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转型
“王权至尊”与都铎时期的思想纷争
“王权至尊”与都铎时期的思想纷争在英国历史上，都铎王朝（1485-1603）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政治权力逐渐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君主手中，这主要得益于亨利七世通过强化皇室权力、压制反对力量和拓展中央政府的职能而取得的成功。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思想纷争也在各方面展开。
“王权至尊”是都铎王朝时期对君主权力的一种赋予意义，认为君主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权威和无限的权力。
这种观点解释了当时权力分配的特殊位置，君主被看作是政府头衔的核心，他的意见和决策都是最终的，没有人能够反对或挑战。
这种观念的出现与反对宗教改革共存，各种权利和意见的争夺成为了关键性的问题。
由此，“王权至尊”开启了英国历史上增强君主权力的新时代，君主对于国家的掌控得以加强。
但是，“王权至尊”引起了贵族和宗教领袖们的反对，这些人坚信君主不应该完全掌控政治和经济。
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应该与国会、将军、主教和法官等其他机构分散。
特别是在教会方面，这些反对派人士认为君主不能够干涉宗教事务。
他们认为，君主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分子，而非对于社会道德和信仰的裁决人。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莫尔，他在著名的《乌托邦》一书中写道：好的社会并不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吞噬一切得来的。
这种反对观点爆发出的思想冲突导致了《十字军审判令》(1539)的颁布，这个法令旨在打压反对教会改革的力量，禁止谩骂和讽刺英国国王的人发表言论，并赋予了君主出任国王和宣布立法的权利。
思想冲突在都铎王朝时期达到了顶点，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她压制异端和非宗教者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明显。
宗教改革引起了许多新思想的兴起，当时英国的思想大师、哲学家、散文家和文学家开始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
在这些思想家中，最为杰出的是威廉•莎士比亚和弗朗西斯•培根。
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和言论反对专制，这些作品和言论表达了公正、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
总之，都铎王朝时期是一个有着历史深度和思想纷争的时期。
16_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_质疑_开放的贵族_说
文 史 哲JOU R NA L O F L IT ERA T U R E ,HIST O RY A ND PHIL O SO PHY2004年第5期(总第284期)N o .5,2004(Serial N o .284)收稿日期:2004-01-25作者简介:姜德福(1963—),男,黑龙江桦川人,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及欧洲社会史。
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质疑“开放的贵族”说姜 德 福(大连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摘 要:成员流动是贵族阶层维持自身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有多种途径。
国王的恩宠、有利的婚姻是两个主要的向上流动渠道,但也时常夹杂其他因素,如积聚财富、从政。
而家族绝嗣和剥夺爵位则是向下流动的主要渠道。
英国贵族成员流动的开放性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高,在这一时期,这一流动并不是跨越阶层界限的运动,只是贵族家族的地位变化。
英国贵族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社会阶层,并不是“开放的贵族”。
关键词:英国贵族;成员流动;开放的贵族;英国近代史中图分类号:K 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5-0047-08 贵族阶层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等级社会的主宰者。
在英国,只有上院爵位贵族才是贵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贵族有其特定的含义。
准确地说,贵族是一个拥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社会阶层,拥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其地位来自世袭或由国王授封而获得,不存在只因为在生活方式上趋同于贵族而成为贵族的事情。
所以,将从男爵、骑士,从骑士、绅士等乡绅等同于贵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本文所论的英国贵族仅指上院爵位贵族。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它指的是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变动,这既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变更,又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转换。
社会流动的作用,从社会方面来说,可以形成或重组社会的层级结构,对社会成员而言,则可以让他们进入新的社会层级或找到更加合适的社会位置。
英国人看都铎王朝的感受
英国人看都铎王朝的感受
摘要：
1.都铎王朝的历史背景和概述
2.英国人对都铎王朝的评价和感受
3.都铎王朝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4.结论
正文：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大约从1485 年到1603 年。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
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包括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等，都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英国人对都铎王朝的感受是复杂的。
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政治动荡和一系列重要战争。
然而，都铎王朝也是英国文化、艺术和科学的繁荣时期，莎士比亚、培根等著名人物都生活在这个时代。
因此，英国人对都铎王朝的评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都铎王朝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英国加强了国家统一，巩固了君主制，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
此外，都铎王朝还推动了英国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总之，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期。
尽管这一时期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成功地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论英国都铎中期危机的成因
论英国都铎中期危机的成因
英国都铎王朝中期时期（约1485年至1603年），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危机。
以下是其中一些成因：
1. 统治者的能力不足：该时期的国王们普遍缺乏管理国家所需的能力和领导力，导致政府难以有效地运作。
2. 财政问题：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主要原因是连年战争、政府支出高涨、税款无法有效征收等。
3. 宗教改革：英格兰经历了宗教改革，导致国家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两派，引发了许多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4. 贸易和商业的变化：欧洲贸易和经济的中心转向了荷兰和意大利，英国的航运和纺织业遭受了严重打击。
5. 农业危机：在这一时期，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罢工和暴动频繁发生。
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了英国都铎中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危机，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英国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的政治意蕴-最新年精选文档
英国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的政治意蕴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是一群体显示其比另一群体高贵的一种策略。
近代以前，处于等级社会顶端的国王，需要通过炫耀式消费彰显其独一无二的高贵地位，在此意义上讲，该种消费方式是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
都铎王朝(1485―1604年)是英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这时期的国王利用人民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渴望，加强了王权。
为了炫耀国王权威、招抚地方贵族，宫廷的仪式和宴会增多，使饮食、服饰、建筑等炫耀式消费增长。
但这种消费并没有突破国王财政自理(The kingshall live of his own)的传统，而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宫廷消费不仅是王权的外在体现，还标志着王权控制财政的能力，通过对其考察可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都铎王权的特征。
一作为生存必要条件的饮食同时也是社会身份的一种标记，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
不同社会阶层享有不同的饮食结构和消费规模。
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在王室饮食上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饮食结构、消费规模符合国王的身份。
该时期，贵族享用小麦制作的白面包是其社会上层身份的一种象征。
作为全国最大的贵族家庭，王室所需要的小麦都是通过国王的特权――伙食征发与劳役权(Purveyance)在全国各地征买的上等小麦。
这些小麦在王室的仓库中被清洗干净、在磨房磨成面粉，然后被送到面包房，由面包师烤成面包。
而且，国王和王后有自己的御用面包房，雇专人为其特制面包。
亨利八世时期，宫廷上层人员每天食用700个优质白面包，普通服务人员食用250条总重量为725公斤的普通面包和黑面包。
数量惊人。
肉类是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贵族餐桌上的主要食品，日常肉食消费量也是判断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了展示王家气派，宫廷菜肴主要以肉食为主，并且种类丰富。
例如“王室库长(Mr Treas-tire)首餐有10个肉菜，第二餐有六个肉菜，普通保管员(cofferer)每餐有7个肉菜，他的佣人可以享受每餐3个肉菜的待遇。
英国王室的前尘往事之都铎王朝：红白玫瑰合一，缔造黄金时代
英国王室的前尘往事之都铎王朝：红⽩玫瑰合⼀，缔造黄⾦时代⽂ | ⽴佳英国王室历经了11个王朝，41位国王和⼥王，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室之⼀。
英国的历史⽂化深深地浸润在英国皇室的更迭、英国王朝的千年演变中，了解英国皇室的历史对了解英国甚⾄欧洲的历史⽂化都很重要，因为英国皇室和王朝与欧洲其他的王室都是⾎脉相连，恩恩怨怨纠缠交织在⼀起，联姻和争夺王位都与这些王朝间割舍不掉的关系密切相关。
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是在英国红⽩玫瑰战争以后建⽴起来的封建王朝，在这⼀百多年⾥，英国社会发⽣了巨⼤的变化，从⼀个离⼼分散、不统⼀的中等国家，⼀跃⽽成为了欧洲强国。
⽽作为英国历史上最具有叙事和想象空间（最多狗⾎⼋卦）的都铎王朝，也是除了如今的英国王室之外最为⼈津津乐道的⼀代王朝了。
亨利⼋世的六位妻⼦持续了119年的都铎王朝被视为是英国君主专制时期中的黄⾦时代，造就了很多⼴为⼈知的名字英国国王，⽐如娶了⾃⼰的嫂嫂然后再离婚再结婚达5次之多的亨利⼋世，他以罕见的彪悍将⾃⼰的⼀⽣创作成了跌宕起伏悬念不断的超级情节剧。
还有化⾝“乞丐王⼦”的爱德华六世、登基九⽇便踏上⾏刑台的⼥王珍·格雷、以“⾎腥留名”的玛丽⼀世，以及著名的童贞⼥王伊丽莎⽩⼀世。
今天我们就⼀起了解⼀下都铎王朝波澜壮阔的历（jing）史（cai）画（ba）⾯（gua）、暗潮汹涌的宫廷⽃争和风⾬欲来的宗教改⾰。
上期讲述的⾦雀花王朝终于理查⼆世，推翻他统治的是他堂兄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史称“亨利四世”，这就是兰开斯特王朝。
王朝统治历经祖孙三代三个亨利：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
亨利六世继位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亨利六世的软弱，⽆法⽀撑其⽗亲亨利五世所打下的英法双重帝国，被圣⼥贞德夺回了英国在法国的领地，完成了法国民族统⼀。
百年战争耗费了英国⼤量的⼈⼒物⼒，这场战争以英国的最终失败为结局，王室元⽓与威望均受损伤。
利益不同的新⽼贵族开始了拼⽃格杀，同为王室后裔的约克公爵理查公开反对兰开斯特家族的统治。
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王乃耀On the Changes of Classes in Tudor Period【作者】王乃耀【摘要】本文论证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是封建旧贵族的衰落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乡绅、约曼的兴起。
文章对旧贵族、乡绅和约曼的兴衰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他们的定义进行了新的探讨。
Abstract: The main ideas of the article are that,first,expounding the changes of classes in Tudor period; thedecline of aristocracy and the rise of gentry andyeomen;second ,trying to give new definitions of the aforementionedclasses and using the histoical quantitative method toanalyze them.Key Words:History of England,History ofTudor,Aristocracy,Gentry ,Yeomen.【关键词】英国史都铎史贵族乡绅约曼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社会生产力的明显进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旧贵族的衰落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乡绅、约曼的兴起。
这一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扩大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1 旧贵族的衰落英国学术界对旧贵族的定义难于统一。
例如，《威氏新国际大辞典》在贵族条目下写道，在不列颠属于下列五个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之一者即为贵族。
〔1〕又如，大英百科全书将贵族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大贵族，专指那些封有公、侯、伯、子、男爵称号的世俗显贵和高级僧侣；另一类为小贵族，专指骑士阶层。
〔2〕再如，英国学者麦克法兰认为，英国贵族在1300年以前包括爵位贵族、乡绅和骑士；在1300—1450年之间，贵族一词的定义模糊不清；到1450年之后，贵族一词只包括有爵位称号的人。
试论都铎时期英国政府贫民救济政策的演变
试论都铎时期英国政府贫民救济政策的演变作者：张峰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第09期摘要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圈地运动、宗教改革、价格革命等多因素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贫困人口大量涌现，教会救济渠道已无法保证贫民生存所需，迫切需要政府介入。
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有效地解决贫民救济问题，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从惩戒济贫为主转向帮扶救济为主。
到1601年，第一次以国家立法形式介入贫困救济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出台，都铎时期的英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一套以政府主导、分类救济为特征的济贫体系。
虽然《伊丽莎白济贫法》并不完善，但它为现代英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关键词都铎，英国，伊丽莎白，贫民救济政策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18-0056-08转型时期的英国政府贫民①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及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时评述了都铎时期的济贫政策。
②其后，国外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英国学者C. J. R. 特纳、E. M. 昂纳德、布莱恩·蒂尔尼、马丁·多顿以及英国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韦伯夫妇等③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A. L. 贝尔、约翰·庞德、保罗·斯莱克等④着重研究了都铎时期英国的贫民和流民问题。
21世纪初，美国学者詹姆斯·菲什曼、L. A. 博特略等也关注到了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贫困问题。
国内学者对英国贫民以及济贫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集中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其中陈晓律、郭家宏、尹虹、丁建定、张佳生等人的研究值得关注。
⑤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呈现出一个相同的理念和趋势，即对英国的贫困与济贫研究不仅要展望过去，更应注意把握过去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分析其对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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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卷 第4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Vol.35 No.4 JOURNA L OF HENAN N ORMA L UNIVERSIT Y J ul.2008试析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转型蔡 蕾(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摘 要:都铎时期是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在经济和政治、王权和社会、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转变成为近代早期国家和贵族的关系,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新贵族”。
这一时期,贵族仍然行使着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功能,但贵族的权力性质不同于以前。
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权威,行使的是君主赋予或者许可的权力。
在都铎和贵族的关系上,都铎时期的英国贵族首先是都铎君主的臣民。
其次,都铎贵族是都铎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都铎专制君主权力基础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都铎贵族;近代国家;转型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8)0420148205作者简介:蔡蕾(1975—),女,河南濮阳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
都铎时期是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在这一时期,贵族仍是这个前工业社会中土地财富的基本占有者,,贵族成为专制王权的追随者和权力基础。
在经济和政治、王权和社会、主观和客观因素联合作用下,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转变成为近代早期国家和贵族的关系,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新贵族”。
对都铎贵族,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其等级性、过渡性等社会层面的研究,而对其国家的一面鲜有论述。
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这一问题论述一二,就教于同行。
一、都铎贵族转型的原因在都铎贵族向近代贵族转型和近代国家权力结构重新整合的过程中,都铎君主采取的既压制又依赖、既打击又笼络的两面政策起到了首要的推动作用。
都铎王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王权。
“被贵族承认为最高军事首领的国王摇身一变,以民族的代表出现,打起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从贵族的圈子里抽身出来,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1](P181)。
范围一次次扩大、惩罚愈益严厉的叛国法的顺利通过,宣传机制的有效运转,前所未有的君主庇护力量,表明了专制王权的民族化、国家化。
正是在都铎所动员的国家力量推动下,贵族重新认识并确定了和君主的关系:或者被镇压,或者服从。
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权力框架中的近代贵族。
笔者认为,贵族在都铎时期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的地方在于,尽管王权的等级性以及都铎政治体制的局限性决定了都铎国家要依赖贵族,但都铎对贵族的依赖建立在对其有效的约束和压制基础之上,消除了贵族权力的独立性。
整个都铎时期,一直有贵族被剥夺爵位和财产,甚至被处死。
尤其以亨利七世时期最为典型。
在他在位时期,有9个贵族被剥夺爵位,其中3个是永久性的。
4/5的贵族被置于缴纳财产保证金的境地[2](P274)。
亨利八世时期12个[3](P40)、伊丽莎白时期6个[4](P42)贵族被剥夺爵位。
除了剥夺爵位和财产,严厉镇压叛乱贵族外,都铎还限制贵族豢养家兵,限制家仆穿着号衣,禁止贵族兴建新的城堡,储收稿日期:2008202216・841・存大量的新武器,警惕贵族地方势力坐大。
当然,出于友谊、血统和政治需要,都铎也封授新贵族。
但是都铎封爵态度谨慎。
以封授贵族最为“大方”的亨利八世为例,他封了17个贵族,但贵族总数只比他即位时多9个[5](P148)。
从1572年诺福克公爵被伊丽莎白女王处决到詹姆斯一世恢复里奇蒙和白金汉的爵位,英国没有一个公爵[6](P433-436)。
都铎时期,贵族不仅被置于严格的法律约束之下,而且其残存的司法权也被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根本结束了中世纪法出多元、贵族和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
中世纪后期的英国贵族,虽然在12世纪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后逐渐失去了对自由民的司法权,但所主持的庄园法庭对维兰及后来的公簿持有农有着完全的管辖权。
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普拉克内特指出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中世纪人口的一大部分被排除在普通法保护和管辖之外这一事实,我们就不会真正理解普通法。
”[7](P481)随着公簿持有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16世纪50年代,普通法正式确认了公簿持有农对土地的占有权,从而将大量的公簿持有农纳入王室法院的管辖之下。
代表王国法律的普通法第一次实现了对英格兰所有人的管辖,这是继12世纪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夺取了贵族对于自由民的司法管辖权之后王权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对都铎时代的贵族而言,不服从的结果是可怕的,服从则是有利可图的。
都铎使用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两面政策。
只要在君主专制的权力框架中,服从君主的权威,贵族仍然可以是王权的受益者。
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政治好处,可以出入宫廷、出任官职、领导军队、成为议员,政治角色日益多样化。
经济上,贵族或者得到特许权直接参与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或者从君主那里得到官职管理经济活动,而不是局限于土地之上。
可以说,“都铎政治的核心目的……就是获得君主的恩宠。
伴随恩宠而来的是影响和权力”[5](P147)。
伯利在1568年形容“政府职位被追求就像鱼要咬饵一样”[8](P191)。
庇护制度成为都铎君主在没有足够的付薪官僚和常备军的情况下,驾驭政治集团尤其是贵族的重要手段。
都铎贵族对君主的态度可以都铎时期几度沉浮的4代诺福克公爵———霍华德家族为例。
第一代诺福克公爵约翰・霍华德为理查三世封授,是约克家族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博斯沃斯战役中战死,家产被亨利七世没收。
其子苏利伯爵托马斯・霍华德转而接受都铎统治,拒绝从伦敦塔中逃走的机会,表明对新王朝的忠诚。
后来苏利被释放,发还部分地产,并多次助都铎平定叛乱,终于在71岁高龄时重新被封为诺福克公爵。
是他亲自通过了自己的老朋友(也是其儿子的岳父)白金汉公爵的死刑判决,成为“接受都铎至尊并且忠诚于坐在英国王位上的任何人及其政策的都铎政治家典型”[9](P102)。
第三代诺福克公爵,位极亨利八世的财政大臣,积极参与权势斗争。
他先后整掉了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并亲手抓捕了后者,推动了亨利八世后期改革政策向右转。
自己也因为亨利八世第四位妻子凯瑟林・霍华德(其侄女)被处决而失势。
其子在1547年1月被亨利八世处决,自己则因将被处决的前一天亨利八世去世而留在了伦敦塔中。
玛丽女王即位后被释放。
在其80岁时仍然为玛丽镇压农民起义。
其孙继承诺福克爵位,为第四代诺福克公爵,因不满于塞西尔等“新人”位高权重,两次卷入以谋求其和苏格兰女王玛丽婚姻,恢复天主教的叛乱阴谋,于1572年被处决。
可见,都铎贵族可以影响君主,却不再能够左右君主。
都铎需要贵族服从,而不怕贵族不服从。
应该指出,都铎对贵族的约束和引导是在16世纪更为广阔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变革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都有体现。
政治上,和民族的结合使都铎王权的社会基础大大扩展了。
乡绅和约曼农以及城市商人成为16世纪修道院解散等政治变动、农业变革和重商经济的受益人,并由此成为都铎国家的最广泛的支持者。
他们不仅可以出任地方官职,而且还可以进入上层,封授爵位,出入宫廷。
都铎的统治基础是财产,不再是中世纪的血统和等级。
国家是包括贵族在内的众多财产所有者的国家。
贵族仅仅是国家基础的一部分,尽管是有影响的一部分。
同时,都铎时期军事重心和商业中心的转移及其带来的贵族职业习惯的改变也推动了贵族思想氛围的变化。
以困扰都铎早期统治的贵族家兵为例。
贵族蓄养家兵是中世纪后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亨利七世曾经多次颁布禁止蓄养家丁的号衣法,效果不佳。
16世纪商业和海外事业的发展,为非法武力提供了新的出口。
15世纪的家兵转变为16世纪的冒险家和海盗。
往日花费大量财力豢养家兵的贵族,也发现资本新的使用方式。
由此,号衣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自行消解了。
二、都铎贵族传统职能的国家化因为缺乏足够的付薪官僚和常备军,都铎从未抛开贵族的统治。
贵族仍然行使着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功能,是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联结点。
但在・941・王权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下,贵族的权力性质不同于以前。
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权威,行使的是君主赋予或者许可的权力。
都铎贵族成为近代早期民族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新贵族。
笔者从贵族传统的军事和地方统治这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
16世纪,都铎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还使用传统的贵族家兵。
贵族家兵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的,并且具有潜在的危险。
战时领兵打仗的贵族,可能成为和平时期的法律破坏者。
贵族及其家兵是中世纪后期的动荡之源,但从都铎历史来看,都铎基本限制住了贵族的暴力倾向。
16世纪后期,英国贵族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律解决争执而不是诉诸传统的武力。
伊丽莎白朝第一年星宫法庭受理了67件案件,最后一年则达到了732件。
16世纪威尔士边区委员会的记录也表明法庭的忙碌,1594年大约2000件,到1609年有3376件[6](P238)。
在1550-1625年,普通民事法庭案件增长了6倍,王座法庭增长了2倍,恳请法庭和星宫法庭受理的诉讼至少在同时期增长了10倍,到1621年,法官庭每年发出约20000张传票[8](P117)。
与此同时,案件的类型也转变了。
到17世纪时期,威尔士边区委员会处理的主要是民事案件,而不是以最初建立时的刑事案件为主。
诉讼总量以及其中民事案件的增多表明国家的权威在增长,暴力受到了限制。
都铎在遏制贵族家兵的暴力倾向基础上使贵族私家兵力为都铎所用,成为王室权威下的贵族力量。
忠诚的贵族或者帮助发起海外远征,或者镇压国内叛乱。
贵族私家队伍的忠诚重要性在1536年求恩巡礼中于莎夫斯伯里伯爵的作用中可见一斑。
1536年,不满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解散修道院的政策,英格兰北部爆发了席卷3万人的求恩巡礼运动。
如果叛乱扩散到南部并沿途获得支持,亨利八世受到的压力将是颠覆性的。
但是叛乱受到了第四代莎夫斯伯里伯爵的坚决抵制并未超过丹卡斯特。
他的地产集中在谢菲尔德,向南通过德比郡延伸至诺丁汉郡,是起义者南下必须穿过的势力范围。
他在一周内动员了他的侍从、佃户和朋友3654人,而且北上丹卡斯特,两次和叛乱者交涉,分化叛乱的领导者,阻止了叛乱进程。
总之,他为国王赢得中北部地区和南部约克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宗教信仰来讲,莎夫斯伯里是保守的。
但是他和他的家族得到许多王室恩宠,在王室领地上领有官职。
他的忠诚对于这个起义的失败是关键性的[10](P24)。
都铎时期,贵族对于维护地方秩序和统治仍然极其重要。
乡村层面上的管理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1500年代时,以白金汉郡和拉特兰郡为例,只有1/5的村庄有一个乡绅,到1680年多于2/3的村庄有一个乡绅[14](P268)。
在这种情况下,都铎只能在依赖他的官员的同时,依赖贵族对地方的控制。
即使在地方官员的任命中,国王的选择也被自动地限制在当地有足够的地位和财产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