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成因简论
35-5-文献综述-论沈从文和赵树理乡土情节比较分析
35-5-文献综述-论沈从文和赵树理乡土情节比较分析论沈从文和赵树理乡土情节比较分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 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作家并不多, 而赵树理和沈从文却都以其鲜明的个性创作, 进入了这为数不多的作家行列。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鼻祖,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派的代表人物。
解读二者的作品, 会发现赵树理小说的文化底蕴以中国传统的俗文化为主, 以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为辅, 融和为以俗为主导的入俗美的审美特色。
沈从文小说( 乡土题材) 的文化底蕴以中国传统的雅文化为主, 以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 融和为以雅为主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
俗、雅是不同的特色, 反映在作品中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 本文进行初步探索与比较。
一、沈从文和赵树理的不同乡土特色（一）乡土风俗方面1、对饮食文化的描写（1）沈从文——饮食文化中的美学沈从文的小说不以饮食描写著称,我们很难找到如《红楼梦》、《美食家》之类小说对饮食的细致描摹。
但对小说这一叙事性文体而言,不谈日常生活、不谈饮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仍能找到不少有关饮食方面的描写。
通过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饮食描写,沈从文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田园牧歌”式的饮食审美画卷,体现出湘西民间饮食的平凡与实在。
简单朴实之美。
沈从文小说中的饮食描写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简单与朴实,无论是饮食内容、饮食材料、饮食器具还是烹调方法,都是简单之至,毫不讲究。
如小说《连长》中曾提到连长的一次饮食,就是一句话:“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喝的是本地烧酒,而下酒菜是连菜都算不上的本地出产的干果栗子而已,由此可见军营饮食之简单。
天然野趣之美。
沈从文小说饮食描写中与简单朴实相映成趣的是天然野趣之美。
《雪》中叔远的讲述:“你能住到春天那才真叫好玩!我们可以随同长年到田里去耕田,吃酸菜冷饭(就是拾野柴烤雀儿吃也比你城里的有趣) 。
”这段描述充满天然野趣之美,写出了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般的乡村生活气息,甚至更浓。
论沈从文小说的农村人视角
论沈从文小说的农村人视角沈从文一辈子恪守对农村人角色的认同，这是出于他自己本身比较理性的个人信念。
在沈从文的乡土画卷里，刻意描述一幅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同时也不失适当的人文关怀。
因为在我们眼下的世界里，人们应该有一种坚守的性格和应有的底线。
标签：沈从文；农村人；视角；湘西社会0 引言作家中，尤其是眼下的当代，以乡下为突破口进而打入城市的人数很多。
他们的作品中都保留着原有的乡土气息，并且把这种乡村情怀在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这当中能够坚持农村人信念的不多，沈从文可以说算一个。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探索沈从文对农村人角色的认同。
1 农村人的自我定位沈从文作为一个纯粹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和反思农村的一切，这种强烈的反思正是构成了沈从文的批判式写作的源泉。
在部分研究者的眼中，沈从文很在乎自己农村人的这个角色，说明这是沈从文内心作为农村人自卑的表现，而战神这种内心自卑的过程，让沈从文彻底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作家。
笔者认为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做法本身并不妥当。
当然，沈从文头一回离开农村的时候20来岁，来到繁华的京城读书学习。
这个时候城市也给沈从文上了一堂关于人生的大课，因为此时的沈从文面临着资金的匮乏和精神的痛苦，沈从文就这样在城市中痛苦着。
沈从文一辈子重视自己作为农村人的角色，这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此种定位是沈从文内省之后的结晶，这种结晶包含了很多他自己对世俗和人生的追索和反思。
他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時间在老家农村生活的，农村的生活给他打下来烙印，这种烙印被他带到了城里，带进了他的小说里。
尽管后来他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思想，这种西方文化思想不仅没有冲掉的他烙印，反而加深了他对这种烙印的思索和重新审视。
在沈从文的内心里，唯一值得去敬仰的只有生命本身，当然他的作品里面只供奉人性。
来自湖南农村的小伙子沈从文，他自己湖南生活了整整人生的前20年，在这个不同寻常的20年中，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生和死。
探析废名前期乡土小说中的田园牧歌风格
探析废名前期乡土小说中的田园牧歌风格——以《竹林的故事》为例Xe10260127 王挺Xe10260129 吴文琴摘要：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而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性美。
其中，废名的乡土小说清新淡雅，质朴敦厚，仿佛是一首婉转悠扬的田园牧歌，而描绘得和谐、纯朴的乡土生活，以此表现本真人性以及对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注和思考，传达出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同，寄托自己的文化理想。
关键词：京派乡土小说废名田园牧歌式的风格《竹林的故事》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
而该派的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芦焚、李健吾等。
京派小说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的展示的乡土文化的韵味，如沈从文笔下之湘西，废名笔下之黄梅，芦焚笔下之果园城等。
其主要创作特点是：以小说、散文为主，描写中国乡村的风俗人情，针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加强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各种因素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独特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形态。
京派作品大多接近自然、田园与农村，有“采菊东篱下”的隐居情境，包涵着田园牧歌般的文化价值底蕴，他们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绘之中，形成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诗人、学者，人们称他是30年代京派小说的鼻祖、“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小说家”等，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的小说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
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与变异
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与变异张晓磊杨晓波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深受沈先生的教诲，继承了田园风格小说创作，并在其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形成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相承，将一种恬淡的田园诗风贯穿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
一．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一)对乡土风情的注重废名小说创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他早期以湖北黄梅故乡为背景的充满乡土风情的部分。
与他后来的佛理色彩越来越浓的作品相比较，在这些作品中，废名以一颗充满仁爱的儒者之心，描绘了故乡处于生活底层民众的众生相，通过对各色小说人物的关注，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悦和悲哀。
在废名笔下，有浣衣的寡母，唱戏的孤老，有或劳动于果园或辛苦于菜地的老农，也有给人打杂的雇工，正如对废名影响极大的周作人所言：。
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是现实。
”废名以诗人的心灵，诗人的眼睛在平凡人生领略到了别人所忽略的充满诗性和意趣的美。
在《[竹林的故事》中有一段三姑娘卖青椒的场景，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昵?”三姑娘笑了：。
吃你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我们大家也笑了。
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筐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善良纯朴热情又有青春朝气的三姑娘身上分明映现出作者欢欣的目光，在这种注视中，废名发现、感受、表现着对故乡的温情，表达着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赞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人性美与人情美的结合。
《[边城》中老船夫不收摆渡客的钱，请客却不吝啬，赤诚待人。
翠翠天真无邪，对待自己的爱情也同样是如此。
程边城》中的爱情是美好的，虽然还不确定那个人明天是否回来。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世界是别样的。
《大淖记事》：。
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的不一样。
这一128I 里的人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家长念过子日的完全不同。
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
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吴晓东【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09年04期【原文出处】《小说评论》(西安)2008年6期第56～61页【英文标题】The Pastoral Scene and the Lyricism in Shen Congwen’s Fiction【作者简介】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湘西的田园视景及其自我颠覆性沈从文创作中被研究者讨论最多的是他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其典型特征是自然、人性与美。
关于这个湘西世界最新的言说是作家林斤澜：“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
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
”①在林斤澜的理解中，湘西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世界同时也生成了沈从文的文体形式——一种牧歌的或者说是田园诗的文体。
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突出强调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并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rive capability)之产品。
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②。
夏氏的上述分析，把文体风格与“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写实的才华，堪称对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世界最具经典性的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的确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主导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
《边城》的大部分篇幅都符合经典的田园诗写作模式。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对经典的田园诗模式有这样的界定：“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
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沈从文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
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
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摘要：提及沈从文，史上惯以“乡土作家”称之。
其创作的作品大部分都涉及他的家乡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字里时刻流露出对故乡的爱。
就像沈从文自己说的，他就像江边的一个船夫，边划船边看景边感悟。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民俗风情;文化意蕴一、研究缘起——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选择取向(一)沈从文概况及其特色分析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1]。
二十二岁时，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自称“最先的职业作家”。
[2]身为凤凰人的沈从文，湘西的民俗风情对他的创作意义重大。
在《从文自传》中，他写道：“我就是一个不愿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
”[3](二)沈从文作品的民俗价值确定——以小说为例进行研究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写道：“说到学力，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另外我有点话，我没有读书，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兴趣吧。
” [4]凭借写作，沈从文从一个他口中的“乡下人”跻身上流社会。
然而，他也曾受到许多人的批判。
在1948年写的《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放在反革命反人类的位置上大肆批判。
[5]所幸的是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其作品中隐含于乡土风俗之下的独特的美感终于为世人所见。
二、风情画卷——沈从文小说的民俗特色沈从文出生、生长都在湘西地区，他的小说作品中许多都是关于湘西地区人情风貌的描绘。
其中交通民俗、节日民俗、婚丧礼仪、神巫崇拜、民歌俗语等在小说中体现最多，也最让人印象深刻。
论沈从文审美式的乡土小说——以《边城》《长河》为例
论沈从文审美式的乡土小说——以《边城》《长河》为例摘要：沈从文凭借大量描绘故乡湘西的小说而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边城》更是他乡土叙事的高峰之作。
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的审丑，沈从文是以审美式的创作在乡土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贡献了很多独特的优秀乡土小说，因此本文将重点以《边城》和《长河》为例，探讨沈从文审美式的乡土小说。
关键词：湘西；风情；乡土；牧歌乡土小说发端于20年代的鲁迅创作，主要的特征是在异地用回忆的手法写故乡的人和事。
在实际的创作中，以鲁迅为代表的揭露封建文化对农村精神异化的迫害，以便引起疗救的希望的一派，著作颇丰，成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流发展。
但除此以外，仍有一些别的理念，比如周作人对于乡土文学的看法是要在描写故乡风土文化的过程中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之情，被茅盾等左翼作家所不赞成，然而周作人的理念并未运用到实际创作中去。
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且融汇在作品创作中的作家是沈从文沈从文1922年从湘西来到北平后，几经波折于1924年开始从事创作，起初的作品多以军队生活和湘西下层民众生活为题材，奇异的生活经历和湘西社会风俗引起了读者和文坛的注意。
虽然艺术上比较幼稚，人物类型众多而面目模糊，题材宽泛却不深入，情趣诙谐却意旨不深，但仍给北平带来一股湘西的异域风，给在都市挣扎的人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是1924到1927年的这段幼稚之作，奠定了沈从文后来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发展方向。
1928到1930年，是沈从文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代表作《萧萧》《柏子》，主人公形象开始生动起来了，不再是面目模糊，对题材的挖掘也较第一阶段深刻。
1931年到1938年，成熟阶段，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了，本文要探讨的《边城》和《长河》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表达了他对湘西社会独具特征的思考。
1939年至1949年，沈从文创作的后期阶段，此阶段并没有延续之前的湘西创作，更多的是沉浸于对社会人生的内心关照中。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以《边城》为例
摘要沈从文代表作小说《边城》以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边城》，以“乡下人”视角，用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原始自然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以摆渡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邻里和睦友爱的生活琐事为次线，从风景美、风俗美、人性美三个方面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生活形态，寄托了沈从文内心蕴含的乡土情结。
“边城”意象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缩影，具有地理、文化等多层意蕴。
它是一个充满神性和诗意的世界，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文字描绘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出神韵与诗意的结合，完成了传说与幻想、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边城”诗意建构。
这一诗意构建的来源是沈从文浪漫抒情的叙事传统，他在继承文学先辈们提供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
他倡导自然的人性观，追求舒缓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具有诗意的审美意境，构建了一个引人神往的湘西乡土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土情结；人性美引言乡土文学是指通过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视野审视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表达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的民族文学形式[1](P16-17)。
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其中一种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村叙事传统，另外一种是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乡村叙事传统。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模式趋于成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成功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安乐的湘西“边城”。
这里不仅是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也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书写的理想故乡，是所有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期待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审美理想。
在沈从文构建的乡土世界中，其中《边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乡土文学作品：它用简单的文字以及平实的语言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在茶峒小镇中悠闲生活的村民，以及关于船女翠翠的亲情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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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赵江滨提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术本性的回归。
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生命意识。
AbstractThe enlightened regional novels and pastoral regional novels symbolize two artist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Luxun and Shen Congwen respectivel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pastoral novels are transcension to utilitarian factors and regression of its artistic essenti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regional novels, the text depict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pastoral style in Shen Congwen’s regional novels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en Congwen’s early life and his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s.Key words:regional novels pastoral style anima consciousness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叶，沈从文和废名（冯文炳）的乡土题材小说出现后，中国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才可说真正获得了田园风格的存在形态。
此前的五四乡土文学因受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一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面貌昭示于世人，这在审美形态上就使在文学传统中大多以优美恬淡风光出现的乡土风貌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文化阴霾。
而“田园乡土”的出现明显是对上述审美倾向的反拨。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形态的小说各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无疑是对启蒙主义乡土小说社会功利性的超越。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田园风格标志着文学创作中浸灌于乡土题材的那种陶然而带有赞许、令人神往的艺术美化倾向。
“田园”风格实际上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对现实生活的校正和美化，是精神空间对物质现实的再造。
就“田园”场景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明显断裂性质而言，这类作品更具有审美风范。
文学史跨时代的对这类作品给与永久的认同，应该说有其内在根据。
一在沈从文、废名之前的五四“乡土文学”中，中国现代的乡土生活总是被置入阴暗、落后、愚昧、野蛮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曝光和鞭挞，这种情形在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祝福》、《风波》、《阿Q正传》等辉煌杰作中开了先河。
被启蒙主义文化眼光逼视的“老中国”的乡土弥漫着一切封建传统的愚陋和黑暗，某种意义上“乡土”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视野中往往成了绝望和反抗的文化符号。
当然，客观上中国近现代的乡土社会也确实负载了深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负面和惰性成分。
“听将令”的鲁迅在写下这些沉痛冷峻的文字时，无疑是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作为文化解剖和批判对象看待的。
鲁迅的自述就提供了文学在他的思想中应该具有的社会使命：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1]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情境中，鲁迅的“乡土文学”模式和社会文化思潮保持了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示范意义，所以一经出现便成了“乡土文学”的被模仿对象。
这在王鲁彦、许杰、蹇先艾、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继起者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们的创作中，鲁迅的“乡土模式”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魅力首先与中国现实乡土的负面因素达成了一致，艺术的魅力竟然来自现实乡土的衰败景象和黯淡生活，而陶渊明的艺术世界只能成为人们精神凭吊中的想象奢侈物。
如果我们用“恶化的乡土”来表征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特色显然来自社会的文化批判对文学的外在要求，它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着步调一致的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质。
对“恶化乡土”的文学趋同，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从美学的角度审视，在文学创作中一味地营构“恶化的乡土”却并非文学审美本性的全部要求。
至少，文学的乡土题材不应仅仅停留在“恶化”的文化层面上，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进入“美化”的审美层面，艺术与乡土的纯正关系应该建立在这种审美的基础之上，这是艺术对生活的内在的本体要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沈从文、废名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可认为，这是现代乡土文学成熟的标志。
因为“田园”般的乡土意象只在幻想的、理想的虚构性文学作品中才合法地具有永恒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长久不衰的审美对象。
与“恶化的乡土”相对，“田园乡土”常常呈现的是“美化的乡土”。
京派作家中的沈从文、废名都是“美化乡土”的高手，而京派作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艺术倾向就是对“美”的推崇，正像京派理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样，“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而不必“描写现实”。
i于是，与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明显有别，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皈依有自己的见解，他期待于小说的是“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爱。
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
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
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
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
……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2]尽管人们把沈从文和废名的乡土小说并置于“田园”的名目之下，但二者具有显然不同的文学视野，蕴含其中的情致也明显有异。
沈从文在比较自己的小说与废名小说的区别时指出：两人虽“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行为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
”而他自己“兴味与成就”则意在“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
并不无自负地认为：“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语言，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自己的小说）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
”另外，正如废名受过良好的学院派的系统教育和训练那样，废名的田园乡土精致而优美，人物被修饰得单纯而雅驯，无论是《竹林的故事》、《桃园》还是《桥》，废名小说中的“田园乡土”都散发着脉脉的悠闲恬淡气息。
废名的小说虽有人事的淡淡哀愁飘拂其间，但世外桃源之意还是其突出的征候。
废名的小说犹如镶嵌精巧的山水画卷，清秀蕴藉，不染城市纤尘。
沈从文的“田园”乡土与废氏迥异其趣。
人们可以自然地联想到，当废名恬然地坐在北京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内聆听周作人操着浓重的绍兴腔，纡徐舒缓的讲课时，沈从文却摇晃着单薄瘦弱的身躯，在湘西旧军队的行列中行进着，漂泊跋涉在湘西的粗砺山水间，生命听任于盲目命运的播弄。
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熏陶，山野间的蛮风醇俗和自然山水是启迪他灵性的第一位老师，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然山水、风土习俗的感悟。
对应于这种心理和文化结构，沈从文的“田园”乡土——边远的湘西世界——便有了别样的风采：放达自然，剽悍蛮勇，纯朴善良。
尤其是沈从文小说的这种风采中流动着一股放浪不羁的生命意识。
因而，正是这种别样的生命意识成为沈从文小说“田园”风格超越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履历中萌芽生长的呢？对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发微无疑应从这里开始——1922年8月的一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僻处湘西的沈从文偶然从省城来的印刷工携带的书刊杂志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终于厌倦了漫无目的的漂泊生涯，生命的何去何从问题让他一连沉思了四天。
最终，二十年的自然生命终于酿成了一个自觉意志：“好坏我终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识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3]沈从文年轻的思想产生烦恼的那一刻，便标志了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从昏沉沉的蒙昧状态中的觉醒。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沈从文当初为自己生命下赌注的做法是一次生命的自觉选择行为，是觉醒了的自我对生命活动的有意识塑造。
这种决绝的选择，一方面希冀为自己的生命发展寻求新的契机——“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
另一方面也表明，沈从文在只身闯北京的活动中，尽管物质上的准备严重不足，但精神上的准备已经很充足了。
他刚到北京时对一位亲戚的大段豪言即是证明，而他的亲戚对他的善意赞辞更有颇得他心之处：“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正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
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沈从文从湘西山野来到北京之前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他的不甚明晰但却颇为坚定的人生观，物质准备不足，可精神准备已经被生活铺垫得相当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