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政治

中国的媒体与政治的共振和共进作者：马晨阳 工作单位：临沂大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政治在媒体面前怀有谦卑之心，媒体在政治面前渐显尊严，政治已经不再具有神秘特色，媒体眼中的政治变得丰富多彩。

媒体是社会的神经，它能极为敏感地感受社会环境的变化。

政治事关人的公共生活质量。

当代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革举世瞩目。

媒体与政治，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领域，在这场空前的改革中，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惊人的。

在此，我们考察媒体与政治的变化，主要观察角度是二者关系的变化，把二者作为一对特殊的相关变量进行考察。

政治手中的媒体 政治具有先天性的控制本能，媒体也具有接近政治的天性，二者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彼此需要，但时有冲突。

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二者关系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就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语境来看，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知道，三十多年前，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

有人称之为“总体性社会”，①也有人称之为“全能主义国家”。

②这种命名虽然关注的角度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都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膨胀的极端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国家、社会、政府、媒体，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政治严格控制起来。

政治垄断了一切资源，控制了整个社会系统，包括媒体系统。

但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形态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是政治权力高度膨胀，窒息了社会活力。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大面积流失。

及至“文革”，极端政治加速度的癫狂把整个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二是这种社会是以信息封锁为代价的。

在这种社会里，信息资源十分稀缺，而且被高度意识形态化。

仅有的信息资源只能用来供给少数政治精英，成为少数人控制的特供资源。

媒体作为生产与传播信息的机构，被高度政治化。

媒体的一举一动都被死死地控制在政治垄断者手中。

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僵化、板结的封闭社会。

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就意味着，改革必须从政治本身起步。

改革与开放，首先是革政治之命。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中，政治力量始终是改革的轴心力量。

改革就是要把原先垄断在党和政府手中的权力和利益分割出去，交给下游组织或社会。

当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放权、让利，而“权”和“利”的主体一直是执政党和政府。

这种放权、让利的过程迅速释放出动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媒体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

它从原先那种内嵌于政治系统的“齿轮”和“螺丝钉”，渐渐地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

今天，我们谈改革开放，总是把目光盯着农村和城市的经济领域的改革。

把当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城市的承包制、价格改革作为改革的样板故事来反复吟唱。

实际上，媒体改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有过一个革命性的大动作。

那时，财政部出台政策，对媒体的财政支持实行“断奶”，启动了媒体“双重属性”，即“事业”和“企业”双重属性的改革进程。

这一改革让媒体从原先单一的政治身份向兼有企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转变，在媒体系统内影响深远。

表面上看，是中央财政在扔包袱，把媒体扔给市场，实际上这种改革给予了媒体空前的自主空间。

媒体获得了谋利的权利之后，激活了中国的传媒市场，空前解放了媒体生产力。

不过，在中国政治、社会系统中，媒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其意识形态性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改革的桥头堡。

三十多年前启动的“事业”、“企业”双轨制一直延续多年，被定格成为中国当代传媒改革的核心框架和制度基座。

但是，媒体一旦拥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之后，就会产生巨大的改革冲动。

即便在开了一扇门的制度框架下，媒体自身凭借其出色的生存和发展智慧，把政策给定的空间用足用尽。

甚至有媒体还不惜代价，越过政策边界，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媒体的双重身份使其从政治的完全控制中解放出来。

虽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媒体不可能摆脱政治的约束，哪怕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做不到。

但是，媒体毕竟获得了相当多的自主空间。

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要媒体把“企业”属性发挥到位，媒体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

媒体空间的扩大，促成政府对媒体管理方式的转变。

从政府管理媒体方式的改变中可以发现，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从原先的全面控制转向有限控制。

从媒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本身的深刻转型：从全能政治走向权威政治。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政治的权威性不断被强调，但政治的垄断性被渐渐打破。

这从渐进推进的政府职能改革可以看出。

近年来政府职能改革的目标是：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改革向服务型政府目标转变。

要求政府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必须以公众福祉为导向。

我们知道，政府控制了近80％的公共信息，而这些信息由于种种原因，被控制在政府的手中，不为公众知晓。

近年来，不断提速的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使公共信息的分享成为可能，原先被垄断在政府手中的信息渐渐为公众所分享。

媒体在信息公开改革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中介角色。

媒体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搭起了一个联通管道，使公众成为公共信息的终端受益者。

2003年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提速，加快了新型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制度化进程。

在政府眼里，媒体不再是自己手中任意驱遣的工具，而是一个应予尊重的职业。

这从近年来高层领导人对待媒体的态度，即可看出来，比如记者招待会上领导对媒体记者以“朋友”相称。

媒体眼中的政治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媒体不仅在数量规模上得到迅速扩张，媒体的影响力也得到大幅提升。

三十多年来媒体改革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促成媒体功能的正常回归。

在三十多年前的“总体性社会”中，媒体功能遭到极端的扭曲。

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媒体的正常功能归还给媒体。

媒体松绑后，其主体能动性被解放出来，从政治权力的全方位控制中获得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

近年来，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政治在媒体面前怀有谦卑之心，媒体在政治面前渐显尊严，媒体眼中的政治变得丰富多彩。

1.两个样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央电视台的政治报道 改革促进了中国媒体结构的多元化。

这不仅表现在全国几千家媒体所形成的传媒大盘的多元化，即便在一个媒体内部，也存在不同子媒体或频道之间的互补与竞争，多元化的结构赋予了媒体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衍生出若干定位不同的子媒体。

这让这家媒体集团获得了宽广的反应视域。

就以时政报道而言，其旗下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就存在着多元互补与竞争。

《南方日报》是省委机关报，定位于高端党政读者群，其时政报道比较正统、严肃，政策性突出；《南方周末》以时政敏感性见长，是一张影响全国的著名大报，报道先锋、深度、大气，有锐力；《南方都市报》的时政报道近年来渐渐走向大报化，彰显主流媒体的锋芒，以敏锐、活跃、生猛见长。

三张报纸的时政报道各具风格。

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三者又互为补充，各显优长与特色。

中央电视台有十几个频道，各频道之下还有栏目，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网络。

作为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但是，央视的政治报道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姑且不论收视率第一的《新闻联播》，其严肃、权威面孔几乎是三十多年不变。

《新闻联播》之外的频道或栏目，表现空间较大。

就以新闻频道下设的多个栏目来说，像《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社会纪录》、《新闻会客厅》、《新闻30分》、《360度》、《新闻1＋1》等栏目，都有不同的表达风格和传播定位，这给央视以更大的表现张力。

2.舆论监督：老话题、新情况 大众传媒具有建构舆论功能。

在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觑。

透过媒体的舆论监督，把一个个由权力黑手操纵的黑幕曝露于阳光之下。

比如，南丹矿难和山西黑砖窑事件，即是在媒体的穷追不舍之下被揭开盖子的。

为此，《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裴智勇的评论文章《假如媒体缺席……》，对媒体在南丹矿难中的杰出表现给予了赞扬。

③再如，孙志刚案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共舆论的强大影响力直接推动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治安收容条例”的废除。

这在中国当代司法史和新闻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不过，舆论监督在其实践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当代中国，舆论监督在遭遇公权力的不正常作为时，会遭遇形形色色的阻力。

比如，在南丹矿难中，地方公权力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华南虎事件中地方政府装聋作哑，无视汹涌的民意；还有很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遇“特殊关照”。

这些问题表明，舆论监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近年来公共舆论表现异常活跃。

表现在媒体上，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平面媒体“时评”的繁荣，二是网络舆论的活跃。

因此，有人认为，媒体进入了一个“热言时代”。

④ “时评”热的勃兴与媒体表达空间的拓展以及发言能力提升不无关联。

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媒体是不可能有发声空间的。

改革开放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赋予媒体越来越大的空间。

媒体见证时代的发展，同时也推动时代的发展。

“用新闻影响今天”，媒体通过制造舆论来影响今天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干预生活、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言论热”现象表明，媒体从原先出售新闻，开始转向出售观点，就连原先出言拘谨的党报评论也渐渐活跃起来。

另外，电视评论也有较大的进步。

比如央视的《新闻1＋1》、《新闻周刊》、《今日观察》等栏目，对新闻热点的反应、评论都很及时、敏感。

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促成了网络舆论的加速繁荣。

网络舆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舆论，敏感、无常、情绪化、平民化。

其舆论生成与传播机制，也与传统媒体存在极大差异。

网络舆论的空前活跃，造成媒体表达空间的急剧扩张。

有调查显示，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批评政府；79.2％的网民和77.4%的非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认为政府官员通过网路可以更好地了解公众的想法；还有71.8％的网民和69.7％的非网民认为互联网提供了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

⑤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网民规模的中国，面临的新考验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网络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像孙志刚案、宝马撞人案、重庆“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黑砖窑事件以及SARS事件等等，其背后都有网民的力量在推动着。

周久耕被立案调查,无疑更是网络反腐的胜利。

全球传播网中的媒体与政治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我国所面对的国际舆论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日益重要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声音；但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仍然掌控在西方主流媒体手中，由于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国家利益的争夺，国际舆论中的“排华”和敌视情绪依然存在，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依然复杂多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指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