权力异化的表现形式可归结为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部门化、权力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权力使用交易化、监督权力虚置化等，由引导致腐败普遍化。

对此，可通过在经济上强化公有制地位、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在思想上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强化权力部门依法行政观念和群众的民主意识，在政治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权力监督，在法律上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坚决推进以法治国等对策来防止腐败滋生和消除权力异化。

[关键词] 马克思；异化理论；腐败；权力异化“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思。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它被提到哲学高度。

黑格尔用它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提出人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们生产的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成为统治和支配人们自己的外在力量。

马克思批判了前人非科学形态的异化理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异化本质。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所揭示的种种异化，基本上还停留在异化的外部现象。

马克思则揭示出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本质异化，即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

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理论，阐述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并揭示了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认为从起源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既成状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存在一些理想化、人本主义局限性等缺陷，但在总体上，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还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思想成熟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开始涉及到现实的经济生活领域，为其以后的思想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这一理论还显示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观的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和超越，这使得它不论从当时理论界在异化问题上的思想水平还是从现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异化现象来看，它都无疑具有很突出的理论深度和应用广度。

笔者试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视角及其启发下探讨当前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权力异化现象，以期能抛砖引玉，将这一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一、当前我国权力异化现象的主要表现我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决定了广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的权力，反过来变成了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

这种颠倒是权力异化的典型形态，是对于社会主义本性的明显背离与反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权力异化的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1．公共权力私有化。

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制还很不健全，一些地方和单位趁此空挡利用人民赋予行政管理权、资源配置权、经济管辖权、人事任用权、司法执行权、财物审批权等管理国家事务的公共权力，在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人民难于监督的情况下，完成了“私有化”进程，并通过“权权交易”的“资产重组”，“权钱交易”的“资本营运”，“权色交易”的“形象包装”，形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集团”。

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的格言，以及下属们“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办企业无销路，只有当官最赚钱”的经验之谈，就是公共权力已“私有化”了的真实写照。

另外，公共权力私有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公共权力家族化。

一些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通过“内外家族勾结”，为家族成员牟利开绿灯，成为其家族依附的“大树”。

2006年5月18日发生在山西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的特别重大透水事故，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据查，左云县张家场乡的人大主任就是煤矿承包人的亲哥哥，且在乡里分管煤炭工作。

这个煤矿长期从事非法、违法生产，却被列为“证照齐全、合法矿井”。

[1]2．公共权力部门化。

我国行政权力的部门职能划分特点，使一些部门很容易成为了行政垄断的既得利益者，公共权力成了这些部门独断的权力和谋利工具。

以信息资源为例，有关专家估计，目前我国80％的社会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但其中80％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

由于信息不公开或不透明，一些行政部门借机利用信息垄断进行“寻租、私吞”，出现了严重的行业腐败现象。

[1]此外，由公共权力部门主管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铁路、邮政、电信、石油、烟草等，以行政权力实现其资源独占或特许经营而限制民营资本等可能的竞争者进入，使其成为当前我国行业平均收入排名前十位的暴利或高福利行业。

这些垄断行业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带有较强的行政赋予色彩，本质上也是行政性垄断，是公共权力部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3．权力部门利益化。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一些地方和部门趁财政等体制的不完善加入了追逐部门利益的行列之中，借执法之名或行保护违法之实，或挖空心思“设租”，以非法利益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

郑州市政府委托民间机构于2005年11月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当地企业用于与政府部门“搞关系”的非正常支出，比前年几乎翻了一番。

综观近年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中没有私营企业主的身影，也没有哪个腐败官员能够躲避私营企业主的“银弹”攻击。

[1]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部门的行政权力和逐利资本悄悄出现了一种“合流”动向，由行政权力“异化”催生的行政垄断，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在一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格局出现“异化”现象。

4．部门利益法制化。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加速演化的过程中，由于上层建筑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基础改革等原因，必然在市场运行法制、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留下不少空白。

作为市场监管者的一些职能部门趁协助国家制定有关法律之机，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强化行业管理的旗号，为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跑马圈地”，提出偏向于自己的条款，企图通过立法的形式将部门利益合法化。

以百姓的食品安全为例，全国人大代表祝义才曾调查发现，有食品标准、产品质量、食品卫生、农药管理、动物防疫等20部以上的专业性法律法规，然而法与法之间相互协调性差，配套性差，成了真正的各个“部门法”。

[1]5．部门权力个人化。

目前我国政府系统里多数是实行部门首长负责制，加之独立有效的监督的缺失，很容易造成出部门“一把手”说了算，使部门首长的意志演变部门的意志，进而演变成部门权力个人化和个人权力绝对化。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集“投资、建设、管理、运营”职能于一身的交通部门，权力过分集中，重大决策往往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很容易滋生部门权力个人化。

在近年来，“交通腐败”成了一个焦点问题，“道路通车，干部落马”的现象屡见不鲜，已经成为反腐败领域的一大特点。

6．权力使用交易化。

部门权力个人化必然伴生出另一个结果——“权钱交易”，这就是权力使用交易化。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追逐效益与效率是应该的，可一些地方和部门则打着提高效益的旗号，行“权钱交易”之实。

尤其是随着部门权力个人化的加剧，掌权者在担心“权力过期作废”的心理作用下，急着为其手中权力寻租，以求能尽早变成现金或利益，从而导致权钱交易现象日益突出。

曾经轰动一时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权钱交易的一个典型例子。

7．监督权力虚置化。

在当前这种政治体制框架下，上级党委、同级纪检监察部门，人大、政协机关，社会舆论及群众代表，作为干部监督的主体，受着许多因素的制约，难于监督、不愿监督、懒得监督、不敢监督现象较为严重，致使监督权力束之高阁，被日益虚置化。

上级党委监督往往受时空限制，或“天高皇帝远”，或担心引起干预下级之嫌和得罪人，怀有“多栽花，少栽刺”的心态对问题往往睁一眼闭一眼，以致有能力监督却监督不力或难于监督。

同级监督中，各级人大、政协机关，党的纪检监督部门等都是在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对同级党委负责，因其所处地位与利益关系，也使得有监督职责但却不想监督或懒得监督。

而下级监督主体的职权则被剥离，特别是社会舆论监督，有监督职责却无监督的实质权利，社会群众监督有监督权利却没有明确的职责追赋，由此必然造成怕前怕后、畏首畏足而不敢监督。

以上权力异化问题，直接导致了我国腐败现象日益普遍化、严重化。

可见，解决我国权力异化问题已经成了当前防腐反腐的一项重要课题，被提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日程之上。

二、解决我国权力异化问题的对策建议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若水先生就在其《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和经济上的异化”等三种异化现象。

[2]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贪腐现象日益猖獗，权力异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并日益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

针对上述权力异化表现及其原因，笔者以为解决我国权力异化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强化公有制地位，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防止腐败滋生和权力异化的重要经济基础。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固定化。

因此，要消除劳动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及其僵化的社会分工。

在我国，虽然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阶层，尤其是80年代以来带有私有制性质的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现已经成为占据我国GDP近70%份额的重要经济主体。

这显然符合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产生于“私有制”这一条件，这是我国当前存在劳动异化的根源之一。

在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地方，靠农民工超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出口创汇的产品，而农民工生产产品越多自己越贫困，消费能力相对下降，以致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些企业因出口受阻而想转向内销时，内需市场却难以有效启动，许多民营企业由此大量倒闭，农民工因此失业返乡。

尽管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论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与权力异化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紧密的联系。

我国大规模的权力异化正是伴随着民营企业崛起而出现的。

近几年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中几乎都与民营企业有关就是最好的证明。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要消除权力异化，我们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要削弱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甚至要全盘私有化，相反，我们应进一步强化公有制地位，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消除权力异化的重要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