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形成

论文课题名称：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影响学生姓名张绪云学号 2009031206专业历史学班级历史学班指导教师余林2010 年 12 月关键词：魏晋玄学玄远主要代表人物发展阶段自然影响摘要：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

产生于魏晋。

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

东汉末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辩。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

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

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

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

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

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

荐举制度和官僚家族的政治因素、独尊儒术与经学世家的文化因素以及庄园经济与乡里豪强的经济因素结合，便形成了士族。

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特点影响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开始行成。

在这个阶层平面，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

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

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

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

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

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

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魏晋清谈、言意之辨、以及玄学贵“无”思想均萌生于此。

魏文帝时﹐刘劭着《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人物品评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

《人物志》的全材与偏材关系的学说，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

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

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

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

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魏晋玄学具有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

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

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

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

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以“得意忘言”为方法。

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

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的基本特点。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而就其盛行时代玄学亦可称其为魏晋玄学。

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文化上比较繁荣。

天下大乱时思想百家争鸣。

玄学的特色为隋唐精神，魏晋风骨。

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先秦之后又一次思想碰撞融合。

后来玄学的内涵被不断扩充，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充实。

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这些玄学体系的思想借鉴于先秦的阴阳学说，而这些思想并不是直接借鉴而来的，主要是由于汉时道教的兴起，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除了引《道德经》为经典的同时，也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一起丰富起来，所以玄学同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可以说都是国学思想组成和传承的一部分。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魏晋玄学可分为四个阶段或学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代表作有《无名论》、《周易注》与《老子注》；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代表作有《嵇康集》、《阮籍集》；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代表作有《崇有论》和《庄子注》；以张湛、韩康伯为代表的江左玄学，代表作有《系辞注》和《列子注》。

此外，东晋时期兴盛，玄学与佛教相互吸收发展，僧肇等便是这一时期玄学代表。

正始时期的玄学家可以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正始名士形成与魏明帝太和时期，被称之为“四聪八达”，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诸葛诞、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四聪八达”分子纷纷掌权，史称“正始名士”，影响了年青一代的思想。

之后又有王弼、钟会等少年思想家总结并升华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

正始时期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

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是玄学的贵“无”一派。

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份﹑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份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

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着《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

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辨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

以高平陵政变为界，竹林之游可分为前期和后期。

前期竹林名士的玄学思想倾向与正始玄学相同，持“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这时期的著作有阮籍《乐论》、《达庄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明胆论》、《释私论》等；后期玄学思想倾向发生了逆转，表现为激烈批判名教，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目的是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哲学上嵇康﹑阮藉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嵇康、阮籍作为竹林名士，主要活动时期应在司马氏当政时期，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