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政思想史研究

近代财政思想史研究(一)晚清国内外关于晚清财政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财政专题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多数学者对财政史的研究较多。

尤其是日本，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掀起了对近代财政史的研究热潮，不论其研究初衷如何，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对晚清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也只是在研究中国财政思想史的过程中涉及到晚清代财政思想史的研究。

例如胡寄窗、谈敏合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以夏朝至清末民(1919)的中国财政思想为研究对象,该书第四部分第16一18章以三章的篇幅集中探讨晚清财政思想,以人物为主线着重研究了魏源、太平天国、郑观应、马建忠、严复、洋务派、戊戌维新派、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财政思想,其研究颇见功力。

谈敏编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其第四编第17一19章研究了晚清财政思想,言简意赅,得其精义。

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该书下册部分第三编的第11章以九节的篇幅重点探讨了自林则徐、魏源至康有为、梁启超等14位代表性人物的财政思想,该书代表了中国财政思想史研究的最新高度，但是上述成果均着眼于对中国财政思想史进行通史性研究,无暇专门对近代财政思想史进行细致深入地探讨，而且上述成果均以人物为主线展开研究,有利于准确反映各代表性人物的财政思想,但不利于把握晚清财政思想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

除此之外，就近代某一位或某一类代表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近代财政思想史的研究。

例如《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6一1,1939)论及王茂荫的货币与财政思想。

吴天颖的《关于包世臣经济思想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1961.11)对包世臣的财政思想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83.11)。

陈钧、任放《张之洞经济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91.5)和傅美林等人的《论张之洞的外债思想和特色》(湖北社会科学,2000.7)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张之洞的财政思想。

杨宏雨《论张謇利用外资的思想和特色》(历史教学问题,2000.1)研究了张謇的外债思想。

范继忠《郭篙熹与厘金制略议》(清史研究,2000.2)论及郭篙煮的厘金思想。

陈勇勤《清流党在光绪初十年间国家财政重点问题上的经济主张》(北京档案史料,1994.3)对清流党的财政思想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

另有少数博士学位论文亦涉及该领域,例如:复旦大学高月仓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2001)。

湖南师范大学周建雄的《孙中山经济发展思想研究》(2003)分别对梁启超、孙中山的财政思想有所涉及。

这些成果有利于准确把握晚清代表人物的财政思想，但缺乏总体性和系统性。

对近代财政思想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很少,突出的研究成果有: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和《清末财政思想的近代转型:以预算和财政分权思想为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4)。

赵晓雷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转折——论工业化思想主体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略要地论述了随着工业化思想的确立,财政观念发生了近代性转变,例如赋税来源由“赋出于田”转为“赋出于工商”;财政重心由节流转为开源等等。

这些成果虽然少且简略,未能为对近代财政思想史进行全局性专门研究,但是它们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而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所进行的通史性研究或是断代史性的研究,为准确把握晚清代表人物的财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和叶世昌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上述三本力作均按时间顺序对晚清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专论,其中多涉及财政思想。

三位前辈的精辟阐述和严谨考证,令人感佩。

赵晓雷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陈勇勤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和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的《经济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最新研究进展。

另外,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一书开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入说”、“行预算说”等章,颇具启发意义。

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有对近代代表性人物财政思想的论述。

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6》(中华书局,1980修订版)对包世臣等代表人物有关财政思想的论述,值得注意。

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3)分十五讲探讨晚清13位代表性人物的典型思想,浅出而深入,值得借鉴。

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按时间段的主体经济思想展开,体例上有所创新。

还有学者就财政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通史性或断代史性的专题史研究,其研究成果亦具重要参考价值。

孙文学、刘佐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和王成伯、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按时间序列,以代表人物为主线进行了全面梳理,其中晚清部分对林则徐、魏源、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赋税思想进行了重点研究。

钟样财的《中国收入分配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5一16章对龚自珍、魏源等巧位代表人物的收入分配思想进行研究,多涉及其财政思想。

刘含若主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和何炼成、王一成、韦苇合著的《中国历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多涉及财政管理思想,颇值借鉴。

另外,叶世昌等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郑学益的《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姚遂的《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和夏国样的《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1900一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分别对研究晚清海关关税思想、外债思想或赋税思想具有启发意义。

(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西方财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辛亥革命以后，传统的财税思想事实上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被西方财税理论所代替。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传统的中国型财税思想已完全变成历史的陈迹。

本时期（尤其是1925 年以后）出版的经济著作在数量上较前期有很大的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1912~1919 年，中国出版的经济专著共23 部；1919~1927 年，达133 部。

这些著作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国人自撰著作的数量明显超过了翻译本，二是译本中欧美著作的数量逐渐赶上并超过了日本著作，尤其是纯经济学原理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本期出现了不少关于财政学个别理论的专题研究著作。

在肯定本时期西方财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成果的同时，国人也自撰的一些财政学著作，如陈启修在1924 年出版的《财政学总论》，陈氏认为那时的日本财政学尚未脱离翻译时代，因此在其书中直接吸收了一些欧洲财政学（主要是德国财政学）的研究成果。

另还有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大纲》、贾士毅的《民国续财政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杨荫溥的《民国财政史》。

除此之外，还有薛赉时著、许炳汉译的《财政学新论》、朱子爽的《中国国民党财政政策》、赵既昌的《论战时土地税》、王启华的《中国所得税问题》等。

二、近代企业制度及企业思想研究对企业制度及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直接动因源自于现实企业改革的需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而对企业制度及思想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晚清。

关于晚清公司制度思想的研究以李玉的《晚清国人公司意识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为代表。

李玉将晚清国人公司意识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扭曲阶段、恢复阶段和高涨阶段。

在李玉的划分之外，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和中国公司制度思想的著作有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1842 —1996) 》、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

此外，沈祖炜主编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也涉及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变的问题。

豆建民在其专著中论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思想的产生与“官督”问题，认为西学东渐中产生的公司制思想对国内的具体实践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倡导作用，具体实践及产生的问题迫使人们掌握更多的有关公司制的知识、加深对公司制的认识，公司制思想伴随着对国内实践的不断反思和论争而得以深化、丰富和发展。

他指出官督商办式股份公司与一般股份公司有两个根本区别，一是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东基本不享有股权，没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只是享有固定的“官利”，如同债权；二是官督商办企业享有皇帝特许的行政性垄断权。

官督商办股份制的政企不分表现为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治理，从而剥夺了股东的股权，企业并未按股份制运作。

1904 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和商部奏立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反映了从“官督”思想转向“依法保护”的意愿。

另有两本著作需要提及。

其一是叶世昌、施正康两人撰著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其二是周建波的博士论文《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

除此之外，在对晚清人物思想的侧面研究方面也取得较大成就，如宫玉松、王成对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公司制的认识与思考进行了整体的考察，指出，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式工商业的产生，要求变更经济制度、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的呼声不断高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近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实现企业制度创新、采用公司制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早期公司制的微弱呼声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推动公司制度实践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

有识之士虽对公司制提倡不遗余力，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公司制运作中的诸多弊端，并对如何防伪除弊，健全公司制提出了对策。

他们特别强调公司发展与公司法的关系，一致认为公司法是保障和规范公司制的法律依据。

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公司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偏而全的发展过程，他们对公司制度的大力鼓吹、倡导，对转变社会风气、影响政府决策，对推动公司制实践，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罗肇前对晚清重臣张之洞经济思想从官办向商办转变的历程进行了考察，指出，张之洞企业思想经历了由力持官办、到主张“商能分利，不能分权”的官商合办、再转向官办企业招商承办、到最后形成商办思想的历程，终于真正明白：官办确不如商办，只有商办才能使企业长期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