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刻书书目研究

明代刻书书目研究王国强刘纪泽先生在《目录学概论》中曾说：石版本之重，始于明末。

”此话大体是不错的，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明人之重视版本，而且在书目中留下记录，在明中叶就已经开始了，并逐渐演变成版刻书目的发达，以及综合性书目对于记注版本的重视。

所以，说版本之重始于明中叶似更符合实际些。

明代刻书书目，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为专门的刻书书目，一为记注版本的综合性书目。

本文拟对明代刻书书目作一评介，并附论其成就、价值以及发展的原因。

一明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官、私、坊刻数量众多。

与此相适应，明代官、私、坊都产生了一些刻书书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刻书书目体系。

1、政府刻书书目。

明代官刻，有内府、中央各机关和地方政府刻书。

内府刻书是由司礼监所属的经厂负责的，由宫内太监领导其事。

经厂刻书始于永乐年间，终于明朝覆亡，经历时间既长，又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刻书数量比较丰富。

由于所刻书籍主要是供后妃、皇子、太监诵读之用，所以其内容多是蒙塾初学所需和日常应用之类，甚或有《神童诗》、《百家姓》、《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通俗读物。

经厂刻书书目主要有《经厂书目》和《内板经书纪略》。

《经厂书目》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著录，《千顷堂书目》著录作《内府经厂书目》三卷，存亡不知。

本目共著录一百十四部书，详载每书的册数、页数、纸幅多寡等。

《内板经书纪略》一卷，刘若愚撰。

若愚，襄阳人，系御马监外厂太监，熟谙宫中掌故。

崇祯末年，苦愚蒙冤幽囚，在狱中著《酌中志》以自明，卷十八为《内板经书纪略》，《松邻丛书》将此卷单独抽印。

本书目记载经厂库内所贮书板，共著录一百五十八种，每种详记本数、叶数，附录佛经道经各一藏和大、小五大部经、五般经等，每藏除记函数、叶数外，还详记某种纸若干张、某色绢若干匹、黑墨白面明矾若干斤等等。

此书目比《经厂书目》多著录五十余种书，大约是《经厂书目》完成以后所续添的。

《经厂书目》数百年来无人引用，大约久己失传，现存的《内板经书纪略》遂成为研究明代，尤其是内府版刻、装潢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书。

另外，作者亲睹了内板的销亡、所藏的残损，所以在本书目之前记述了经厂藏书的衰败情形，痛切感人，可作实录看待，为我们了解经厂藏板的盛衰提供了直接的资料。

再者，它还记我了《永乐大典》的庋藏、流传和摹抄情况，足资考证。

可惜收录不全，遗漏甚多。

中央各机关刻书，以国子监为主。

明代国子监有二，一为北京国子监，一为南京国子监。

由于宋元诸代国子监所刊板片尽归明代南监所有，所以明代南监所藏板片十分丰富。

梅鷟所编《南雍志•经籍志》二卷即记载南监前后版刻书籍。

嘉靖间黄佐修《南雍志》二十四卷，专门记载南监掌故。

其中《经籍考》二卷、为黄佐委派梅鷟所修，后有别出单行之本。

此目凡著录三百零一种，分为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每书载其有板若干面，或全或缺，其板或完好或破坏或模栩，各书之下有解题，颇为精审。

其中多有孤本及宋元旧刻，足资考证。

2.私家刻书书目私家刻书书目主要有四部，兹分述于下：《宁藩书目》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系宁献王纂刻之书目。

原书不著撰人名氏。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正统十三年（1448）芫，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

凡群书秘本，莫不刊布。

是书校刻于嘉靖二十年（1541），凡著录一百三十七种。

其所刻书类型较多，所谓“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四库全书总目》）。

按太祖分封诸王，多赐以宋元旧刻，其中有一千七百本词曲（参见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不少藩王拿来翻雕，所以刻书质盘很高。

这是最早的一部私家刻书书目。

《书庄记》一卷，《百川书志》目录类著录，下注“国朝武定侯家刻书目也，并记。

”《传是楼书目》也著录，下注“抄，一本”。

按武定侯即郭勋。

勋，英六世孙，袭封武侯。

正德中镇两广。

其所刊书甚多，今存世者有《白乐天文集》三十六卷、《诗韵释义》不分卷等。

已佚。

《汲古阁校刻书目》一卷、《补遗》一卷，毛晋撰、顾湘校。

晋，一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常熟人，诸生。

好古博览，构汲古阁、目耕楼，藏书数万卷。

毛晋刻书甚多，其所刊印的《说文解字》、《六十种曲》、《津逮秘书》、《十七史》等历来为人看重。

所谓“毛氏之书走天下”是也。

毛晋刻书既多，延续时间且长，加之毛晋颇通目录版本之学，遂有两种刻书书目问世。

是编即载其校刻诸书名目，每书详记书名、卷数、叶数。

此目所收少于《汲古阁书跋》，可能是早期刻书的记载。

毛晋又搜剔古书的秘旨遗义撰成题跋，附刻书后，遂成《汲古阁书跋》，凡一百五十二篇。

近人潘景郑为之补辑，共得二百四十九篇。

毛晋题跋，多所发明，间校其讹谬，字里行间，具见精审。

3、坊肆刻书书目明代坊肆刻书书目，缺乏记载，也无书目流传下来。

惟《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福建书目》一卷、《建宁书坊书目》一卷。

福建书坊刻书历来发达，经久不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坊。

这两部书目大约是记载福建、建宁书坊刻书书目，极可能是明人编纂的。

明代最著名的刻书书目《古今书刻》二卷，则是包括了官私坊各刻书系统所刻书的目录。

撰者周弘祖，湖北麻城人，嘉靖二十八年进士。

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马政，后谪安顺判官。

《明史》有传。

此书上卷载自中央、地方政府至书坊刻书的名目，并以刻书单位或地区分别之。

作者曾宦游福建，所以记载福建书坊刻书颇详。

下卷标明各直省所存石刻，详记撰者、书者、残缺、字数、内容以及立于何处等内容。

本书是关于明代版刻和历代石刻的重要参考书。

这里还要提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本书原是毛晋之子扆求售藏书时所开的价格表。

但作为一部书目，它收录颇为丰富，而且每书都注明宋刻、元刻、抄本、影抄本等。

为求善价，一朽目中或不免有些作假之处，但其中关于版本的记载，仍然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明代综合性书目之记载版本者数量较多，现存最早的是李廷相《李蒲汀家藏书目》二卷。

廷相字梦弼，濮州人，弘治壬戌（1502年）进士。

历官南京户部尚书，谥文敏。

是目编次无法，著录苟简，惟间或注明版本，有一定价值。

此后，此类书目相继出现，留下了关于版刻的丰富资料，也留下了明人关于版本鉴别经验的总结。

晁??《宝文堂书目》三卷，成书于嘉靖年间。

此目不仅收录丰富，而且在书名之下多著明版刻，足以考见明代版本源流。

《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关于官刻、私刻、坊刻的各种版本类型。

如关于官刻有经厂刻（或内府刻）、南监刻等；关于家刻有周府刻、晋府刻等；关于书坊刻书虽未注明具体坊肆名号，但主要包括在所著录的刻书地区中，关于刻书地区，有闽、杭、扬、楚、常州、苏州等；关于刻书时代有旧版、宋、元、近（新）、弘治、宣德等刻本；关于制板工艺有刻本、活字本、铜活字本等；其他还有宋巾箱刻、绵纸、竹纸等记载。

此目足以可与《内板经书纪略》以及其他版本目录相参考。

它虽然不是专门记载版刻的书目，但由于著录丰富，标注详明，而且注明一书的不同版本，所以参考价值很大，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另外，《赵定宇书目》之专设“内府板书”、“宋板书”、“元板书”类，李鹗翀中《得月楼书目》一卷之对于百九十余种书都记注版本，有助于考见宋元明版刻源流。

《读书敏求记》是明末清初钱曾选择最珍重的宋元精粱和精抄本，并予以解题编辑而成。

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颜色来鉴定雕印年代，并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丁渝《读书敏求记》说明），堪称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

二明代刻书书目，在目录学和文献学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和价值。

其一，丰富了专科书目的类型。

刻书书目产生于宋代，《通志艺文略》所载《周子监书目》一卷、《川本书籍录》三卷即是。

传世的《遂初堂书目》尤为人所重视。

明代刻书书目逐渐发展，且已形成官私坊刻书书目体系，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也为版本目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目录学史上有一定意义。

其二，明代综合性书目记载版刻，丰富了书目著录的内容，增加了书目的参考价值。

其三，明代刻书书目著录丰富，收录广泛，包括一家、一机构和综合性的刻书书目，而且注记详明，对于考知宋元明时期的版刻情况，包括刻书地域、时间、刻书者、版本类型以及装潢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其四，明代刻书书目为考知某些版本源流提供了线索。

如《古今书刻》著录有都察院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宝文堂书目》亦著录有郭勋刊刻的这两部书，为我们考知两书的刊刻时间和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五，刻书书目编制者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实践，提出了关于鉴别版本的理论和方法，历来为人听重视。

明代刻书书目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代刻书业的发达。

明代刻书，在宋元基础上发展很快，官、私、坊系统都刻印了大量书籍。

刻书内容除经史外，还有大量的类书、日用便览和俗文学作品，历来为研究家所重视。

刻书业的发达，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因此明代藏书家众多，且收藏丰富。

这就为编制刻书书目提供了墓础：某些刻书机构和刻书家刻书很多，或者藏书家藏书丰富，并且收藏一书的不同版本，才有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刻书目录。

其次是明代书目事业的发展。

明代书目编制数量丰富，类型多样。

而且由于明代学风的放达，书目编制在类例、著录内容和格式上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参见拙著《明代私家书目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及其成就》等）。

于是刻书目录也得到了发展。

最后，明人已经认识到宋元本的可贵，某些藏书家以之作为炫耀的资本，、所以在书目中也极力想反映出来。

如《赵定宇书目》中专设宋元板书类，《读书敏求记》之专收宋元精椠，都与夸耀有一定关系。

受此影响，一些书目中也就著录了明刊本和抄本，进而也产生了专门的刻书书目。

尤其是《汲古阁题跋》，跋文中时时流露出“广告”的意味。

转自《河南图书馆学刊》199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