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

第17卷第3期衡水学院学报Vol. 17, No. 3 2015年6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15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5.03.023“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李祥俊a,b(北京师范大学 a.哲学学院；b.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摘要：隶书是古文字长期变化发展的产物，它进一步突破“象形”拘束而抽象化，拓展了书法的用笔变化和字结构的空间安排。

隶书在汉代达到成熟，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

现代遗存的汉隶主要有碑刻和简牍帛书两大类，碑刻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的名碑是历代传承有绪的隶书艺术典范，而近现代出土的简牍帛书则呈现出一个更加广阔的隶书艺术世界。

隶书在东汉末年逐渐走向衰微，清代隶书随学术风尚转变而复兴，总体成就直接两汉。

关键词：隶变；汉碑；简牍帛书；隶书；书法中图分类号：H0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5)03-0094-06汉代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确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确立时期。

在两汉400年的历史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全面发展，汉王朝在对待文字和书法的态度上和秦王朝大不相同，它没有采取强制性统一文字的措施，只是在官吏选拔等政策导向上重视书法能力，总体上接续“秦书八体”，呈现出自然发展的态势。

因此之故，汉代在书法发展上和秦王朝也大不相同，即秦篆在一开始就取得最高成就，然后迅速没落，而以隶书为代表的汉代书法艺术却在400年的时间里不断进化、完善，在东汉末年达到其辉煌的顶点。

一、“隶变”的内涵与演进历程“隶书”的“隶”是“佐隶”的意思，而“隶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是指下层社会人士日常应用的通俗文字。

今天人们提到汉代书法时往往就会想到隶书，其实“隶书”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是相当复杂、含混的，可以说，汉代人心目中的“隶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隶书”是有一定差别的，两汉时期所谓的隶书是指400年里不断变化发展的那样一种不同于先秦古文字和秦篆的书体，它包括早期的古隶，也包括发展到后期成熟形态的“八分书”，东汉末年的那些著名碑刻就是这种“八分书”的典范形态，学术界把隶书从形成到成熟所经历的数百年发展过程称为“隶变”。

“隶变”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和秦篆总结先秦古文字相对应，“隶变”则开启了直到今天的文字书写的新传统。

今、古文字的差别是多方面的，而象形文字的进一步抽象化是其中最根本性的差别。

包括秦篆在内的古文字还是“象形”本位，它的“篆引”笔画正是为了描摹物象，虽然是“抽象”式的描摹，而“隶变”则化圆为方、化曲为直，进一步突破了“象形”的拘束，这是隶书开启的包括楷书、行书、草书在内的今文字的基本特征。

隶书牺牲了一部分“象形”的丰富性，这是削弱了受制于外的被动的丰富性，而代之以笔法变化和字结构空间安排上的丰富性，这是强化了人为的主动的丰富性。

“隶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去由于书法发展史料的缺乏，人们对于汉隶的成熟时间和演进历程都存在着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传统认为秦始皇时人程邈损益大、小篆成为隶书，又有人认为东汉时人王次仲创“八分书”，各种说法不一，且搀杂种种神奇异说。

近现代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从中可以看出“隶变”的过程是有阶段性的，大致可分为古隶、汉隶两大类。

其中古隶在战国中后期即已出现，如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青川木牍》等，这种古隶的形态一直延续到秦王朝和西汉初年，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甲、乙两种《老子》写本(图1)，墓葬年代在汉文帝时期，书写时间应更早，这两种写本时间上较接近，都属于广义的古隶，但又有一定的差别，乙本更接近成熟的汉隶。

这种古隶进一步演进，“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宣帝时的简牍，是由规整的八分书书写的，标志着隶书在西汉中后期已收稿日期：2015-03-02作者简介：李祥俊(1966-)，男，安徽合肥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衡水学院特聘 教授。

第3期 李祥俊 “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 95 成熟，这比前人据汉碑而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中期，要早将近200年”[1]。

甲 乙图1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两种《老子》写本在“隶变”的依据字体上，传统的观点往往是单线进化式的，即认为从秦篆发展出汉隶，再从隶书发展出楷书、行书、草书等。

近现代简牍帛书的大发现，为文字、书法的研究者打开了一个无比宽阔的天地，人们发现隶书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隶变”的依据书体是先秦古文字。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隶变”主要是以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为依据的，也有个别学者主张“隶变”的依据是战国时期的楚文字。

但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发现，“隶变”有一个跨越数百年的历史，其所依据的字体也在变化，早期依据先秦古文字，但在秦王朝以秦篆“书同文字”之后，转而又以秦篆为依据，有学者对此总结说：“当人们纠正所谓‘小篆生隶书’的旧说时，仅仅将古隶的母体归属于‘大篆’，这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这种纠正的同时，却忽视了古隶从秦统一文字后至西汉中期向成熟隶书的发展中，其隶变对象已转向小篆。

……秦统一文字后，古隶迅速走向定型、成熟，是小篆作为官体文字成为古隶唯一的隶变对象的结果。

”[2]可以说，后人对隶变所依据的字体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于“隶变”的演进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先秦古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有规范化、简捷化两种倾向，前者的结果是“正体”，后者的结果是“草体”，正体包括商周大篆、六国正体篆书和“书同文字”下的秦篆，草体则与正体相伴随，它不受“正体”规范化的约束，在先秦时期即有所谓古隶的出现，古隶在西汉初期继续演进，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出现成熟形态的隶书，而东汉末年那些著名碑刻隶书是其典范形态，这种典范形态的隶书因其左右开张的笔势、字形，又被称为“八分书”。

汉代是隶书成熟与盛行的时代，其书写风格多样，而且其书写的载体也是多种多样，从竹简、木牍、帛、纸到碑刻、印章以至金属器皿、建筑砖瓦等都是隶书艺术的展示舞台，就目前存留下来的数量最大的汉隶资料看，主要有碑刻和简牍帛书两大类，两者共同将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作为隶书艺术典范的东汉名碑将书写文字镌刻在石碑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久远，这是古人树碑立传的原因。

碑刻书法虽然在先秦已有零星发现，但大量出现却是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很多汉代碑刻隶书在后世传承有绪，也是一般人学习隶书的基本范本。

两汉存留至今的隶书碑刻、拓本有400多通，有学者作过统计，其中有纪年、文字较多的“西汉刻石有二十二种，东汉刻石有三百八十八种”[3]，而且主要集中在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在这个社会政治最混乱的年代里，隶书艺术却达到了它的辉煌顶点。

东汉时期之所以成为隶书碑刻的鼎盛时期原因很多，比如汉代“独尊儒术”，所以曲阜的孔庙里有很多著名的碑刻；当时社会重视家族伦常，虽然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政治层面已不再完全以宗法为依据，但社会层面还是以家庭、家族为基础，其对丧祭礼的重视自然会推动树碑立传；秦汉时期人们对于生死的理解是很质朴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地上的生活搬到地下去，所以厚葬之风盛行，希求将现世幸福带入冥冥之中，既要求此世的永垂不朽，又要求彼世的永享富贵，这更是推动了树碑立传之风的盛行。

汉代存留至今的数百通隶书碑刻、拓本，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的9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 第17卷发达地区。

作为隶书艺术典范的东汉名碑有几十通，传统的研究往往将其划分为一些不同的风格类型，我们折中各家观点，按照平正、阴、阳、奇异4种类型划分：1) 平正类，代表作有《乙瑛碑》(图2)、《史晨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韩仁铭》等，这类作品把汉代隶书点画上的蚕头雁尾、字结构上的横向取势体现得最明显，有些则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呈现出两汉时代那种富丽堂皇的精神气质；2) 秀美类，代表作有《礼器碑》(图3)、《曹全碑》(图4)、《孔宙碑》等，这类作品一般来说线条婉转、结构工巧，呈现出秀丽婉约的风致，其中《礼器碑》柔中有刚、刚柔兼备，格调高、变化多，细节处理微妙，精致而又不失洒脱，尤为后人推崇。

3) 雄强类，代表作有《张迁碑》(图5)、《鲜于璜碑》《衡方碑》等，这一类作品在点画上往往注重运用方笔，线条浑厚饱满，字结构上也多取方正之势，其中《张迁碑》尤为精彩，格调粗犷雄强，但粗犷中又时见妩媚；4) 奇异类，代表作有《石门颂》《杨淮表记》《西狭颂》等，这类作品多为摩崖刻石，依山崖体势变化，往往有逸出规矩之外的神趣。

图2 乙瑛碑 图3 礼器碑 图4 曹全碑 图5 张迁碑 就作为隶书艺术典范的东汉名碑来分析，汉隶在笔法上有很大发展。

早期文字书写的用笔主要就是划直线、曲线，从先秦墨迹来看，往往是在起笔时用重顿或回锋蓄势，然后奋力写出，这样的笔画一般呈现出起笔圆浑而收笔尖利的效果。

而在商周金文书法中，尤其是在标准的秦篆如《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中，其笔画有起有收，呈现出整齐、圆润的笔法特征。

而到了汉隶，笔法上的变化更显丰富多彩：起笔上有圆有方，圆的起笔就是所谓的“蚕头”；收笔有收有放，放的收笔叫波磔，而大的波磔就是所谓的“雁尾”。

在线条处理上，笔画有粗有细；笔画连接上除了保持篆书的圆转之外，又有方折和另起笔的方式；笔画排列上也比篆书多样，有相向，有相背，有的多笔排比呈洒脱之势；构成单字的各种笔画写法上破除了篆书的单一长、短线处理方式，而有了点、横、竖、撇、捺、钩、提、折等丰富的表现形式，可以说与篆书迥异，而开启了楷书笔画的先河。

汉隶所开启的丰富的笔画书写方式给书法的审美带来了新的丰富的可能性，当时的人对此有深刻感受，据传东汉末年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作有《书势》，其中提到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等，对汉隶丰富的用笔方式作了形象的描述。

与笔法、点画上的变化相适应，汉隶在单字结构上和整体章法布局上也有新变化。

典型形态的汉隶的字结构以方形甚或横方形为主，这和秦篆取长方形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后人推测这和隶书主要书写在窄而长的竹简上有关，横向取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竹简空间。

另外汉隶一般都会根据字形笔画多少相应调整字结构，很少会像秦篆那样整齐划一。

在整体章法上，主要有纵有列横有行和纵有列横无行两种形式，由于隶书单字结构呈扁方形，在整体上会出现字间疏行间密的样态，这和篆书在整体章法上往往相反，这是两种字体单字结构不同所自然导致的现象，也为中国书法在章法构成上拓展了新的空间表现形式。

三、简牍帛书中寻找回来的世界汉代隶书碑刻，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的那些著名碑刻，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学习隶书的范本，虽然多数碑刻镌刻精雅，但毕竟经过书丹上石、摹刻和拓印等程序，再加上两千余年的风雨剥蚀，其与原始书写墨迹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后来人不得不“透过刀锋看笔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