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研究综述

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研究综述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摘要：近十年来，学术界从企业制度层面对晚清企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对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也作了总体、人物或群体的考察，探讨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制度特点，晚清公司制度思想，晚清人士的企业制度思想.晚清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与政企关系等问题。

今后要加强对晚清企业制度的具体分析，扩大企业个案考察的范围，注重分析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具体内容，打破单一评价尺度的束缚。

关键词：晚清;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思想;研究综述对企业制度及其思想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直接源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感召。

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以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现实需求，促使学术界更多地从企业制度层面加强对晚清企业的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也开始注重对晚清人士新式企业制度思想的考察。

本文就近10年来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关于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制度特点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概括了这类企业的制度特点。

刘伟认为，这些企业是拥有众多财产主体的联合体，企业资本被分成若干股，向社会公开出售，股东通过购买股票，享有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通过一定的股东权利与责任体现出来的，形式上实现了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的初步分离，广大股东是资本所有者，他们根据股金多少享有程度不同的股权，但这种股权主要只是一定的监督权、参与权，而不是经营权，掌握企业经营权的是督办(总办)和会办。

[1](P100—106)姜伟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剖析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特征，认为从产权制度看，资本主要从买办商人中筹集，基本没有官股，但创业资金往往是洋务大员运用官款垫付的，官本成为一种属性怪异的资产。

从治理机制看，企业形式上拥有法人治理结构，实际全然为官执大权。

企业管理混乱无序，不重视生产管理，简单地实行买办承包制，经营依赖于官方扶持，借助官力阻止国内同业竞争，分配上实行官利制，不问盈亏固定支付股息，盈余中不提折旧、不提积累，人事管理上依靠裙带关系搞家族统治。

[2](P36—43)张忠民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界定为“准公司”企业，理由是，这些企业的出现直接受到西方公司制度的影响，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了西方的近代公司制度，并且采用了近代公司的一些基本做法，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近代公司的形式和特征.但在当时中国尚无公司法可言的外部环境下，此类企业无论是在组织形式、治理结构上，还是在经营管理上都还极不完善，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与近代公司制度尚有较大差距，严格说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司。

[3](P127—130)二、关于晚清公司制度思想的研究李玉将晚清国人公司意识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1)肇始阶段。

在通商口岸洋行外国资本家的利诱之下，买办和各通商口岸的富商成为外国公司最早的中国股东，他们成为最先认识和了解公司这种高级企业形式的中国人，公司概念开始逐步融人中国社会文化之中，国人的公司意识开始逐渐形成。

(2)扭曲阶段(官督商办阶段)。

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揭开了晚清政府企业制度改革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工商业已开始步出传统的官办、私营或合伙的模式，逐步向公司制度过渡。

但官督商办企业使全社会的公司意识遭到扭曲和打击，挫伤了国人对公司制度的学习模仿和操作的积极性，对中国近代全社会公司意识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3)恢复阶段。

国人正确认识公司的性质和作用，呼吁由民间自立公司，力戒官督商办名目，指出民办公司应仿外国公司之制，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

(4)高涨阶段。

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了第一部公司法一一《公司律》，国人的公司意识较前有了明显的突破，增强了对公司的理性认识，形成了对公司从组织结构、经营运作到破产清算的较为科学的理解，清政府对公司的态度大为转变，扶持中国公司的发展被列为清末新政的措施之一。

全社会公司意识的充分调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华商资本联合、自办公司、收回利权运动的深入开展。

[4](P77—85)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和中国公司制度思想的著作有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1842—1996)》、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一一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

此外，沈祖炜主编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也涉及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变的问题。

豆建民在其专著中论述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思想的产生与“官督”问题，认为西学东渐中产生的公司制思想对国内的具体实践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倡导作用，具体实践及产生的问题迫使人们掌握更多的有关公司制的知识、加深对公司制的认识，公司制思想伴随着对国内实践的不断反思和论争而得以深化、丰富和发展。

近代思想家们从多种角度认识公司制，他们普遍地以较多的笔墨称赞公司制的功能，认为采取公司制可以振兴中国工商业并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认识到公司制的集资功能与公司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介绍国外的公司立法状况，建议清政府也应颁布公司法规，明确公司的法律地位;探讨了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和运作机制;近代思想家谈论公司时常涉及公营和私营问题，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公司就是民办的，公司的投资者是私人而不是官府，认为公司具有民办性质。

豆建民指出官督商办式股份公司与一般股份公司有两个根本区别，一是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东基本不享有股权，没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只是享有固定的“官利”，如同债权;二是官督商办企业享有皇帝特许的行政性垄断权。

官督商办股份制的政企不分表现为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治理，从而剥夺了股东的股权，企业并未按股份制运作。

豆建民在其著作中还探究了清末公司制度建设思想，指出甲午前后人们开始思考通过公司立法来依法保护商办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和商部奏立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反映了从“官督”思想转向“依法保护”的意愿。

清末时期，人们对《公司律》等法规进行了反思检讨，指出律文条款的若干缺陷，对“官利”制度及公司制度辅助机关也作了若干检讨，还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如习俗、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对公司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影响。

[5](P8—37) 另有两本著作需要提及。

其一是叶世昌、施正康两人撰著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此书在企业制度思想专章中对近代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思想作了概括的论述，其中扼要地评论了王韬、钟天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盛宣怀、梁启超等晚清人士关于公司制度建设的思想主张，虽然略显粗略，但简洁地勾勒出了晚清人士公司制度思想的演进轨迹。

[6](P189—198)其二是周建波的博士《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洋务运动时期有关在中国建立股份公司的思想作了简要的论述。

他指出这一时期有关在中国建立股份公司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1)股份公司必须依法成立，要加强对公司成立资格的审查。

(2)必须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的组织制度。

(3)政府应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支持股份公司的发展。

(4)强调公司内部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5)股份公司要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必须规范。

[7](p148—156)严亚明三、关于晚清社会群体和重要人物经济思想相关侧面的研究研究者以社会群体考察、人物个案分析这两种不同取向，对晚清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向为人们所忽视的有关企业制度思想的流变情况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

李玉就早期维新思想家对公司理论的宣传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关于公司理论的宣传，为中国企业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早期维新思想家盛赞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尤其是对股份有限公司的优越性大加宣扬，呼吁由民自办公司，力戒“官督商办”，吁请国家为公司立法，强调公司应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

早期维新思想家介绍西方先进的公司理论，扭转国人的传统观念，提高国人公司意识水平，其宣传活动具有开拓性意义，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和对西方公司理论的宣传，为中国企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指引了方向，他们是最早注意到公司立法的重要性的人，其公司立法呼吁促成了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诞生.[8](P90—95)宫玉松、王成对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公司制的认识与思考进行了整体的考察，指出，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式工商业的产生，要求变更经济制度、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的呼声不断高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近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实现企业制度创新、采用公司制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早期公司制的微弱呼声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推动公司制度实践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有识之士虽对公司制提倡不遗余力，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公司制运作中的诸多弊端，并对如何防伪除弊、健全公司制提出了对策.他们特别强调公司发展与公司法的关系，一致认为公司法是保障和规范公司制的法律依据。

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公司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人深、由偏而全的发展过程，他们对公司制度的大力鼓吹、倡导，对转变社会风气、影响政府决策，对推动公司制实践，起了很大作用。

[9](p59—64)罗肇前对晚清重臣张之洞经济思想从官办向商办转变的历程进行了考察，指出，张之洞的企业思想经历了由力持官办、到主张“商能分利，不能分权”的官商合办、再转向官办企业招商承办、到最后形成商办思想的历程，终于真正明白：官办确不如商办，只有商办才能使企业长期正常运转。

研究者认为，张之洞经济思想的转变表明，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近代民用企业只能采用赖商承办的形态，否则便无法生存。

[10](P106—116)梁启超的股份制经济思想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刘仁坤指出，梁启超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的历史条件，介绍了西方股份制的两种形式一一无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极力主张完善中国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以确保股份制企业的建立。

他还分析了股份制的弊端和不足，对当时实业浪潮中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讨。

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是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在经济组织上的缩影，三权分立同样是股份制企业的核心，梁启超认识到股份制企业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环境而生存，其产生与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股票市场及其他投资环境与机制。

[11](P110—114)叶世昌分析了梁启超对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论述，指出，梁启超把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发达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二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固的国民才能“行之而寡弊”，而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的责任;三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种种相辅机关，而中国则全缺此种机关;四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健全的企业能力才能有效办理，而中国则太缺乏企业人才。

[12](P53—56，p64)贾孔会认为，梁启超把对股份制的认识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同他的政治改良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股份制经济思想，他在法治、责任心、国民素质、企业能力以及建立金融辅助机关等方面对股份制的阐述，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