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应对人口红利消失
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优势。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了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产业升级，简单来说，就是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这一转变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
首先，加强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科技创新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
例如，在制造业中，引入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生产线，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企业应加大对研发的投入，鼓励员工进行创新，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
同时，政府也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其次，优化产业结构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
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结构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们应当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这些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特点，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
同时，要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手段，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比如，纺织业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纺织技术和设备，生产高附加值的功能性纺织品；钢铁业可以通过研发高强度、高性能的钢材，满足高端制造业的需求。
再者，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这就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设，培养适应产业升级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文献综述：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
文献综述：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41209048 凌博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刘易斯拐点”相关的经济理论和目前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并详细介绍了争议双方的主要观点。
笔者认为，对刘易斯模型的理解不同和讨论对象的不一致是形成争议的主要原因。
虽然争议双方认为中国面临刘易斯模型所处在的阶段不尽相同的，但是争论双方都表明，农村劳动力下降，劳动力成本正在普遍提高。
笔者认为，创新制度，产业升级，加强劳动力就业和培训管理是保障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有力措施。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剩余工资一、引言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14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中金融时报记者向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发问：“中国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紧张，请您评论一下中国有没有到刘易斯拐点，如果没到的话，预测什么时候会到？”1发言人盛来运解并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而是从总量的方面描述了现在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从总量上来说劳动力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数量在2012年就比上年净减少345万人，缩小统计口径后，2013年又在2012年的基础上减少244万人，劳动力人数的缩减也伴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今年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但外出农民工收入同比也增长了10%。
虽然盛来运也提到了劳动力资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并没有详细阐述劳动力结构的具体变化。
关于“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也是由来已久。
2004 年初，中国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了用工荒问题，随后便波及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
2011 年用工荒现象更是蔓延至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中西部地区。
随着中国用工荒现象由局部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农民工工资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是在工资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未能有效消除。
就有学者就“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二、对“刘易斯模型”的介绍1954 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以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和剩余劳动力假说为基础，提出了人口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型”。
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引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2023年，人口结构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对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
一、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1.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均寿命逐渐延长，老年人口比重逐渐增加。
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养老金、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带来巨大压力。
老年人口劳动力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和人力资源的短缺。
此外，老年人群对社会消费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也将对经济结构和社会服务体系产生影响。
2.人口红利减弱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早期的人口红利曾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
这将对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就业形势、人口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高素质劳动力、改革教育培训体系等措施，尽快应对人口红利减弱的挑战。
3.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呈现出明显的趋势。
这将造成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同时，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将亟待解决。
二、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对策1.推进养老金改革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必须加强养老金改革，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
这包括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建立多层次养老金制度、加强养老金投资运营等措施。
同时，还应加强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管理和社会参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了应对人口红利减弱的挑战，必须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通过推动职业教育改革、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刘易斯拐点将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期已近尾声
刘易斯拐点将到来中国⼈⼝红利期已近尾声最近⼏年，“民⼯荒”“招⼯难”问题愈发突出。
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被抑制的劳动⼒收⼊将迎来抬升的转折。
那么，⼈⼝红利究竟是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对国民经济和百姓⽣活带来哪些影响呢?⼈⼝红利对中国经济贡献⼏何所谓“⼈⼝红利”指的是在⼀个时期内⽣育率迅速下降，少⼉与⽼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中劳动适龄⼈⼝⽐重上升，从⽽在⽼年⼈⼝⽐例达到较⾼⽔平之前，形成⼀个劳动⼒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分有利的黄⾦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们将总抚养⽐⼩于50%(14岁及以下少⼉⼈⼝与65岁及以上⽼年⼈⼝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称为⼈⼝红利时期，进⼊⼈⼝红利时期为⼈⼝机会窗⼝打开，退出⼈⼝红利时期为⼈⼝机会窗⼝关闭。
⽽⼈⼝总抚养⽐超过60%时则为⼈⼝负债时期。
⼈⼝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旦步⼊快车道，则⼈⼝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助推剂。
由于年轻⼈⼝数量增多形成⼤量的廉价劳动⼒，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是发展的⼀个重要因素，这⼀点，在我国⽬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中国社科院⼈⼝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的劳动⼒供给。
1983年～2000年，中国的劳动适龄⼈⼝快速上升，总抚养⽐下降对⼈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
也就是说，这⼀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26.8%。
根据这⼀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实际上，农村改⾰以来，⼴⼤农民从⼟地上逐渐解放出来，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城镇转移，再接着⼤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
因此，经济增长的每⼀步都吸纳了⼤量的城乡劳动⼒。
我国各个产业的经济趋势
我国各个产业的经济趋势我国各个产业的经济趋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经历了从农业为主到工业化，再到现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变。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各个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日益增多。
本文将对我国各个产业的经济趋势进行分析。
一、农业产业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
然而，农业的发展依然需要关注。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点，通过推广高效、节水、绿色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可持续性，是当前农业产业的主要趋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因此，农业产业的劳动力担忧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
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传统的粮食和蔬菜种植产业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发展特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是一种重要的选择。
此外，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深度融合，也是提高农业附加值的一种方式。
二、制造业产业中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等。
因此，转变制造业发展模式，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是制造业产业的主要趋势。
高端制造业发展是制造业产业的重要方向。
我国制造业产业链还相对薄弱，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的突出问题。
发展高端制造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是提高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国制造业还需要面对环保问题。
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环境问题，不仅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也对人类健康产生了损害。
因此，减少和治理污染，发展绿色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的重要方向。
三、服务业产业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创新能力提升起着重要作用。
服务业发展的趋势是不断升级和优化。
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对策
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对策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作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出现式微的趋势，劳动力成本日趋上涨，外资企业纷纷撤出我国，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冲击，加工贸易前景不甚明朗。
本文尝试通过研究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确保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对外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宝地，我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人口红利成为助推剂。
一、我国人口红利渐失我国经济学家将“人口红利”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育率急剧下降，老龄化加速，少儿抚养比急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较大，在老年人口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时期。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可见，从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渐渐消失，我国人口进入“未富先老”时期。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几十年来我国处于城乡二元化经济阶段，农业传统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工业部门提供给劳动力的工资只要能够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就可以了，这个阶段劳动力的工资时非常廉价的，人口红利时期就处于这个阶段。
在既定的工资水平基础上，提供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直至随着工业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几乎全部吸纳完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工资由长久不变转为上升，这个转折点，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
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我们可以把2004年作为刘易斯拐点出现在我国的年份。
日本、韩国从刘易斯拐点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高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低抚养比提高）的过程大约是30年，而中国从2004年到2012年只有8年的间隔期，形势紧迫。
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
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地区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此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农村地区已经无法满足所有农民的就业需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的转移模式正在逐渐形成。
一是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农村不再只是简单地靠传统农业为生，而是逐渐发展出了许多新兴产业，如家庭农场、生态农业、特色农产品等。
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吸纳了许多农民就业。
通过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就得到了转移。
二是城乡一体化。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城乡一体化也越来越成为现实。
一些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已经开始建设农民工集中居住区，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
此外，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工业企业已经开始向农村移动，带动了一些农民就业。
城市化的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
三是发展电商。
电商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的产品可以更加广泛地销售出去，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一些电商企业也将销售渠道延伸到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一些农村青年也在电商创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因此，电商发展既为农村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方便。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城乡一体化和电商发展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模式。
对于农村地区而言，这些新的模式既适应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些新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指导和扶持，也需要企业家的积极投入和创新精神，才能够渐趋完善和稳定。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自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下面将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
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第一产业（农业）比重逐年下降。
过去农业占据了我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比重逐年下降。
目前，农业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9％。
第二，第二产业（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
第二产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高达40％以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三，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逐年增长。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加，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目前，第三产业已经占到GDP的50％以上。
再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政府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力量。
此外，政府还鼓励大力发展更加环保和绿色的产业，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最后，我国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首先，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减少。
其次，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将推动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特别是金融、教育、医疗和文化产业等。
第三，绿色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为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政府应当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对农业现代化的投入，鼓励创新创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逐年增加的特点。
虽然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合理布局、发展不平衡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
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对农业现代化的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中国农业市场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智慧农业发展规模前景趋势分析
中国农业市场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智慧农业发展规模前景趋势分析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及粮食连续增产，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明显：首先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不断减少以及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偏老龄化；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及水资源紧缺；再次是土地地力下降，农残及排放物污染日益严重。
上述变化的出现已经开始逐步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抗风险能力，并将最终对国家粮食及食品安全形成挑战。
通过相关政策规划的出台，引导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随着城镇化率提升以及粮食连续增产，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明显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一方面，环保政策约束不断强化。
2015年农业部发布《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畜禽粪便秸秆地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的“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任务；2017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为38.8%，化肥农药零增长提前三年实现；2018年6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要“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另一方面，国家多次鼓励良种新品培育、强调新技术研发，大力推动高效低耗农业的发展。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其中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就包括鼓励多抗性高效能新品种培育：加强作物抗虫、抗病、抗旱、抗寒基因技术研究，加大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研发力度，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
2018年7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重点提出选育和推广一批高效优质多抗的农作物、牧草和畜禽水产新品种，显著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优质化率。
从近年来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发展绿色环保和高效农业的路径规划已经十分清晰。
近年我国农业政策围绕两大主线：绿色环保与科技、品种创新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政策驱动是最为确定的机会，可自上而下寻找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
中国未来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未来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分析1. 引言1.1 中国人口总量与增长趋势分析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量一直备受关注。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3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0%。
人口总量庞大的同时也使得中国面临着人口增长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民众生育观念的改变，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未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将呈现出一定的趋势。
根据各种模型和预测，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人口总量在未来几十年内会达到峰值，然后逐渐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
这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适应人口发展的新情况。
对中国人口总量与增长趋势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指导未来的人口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规划。
1.2 人口结构与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与老龄化问题在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结构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
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造成了社会养老压力的加大，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0%，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而且随着生育率减少和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占比还将不断增加。
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
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老年人口对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系统提出新的挑战。
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政府需要加大对老年人口的关怀和保障力度，建立健全的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需要加强对老年人口的关怀和支持，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实现人口结构的良性发展。
1.3 人口政策与影响因素人口政策是指国家对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等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张蕊杨晓丹王楠2012-08-31 09:32:20 来源：《南方人口》(广州)2011年625期【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
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
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
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关键词】人口红利/随机前沿模型/农业劳动力/劳动力利用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持续快速增长被人们视为一个“奇迹”。
探究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人口红利”也自然地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联系到了一起。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①。
一般情况下随着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一国劳动力数量不足、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
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庞大的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源源不断地投入制造、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但最近几年，沿海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化已诱发了诸如“富士通”连环跳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工荒也一年比一年严重。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所剩无几，中国经济将很快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既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作为我国“人口红利”主要来源的农村劳动力还有多少剩余？我国的“人口红利”何时走到尽头？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剩余劳动力的状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时期的不同，似乎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实证证据。
本文运用了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分析的方法，利用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以及农业产出的就业弹性进行了估算，从而深入了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一、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于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先估算在固定农业产出与其它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实际需要劳动力的数量，再用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求得的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估算剩余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从而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一)估算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比较传统的经验法、基准估算法和劳动定额法根据长期经验以及固定的劳动与其它要素投入比对剩余劳动力进行估计。
由于劳动与其他要素投入的比例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很难获得准确的农户实际劳动需求信息，因此这三种估算方法逐渐被放弃。
Taylor(1988)按照传统的方法估计出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比率在30％左右。
另一种古典法依据二元结构下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存在的效率差异，假定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至某一特定水平，比较此时所需的农业劳动投入与实际劳动投入，将其差额作为剩余劳动数量的估算。
按照OECD(2002)的估算，如果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到与非农业部门相同的水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约为2.75亿。
古典法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比例的假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不同假定的估算结果差异很大。
还有一种方法是国际比较法。
这种方法根据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收入水平与农业就业比重的对应关系，再由我国实际收入水平推断符合国际经验的农业就业比重，进而估算剩余劳动数量。
王检贵、丁守海(2005)根据钱纳里等归纳的经济发展经验，估计2003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为14％。
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特征存在巨大差异，用其他国家的经验作为标准来估算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较难令人信服。
(二)估算剩余劳动比例主要包括生产函数法、劳动投入调研法和技术效率法。
生产函数法将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并假设两个部门各自的生产函数，根据资金和劳动在不同部门合理配置的均衡原则，推导出农业剩余劳动比例。
刘建进(1997)和王红玲(1998)采用这一方法估算了1994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比例约为25％。
劳动投入调研法通过调查得到农民每年实际投入的劳动时间，将其与充分就业条件下全年工作时间进行比较，进而估计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王检贵、丁守海(2005)采用这一方法估算2003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例为14.4％。
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劳动投入调研法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调研，并且调研的数据往往只是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因此难以考察剩余劳动数量和比例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动趋势。
技术效率法利用农业生产的实际产出以及要素投入估算有效的生产前沿：在一定的投入下，实际产出与有效产出前沿的差距；或者在一定的实际产出下，实际要素投入和有效要素投入前沿之间的差距就是生产的无效率部分。
劳动力的实际投入和有效投入前沿之间的差距即是劳动力无效的部分，也即是冗余的劳动力。
估算生产前沿的方法又可以分为非参数和参数法。
非参数法又被称为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方法)。
Ng等(2000)采用这一方法对1978－1992年江苏和四川的剩余劳动比例进行了估计，江苏省剩余劳动比例在31％～49％之间，四川在22％～41％之间。
参数法即为随机前沿分析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产出(或实际投入)对生产前沿的偏离部分分解为生产(或投入)的无效率部分加上随机误差项，使得模型更接近真实的生产过程和环境。
随机前沿模型可以同时考察各种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的作用，因此可以更深入地考察生产效率变动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效率。
随机前沿方法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应用面板数据可以轻松得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生产(或投入)的相对效率和变动趋势。
郭金兴(2007)采用这一方法对我国1996－2005年的剩余劳动比例和数量进行了估计，我国剩余劳动力约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剩余劳动数量约为1亿人，剩余劳动力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笔者对此研究结论有所保留。
综上所述，目前对中国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研究数据比较过时，缺乏地区间横向和时间上纵向的比较，没有捕捉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新现状和变动趋势以及地区差异。
本文将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利用最新的199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以期为目前中国“人口红利”问题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二、计量经济模型(一)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在现实中，农业生产使用的劳动力不是完全有效率的，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大于生产最低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这就导致了劳动力的过度投入，及劳动力冗余。
我们假定劳动是唯一的可变投入量，其它投入量都是准固定的(比如土地、农业机械等，短期内难以随着产量改变)。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业生产相同数量的农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大于最优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我们就认为劳动力投入是无效的。
劳动力的无效可能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土地集约化程度低，管理不善等各种因素造成的。
一般情况下。
特定地区和时期的实际劳动投入将会高于前沿水平，即存在劳动力投入无效的问题，意味着在农业生产中劳动使用是冗余的。
Kumbhakar and Hjalmarsson(1995)将第i省第t期的实际劳动投入和劳动力最低需求的关系用如下模型表示：因为不能确定方程（1）的函数形式，根据惯例利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对方程（1）和（2）进行改写：由方程(3)和(4)构成的随机成本前沿模型的所有参数都可以采用最大似然法，由STATA软件估计得到。
三、数据本文收集了1990—2009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业主要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数据。
为了保持数据的前后一致性我们将1997年后重庆市的相关指标并入了四川省。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的统计年鉴。
在劳动力需求方程(3)中，农业劳动力为被解释变量，鉴于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各地区第一产业人口作为农业劳动力指标。
产出指标为各地区实际农业总产值，该值以1990年为基期，通过农产品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得到。
其他投入包括总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量。
所有产出和投入变量都以对数的形式进入模型。
在无效项方程(4)中，影响劳动力利用率的解释变量包括初中文凭以上人口比例，农村居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度量)，以及地区收入差距(以特定地区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表示)。
另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巨大，本文将全国各省区分为中、东、西三个区域，并据此设立两个地区虚拟变量。
因为模型估计中只有一个代表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显著，故模型中只保留了该虚拟变量。
表1为模型主要变量的简单说明与统计特征。
四、实证结果(一)估计结果方程(3)和(4)的估计结果归纳在表2中。
代表中部的地区虚拟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值，即中部地区劳动力需求前沿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0.253个百分点。
在投入产出要素中，除了总耕地面积一次项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几乎所有的一次项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
除了个别交叉项不显著外，其余二次项系数都具有显著性。
因为成本函数采用的超越对数形式，因此，劳动力需求方程中的各个系数没有明确的意义，我们将在相关弹性部分再讨论。
影响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四个因素的系数全部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且符号符合理论意义。
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增加，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程度高，都可以降低劳动力使用方面的无效程度。
在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中，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二、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越高，因此劳动力的转移就会越大，从而使技术无效率部分减少。
与城镇化相似，地区收入差距越大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从本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因此会导致本地区“劳动力剩余”减少。
(二)劳动力利用率及劳动力冗余1、变化趋势根据模型我们可以估计出研究期内全国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每年的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力冗余，见表3和图1。
1999年－2009年期间我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均值为77％，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77％即可实现同样的产出，尚有23％即8127万的冗余人口，可以向其他产业转移。
从二十年的整体趋势来看，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农业劳动力利用率明显提高，冗余劳动力明显减少：1990年全国农业平均劳动力利用率为68.1％，剩余劳动力是1.2亿人；2009年全国农业平均劳动力利用率已经达到了84％，剩余劳动力为475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