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流韵丹青飞歌

饱藏翰墨自流韵遍展丹青尽飞歌————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开馆两周年回眸沿衡水市前进大街一直往南，与蜿蜒逶迤的滏阳河交汇处，坐落着古朴典雅而又雄伟庄严的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

人们都知道，它是由我国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刘新岗先生独资创建的民办书画专业博物馆。

博物馆背依宝云湿地公园，水流潺潺，绿树掩映，近四亩的占地、6696平米的建筑面积虽然不大，但与周围自然景致互为依托，相衬相映，浑然天成。

浓缩历史聚宝藏珍今年11月26日，是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落成开馆两周年的日子。

提起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不但在衡水妇孺皆知，就是在燕赵京畿乃至中国文博界也是声名远播。

驻足馆前，一缕书卷雅风气息扑面而来，不由得对这座博物馆肃然起敬。

整座建筑坐东朝西，为四层框架式结构，馆体采用“天圆地方”的理念，四角共置八棵圆型立柱，下垂至二层顶并隐伸至地基，上擎四层底，寓意“四平八稳”，顶层为椭圆型结构，寓意“苍穹”。

“天圆地方”的馆体结构旨在“采天地之灵气”，馆顶硕大铜球意在“采日月之光华”。

馆体正门梯形内凹，对应馆体后身亦梯形内凹，体现中华文化之内敛；门口两侧圆形立柱下隐伸至地基，上擎至顶，代表着华夏文化传承；三十三级台阶拾级而上，体现对文化的敬畏与渴求，同时寓意文化的源远流长；馆体四周河渠环绕，馆前汉白玉栏杆砼拱桥前后引桥两侧栏板自外及内分别雕有牡丹、灵芝、水仙、荷花，主桥两侧栏板则分别雕有梅、兰、竹、菊。

信步入馆，一层左右分设“博雅堂”和“荟珍轩”千米展厅，二层分设“聚艺厅”和“忠艺堂”千米展厅，“聚艺厅”为“书画燕赵”专题展厅，长期展示宋、元、明、清及现当代的河北籍书画名家精品160余件；“忠艺堂”则长期陈列历代绘画精品160余件；三、四层分别设有“历代书法展厅”——展有明、清及近代法书精品120余件；“伯年堂”——以任伯年为代表的“海上四任”及刘伯年和吴伯年的60余件绘画精品；“聚珍轩”——展有566955个清代木活字及48600个锡活字和269个铜活字；中间大厅——“百花厅”则集中展示着当代画家的百余件大幅精品。

冠名“中国书画”，是区别于西画、俄罗斯、日本绘画，明示馆藏作品主旨。

馆牌字体分别取自王羲之、智永和尚和颜真卿书法真迹，其中“衡”字取自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真草千字文”，“水”字系王羲之手笔，“衡”字的左松右紧与“水”字的左紧右松，并列一起，舒工有致，成就了祖孙二人合写“衡水”的佳话。

“中国书画博物馆”七字楷书则取自颜真卿《颜勤礼碑》，雄健宽博、气势恢宏。

进入馆内赏其所藏，其藏品之精、数量之巨、管理之细让人吃惊，可谓名家雅集、精品叠出。

譬如北宋初年中国画坛巨匠黄筌，堪称工笔花鸟画之鼻祖，其《雪江双鹦五卯图》赫然体现着“黄家富贵”的个人风格及五代宋初的时代特征，为黄筌三件存世作品中最大、最完整、最精彩的一件；宋代河北任丘籍画家陈皋的《蕃骑弄萧图》为目前发现的其唯一传世的作品，且历经历代名家所藏，流传有序；南宋以画龙著称的陈容，其《云龙图》可谓是与“画史”所载相互佐证的一幅杰作，浓滚漫卷的乌云之中，突现的龙头瞬间定格，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阔口长须，爪痕奋攫，突目生威，阴森恐怖，气势惊人，彰显着神龙凌于九重天外耕云布雨、广施恩泽、造福于民的神力和出入山河、腾天潜渊、傲游太空的磅礴之势；被“画史”遗忘的南宋世外高僧寿峰的《卧虎图》成为后代研究“寿峰”本人作品的唯一画作；元代四家之一倪瓒的《南湖山色图》为其存世的十六件真迹中的一件，颇为珍贵；与倪瓒同时期的元代画家缪佚的《云山烟霭图》自海外回流归来，虽盈尺小幅，然确是唯一传世之作，弥足珍贵；“明四家”之首沈周的《松窗高士图》可谓宏幅巨制，为已知存世的沈周真迹中最大的一件；同为“明四家”之一的唐寅，其《仿李希古山水》图曾经近代书画鉴定界巨擎张珩鉴定并题签，并历经明、清多位鉴藏家收藏，为唐伯虎的早期精品之一；明代浙派翘楚吴小仙的《独钓寒江雪》，其笔墨造型均远远胜过本人同类作品；曾被朱瞻基喻为“当代之马远”的明代宫廷画家王谔，其《溪山行旅图》，笔墨纵恣、跌宕起伏，为堪比宋代马远的宏幅精品力作；明末吴门画派的翘首张復的《桐庐山水卷》，以长达近12米的巨卷描绘富春江两岸景色，为继元代黄公望绝世名作《富春山居图》之后的又一宏幅巨制；八大山人的《花鸟四条屏》，曾两次参加全国大展，为作者晚年精品之一；清“四王”中王时敏的《仿王蒙山水》卷、王翬的《柳塘春意》、王原祁的《仿黄大痴山水》、“金陵八家”之首龚贤的《翠嶂中天图》、“黄山画派”领军人物梅清的《黄山文殊台》等等，均以鲜明的个人特征和突出的笔墨风格，各具特色地代表着清初的绘画水平；近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作于1929年的《六朝人诗意----知足常乐》底稿，在时隔77年之后，由当代名家范曾补画完成，成就一件跨越时空的千古名品，倍受业界关注；另外，齐白石的《长寿图》、《森森寿柏》；徐悲鸿的《四骏图》、《四喜图》、《嵩岳遐龄》；张大千的《摹敦煌莫高窟观音壁画》、傅抱石的《二湘图》、《山水》；李可染的《阳朔一景》、《布袋和尚》；陈少梅的《孔十爹》连环画原稿等等，赫然体现和代表着近现代中国绘画的最高水平．．．．．．纵览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之所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从画种看，人物、山水、花鸟；从形式看，立轴、手卷、册页；从画法看，工笔、写意、书法等应有尽有。

从年代看，古代、近现代、当代，犹如链条，连绵不断，从中明显感觉到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书画艺术的脉络传承。

从学术性看，不以个人好恶褒此抑彼，厚古薄今，表现为题材宽广、形式多样。

从艺术性看，惟精品是藏，惟绝品是藏，而不惟‘名头’和‘表象’是藏。

藏品的艺术水准和形式多样，体现着刘新岗先生丰厚的学识、超凡的眼力及广泛的兴趣，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收藏讲究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奇，刘新岗可谓深谙其道。

2012年10月20日—23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萧燕翼等国内知名专家于该馆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藏作品研讨会”。

与会专家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作为一家民办的专业书画博物馆，其藏品上至宋元，历经明清，下至近现、当代，不仅有于美术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历代大名家的重要作品，而且还有着相当数量的历代中小名家的精品，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拾遗补缺的作用，无论从藏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是国内民办博物馆中的佼佼者。

仅就书画藏品而言，不亚于国内大部分国办地级博物馆甚至部分省级博物馆，填补了衡水市乃至河北省的一个空白，对文化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成就名山事业传承衡水风流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画鉴定家陶喻之先生形象地把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和刘新岗的鉴藏事业写成一副对联：“成就名山事业，传承衡水风流”。

他说：成就名山事业，因为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收藏5600多件从古至今的中国书画作品，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是名山事业，因为在冀中平原上，没有山，他就是起了这么一座山的作用，就像他的名字“新岗”一样，成就名山事业；再者衡水这个地方在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北京琉璃厂很多的古玩名家，都是从衡水出去的，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衡水现象”，那么这个风流遗韵，可以说传承到了新岗先生这一辈人身上，而且这个风流的“流”跟新岗的姓“刘”正好契合，所以我说这是“传承衡水风流”。

陶喻之的评价不无道理。

早在清末民初的京城琉璃厂，因字画古玩铺以当时经理人及从业人员的籍贯而分为“衡水帮”和“老山西屋子”。

当时，“衡水帮”的店铺及从业人员占到整个琉璃厂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自此也而应运而生了一代代书画鉴赏家。

建国以后，不少衡水籍的文博人员跻身于国家各大博物馆院、文物部门，他们或出于钟爱，或出于职业要求，凭借丰富的实践、认真的钻研和独到的悟性，综合分析、考证、研究、判断古今作品，辨真伪、品高下、明是非。

时至今日，相继涌现出了萧秉彝、孙虞臣、萧程云、刘九庵、王以坤、马宝山、苏庚春、王大山、刘光启、萧燕翼、韩度权等在文博界颇具权威、颇负声望的衡水籍书画鉴定大家，成为晚晴以来中国书画收藏、经营、鉴定界特别明显的“衡水现象”。

而刘新岗作为中国书画收藏界的后起之秀，其深邃宽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历练，成为当今中国书画鉴赏界的领军人物。

刘新岗出生于农村，十年寒窗进入大学深造，奠定文化根基。

就业后三改志向，由仕转商，由商入藏，由藏近儒，磨难造就，阅历丰厚。

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副主任、衡水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长、《中国收藏拍卖年鉴》编委、《中国书画》期刊“收藏与市场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先后出版收藏专集《民间珍藏——中国书画精品选集》、书画鉴赏专著《翰墨流韵——中国书画精品赏析》、《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藏精品选集》。

在《中国书画》、《中国收藏拍卖年鉴》、《辽宁博物馆馆刊》和中国台湾《历史文物》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2011年3月被中国收藏家协会授予“书画收藏鉴赏家”称号，2012年12月20日荣获新华网“2012北京收藏年度人物”称号。

2013年元月荣膺新华网“2012中国收藏年度人物”桂冠，2014年元月蝉联该桂冠称号，成为目前全国唯一蝉联这一殊荣者，也是河北省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书画收藏鉴赏家。

胜出必有所长。

刘新岗对书画鉴藏的热爱和执着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博览翰林，广涉丹青，虽穷尽心力，仍孜孜不倦，潜研不止。

用刘新岗自己的话说：“素以历代书画收藏鉴赏名家为楷模，向前辈讨教，于书本究研，与同道深钻，于市场历练！为甄别书画真赝不惜通宵达旦，偶得成果体会时不免狂喜若癫，一次次的痛定思缘，苦兮乐兮，痴心可鉴！”刘新岗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美术史及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的绘画风格、技艺、特征的深入研究，加之多年的实践历练，发现并撰文论证了五代末北宋初黄筌的《雪江双鹦五卯图》、北宋易元吉的《子母猴图》、陈皋的《蕃骑弄箫图》、南宋牧溪的《猿》、陈容的《云龙图》、被画史遗忘的画僧寿峰的《卧虎图》和明代唐伯虎的《仿李唐山水》及吴伟的《寒江独钓图》等极具震撼力特别是能填补画史空白的重要作品，引起业界权威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尤其是发表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月刊2011年第8期的论文——《明末清初画家牛石慧真实身份的考证》，通过对八大山人与牛石慧绘画作品的立意、构图、技法，以及印鉴印文与篆法等多方面的分析对比，结合八大山人身世的考证和对牛石庵遗址的考察，加之缜密地推理和论证，得出了牛石慧与八大山人实为一人的结论，推翻了流传近百年来的“兄弟说”、“亦僧亦道说”和“法门兄弟说”，引起了学术界和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刘新岗一向坚持对书画技法追根溯源，对作品特点反复研究，对现有史料充分考鉴，2013年他缜密论证并发表了《谁才是真正的燕家景致》，不但考证出宋代以“燕家景致”名世的宫廷画家燕文贵籍贯既非“吴兴人”、又非“山西人”，而是古“上谷郡”也就是河北怀来人，而且针对现分别藏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两件《夏山图》，从其时代特征、个人技法、笔墨特点以及应物象形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真正的燕氏夏山并未置于异邦”的结论，引起学术界、文博界专家的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