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人物研究之一：邵逸夫与陆运涛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交流作者：谭慧何媛来源：《电影评介》2018年第07期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电影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被列入“一带一路”选项。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找到中国电影新的传播路径，让中国优秀影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较好的传播，发挥文化优势，带动区域交流合作，是当前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具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强度和广度。
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在全球电影新格局的背景下，回顾、梳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电影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无疑会为中国电影自身民族形象的塑造及今后中华文化借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道路指明方向。
一、初始：20世纪前半叶中国电影正式迈出国门的第一站即是“南洋”[1]①，据记载，这种电影海外传播活动“始自民国十二三年间”[2]，即1923年至1924年间。
最早输出的是时装爱情片，如明星影片公司的《玉梨魂》、大中华百合公司影片的《采茶女》等，均在南洋群岛供不应求。
据战前新加坡出版和行销最久的中文日报《叻报》报道，《玉梨魂》一片抵达南洋后先后被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等多国购买演权[3]，其中仅新加坡一地即三次重映；《采茶女》也受到新马等地观众争先恐后的热情观看——“本坡华侨之众……屡以电话询再演之期，兹特再令出场。
”[4]之后，天一公司摄制的古装历史片《白蛇传》在南洋打出风头，利市三倍。
国内制片公司趁此机会又向南洋输出了《珍珠塔》《三笑》等弹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以迎合当地华侨的口味。
亚洲影视至尊邵逸夫
6、亚洲影视至尊邵逸夫香港传媒评选娱乐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TVB）主席、人称“六叔”的邵逸夫以高票位居榜首——邵逸夫对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所执掌的TVB王国，是目前亚洲最大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掌控着香港娱乐圈的命脉。
不过，这位在今年11月便踏入102岁的老人近日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行政主席职务。
这意味着，“六叔”即将正式退出这一庞大的娱乐王国。
曾经主宰香港娱乐圈大半个世纪的“邵逸夫时代”，也将一去不返。
创业备尝艰辛邵逸夫原名邵仁楞，1907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一个名门望族，父亲经营着上海颇有名气的锦泰昌颜料行。
不过，邵家儿女均没兴趣继承父业。
长子邵醉翁念法律出身，先后当过几年律师，最后选择弃商从影，成立天一影片公司，还陆续带了其余三兄弟入行。
天一成功后，招来上海各大电影公司的猜忌。
他们组成六合影业公司，迫使各大戏院不能播放天一的作品。
邵老大只好派老三邵仁枚到南洋各地谋出路。
1926年，刚中学毕业的邵逸夫，也被急召到新加坡帮三哥拓展电影业务。
之后，六合的势力又伸展到南洋，于是，邵逸夫首创流动放映车，与三哥挑着装影片和器材的担子，跑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每个角落，到有华人聚集的地方放电影。
1931年，邵老大将天一迁到香港，成立天一港厂，可天一港厂接连发生离奇火灾，片库被烧毁。
邵老大心灰意懒之下，召二弟来港接掌天一，并改名南洋影片公司。
但南洋一直没有做起来。
1957年，邵逸夫接手二哥在香港的业务。
第二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邵逸夫任总裁。
李翰祥曾在回忆录中以“寸步难行”来形容邵逸夫初到香港的处境，“想请大明星吃饭都要百般迁就，因为试请过几位大明星一块儿到他清水湾的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
”但邵逸夫的“饭局战术”,加上其建大厂、拍大片的发展战略，还是成功挖到林黛等红星加入邵氏，又重金聘请奇才邹文怀当宣传部主任：邵氏的创业之作《貂蝉》，在邹文怀的宣传战略下，在当时就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里程碑式的国语片。
商院案例：揭秘香港邵氏家族传奇
商院案例：揭秘香港邵氏家族传奇邵逸夫2013年“邵逸夫奖”获奖名单，5月28日在中国香港揭晓，生物医学、天文学、数学三个领域的6位科学家共获得了300万美元奖金。
由香港娱乐业大亨、慈善家邵逸夫设立的“邵逸夫奖”，至今已有11年历史。
自从2011年，104岁的邵逸夫宣布退休后，近两年，他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公益场合。
而发源于杂耍戏院的邵氏家族，早已被邵逸夫和兄长们演绎成了一段百年传奇。
由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制作影片超过1000部；他执掌40年的TVB，在香港历次收视大战中屹立不倒。
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华语影视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这个名字有联系。
遭封杀1901年，宁波镇海人邵玉轩来到上海创业，当时他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名为“锦泰昌”的颜料行。
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邵玉轩于1920年去世，当时，康有为、虞洽卿、卢永祥、谭延闿等晚清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
此后，邵家逐渐家道中落。
到1923年，邵家值钱的家产只剩下一栋上海的老房子和一家名为“笑舞台”的上海剧院。
父亲去世后，邵家四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而是选择卖掉房子，举家搬进“笑舞台”，全部投身娱乐圈，并弃本名而改别号依次为醉翁、邨人、山客、逸夫。
1924年，邵醉翁买来一部电影摄影机，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
当年摄制的《立地成佛》放映后，深受上海市民欢迎。
旗开得胜的邵氏兄弟欢欣鼓舞，又一口气拍出《女侠李飞飞》、《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和《孟姜女》等黄梅调古装戏。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
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妻子陈玉梅领衔主演，老二邵邨人擅长编剧，老三邵山客精于发行。
当时刚刚中学毕业的老四邵逸夫也被兄长们拍的片子搞得心痒难耐，他放弃了升学机会，在片场中觅得个“伙计”之职。
眼见“天一”异军突起，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独家发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以此控制片商，封杀“天一”。
大揭秘影视大亨邵逸夫之霸业初成字幕
湖北卫视和其正大罐更尽兴，大揭秘首播时间，周一至周六21:25，本期看点邵氏兄弟初涉影业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映露天电影漂洋过海购买设备九死一生眼界大开有朝一日要打造出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的东方电影梦工厂湖北卫视大揭密即将为您播出：影视大亨邵逸夫之霸业初成2014年1月7日上午，香港著名企业家邵逸夫，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十天后，邵逸夫的追思会，在香港将军澳邵氏影城举行，包括梁振英在内的，三人香港特首，物理学家杨振宁等各界人士，以及刘德华、张学友、曾志伟等演艺明星都纷纷到吊唁邵逸夫被称为香港的“影视大亨”，他一手将邵氏影业打造成“东方好莱坞”，出品的电影达1000多部，他缔造的无线电视王国TVB，创办香港小姐选举和无线艺人培训班，捧红了“无线五虎将”、“四大天王”，张曼玉、刘嘉玲李嘉欣等，众多国际巨星，难能可贵的是，邵逸夫先后捐出一百亿港币善款，是古今捐资助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1990年，中国科学院为了表彰他，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邵逸夫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最为香港娱乐圈教父，邵逸夫最多情，却也最长情，她的爱情故事，比他拍摄的任何一步影视作品都要精彩，那么究竟是什么，程九龙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呢？要想了解这位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我们还是从五十多年前的一部电影说起：做皇帝你在行这话说的太荒唐什么生意都听过没听过皇帝这一行这部电影叫《江山美人》是邵氏影业在1959年拍摄的，片中的《扮皇帝》《戏凤》等黄梅戏选段，更是流传至今正如这部影片的片名一样邵逸夫爱江山也爱美人，敢拼敢抢的作派，成就了他第一份事业，敢爱敢恨的性格，也使他赢得了人生的第一份真爱邵逸夫，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父亲邵玉轩是以经营颜料发家的富商，二十世纪初，电影这个新兴行业来到了上海邵玉轩授意自己的大儿子邵醉翁进军电影业，邵醉翁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也就是后来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之后，邵醉翁派遣三弟邵三客（少仁枚）远赴南洋开展制片业务1926年，邵逸夫19岁刚才中学毕业，他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开始涉足电影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邵氏兄弟都是扛着放映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的众多农场去放映露天电影，这就是当时的电影放映设备，这种设备放映时，要用手一格一格的来摇片子，一场电影放映下来，兄弟俩累的是腰酸手疼，但他们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几年时间兄弟俩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在南阳也小有名气了不久，新加坡首富余东璇注意到了，邵氏兄弟，并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与邵氏兄弟接触后，余东璇对他们十分赏识，之后在余东璇的鼎力支持下，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主要的业务是拍摄无声电影和经营电影院那个时候，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有声电影了，邵逸夫敏锐地意识到，要想抓住观众，必须紧跟世界潮流拍摄有声电影，然而当时的有声电影的核心技术，控制在几家外国电影公司的手里，他们只同意通过技术支援的方式与邵逸夫合作。
四五十年代星马三大院线的竞争与对比
四五十年代星马三大院线的竞争与对比作者：王玉超来源：《电影评介》2017年第22期星马地区（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院线发展一直与上海、香港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20世纪20年代起，闽人王一亭从沪把默片《孤儿救祖记》（1923）带至新加坡，在漫舞罗戏院放映，被视为华片首次登陆，吸引了大批观众进场。
一时间，不少发行华片的商人在星洲冒现，及30年代，更出现十多家专营华片的公司，①这些公司都派有代表驻扎上海与片方联系。
30年代开始，邵氏的天一以及赵树燊的大观南下来到香港制作粤语片，受到海内外粤人追捧。
自此，上海、香港与星马地区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制片与发行脉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制片业受到严重影响；战后，内地影片的输出更是严重收缩。
反观星马地区，影戏院行业却仍然繁荣，出现了三大华语片院线，分别是邵逸夫家族的“邵氏”、新加坡本土富商陆运涛家族的“国际”以及广东籍富商何启荣家族的“光艺”。
在当时影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星马地区的发行商和院商迅速将目光转移到香港影片。
自50年代开始，为了稳定片源，何启荣、陆运涛、邵逸夫先后赴港成立制片公司，将香港制作的影片供片至星马地区的院线，集生产、发行和放映为一体，形成“垂直整合”，这与好莱坞大制片厂形态相似。
以往人们都对星马地区邵氏兄弟的“邵氏”和陆运涛的“国际”以及二者之间的竞争关注较多，对同样是星马地区何启荣的“光艺”了解较少。
因此，文中试图对星马地区这三大院线的建立与发展进行梳理，比较三者之间的差异性与存在的竞争关系，由此探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星马地区电影放映发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三大院线的建立与发展1926年，邵逸夫在哥哥邵醉翁的安排下，放弃了进入大学继续读书的梦想，赴往新加坡协助先期抵达的三哥邵仁枚为天一公司开拓南洋地区的电影发行网络。
②邵逸夫提出“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拿着胶片放映设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乡村露天放映，经过一番艰辛打拼后，邵氏兄弟得到槟城首富王竟成赏识，得以租下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与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2]，于1927年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发行院线。
他们制造了香港电影 八大电影大佬
他们制造了香港电影八大电影大佬
神经刀
【期刊名称】《电影世界》
【年(卷),期】2009(000)005
【摘要】和世界富豪榜上总有李嘉诚、李兆基的名字一样,在世界电影大玩家的行列里,香港代表也从不缺席。
香港电影始终秉持着"商业第一"原则,具备华语电影中最健康最成熟的产业体制,在民国时代的上海电影消亡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华语制片家就只存在于港九这片土地上。
这群东方好莱坞的幕后推手中,既有邵逸夫这样跨越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也有陆运涛、雷觉坤、潘迪生这样昙花一现的临时霸主。
香港电影起起落落,每一个世代都会涌现最具眼光和手腕的电影大佬。
纵观他们的事业成败,也就是重温香港电影的一百年。
【总页数】4页(P)
【作者】神经刀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38
【相关文献】
1.现代化与本土化:好莱坞与香港电影的双向互动——兼论香港电影复兴之路 [J], 赵卫防;类成云
2.香港电影的二次新浪潮:学院导演、怀旧文化与未来趋势——论近年来香港电影
的发展趋势 [J], 邵逸萍;张明浩;
3.香港电影\"鲜浪潮\"——从新生代导演的突围看香港电影的本土化和主体性 [J], 王海洲;周奕彣
4.从《香港电影业资料汇编》(2012—2016)考察香港电影业现状及其启示 [J], 王汀若
5.合拍与“香港电影”——2010香港电影思述 [J],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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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
热点人物：邵逸夫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荣誉主席邵逸夫1月7日离世，享年107岁。
连日来，香港与内地、官方与民间多方追念。
香港《商报》1月8日刊载文章，盘点邵逸夫的经典语录。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到民众。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宽容和做善事是一把健康钥匙，是生活幸福的良药。
”“我相信人类的伟大在于追求、研究、传授学问、造福人类。
”“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
”“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而这大事就是经商，注定了忙碌。
我取名逸夫，就是想闹中求静，安安逸逸度过一生。
”“我做人的态度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绝对不放松的。
”“中国要强大，关键在于教育及培养人才。
将赚到的钱捐献在教育事业中，做一些实际的事，是我最大的心愿。
”1.主要成就有声电影“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
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
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
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
当时上海滩抢吃电影这碗饭的公司不止一家。
“天一公司”遭到铁壁合围式的围剿。
为求一条生路，老三邵仁枚想到东南亚去发展。
初到新加坡，浙江口音的邵仁枚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浙江老乡的帮衬，邵仁枚带去的几部“天一公司”的片子才很快大受欢迎，一时爆棚。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
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赶到了新加坡，协助三哥开拓南洋电影市场。
创业的时日里，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
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
1930年，挂牌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
六婶的故事
龙源期刊网 六婶的故事作者：佚名来源：《37°女人》2010年第04期在说六婶之前，要先说六婶的老公六叔，六叔在香港，叫邵逸夫。
中国内地遍地都是名叫選夫楼的建筑，迄今为止，他总共捐出30多个亿，据说以后还要捐、六叔在慈善上极为大方，但做公司时却极为小气。
他手下的艺人拿的是全世界最低的工资，他出身电影世家，他的哥哥成立天一公司，1924年出品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立地成佛》，他纵横香港娱乐圈30余年，创立电影王国邵氏，垄断了电视图，TVB几乎影响了全香港人的生活。
当然，六叔最牛的不是这两点，而是他的身体，盛年时他一天只睡一个小时，70岁时还有40岁的容貌，快100岁时还爱拉着港姐的小手说：“你好白净。
”——真正的异人。
所以陪伴精明勤力的六叔达50多年的女人，就更不简单。
六婶是上海人，叫方逸华从一介歌女到权倾一时的电视女王，她用了整整62年的时间。
17岁时。
方逸华还叫蒙娜，她遇到了40岁的邵逸夫，从此命运发生改变，成了一个有妻有子的中年男人的红颜知己。
他的妻家有钱有势，她和他的正妻并存了一段时间，数年之后邵逸夫一个人从新加坡来香港主持邵氏，六婶以“妾侍”的身份追随，意味深长的是，邵的妻子与儿女没有来，这也许就意味着一种选择在香港，在跟了他18年之后，她以文员的身份进入邵氏，从采购部做起，最后做到高层，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帮他建立电影帝国，劝他进入电视行业，他勤力，她比他更勤力，他严厉，她比他更严厉，他不愿出面的事，由她出面。
他们一起并肩搏杀50多年，最后，102岁的他将事业托付给79岁的她——这看起来荒谬，其实很正常，这幺多年，她不仅是妾室，还是妻子，更是助手、伙计，以及拍档。
1997年，当正房妻子去世10年之后，90岁的他和67岁的她终于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她一再澄清：“我和老板结婚，不是为了他的钱，因为我们将所有的钱都捐给基金会了一”而他则高声说我要给方小姐幸福——我想这就算是一种爱了吧!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两个那么精明那么厉害的人终于用时间和空间证明了爱的存在——她知道这个男人最大，也是最终的恋人其实是他的事业，她就爱这事业爱得比他还深还切，像查小欣说的：“她对他倾慕、感激、钦佩，而不是依赖、乞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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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港台电影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香港电影人物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有些论文还被多次转载。
现将这些研究论文贴上，第一次贴的是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制片人邵逸夫和陆运涛的研究文章，以后会陆续推出朱石麟、李翰祥、徐克、杜琪峰、吴思远、关文清等人的研究论文，供朋友们批评指正。
五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兼论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的竞争（原文发表于2006年第4期《当代电影》杂志）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主导工业由港口贸易转变为制造业，香港也逐渐发展为工业化都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有着南洋资金背景的大型电影制片企业开始登陆香港，使香港电影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兄弟”），更是以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企业理念和经营模式引领着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
之后，香港电影的工业模式逐渐成熟，电影创作也不再拘泥于对旧上海电影的延续，开始建立本土电影的文化品格，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为抓住这一良好的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各个制片企业特别是国语片公司之间展开了严酷的竞争，其中“邵氏兄弟”和1956年在港成立的另一以生产国语片为主的大型制片企业——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之间的竞争尤为突出，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工业“变奏”中的“主旋”，也建构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新的格局。
五、六十年代香港国语电影工业的格局在“邵氏兄弟”、“电懋”未登陆香港之前，香港国语片公司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对峙格局。
其中分别改组于1950年和1953年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和凤凰影业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被视为左派公司；而张善琨主理的新华影业公司、1953年成立的具有美国资金背景的亚洲影业公司以及面临着巨大财政危机的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等被视为右派公司；“邵氏兄弟”的前身——邵村人主理的邵氏父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父子”）等则代表着执行商业路线、且在意识形态上非左非右的中间势力。
50年代前半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左、右派别电影公司的影片中颇为明显。
直到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左右对峙由盛而衰，以商业电影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不断扩大，香港电影中的政治色彩逐渐被商业的需求冲淡。
制作者努力在娱乐、教化和政治之间寻求平衡。
“长城”、“凤凰”等左派公司，无论是出于统战目的或是业务拓展，都要迎合海外侨胞的需求，摄制出更多重娱乐、重类型而非宣扬教条主义的影片。
而新马资金支持的“电懋”和“邵氏兄弟”登录香港后，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电影产业的革新，大量生产商业片。
在他们的影片中，那种对道德、伦理的维护，讲究“影以载道”的传统在他们的影片中已不再是主导要素，多样化的商业类型、跌宕起伏的故事、细腻感人的人物、相对考究的电影叙事语言、流畅简明的节奏成为这些影片的共同特色。
50年代中期之后的香港影坛，商业片逐渐取代了政治片，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主流。
在香港商业电影逐渐繁盛之际，其国语片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内地国语片市场已经消失，除了部分有进步倾向的国语片外，其他大量港产国语片都被拒之门外。
其次，香港本土市场和传统的南洋市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新、马两地，国语片又要与流行的荷里活电影、各种方言片（粤语、潮语、厦门语）、以至配上国语的外语片（例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竞争。
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影档期又遭粤语片和大受中产阶级欢迎的荷里活制作垄断。
[1]”；再者，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政权，在文化政策方面鼓吹文化民族主义，推行电影本土计划。
愈加恶劣的文化和商业氛围，使得香港电影在东南亚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市场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对所有国语片制片公司而言，不管是福音或是灾难，面临商业竞争成为无法逃避的实事。
国语片公司一方面加大竞争力度，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寻求本土和南洋地区之外的其他市场，而台湾从这时起便进入了香港国语片制片家们的视野。
台湾是一个香港电影以前未曾开发的市场。
在日占时期，日本对台湾实行文化强制，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电影不可能插足。
光复后，其官方语言由日语改为国语，后国民党政权又南移此地，台湾市场从一个日片的殖民市场，变为国语电影的主要消费市场。
而且台湾的电影工业发展缓慢，50年代初仅有少量台语片，国语片制作尚未形成气候。
台湾市场无疑给正欲寻觅出路的香港国语片一个良好的机遇。
最早看准这一时机者为右派影人张善琨，他离开“长城”后立即赴台考察，并认识到开发台湾市场才是发展香港国语片的长久大计。
“电懋”和“邵氏兄弟”成立后，两大电影企业的当家人陆运涛和邵逸夫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台湾市场，为更快、更多地占据台湾这一海外华语片最为庞大的市场，两大公司积极在台布置发行网，特别是在制片方面，他们积极迎合国民党政府，和台湾电影界进行大规模合作，赢得了台湾方面的首肯而渐渐呈现出一种“右转”的趋势。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语片公司都能寄希望于台湾市场。
由于政治的原因，“长城”、“凤凰”等国语片公司不可能去开发台湾市场。
他们一方面拍摄进步电影，最大限度地争取内地市场；另一方面力图改变那种旧上海电影的制片策略，将着眼点转向香港本土和南洋市场。
他们适应香港观众观赏趣味的变化，从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品表现香港社会和与南洋华侨有关的电影，在形式上开始创作以城市轻喜剧为主的各种类型电影，如《禁婚记》（1951）、《娘惹》（1952）、《一板之隔》（1952）、《三恋》（1956）、《情窦初开》（1958）、《小月亮》（1959）等，以满足本土及南洋地区不同观众群的需求。
至60年代中期之前，“长城”等左派公司在竞争中逐步发展，和“电懋”、“邵氏兄弟”成为鼎足而三的大型国语片公司。
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这一轮的残酷竞技中，“邵氏兄弟”似乎并未和“长城”等左派公司有过激烈的“搏杀”，而是和同时“右转”的“电懋”拼得你死我活，这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现象。
究其原因，首先是“邵氏兄弟”和“长城”等左派制片公司终极目的的差异。
邵逸夫本来和三哥邵仁枚在新加坡主理邵氏院线的发行业务，当其发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香港负责制片的“邵氏父子”却仍停留于小本经营的旧“天一”理念上，日益萎缩，制片节目量远不能满足新马地区院线的需求，其发行业务严重受阻。
于是邵逸夫北上香港，自组现代化大型电影企业，大规模摄制影片，希望通过对制片与发行重整形成“垂直整合”的现代化电影企业经营模式来挽救其发行院线的危机。
因此“邵氏兄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邵氏电影业的更大发展，是促使邵氏电影业早日起飞，以跟得上国际电影工业的发展步伐，是一种在商言商的纯商业目的。
“邵氏兄弟”的“右转”亦并非意识形态目的的使然，而是为了开拓广阔的台湾市场，这种行为是一种为商业而政治的市场行为。
而对“长城”等左派公司来说，其终极目的似乎是统战的需要。
香港著名粤语影人卢敦在回忆中曾谈及另一粤语左派公司——新联影业公司成立的缘由及资金运作背景：“‘新联’是国家直接投资的。
解放后，中国被全世界帝国包围，惟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电影，用这个渠道将要说的话说出来。
新联的创业作《败家仔》（1952），及之后的《夜夜念奴娇》（1956）等都是掩饰来的，不能太左。
最初全是中国官方资本，负责领导的是周总理（即周恩来）……当年有个口号：‘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祖国遭封锁，只有我们能面向海外。
”[2]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涵盖了当时国语片左派公司的最终目的：统战是首要的，而赚到多少钱是次要的，其他的商业手段最终从属于这一目的。
似乎可以说“长城”等左派公司的一切商业运作是一种为政治而商业的运作，与“邵氏兄弟”为商业而政治的行为截然相反。
既然双方的终极目标如此南辕北辙，那么互相之间很少会有利益的冲突，也就没有了那种你死我活的“拼杀”。
其次，“邵氏兄弟”在南洋具有庞大的院线，而“长城”等左派公司在南洋并未有与之竞争的院线，双方在这一地区构不成利害冲突。
此外，为了满足其院线所需节目量，“邵氏兄弟”还购买了大量左派公司的影片，双方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第三，“长城”等左派公司不可能染指到台湾市场，在此方面对“邵氏兄弟”也构不成威胁。
因此，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邵氏兄弟”并没有也不可能和“长城”等左派公司区形成“搏杀”的局面。
而“电懋”却与“邵氏兄弟”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同样以扩大家族的电影业为最终目的；同样在南洋地区也拥有着庞大的电影发行院线，同样致力于台湾市场的开发，力图在台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双方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两者必将成为市场上的劲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
邵氏院线Vs国泰院线：攻城掠地Vs现代化攻略五六十年代“邵氏兄弟”和“电懋”的竞争，表面上看是香港两大国语片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而实际上确是“两大”的当家人邵逸夫和陆运涛斗智的延续。
因为从40年代起，邵逸夫和陆运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就开始了院线竞争的第一轮拼杀。
两人的出身、性格、学历背景及经历均不相同，但却先后经营起了庞大的电影生意，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风格。
商业对峙的背后，更是两人的个性与商管理念的较量。
邵逸夫出身于中国传统的商业世家，从小接受的是以儒家伦理观为主的传统教育，经受了中国传统观念的浸透。
他身上传承了邵氏家族务实、灵活、节俭、稳健、勤奋等传统经商理念，他在经营中始终保持在商言商，不唱高调的特色，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邵逸夫和邵仁枚于20年代就远赴新加坡，为“天一”公司组建南洋地区的发行网络。
邵氏兄弟经过艰苦打拼在南洋站稳了脚跟，在1927年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发行院线。
之后，面对“明星”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公司在南洋地区的商业围剿，邵氏兄弟以新马为突破口，采用自带设备和胶片在各地巡回露天放映等办法，突破了“六合”的封锁。
这些举措充分显示了邵逸夫即灵活务实又艰苦勤奋的经营思路，在以后的经营中，邵氏兄弟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采取以量取胜的策略，进一步扩大发行网络。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在新马地区大量购置影院，扩充规模。
1931年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地区直营或间接经营的戏院就达139家。
[3] 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初，邵氏兄弟在南洋华侨富商黄文达等人的资助下，以先租后买的形式购入新世界、大世界游乐场，一跃成为娱乐业大亨。
南洋地区的娱乐业院线稳固之后，邵氏兄弟从1937年起经常收购新马之外的其他南洋地区戏院，或与大型院线签约上映邵氏发行影片，扩充了邵氏在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的发行势力。
尽管邵氏院线的许多影院毁于后来的战火之中，但战后邵氏兄弟立即开始了院线的重建，重整设备与发行人员，并于1945年11月恢复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