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性证据”规则及其风险防范

“隐蔽性证据”规则及其风险防范
时间:2012-06-06 作者:万毅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所谓“隐蔽性证据”,是指含有隐蔽性信息的证据。

所谓“隐蔽性信息”,则是指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的案件细节。

实践中的隐蔽性证据,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证据的来源具有隐蔽性。

例如,甲故意杀人后,将凶刀埋藏在其屋后第二棵树下1米处,因藏匿地点隐蔽,外人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反复勘查现场和搜查甲住处均未能查获,后根据甲的供述才起获该凶刀。

该凶刀的藏匿地点隐蔽,除非作案人本人,否则不可能知晓,故该凶刀(物证)属于来源具有隐蔽性的证据;二是证据本身在内容上蕴含了隐蔽性信息。

例如,乙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后乙供述,受贿地点是在其私车上,时间为傍晚7点左右,行贿人当时是用两张报纸包裹着5万元现金,因受贿人当时开着车,所以接过赃款后随手丢在了车的后排座上,等等。

乙的上述供述,即蕴含着隐蔽性信息,因为受贿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过程,属于只有作案人(受贿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证据(供述)蕴含上述隐蔽性信息,即构成隐蔽性证据。

由于隐蔽性证据本身蕴含着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据此可以在犯罪嫌疑人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因此,司法实务中往往利用证据中的隐蔽性信息判断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或者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

我国司法实务中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被告人“时供时翻”、“反复自白”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证供的真实性,一直是证据实务中的棘手难题,而隐蔽性证据因为在判断证据真实性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处理翻供、翻证问题的“杀手锏”。

对此,2010年6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明确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这一规定明确建立了“隐蔽性证据”规则,赋予了隐蔽性证据较高的证明力,即只要隐蔽性证据的合法性得到保证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即可据此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

但是,“隐蔽性证据”虽然证明力较高,但在司法实务中仍要注意规避错案风险:
一是防止“孤证定案”。

正因为隐蔽性证据本身的证明力较高,司法实务中部分侦查人员往往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对隐蔽性证据的收集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其他相关证据的收集、调查,结果导致隐蔽性证据因为缺乏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而成为“孤证”。

以前述某乙受贿案为例,若该案仅有某乙的有罪供述,而缺乏行贿人的证词以及起获的赃款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该案即使有隐蔽性证据,亦不得定罪,因为,该隐蔽性证据因为缺乏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已经构成“孤证”,而孤证不得定案。

二是防止“替身犯”。

所谓“替身犯”,即冒名顶罪之人。

如果案件存在“替身犯”,则过于强调隐蔽性证据的运用,反倒可能导致错案,因为,作案人与“替身犯”完全可以联手布局,以所谓“隐蔽性证据”诱使侦查机关“入彀”。

识破迷局、防止“替身犯”,关键是加强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尤其是要注重从经验法则的角度对案件细节进行甄别。

三是防止“隐蔽性证据”因为隐蔽性信息的泄露而失效。

何谓“隐蔽性证据”,本身也有一个如何认定的问题,认定不当同样可能导致错案。

例如在一起投毒案中,被害人发现自家食用油中含有农药,因怀疑毒药系与自己有隙的邻居所投,随即在自家院坝中大声谴责邻居,并引来大量群众围观,案件信息(投毒时间、地点以及所投毒药)基本曝光。

后公安机关将邻居列为犯罪嫌疑人展开侦查,犯罪嫌疑人很快认罪,虽然并未进一步搜集到其他证据(如装农药
的容器),但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案过程(投毒时间、地点、所投农药的种类等)与案发情况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且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所投农药种类等皆属案件的隐蔽信息,非作案人本人一般不可能知晓,因此,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仍决定对其移送审查起诉。

该案中,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所投农药种类等固属案件的隐蔽信息,但因为该案被害人曾在院落中大声叫骂并引来大量群众围观,导致案件信息曝光,因此,原本的隐蔽信息已经不再具有隐蔽性,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

由此可见,实践中在运用隐蔽性证据定案时,一定要谨慎小心、注意规避错案风险,绝不能仅仅因为隐蔽性证据的存在,就不再进一步收集、调查其他证据,而是要对证据进行全面收集、审查、判断,综合权衡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后方能定案。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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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证据法律后果(3篇)

隐匿证据法律后果(3篇)

第1篇在司法实践中,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可能会采取隐匿证据的行为。

本文将探讨隐匿证据的法律后果,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一、隐匿证据的法律后果1. 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果隐匿证据的行为涉及犯罪,如贪污、受贿等,则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民事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隐匿证据可能承担以下民事责任:(1)败诉风险: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会依法查明事实。

如果一方当事人隐匿证据,可能导致法院无法查明事实,从而判决该方当事人败诉。

(2)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因隐匿证据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承担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隐匿证据,给对方造成诉讼费用的,应当承担诉讼费用。

3. 行政责任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隐匿证据可能承担以下行政责任:(1)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隐匿证据,可能被处以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2)行政拘留:如果隐匿证据的行为严重扰乱了行政执法秩序,当事人可能被处以行政拘留。

二、防范隐匿证据的措施1. 加强证据意识教育提高当事人对证据重要性的认识,使其明白隐匿证据的法律后果,从而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2. 完善证据收集制度建立健全证据收集制度,确保证据的合法、真实、完整。

3. 强化证据审查机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要加强对证据的审查,确保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

4. 建立证据保全机制对于可能被隐匿、毁灭、伪造的证据,及时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确保证据的完整性。

5. 严格保密制度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要严格保密,防止证据被泄露。

6. 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教育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不得协助当事人隐匿证据。

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

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然而,隐蔽性证据规则作为口供补强规则中的一种,却没有被其他国家规则化,也无任何研究是针对隐蔽性证据规则进行的。

我国于司法解释中规定了隐蔽性证据规则,是史无前例的。

并且赋予隐蔽性证据强力的定罪导向,从而使其成为“带有‘定罪公式’ 色彩的证据规则”[1],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隐蔽性证据规则作为我国特有的规则,与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被补强的口供的特点、隐蔽性证据本身的特点、侦查人员对隐蔽性证据的信赖与渴望以及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内在结构等有关[2]。

目前,我国有许多学者对隐蔽性证据规则进行了研究。

秦宗文教授认为,虽然隐蔽性证据规则的确立有着经验支持,但在实践中却由于口供被污染、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因素、规则本身的模糊等原因导致在应用隐蔽性证据规则时背离了该规则本身的目的。

秦教授认为,我国在实施隐蔽性证据规则时应平衡风险与效率,以多元化的方式应用隐蔽性证据规则。

高源等学者,则主要对“先证后供”和“先供后证”两种不同情形下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功能进行研究,并提出了适用隐蔽性证据规则时的注意事项。

万毅等学者则对实践中在适用隐蔽性证据规则时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类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还有学者对隐蔽性证据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及对侦查中隐蔽性证据如何适用进行了研究总结。

本文从隐蔽性证据规则现有的法律依据出发,讨论隐蔽性证据的两大特点,进而通过典型案例识别出司法实践中使用隐蔽性证据的五大风险点,针对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风险给予四点防控意见。

一、隐蔽性证据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隐蔽性证据规则进行阐释,仅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对此作出了规定。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对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适用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该规定是对口供补强规则的细化和完善[3]。

浅析刑事诉讼法中的隐蔽作证制度

浅析刑事诉讼法中的隐蔽作证制度

浅析刑事诉讼法中的隐蔽作证制度目前,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之低,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它直接导致我国构建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成果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证人出庭难这一棘手问题,许多学者建言献策,有的人认为,因为证人法律修养欠缺,该出庭的不出庭,视法律为儿戏,因而主张其强制出庭也有人认为,主要责任不在证人,主张通过完善作证保障制度,从而方便、鼓励证人出庭。

作为对于证人出庭难问题的立法回应,新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首次正式明文写入了隐蔽作证规定。

这充分体现了官方对证人的保护思路已从事后惩罚报复者的苛责制,转为防止证人被打击报复的事前主动防御制。

但是,在看到立法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意识到新刑诉法关于隐蔽作证的规定还很不完善,甚至显得比较粗糙,我国的证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隐蔽作证制度的立法概况2012版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隐蔽作证制度,刑诉法第62条是这一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本条从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保护对象与法益、实施主体与方式、保护措施以及程序启动方式等方面,初步建立起隐蔽作证这一制度框架,从而为解决困扰我国司法实践多年的证人出庭难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适用案件范围。

隐蔽作证制度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诉法只是规定了类罪名,而非某个具体罪名,具体罪名需要借助刑事实体法刑法来确定,如不能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仅理解为组织黑社会罪。

第二,受保护对象。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本人及近亲属因为作证而可能遭遇危险的,适用隐蔽作证制度保护范围。

这里证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证人是指一切向法庭提供证词的人,如包括警察、犯罪嫌疑人之类同时具备其他诉讼身份的人;而狭义的证人仅指专门提供证词的人(此外不再身兼其他诉讼角包,如一般知情群众。

近亲属也是个含义可宽可窄的概念,新刑诉法第106条第6款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浅谈针对虚假诉讼隐蔽性的防范措施

浅谈针对虚假诉讼隐蔽性的防范措施

针对虚假诉讼隐蔽性的防范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虚假诉讼问题越来越严重,它给诉讼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虚假诉讼的危害不仅仅是对诉讼主体造成了直接的财产上的损失,更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

虚假诉讼不仅会浪费司法资源,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在此背景下,针对虚假诉讼隐蔽性的防范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对针对虚假诉讼隐蔽性的防范措施进行探讨。

一、完善法律制度要把虚假诉讼隐蔽性防范好,首先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入手。

要逐步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法规,制定明确的惩罚措施,对于虚假诉讼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立法,使得虚假诉讼行为受到舆论监督、处罚力度增强,从而打击诉讼行为中的恶意操作。

二、加强审判工作法官可以从审判程序上入手,通过建立科学、完整、严格的审判制度,规范诉讼程序,打破虚假诉讼的隐蔽性。

在审判过程中,加强对诉讼各方诚信义务的提醒和强调,以减小虚假诉讼对社会和司法造成的影响,降低虚假诉讼的风险。

三、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在信息化时代,建立完善、高效的诉讼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有助于实时掌握虚假诉讼情况,及时发现诉讼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虚假行为。

通过信息共享可以让各相关机构的协同配合更加顺畅,扩大诉讼行为的信息公开范围,更加有利于打破虚假诉讼的隐蔽性,从而强化诉讼监管。

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提高社会媒体、社交网络等的舆论监督力度,增强公共意识,推动社会正面价值观,从根本上减少虚假诉讼的发生。

五、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教育,在学校的教育中,增强学生对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于虚假诉讼的防范措施从小入手,对于公民个人在诉讼中的表现也能有所提升。

六、加强监察体制建设应当加强对于律师、法官等诉讼相关人员的监察,形成工作实效、程序透明、责任制约的监察体制。

同时,应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相关人员的工作内容,加强信息整理和储存,并为他们提供培训,增强他们识别虚假诉讼的能力,通过监察体制的建设,确保司法公正和维稳。

隐蔽性证据:概念、功能与运用

隐蔽性证据:概念、功能与运用

隐蔽性证据:概念、功能与运用高源【摘要】Concealed evidence is a kind of appellation for a special type of evidence in the practical ife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formation content, concealed evidence contains hidden information, that is, the hidden details of the case; from the performance form, in addition to confession, the concealed evidence can be any other legal evidence of the kind of performance. The function of concealed evidence is mainly relfected in the aspects of veriifc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confession,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Confession to Proof” and “Proof to Confession”. Concealed evidence can als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confess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the concealed evidence comprehensively and normatively by using it, and obtaining the full confession of the hidden details, strictly conserved concealed evidence and details secret.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 concealed evidence must be conifrmed by other evidence, guarding against scapegoats may appearing in cases.%隐蔽性证据是实务界人士对一类特殊证据的称谓。

隐匿身份侦查中刑事法律风险规避机制探析

隐匿身份侦查中刑事法律风险规避机制探析

隐匿身份侦查中刑事法律风险规避机制探析田野*摘 要:隐匿身份侦查是以侦查人员为主体,以“人力”为载体,假以“身份欺骗”为手段,借助“面对面或零距离接触侦查对象”为媒介,以追求“获取犯罪情报或犯罪证据”为目的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刑事诉讼法》对隐匿身份侦查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界定及如何妥善规避隐匿身份侦查的刑事法律风险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的规定。

从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理论着眼,对隐匿身份侦查的刑事法律风险进行考察,倡导构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的刑事豁免与保护制度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刑事豁免与保护《刑事诉讼法》将隐匿身份侦查与技术侦查两大措施纳入其体系之内,促使这两大秘密侦查措施从幕后使用走到台前,实现法律身份的“转正”,有利于司法机关名正言顺地适用该措施以提升打击犯罪的效能,同时实现了在立法层面对秘密侦查措施进行合理规制,防止强制性侦查权力的滥用或不当使用而侵犯人权。

隐匿身份侦查是以侦查人员为主体,以“人力”为载体,假以“身份欺骗”为手段,借助“面对面或零距离接触侦查对象”为媒介,以追求“获取犯罪情报或犯罪证据”为目的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对实施隐匿身份侦查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侦查主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也不得采取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其他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为代价的方法实施隐匿身份侦查。

而如何划分隐匿身份侦查*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启动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警务合作问题研究”(项 目编号:2314078Q18)的结项成果。

* 作者简介:田野,上海海关学院海关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

的行为限度,在隐匿身份侦查主体面临刑事法律风险时如何分情况进行妥善的刑事豁免、保护与处置等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探讨。

一、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理论以时间节点为标准,一般可以将隐匿身份侦查行为分为三个阶段,即隐匿身份侦查的准备阶段、任务实施阶段以及任务完成阶段。

起诉的证据保密保护敏感信息的措施

起诉的证据保密保护敏感信息的措施在诉讼过程中,保护证据的安全和保密性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涉及敏感信息的案件。

本文将探讨起诉的证据保密保护敏感信息的措施。

一、加强物理安全措施在起诉的证据保密中,物理安全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庭审过程中的证据应妥善保管,避免被未授权人员拿取或篡改。

为此,法庭应配备安全监控摄像头,监测证据房间的出入情况,并将录像资料进行保留备案。

二、建立电子信息安全系统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信息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使用日益普遍。

为保护敏感信息的安全,应建立电子信息安全系统。

这包括对电子存储设备进行加密保护,限制访问权限,确保只有得到授权的人才能够查阅相关证据。

三、限制证据披露范围在一些特殊案件中,涉及的证据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如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为了保护这些敏感信息,法院可以采取限制证据披露范围的措施。

例如,仅允许特定的法官、辩护律师和法庭工作人员查看相关证据,并对他们进行保密约束。

四、审查证据披露申请当有人申请查看某些证据时,法院应进行审查,并仔细评估申请人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如果证据中涉及敏感信息,法院应要求申请人提供详细理由,并优先保护敏感信息的安全。

五、加强网络安全在现代社会中,许多诉讼过程都涉及网络传输和存储的证据。

为保护敏感信息的安全,必须加强网络安全措施。

法庭应建立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网络安全设施,确保证据的传输和存储不会被黑客攻击或非法访问。

六、实行保密协议在起诉的过程中,律师、法官和相关工作人员可能接触到大量敏感信息。

为了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应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

该协议应明确规定了他们对于敏感信息的保密责任和措施,以确保信息不会被泄露。

七、加强员工培训最后,提高员工的保密意识和技能是保护敏感信息的关键。

法庭应定期组织关于保密措施的培训,确保所有员工了解并遵守相关规定,以降低信息泄露的风险。

综上所述,起诉的证据保密保护敏感信息的措施是确保诉讼过程中敏感信息安全的重要环节。

匿名举证的法律后果(3篇)

第1篇在司法实践中,匿名举证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所采用。

匿名举证,顾名思义,就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以匿名的方式向法院提供证据。

然而,匿名举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合法权益,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后果。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匿名举证的法律后果。

一、证据效力的问题1. 证据真实性的认定匿名举证往往涉及到证据真实性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必须真实、合法、充分。

”对于匿名证据,法院在审查时应当严格把握证据的真实性,确保其符合法律规定。

(1)证据来源的审查法院在审查匿名证据时,应当查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

对于匿名提供的证据,法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核实:①与证据提供者进行联系,了解其身份信息,要求其提供真实身份证明;②对匿名证据进行技术鉴定,判断其真实性和可靠性;③要求匿名证据提供者提供其他辅助证据,以证明其提供的证据真实可信。

(2)证据内容的审查法院在审查匿名证据时,应当关注证据内容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对于匿名证据,法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①证据内容是否符合事实真相;②证据内容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③证据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 证据证明力的认定对于匿名证据,法院在认定其证明力时,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证据提供者的身份背景;(2)证据的来源、收集、保管、使用等情况;(3)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4)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充分性。

二、当事人身份保密的问题1. 当事人身份保密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要求对自己的身份保密。

”匿名举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合法权益。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身份保密的权利并非绝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权衡当事人身份保密与案件公正审理之间的关系。

案件证据保密法律依据(3篇)

第1篇一、引言案件证据保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重要保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确保证据的保密性,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将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出发,探讨案件证据保密的法律依据。

二、案件证据保密的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

根据该法第40条的规定,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具体如下:(1)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事项。

对于此类证据,应当严格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进行保密。

(2)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对于商业秘密证据,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的请求,采取保密措施。

(3)个人隐私:涉及公民个人生活、行为和思想等方面的秘密。

对于个人隐私证据,法院应当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泄露。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

根据该法第65条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具体如下:(1)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事项。

对于此类证据,应当严格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进行保密。

(2)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对于商业秘密证据,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的请求,采取保密措施。

(3)个人隐私:涉及公民个人生活、行为和思想等方面的秘密。

对于个人隐私证据,法院应当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泄露。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

根据该法第54条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具体如下:(1)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事项。

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

关键词: 隐蔽作证/证人保护/出庭作证一、引言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证人出庭作证成为司法实践部门和法学理论界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

其中,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问题的焦点。

据《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一庭每年办理的3000多起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仅为5%左右。

情况较好的地方如上海、江苏等地,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也仅占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数的10%。

另有数据表明,受贿罪、涉黑案件、有组织犯罪等几类案件的证人出庭率几乎为零。

(注:参见马可:“空着的证人席——关于‘不愿作证’的社会调查”,载《警方》2002年第4期。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弊端显而易见,直接阻碍了刑事庭审改革中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因此也容易造成程序不公,进而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

针对这一现状,法学界和实践部门在分析证人不出庭作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规范,即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旨在保障或激励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设想,其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在实践中却难以真正实现。

导致证人不愿出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安全因素等。

但从根本上讲,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证人缺乏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在暴力犯罪以及“涉黑”犯罪中证人作证的风险过大。

证人一旦出庭作证,就存在被打击报复的风险。

法律虽然规定了对证人作证的保护措施,但这种措施更侧重于事后救济,不能真正缓解证人出庭的风险。

在实践中,因为保护不周而被打击报复的证人数不胜数。

能不能找到一条证人既出庭作证,但又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方法呢?国外的司法实践部门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隐蔽作证”制度为证人保护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这一制度要求保守证人及其家庭情况等秘密,不让被告人知悉证人的真实身份,使打击报复无从下手,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证人的利益。

“隐蔽作证”是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新探索,也是证人出庭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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