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解读：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制度
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制度一、前言金融机构是防范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的重要责任主体之一。
为了有效执行这一责任，金融机构需要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保证及时识别、报告和处理可疑交易。
本文就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制度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金融机构建立起一套完善、科学、高效的报告制度，提升防范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的能力。
二、可疑交易的定义可疑交易是指与账户持有人的资产或交易活动不符、程度不明确，且存在疑点或触发内部警报的交易。
这些交易可能涉及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及时报告并配合相关机构进行调查。
三、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1. 制度目标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制度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报告程序，确保敏感信息的有效识别、及时报告和跟踪处理。
同时，制度还要明确各岗位职责、落实管理责任，最大限度地防止金融机构被用于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2. 制度内容（1）内部监控机制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内部监控机制，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专业团队，对交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
一旦发现可疑交易，立即启动报告程序，确保及时上报。
（2）可疑交易识别金融机构应当明确可疑交易的特征和标准，建立有效的识别机制。
这些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交易金额异常、交易频次异常、交易对手可疑、资金流向不清等。
通过综合分析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及时发现和识别可疑交易。
（3）报告程序与流程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报告程序与流程，确保敏感信息的准确报告和及时传达。
报告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报告内容、报告渠道、报告流程、报告时限等方面规定。
同时，金融机构还需建立报告汇总、审批和签发程序，确保报告的准确及时。
（4）报告人员培训金融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可疑交易报告培训，提升报告人员的意识和技能。
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可疑交易定义、特征识别、报告程序、法律法规等方面内容。
通过培训，提升报告人员对可疑交易的敏感度，确保报告制度的有效执行。
（5）报告管理与追踪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报告管理与追踪制度，确保已报告交易的后续处理。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简称STR）是指金融机构在发现有可能涉嫌洗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等非法活动的交易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以便加强监测和打击非法活动。
目前，多数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有类似的制度，以保护金融行业免受洗钱、走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以下是几个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案例：1、花旗银行（Citibank）洗钱案2004年，美国当局发现花旗银行在2001至2004年间未能充分监测和报告涉嫌洗钱的交易。
花旗银行最终同意支付4.5亿美元的罚款，并于2006年将其洗钱防范程序改进为全球最佳实践标准。
2、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违反洗钱法规案2017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罚款德意志银行6,340万英镑，因该银行未能打击洗钱、首肯贿赂和制裁违规行为。
此前，德意志银行曾在全球多个国家中的逾20个案件中违反洗钱法规。
3、汇丰银行（HSBC）违反反洗钱法规案2012年，HSBC同意支付18亿美元罚款，以解决当局对其在2006至2010年间违反洗钱、制裁和毒品贩卖追踪方面指控的调查。
该公司曾因未能报告可疑交易而受到质疑，包括服务于走私贩子、伊朗和叙利亚石油企业等。
上述案例说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这些案例表明，金融机构必须积极监测和报告可疑交易，以避免财务损失和声誉受损。
在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监管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教育培训和技术投入，以提高识别可疑交易的水平和能力。
同时，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确保金融机构严格遵守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并且对违反相关规定的金融机构给予严厉的惩罚。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洗钱、走私和恐怖分子活动的蔓延，保护金融行业的安全稳定。
除了金融行业，其他行业也应该加强防范非法活动的措施。
比如，房地产、拍卖、汽车等行业也应该注重可疑交易的监测和报告，以避免这些行业成为洗钱、走私的渠道。
央行最新颁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央行最新颁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首先，办法明确了适用范围和目的。
办法适用于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旨在加强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防范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其次，办法对大额交易的定义和管理进行了规定。
大额交易是指单笔交易金额超过一定金额的交易，办法规定了各类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大额交易风险监测与报告机制，及时发现和报告大额交易活动，同时要加强对大额交易信息的保存和查询。
再次，办法对可疑交易的识别和报告进行了规范。
可疑交易是指与客户身份、职业、交易方式等存在明显不符的交易，或者交易行为存在异常的情况。
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可疑交易的识别与判定，建立有效的可疑交易监测与报告机制，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报送可疑交易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
此外，办法还对金融机构的报告要求和保密义务进行了规定。
金融机构在发现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后，应按规定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报送相关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交易信息、客户信息以及机构内部的处置措施等。
同时，金融机构要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得泄露报告相关信息，确保客户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最后，办法还规定了监管和处罚措施。
金融监管部门将对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进行监督和检查，对未按规定报送报告、拒不配合调查、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将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同时，办法还明确了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内部培训和管理，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和风险意识。
总之，央行最新颁布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将对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进行规范和管理，有利于防范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办法还明确了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内部管理水平。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近年来，全球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盛行，各国政府大力加强监管，制定了相应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一环，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指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公司等机构在发现或怀疑客户交易涉嫌洗钱或恐怖融资活动时，应及时向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作出报告和反洗钱调查，并可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的预防和反制措施。
该制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共享平台，各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及时分享可疑交易的信息，增加了可疑交易的发现和预防。
以下是三个典型的可疑交易案例：1、伊朗核计划制裁遭违反2012年，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开了HSBC银行存在洗钱和违反伊朗核计划制裁的指控。
HSBC被指控未能及时发现和报告大量与伊朗相关的可疑交易，造成资金流向伊朗核计划和恐怖主义活动。
该行最终被罚款了18.5亿美元，严厉警示各金融机构应落实好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尽力预防洗钱行为。
2、境外公司向中国进行欺诈交易2014年，一群在境外注册的公司涉嫌在中国境内展开网络欺诈活动，其涉案资金通过多个国家的银行账户进行转移。
中国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案涉及的多家银行均应报告可疑交易，但这些银行并未及时报告或者报告不够详细，没有有效地预防涉案资金的转移。
该案件的处理加强了监管机构对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实施，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和能力。
3、美国政府关停诈骗行动在美国，政府通过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预防了众多涉及电信、邮件、网络诈骗的犯罪活动。
在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FBI发现大量可疑的小额汇款情况，追踪后发现其背后有恶势力大量涉及运营，通过调查和收集建立了类似于犯罪集团的分析体系，从而更有效地打击团伙犯罪活动。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强化金融监管，还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机构及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的识别和应对能力。
未来，我们要持续推进行业和政府的合作，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管理，不断完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更加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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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
央行对于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监控进一步收紧。
央行在元旦节假前下发新规，将大额现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由“20万元”调整为“5万元”，并首次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等纳入责任主体范围。
对于如此穿透式监管大额现金交易，意在控制洗钱风险，同时可稳定汇率。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普通消费者的体验没有影响，但是会增加小型支付机构的成本压力。
上报起点大降15万元2016年12月30日，央行对外发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管理办法》将大额现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由“20万元”调整为“5万元”。
对此，央行表示，我国反腐败、税收、国际收支等领域的形势发展也要求加强现金管理，防范利用大额现金交易从事腐败、偷逃税、逃避外汇管理等违法活动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央行此次修订主要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
他解释，考虑到目前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犯罪分子手段升级以及恐怖主义兴起等，提高申报的标准，既是加强监管的需要，也符合现实需求。
在跨境交易方面，自然人通过银行机构利用现金或转账方式向境外汇款1万美元，则办理业务的银行机构需将此交易作为大额交易上报。
以人民币计价的大额跨境交易报告标准为“20万元”。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等业务逐步推进，境内居民个人跨境业务逐步放开，居民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会更加频繁，设计专门的人民币报告标准，便于监管部门及时掌握人民币跨境交易数据，开展风险监测。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3号令解读
累计交易金额以客户为单位，按资金收入或 者支出单边累计计算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另有 规定的除外。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需要可以调整本条第一款 规定的大额交易报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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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交易报送标准
2号令
3号令
第九条 金融机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
测分析中心报告下列大额交易： 客户与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等进行金融交易，通过银行 账户划转款项的，由商业银行、城市信用 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 政策性银行按照第一款第（二）、（三）、 （四）项的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 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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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交易报送标准
2号令
第九条 金融机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
中心报告下列大额交易： （一）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交易20万元
以上或者外币交易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缴存、 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 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
（二）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 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200万元以上或者 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划转。
（一）中国政府发布的或者要求执行的 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恐怖活动人员名单。
（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关注的其他涉 嫌恐怖活动的组织及人员名单。
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调 整的，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开展回溯性调查， 并按前款规定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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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
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引言金融机构作为实施金融业务的重要实体，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以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其中，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识别和监测涉嫌违法犯罪的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机构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
本文将详细介绍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包括其定义、目的、要求、流程和重要性，并同时探讨当前管理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改进方案。
1. 可疑交易管理制度的定义可疑交易管理制度是金融机构为识别、报告和管理涉嫌违法犯罪的交易而建立的一套制度和流程。
该制度要求金融机构主动识别可疑交易、进行内部报告，并履行向相关监管机构报告的义务。
可疑交易主要指那些涉及洗钱、恐怖融资、非法资金来源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交易。
2. 可疑交易管理制度的目的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的目的如下：•识别潜在的违法犯罪交易：金融机构通过建立有效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能够发现和识别潜在的违法犯罪交易，如洗钱、恐怖融资和非法资金来源等。
•防范金融风险：通过报告可疑交易，金融机构能够及时通知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协助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降低金融风险。
同时，通过这一制度，金融机构能够保护客户资金，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遵守监管要求：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是符合监管要求的必要举措，可以避免违反反洗钱法和其他相关金融规定，从而避免承担监管部门的处罚和罚款。
3. 可疑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金融机构报告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制度应满足以下要求：•定义明确的可疑交易指标：金融机构需要制定明确的可疑交易指标，如交易金额、交易频率、交易特征等，以便对潜在可疑交易进行筛查和识别。
•建立有效的内部报告机制：金融机构应建立内部报告机制，要求员工在发现或怀疑存在可疑交易时，及时向内部合规部门报告，并提供相关证据和数据支持。
•制定完善的报告流程和规定：金融机构需要制定详细的报告流程和规定，明确报告的时间要求、报告方式和报告内容等，确保报告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交给相关监管机构。
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监测机制。
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合理的客户资料库，并采用合理的手段和技术手段，对客户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测和分析。
一旦发现客户的交易行为存在异常情况，比如涉及大额资金的转移、频繁的资金进出、与客户正常交易行为不符的高频次交易等，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对该交易进行排查。
金融机构对于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界定，应当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根据我国《反洗钱法》和《反恐怖融资法》，金融机构可以参考的界定标准包括：单笔交易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如100万元以上）的交易属于大额交易；交易与客户的经济状况、交易性质等存在明显不符合的，或者存在明显的风险特征的交易可被视为可疑交易。
金融机构在报告过程中应当保持谨慎，并尽力确保所报告的信息准确、完整。
如果在报告过程中发现遗漏或错误的信息，应当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进行更正。
同时，金融机构应确保报送信息的保密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泄露。
监管部门在接收到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后，应当及时对报告内容进行核实和分析。
如果核实后确认该交易存在问题，监管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冻结资金账户、调查相关当事人等。
在处理过程中，监管部门应当与金融机构保持及时的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案件的进展。
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它有助于预防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行为，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同时，它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减少了潜在的法律风险。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金融机构对于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界定标准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给实际操作带来一定的困扰。
其次，报告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可能需要增加相应的人员和设备投入。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报告标准和流程可能存在差异，给监管部门的分析和整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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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201X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修改后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办法》对大额和可疑交易的多项具体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这无疑是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上又一项重要规章，作为反洗钱制度核心内容之一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变化必将带来中国反洗钱工作的重要变革。
研究这些变化，对于完善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201X年颁布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下称修改前的《办法》）和《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2007年颁布）而言，既有小改也有大动。
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而言可谓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背后体现的是可疑交易报告监管制度由规则性监管向原则性监管的转变。
从规则性监管向原则性监管的转变
在国际范围内，规则与原则作为法律构成的两种典型的对应规范，经由英美法学家哈特和沃德金的理论发展，已普遍被视为法的构成要素。
基于原则与规则在法律文本中的主次以及金融监管中的不同应用，从监管渊源的区别上，国际上将金融监管模式分为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
虽然原则与规则在监管体系中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监管模式的争论却肇始于英国采取的原则性监管措施之后。
201X年以后，英国开始在银行领域推行原则监管。
自从英国将原则监管写进法律之后，原则监管的体系地位一再得到提高。
除英国以外，加拿大和新
西兰也被认为是原则监管的典型代表，这种监管模式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此后，就连一向崇尚规则监管理念的美国，也在朝向原则监管模式转化。
此次《办法》的有关新规定也反映了监管理念在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监管方式上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监管理念上更加注重监管的目标性。
修改前的《办法》在第11条、第12条、第13条分行业一共设置了48个具体的可疑交易标准。
同时在第14条设置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除上述三条规定的情形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现异常情形，经分析认为涉嫌洗钱的，也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与其通过设置具体条款针对具体可疑行为不同，《办法》则更关注预设监管目标的实现，未再具体规定可疑交易标准，而是运用一般性、抽象性的原则指导监管对象。
立法技术上更加注重原则的体系性。
相比于规则性监管而言，原则性监管中监管原则的体系性更强。
《办法》中可疑交易制度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对过往十年间监管经验的积累和制度的整合，将原本分散性的一些监管制度整合、提炼，以体系性的规定体现在一个法律文本当中。
如将可疑交易报告与恐怖融资交易报告的报告要求进行融合，统一在一个法律文本当中。
将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目标、金融机构履行可疑交易报告的原则、制定可疑交易监测标准的参考因素、可疑交易监测标准的评估要求等具有开放性的法律规定以体系性的方式展现在同一法律文本当中，使分散的监管原则具有逻辑性、关联性的体系性特征。
监管活动中更加注重被监管机构的高度自主性。
原则监管不但体现在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上，而且体现在被监管机构的高度自主性上，这被认为是原则监管的
根本特征。
《办法》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对于如何落实监管目标，《办法》赋予金融机构极大的自主权。
在监测标准的制定上，《办法》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本机构的交易监测标准，并对其有效性负责”，即交易监测标准的制定权完全赋予金融机构，由其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结合监管要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监测标准，等等。
监管模式转变带来的制度优势
可疑交易报告监管模式转变带来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的目的性增强。
原则监管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方式，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不是针对具体行为设定规则，而是根据目的设定原则，因而被认为能最大限度地杜绝监管套利，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和立法宗旨。
本次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修订充分体现了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方式，改变了针对具体行为设定可疑交易标准的立法模式，根据监管目的设定可疑交易报告原则，因而能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机构被动地履行报告义务，进行防卫性报送，真正体现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立法宗旨。
二是工作的灵活性增强。
社会在不断发展，可疑交易的类型和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
固定的可疑交易标准无法克服成文法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和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办法》的实施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克服了监管标准的滞后性，使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能根据市场和机构的宏微观风险状况适时调整监管和履职要求。
三是工作的高效性增强。
本次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修订为反洗钱义务主体发挥其主动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各金融机构出于监管的合目的
性要求，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模式，这将有利于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降低各金融机构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成本。
监管模式转变后相关建议
尽管监管模式的转变会带来制度上的优势，但并不代表相关跟进工作可以有所放松，相反，监管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沟通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强化勤勉尽责要求，并引入市场评价机制，如通过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的介入，建立反洗钱评估工作的外部评价机制，加强反洗钱工作的外部约束，拓展反洗钱监管信息的来源渠道，缓解监管资源紧张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可疑交易报告软法律规则体系。
原则监管离不开规则体系的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策略和模式在金融监管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可疑交易客观标准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可疑交易规则的消失，相反，未来的工作应当是在可疑交易监管原则的指引下进一步完善、丰富可疑交易报告标准。
只是这种标准的性质已从过去“硬法律”约束转向以反洗钱指引、风险提示、洗钱类型分析报告等为主体的“软法律”约束。